西夏钱币研究：揭开梵字钱的秘密

四、关于“梵字钱”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梵字钱”的问题。戴维利亚《凉州西夏碑考》《西夏或唐古特的西夏文字》两文都提到了“梵字钱”，并附有两枚钱图。其中第二图为“大安宝钱”，是在《吉金所见录》中见到的。但第一图却没有交代清楚出处，只是说“在一部题为《外国钱文》的中国古钱学著作中拓印了一枚被定为‘梵字钱’的钱币”。《外国钱文》，中国并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一表述一时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其实，所谓“梵字钱”，如前述最早见于南宋洪遵《泉志》：“余按此钱径八分，重三铢六参，铜色纯赤，文不可辨”，并附有钱图（图2-51）。实际上是一种文字奇特的小平钱。在清代的钱谱中也有著录，如乾隆《钦定钱录》。但是，洪遵《泉志》将“梵字钱”放在“外国品”中；晚清的钱谱中，也有称其为“外国品”的。引文中所述的《外国钱文》，实际上是“外国品”不正确的表述，这是需要说明的。

《泉志》是现存我国最古老的钱谱。关于《泉志》所载“梵字钱”，笔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做过研究，见本书《西夏钱币中西夏文钱币的发现与认识——兼论洪遵〈泉志〉的钱图问题》一文。“梵字”，本为印度古文字，又称梵文、梵书。然而，洪遵《泉志》所谓“梵字”，其含义并不是印度古文字，更没有西夏文的意思。他所谓的“梵字钱”，如前述是指既不能识其字，又不能辨其“国”的少数民族钱币的泛称。这种认识，从宋至清，并没有什么改变，人们仍然不识其字，乾隆《钦定钱录》等著作，仍沿袭《泉志》之说，认为“梵字钱”“文不可辨”。清著名学者、收藏家吴任臣，对“梵字钱”四字钱文表现出兴趣，并收入其所著《康熙字汇补》中，说其字“音义未详”。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就《泉志》“梵字钱”钱图而言，是不认识西夏字的人用汉字的笔形附会而成的，是西夏文“大安宝钱”不正确的写法。《论集》在戴维利亚《凉州西夏碑考》文后注释[4]译者按称，“梵字钱”“显然并非西夏钱”。这一注释，有欠准确，顺便提出，供诸参考。

【注释】

[1]传本《泉志》“梵字钱”，实为“大安宝钱”。其钱图文字，是不识西夏文字的人，根据汉字的笔画加以组合附会而成的，写法是不正确的。正确的写法是“”。

[2]（清）梁诗正：《钦定钱录》，认为“梵字钱”又与“尼婆罗钱同”，甚无道理。尼婆罗，即今尼泊尔，“尼婆罗钱”是一种人和牛马动物形象的无孔圆钱，与传本“梵字钱”毫无共同之处。

[3]西夏文字的创制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辽史·西夏传》，认为是李德明时创制；一是《宋史·夏国传》、（宋）曾巩《隆平集》等，认为是元昊时创制。现在学界普遍认为系元昊时创制。

[4]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是文称：这是“目前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可能是最晚的西夏文字。它把西夏文字的沿用，至少推迟了一百五十多年”。

[5]西方人研究西夏文字，是从北京的居庸关六体刻经开始的。1870年，英人韦利亚把其中的西夏字考定为“女真小字”。1898年，法人德维利亚，根据对“西夏碑”的研究，才明白考定其为“西夏文字”。比张澍考定出西夏文字，晚了近一百年。

[6]张澍（1782～1847），字伯瀹，号介侯，甘肃武威人。嘉庆进士，历任玉屏、泸溪知县。博览群书，留心关陇文献，辑遗籍数十种为《二酋堂集》。著有《姓氏五书》《五凉旧闻》等，是西北著名的乾嘉学派学者。

[7]刘青园，字子敬，号青园，名师陆，山西洪洞县人，清代金石学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进士，历任庶吉士，清远知县，霸昌道台等职。民国6年（1917年）《洪洞县志》载：刘“居官清廉，力绝苞苴，生平博雅好古，俸余尽购书帖鼎彜泉刀之属，虽称贷不惜”。

[8]蔡云：《癖谈》，道光七年（1827年）刊本。转引自《古钱大辞典》下编，中华书局，1982年，第1932页。

[9]赵权之：《介绍新发现一种西夏文钱》，《泉币》1940年第3期。

[10]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1988年印刷，第533页。

[11]（元）脱脱等：《宋史·高宗纪》卷三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603页；（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六，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6页。

[12]（元）脱脱等：《宋史·洪遵传》卷三七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11566页。

[13]载《泉币》第3期，1940年。

[14]唐石父：《四朝钱币研究管见》，《内蒙古金融·钱币增刊》1985年6月。

[15]（元）脱脱等：《辽史·西夏传》卷一一五，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1523页。

[16]牛达生：《西夏钱币辨证》，《中国钱币》1984年第4期。

[17]中国钱币学会编：《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

[18]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东山学社印本，1914年，1931年再版，1937年上海再版。其他三种西夏文钱是“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和“天庆宝钱”。

[19]陈炳应：《西夏文“福圣宝钱”辨证》，《甘肃金融·1989年·增三》。

[20]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史纲要》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8页。

[21]（元）脱脱等：《金史·食货志·钱币》卷四八，中华书局，1975年，第1069页。

[22]近30年来，在宁夏、甘肃、内蒙古和陕北发现的西夏窖藏钱币，其中最多的是北宋钱，占到80%～90%，唐开元钱也不少，而西夏钱仅占2%～3%。(www.xing528.com)

[23]李范文：《夏汉字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初版，2008年再版。

[24]西夏语法，动词在宾语之后，此处的福圣，夏文为圣福；禀德，夏文为德禀。

[25]罗福颐：《西夏官印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该书汇集“元德”“正德”和“大德”诸年官印有20方之多。附图2-24译文为“正德四年”。

[26]（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6页。

[27]野利氏为党项八部之一，是西夏大族。夏国王李继迁娶妻野利氏，生子德明；景宗元昊娶妻野利氏，西夏建国后封为皇后。野利旺荣、野利遇乞皆为西夏大将，分掌左右厢兵，多有战功。野利仁荣创制西夏国书，建番学，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儒家经典为番语，以番字教授学生。仁宗天盛十六年（1164年），为表彰其创制西夏文字之功，追赠为“广惠王”。

[28]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闽宁村西夏墓地》，科学出版社，2004年。重要残碑见图版相关页面。

[29]牛达生：《西夏钱币和官印研究浅述》，中国国家博物馆、宁夏文化厅编：《大夏寻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30]谷潜：《扶余一处窖藏出土古钱》，《博物馆研究》1984年第3期。吴宗信：《三道营子窖藏古钱清理简报》，《中国钱币》1986年第2期。唐立君：《辽上京出土辽代窖藏古铜钱》，《内蒙古金融·钱币增刊》1987年。杜军、杨永和：《朝阳地区发现一枚西夏文“大安宝钱”》，《中国钱币》1989年第3期。以上皆属宋、辽、金钱币窖藏，其藏品中皆有西夏文“大安宝钱”。

[31]吴忠信：《“大安通宝”浅析》，《中国钱币》1985年第4期。

[32]见本书第八章第三节《从宁夏盐池县萌城乡西夏窖藏钱币谈高丽“三韩通宝”》。

[3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东夷传》卷一一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2818页。

[34]吴伟成：《宁波拣选出两枚西夏钱》，《中国钱币》1993年第4期（为隶书“元德通宝”、西夏文“大安宝钱”各一枚）。湖北省博物馆：《黄石市发现的宋代窖藏铜钱》，《考古》1973年第4期（有“天盛元宝”一枚）。刘朴生：《湘西出土辽金夏钱》，《中国钱币》1986年第2期（为宋代窖藏，有“天盛元宝”一枚）。

[35]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宋辽金时期》，中国地图学出版社，1974年。

[36]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第983页；又见于（宋）洪遵撰、丁福保删节《泉志菁华录》，上海医药书局影印本，1936年，第72页。

[37]罗雪樵：《我所知宁夏境内出土发现的西夏文物》，徐梦麟主编：《宁夏文史选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6、307页。

[38]见吴忠市《吴忠日报》2005年11月4日。

[39]见银川市《新消息报》2005年11月27日。

[40]杨森：《对西夏文折二“正德宝钱”的再认识》，《宁夏钱币通讯》2012年第2期。

[41]马文宽：《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163～164页。

[42]见《中国钱币》1994年第3、4期，1995年第1期。

[43]杨著对西夏假钱的分类，似有商榷之处，按说，根据真钱翻铸所得假钱，其文字是不应该有错误的，但文中翻铸法所得4枚假钱中，有的钱还有错字。

[44]（清）张澍：《养素堂文集》卷一九《书天祐民安碑后》，《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道光十五年枣华书屋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45]（清）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一三“宋伪品·西夏梵字钱”，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刻本。

[46]（清）李佐贤：影印本《古泉汇》利集卷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47]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第一章，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