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钱币研究揭示梵字钱非西夏字

三、原本“梵字钱”文字可能不是西夏字

关于传本钱图，是明代人加绘上去的，从传本《泉志》“梵字钱”，到《吉金所见录》“西夏梵字钱”的演化关系上，也可看到其中的蛛丝马迹。

如前所述，传本《泉志》卷十一“梵字钱”，并载“大安宝钱”钱图。这枚钱，直到清嘉庆《吉金所见录》袭转时，才明确冠以“西夏”二字。这才联系《泉志》“梵字钱”，认为它是西夏钱币。

《泉志》原本“梵字钱”，是不是西夏文字是值得探讨的。考虑到洪遵的学识和地位，他应该是能辨识西夏文字的。

第一，西夏文字的流布范围很广，不仅国内广泛使用，对外使用也很多。1044年宋夏议和后，西夏向宋称臣，而宋“岁赐”银七万两，绢十五万五千匹，茶三万斤。两国政治、经济关系都很密切。西夏政府规定，向宋上书，中书汉字，傍列夏字；对吐蕃、回鹘和西域各国往来的文书，一律以西夏字书写，而注以对方国的文字。鉴于宋夏之间频繁的外交往来，在宋朝政府中，不仅有许多人见过西夏文字，而且必定有人能译释和使用西夏文字。(www.xing528.com)

第二，宋室南迁时，正当西夏仁宗天盛年间，是西夏封建经济、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南宋、西夏、金三足鼎立形成的时期。宋夏双方虽有强金阻隔，但为了共同的利益，仍不时有所接触。在洪遵撰成《泉志》前后，西夏就有信使到过南宋。《宋史·夏国传》卷四八六载：宋室南迁后，宋夏在建炎、绍兴、乾道、淳熙年间，断续有所往来。绍兴“二十九年，归宋官李宗闰上书言：‘夏国副使屈移，尝两使南朝，以为衣冠礼乐非他国比。’”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冬十月，宋四川宣抚使吴璘，传檄契丹、西夏、高丽等“出师共讨金人”，然而，西夏“闻金兵势盛，兵不敢出”^[11] 。

第三，洪遵是宋朝名臣洪皓之子，与其兄洪适，弟洪迈皆以文章见称，世称“三洪”。洪遵生于南宋初年，二十三岁中词科，赐进士后，先后侍于高宗、孝宗两朝。历任起居郎、中书舍人、吏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同知枢密院事、江东安抚使，累至资政殿学士。当他二十九岁任起居郎时，就和高宗讨论过“铸钱利害”问题^[12]。洪遵的地位决定了他不能对西夏一无所知。其父洪皓《松漠纪闻》下卷，记西夏人体貌特征、穿着服饰、宗教祭祀、婚姻礼俗等甚详。其弟洪迈的《容斋三笔》卷十一，详记张元、吴昊投奔元昊事迹。在这样的背景下，洪遵即便不认识西夏文字，起码可以辨识西夏文字，就如同我们不认识日文、韩文，但一见就知道是日文、韩文一样。

根据上述历史事实，《泉志》原本“梵字钱”，如果是指西夏文钱，洪遵当会直书“西夏国钱”，就如同“吐蕃国钱”、契丹国“天赞钱”一样。洪遵所以泛书“梵字钱”，当是另外一种洪遵不认识的少数民族文字的钱，钱图当然也是另外一种了。到明代时，徐象梅等在整理、刊刻《泉志》时，包括“梵字钱”在内的原本钱图已不可得，而西夏文字已是近乎绝灭的文字，徐氏等当然不会认识。但“西夏梵字钱”在笔画上与屋驮钱、吐蕃钱确有近似之处，于是便被附会在“梵字钱”上了。

综上所述，探讨“西夏梵字钱”的认识过程，再联系《泉志》的钱图问题，笔者认为《泉志》洪遵原本是有钱图的，传本《泉志》钱图是明代徐象梅加上去的。鲍康《洪氏泉志抄本书后》认为：“图出徐氏参补，多以意为之”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必须说明，这里绝无贬低《泉志》的意思。仍如鲍康所说：“惟宋以前泉谱，世皆无传，传者以此本为最古，苦心搜抉，卓有可存，俾后世之考古者，得所依据。”洪遵、徐象梅在钱币学上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本文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见《古钱大辞典·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