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梵字钱的研究成果

一 、从“梵字钱”到“西夏梵字钱”

现在已知的西夏钱币中西夏文钱共有5种，它们是：毅宗的“福圣宝钱”、惠宗的“大安宝钱”、崇宗的“贞观宝钱”、仁宗的“乾祐宝钱”和桓宗的“天庆宝钱”。这些钱币已被出土资料所证实，并为钱币学界所公认。这些钱币的发现与认识，曾经经历过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们最终被认识，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夏学的发展，与西夏文字的重新被辨识和释读联系在一起的。

与西夏钱币有关的最早的钱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钱谱——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洪遵撰写的《泉志》。是书卷十一“外国品”：

右梵字钱，余按此钱径八分，重三铢六参，铜色纯赤，文不可辨，大抵类屋驮、吐蕃钱。

传本《泉志》并载“梵字钱”钱图（图2-1）^[1]。这是《泉志》中唯一与西夏有关的钱币。

图2-1 《泉志》梵字钱

“梵”字是什么意思？是洪遵对尚未辨识的少数民族文字的泛称。这点，在《泉志》中就可找到例证：卷十一在谈到“屋驮国钱”时，洪遵引“敦素曰：字若梵书，不可复识”。洪遵将这种不认识的少数民族文字，又称“胡字”。同卷在谈到“吐蕃国钱”时，洪遵仍引敦素曰：“以铜为之，皆胡字，不可识”，引张台曰：“大抵西北诸国通曰胡”。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洪遵所说的这个“梵字钱”，只说它是“类屋驮、吐蕃钱”，并未说与西夏有关。不仅如此，历经元、明两代，直到清乾隆时，梁诗正等奉敕编撰的《钦定钱录》（乾隆庚午，1750年），在袭转《泉志》这一内容时，仍称“梵字钱”，又说它与“尼婆罗钱同”^[2]，仍未与西夏挂钩。这种状况的形成，不能不与西夏文字在社会生活中的消失有关。

西夏文字是西夏的法定文字，自从西夏开国皇帝元昊时创制后^[3]，曾经在西夏境内广为使用，史籍中称为“番书”“番字”。1227年西夏被蒙古灭亡后，党项族失去了昔日统治民族的地位，西夏文字的社会职能也日益收缩。元代时，在党项族聚居的地区仍然部分地使用西夏文字，称“河西字”。元成宗大德年间，先后在河北宣化和杭州印制过西夏文的佛经。元末，北京居庸关过街塔的六体刻经和敦煌莫高窟速来蛮西宁王六体记功碑，其中一体就是西夏文字（其他五体是汉、梵、藏、八思巴、回鹘文）。1962年，在河北保定出土了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西夏文经幢^[4]，说明明代中叶，仍有少数党项人在宗教生活中使用自己民族的古老文字。然而，它已是回光返照了。民族的融合，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西夏灭亡后，经过元、明两代，党项族逐渐融合到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中，西夏文字也逐渐在社会生活中销声匿迹，至迟到明代中期，已是一种完全无人认识的死文字了。(www.xing528.com)

对西夏文字的重新认识，是从19世纪开始的。在19世纪末，当外国的一些学者还在猜谜式地试图辨识西夏文字时^[5]，我国乾嘉派学者张澍先生^[6]，早在19世纪初，就辨识西夏文字了。清嘉庆九年（1804年），张先生在其故乡甘肃武威发现了番汉字合璧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并著文《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介绍是碑发现经过，确认碑阳文字就是“夏国字”。张澍对“西夏碑”的发现，是金石学上一大发现。张澍第一个认识了西夏文字，对西夏文字的研究，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西夏“梵字钱”的认识，是与“西夏碑”的发现联系在一起的。

嘉庆十年（1805年），凉州出土了包括西夏钱币在内的“古钱数瓮”。金石学家刘青园^[7]，目睹并记述了这次发现，尤为重要的是对照“西夏碑”中的“夏国字”，考证出所谓“梵字钱”中的“梵字”就是西夏字，“梵字钱”就是西夏文钱。嘉庆十四年（1809年），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十三《宋伪品·西夏》记述了这次发现：

刘青园曰：凉州土人掘得古钱数瓮，其中开元最多，北宋辽钱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余共拣得千余枚。又尝于凉州大云寺访得古碑，阳面正作此等字。碑阴真书，扪读之，则天祐民安五年所立，乃知此钱为西夏梵书。景巖作《泉志》时即不识之。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也。

凉州古钱的出土，是西夏钱币的重大发现。《吉金所见录》详细记述了这次发现，对研究西夏钱币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西夏钱币在钱谱著录中第一次具有相当的规模，为以后研究西夏钱币奠定了基础。晚出钱谱对西夏钱币的著录，大体也以此为本，或作取舍。

根据刘青园的考证，《吉金所见录》在袭转《泉志》所谓“梵字钱”时，第一次明确冠以“西夏”二字，称为“西夏梵字钱”（图2-2）。刘青园确认传本《泉志》“梵字钱”为西夏字，对认识西夏文钱具有重要的意义，确是一桩“快事”。

图2-2　西夏梵字钱

然而，钱图文字具体是西夏什么字，当时人并不认识。嘉庆年间，《泉志补正》的作者瞿中溶（苌生），曾问盛名卓著的钱大昕（竹汀）“泉志梵字究作何读？”钱竟胡诌“是女真字”^[8]。道光十三年（1833年），孟麟所撰《泉布统志》，亦将西夏文“乾祐宝钱”误认为“女真钱”。咸丰年间，李佐贤《古泉汇》著录“西夏梵书钱”三品，也说“皆不可识”。直到20世纪初，随着西夏学的发展和对西夏文字的释读，西夏学者罗福苌，才将“大安”，还有“福圣”“乾祐”“天庆”等四种西夏文钱加以汉译，在其所著《西夏国书略说》中发表，并明确地说：“此为以前古泉学家所未知，此悉抚印于册，以告世之治古钱学者。”自此，这件从南宋绍兴年间开始，历经七百年之久的公案，才算有了结果。1937年，古泉学家赵权之先生又得西夏文“贞观宝钱”，并著文考证 ^[9]，从而使西夏文钱的品种更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