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钱币：广泛使用与研究

三、钱币在西夏的广泛使用

在西夏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西夏的货币经济也得到相应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商业贸易中使用白银、使用铜铁钱，还表现在西夏政府中设有铸钱机构。《天盛律令》中有关西夏钱币的内容非常丰富，西夏钱币的使用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西夏人与钱币结下不解之缘。这里以《天盛律令》为主，结合汉文资料，陈述如下：

（一）交易用钱

《文海》释“钱”：“此者钱也，卖种种买价值用是也。”释“价”：“此者价也，卖价之谓。”释“值”：“此者价也，买卖之所交付也。”^[99]宋庆历年间，因元昊称帝，宋夏战争，导致“互市久不通，饮无茶，衣帛贵……一绢之值为钱二千五百”^[100]。至于西夏使节至宋，“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所获，率不下二十万缗”^[101]。宋臣孙甫论拒买西夏青盐时说：“西盐数万石，其直不下钱十万余缗。”^[102]

（二）征税要钱

在五代，夏州李氏就设官征收。西夏建国前后，在宋夏边界“榷场”，在宋方征收汉商税的同时，西夏也征收“蕃客”之税。西夏占领河西走廊后，如《松漠纪闻》所载，回鹘商贾载物“过夏地，夏人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天盛律令》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征税机关：盐池有税院，渡口有税监，还有各地的卖曲税院。征收税种，有买卖税、小店开业税、牲畜乘航税、芦苇及草席税等。此外，还有免税规定，如在“地界以外（买卖）不纳税”“媒人弃妻价不纳税”等。

《天盛律令》卷一八“缴买卖税门”，是专章征收赋税的律令，可惜原件残损过甚，具体内容不详。但从中可以看出，其征收范围，已不仅限于商业贸易，而是涉及生产领域、交通领域、小商小贩、社会生活等方面。所征之税，有的抽纳实物，如上述回鹘商贾过境所交就是实物。《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一二载，丰州蕃部过夏界，“每匹纳买路绢一疋，大茶十斤”。但境内征税以钱币为主，如《天盛律令》卷一七“库局分转派门”规定：“中兴府租院租钱及卖曲税钱等，每日之所得，每晚一番^[103]；五州地租院，一个月一番。”也就是说收了税钱要清点。卷一八“盐池开闭门”规定，“诸人卖盐，池中乌池之盐者，一斗一百五十钱，其余各池，一斗一百钱。当计税实抽纳，不许随意偷税”。

（三）借债、典当以钱计算

《天盛律令》卷三“当铺门”“催索债利门”，对有关行为做了规定：如若有人到当铺“放物典当取钱时，十缗以下，识（与）未识，一律当典给，是盗物亦不予治罪。……送十缗以上物者，识则令典给，未识当另寻识人，令其典当”。负债不还，要受处罚，“十缗以下，有官罚五缗钱，庶人十丈；十缗以上，有官罚马一匹，庶人十三丈”；对利息做了限制，放公私钱者，“一缗收利五钱以下……不准比其增加”。

（四）物品以钱计值

《天盛律令》卷一八“杂曲门”规定：“诸处踏去曲者，大麦、麦二斗，当以十五斤计；一斤，当计三百钱卖之。”“盐池开闭门”规定：“诸人卖盐，池中乌池之盐者，一斗一百五十钱；其余各池，一斗一百钱。”卷一五“地水杂罪门”规定：唐徕、汉延诸渠上的官树和私树等“为他人所伐时，计价以偷盗法判断”。

（五）劳动力以钱计工

《天盛律令》卷三“盗赔偿返还门”，卷七“为投诚者安置门”，都规定盗窃他人财物而无力偿还时，应以出工偿还盗价。其折价办法是根据劳动力大小、强弱的不同计值：大男人“一日出价七十钱”，小男及大妇“一日五十钱”，小妇“一日三十钱”。

（六）官吏俸禄给钱

《天盛律令》卷一七“物离库门”规定：租院、踏卖曲院等有关人员“禄食价钱”是：“提举头监一律三百，出纳二百，掌钥匙一百，司吏、指挥、栏头等七十。”这至少说明西夏部分官吏的俸禄是以钱支付的。黑城出土的西夏献宗乾定二年（1224年）黑水守将仁勇《告近禀帖》称，“远边之人，贫而无靠，唯持食禄各一缗”^[104]，就颇引人注意，为以钱支付俸禄，提供了新的资料。

（七）奖励用钱

《天盛律令》卷五“季校门·得举告功法”规定，若军卒发现所在部空缺战马甲胄等物“而未补赏”，可举报获赏：被告首领应革职，举告人“善战有战功，有知识”，“则举告人应为首领”。还有：凡“所告军首领应获月徒刑，当赏告者十缗；应徒一年时，当赏二十缗；应徒二年时，当赏三十缗；应徒三年时，当赏五十缗；应革职、军时，当赏七十缗。其赏金应按高低，由获罪行监、大小溜首领、舍监、末驱等出给”。《天盛律令》中有多处对举报者奖赏的规定，所奖之物主要是钱，有的数量很大，如被检举人判了绞杀的，举报者可获得多达二百缗的奖赏。

（八）礼金用钱

《天盛律令》卷六“军人使亲礼门”规定：“殿上坐节主、宰相等三十缗，诸节亲主、次、中等臣僚等二十缗，此外，任职有官者十缗，庶人五缗。……上位者为下位者馈送，及下位者为上位者馈送，一律按下位法实行，不许超过。”

（九）钱币的使用，还渗透到政治生活中

1.以钱多少作为量刑的依据。如前述《天盛律令》卷七“敕禁门”，将钱卖到敌界的人，私自铸钱或毁钱为物的匠人，皆以钱数之多少量刑。卷三“杂盗门”规定，持武器而盗者：“物已入手，则四缗以下，造意^[105]徒五年，从犯徒四年；四缗以上至八缗，造意徒六年，从犯徒五年……二十缗以上，一律造意绞杀，从犯徒十二年。”

2.罚钱为惩处罪犯的方式之一。如卷七“敕禁门”规定，官民屋舍违律装饰大朱、大青、大绿，“当罚五缗钱”。

3.以钱代刑。如卷二“罪情与官品当门”规定，有官品的人犯庶民所犯某种当处杖刑之罪者，“七八杖交二缗钱，十杖交五缗钱，十三杖交七缗钱”。

4.以贪污、行贿钱数的多少定罪。如卷二：“贪状罪法门”，对贪赃枉法的执法人员，视受贿钱量之多少和罪情之轻重，做出处罚规定，分为13级，从最轻的贪贿“一百钱至一缗，造意十三杖，从犯十杖；一缗以上至三缗，造意徒三个月，从犯十三杖”，到最重的贪贿“四十缗以上，一律造意绞杀，从犯十二年”。

【注释】

[1]四川阿坝白龙江和松潘白水江，在甘肃文县汇合，自古称之为白水。这里为川、甘、青三省交界的山谷地带，是党项拓跋部发祥地。

[2]史金波、白滨、聂鸿音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再版，2000年。该书原名《西夏天盛律令》，1994年科学出版社初版。《西夏天盛律令》为西夏文印本，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出土，原件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修订的一部法典。全书20卷，150门，1461条，除第16卷缺失和部分卷稍残外，基本保存完好。这部20万字的法典，是西夏的根本大法，也是现存最早的少数民族政权法典，对研究西夏法制和我国法制史具有重要意义。

[3]《甘宁青史略》，民国时甘肃镇原人慕寿祺编著，共40卷。该书以编年体式，上起上古，下迄民国18年（1929年），将甘、宁、青三省区4000年之战争和90余县之史实汇为一书。分正编和前编两部分，含舆地、民族、文化、歌谣等专辑，为近代记述甘宁青史实的最重要著作。1988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4]王晓洁：《安康发现的西夏钱币》，《西安金融》2006年第1期。

[5]见本书第九章第一节《贺兰山发现西夏窖藏钱币》。

[6]西夏窖藏钱币，不可理解为都是西夏钱币。后文要论及窖藏钱币是西夏流通货币，以宋钱为主，而西夏自己铸造的钱币很少。

[7]（元）脱脱等：《宋史·夏国传》卷四八五，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5页。

[8]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22页；宁夏博物馆：《宁夏石嘴山市西夏城址试掘》，《考古》1981年第1期。

[9]谱录中还有些诸如天授通宝、大德通宝、正德元宝、乾定元宝、应天元宝等待考品、伪品钱，此处不论。

[10]唐石父：《四朝钱币研究管见》，《内蒙古金融》，1985年《钱币增刊》；牛达生：《我对西夏文折二“大安宝钱”的再认识》一文，肯定了唐老的看法。

[11]李吟屏：《新疆墨玉县窖藏铜钱》，《中国钱币》1998年第4期。

[12]郑讴：《李学勤：以“二重证据法”推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发展——访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73期，2012年10月31日。

[13]陈炳应：《西夏钱币述论》，《甘肃金融·钱币专辑》1987年增二。

[14]这些谱录如张端木（1711～1774）《钱录》、陈莱孝《历代钟官图经》、益斋主人《货泉备考》等。他们的撰者，皆清乾嘉时学者、藏家，皆有官资，与翁氏是同时代人。上述诸书皆无刊本，以原传抄本传世（无图）。1993年，被编入《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三辑影印出版，学人得以见其真容。

[15]西夏碑，即“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清嘉庆九年（1804年），乾嘉学派学者张澍发现，汉夏文合璧，有重要研究价值，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6]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西夏钱币中西夏文钱的发现与认识——兼论洪遵〈泉志〉的钱图问题》。

[17]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该幢立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是现知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晚的西夏文字。

[18]张澍：《养索堂文集·书天祐民安碑后》卷一九，《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十五年枣华书屋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9]赵权之：《介绍新发现一种西夏文钱》，《泉币》1940年第3期。

[20]盛大士《泉史》（道光十四年刻本），鲍康《观古阁丛刻》（同治十二年刻本）。收入马飞海、王贵忱主编《中国钱币文献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1993年。

[21]《泉币》（双月刊），于1940年由中国泉币学社创办。泉社由一些钱币学家组成，丁福保、罗伯昭任正副社长，郑家相任总编辑。从1940年到1945年共出版32期。该刊辟有考据、撰述、鉴别、杂著等门类，重视揭示新资料，文章短小活泼，但科学发掘资料和专论较少。

[22]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总论·谱录》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291页。

[23]卫月望：《邦泥定国（即西夏）前后两钱臆》，《宁夏金融》1991年第2期。

[24]（英）茹迪斯著，董长青译：《一枚西夏大铁钱》，《内蒙古金融·钱币两会专刊》，1986年。原载《东方钱币学会通讯》第100期（1986年）。

[25]马定祥批注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4页。

[26]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四章“五代十国的钱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12～313页。

[27]所谓“四品中无是”，是指四种西夏文钱中，没有西夏文“天授”钱。《钱志新编》中著录的“天授通宝”钱是汉文钱，并非西夏文钱。《言钱别录》此说有误。

[28]王贵忱：《中国历代钱币书籍》（讲义），文化部文物局郑州培训中心，1985年，第34页。

[29]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七“敕禁门”，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87页。

[30]《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十“司序行文门”，多处提及东、南、西、北四院，在十二种监军司内，也有这四院，还有“南院行宫三司”。据研究，四院是以京畿地区为中心，分布于四个方向。杨蕤教授认为东院即西夏左厢监军司，当在今陕西榆林附近；南院在今宁夏海原天都山地区，因海原发现了“西夏行宫遗址”（见杨著《西夏地理研究》第二章，人民出版社，2008年）。

[3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七，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10937页。

[32]吴峰云、任永训：《宁夏盐池发现西夏官印和西夏钱币》，《宁夏文物》1986年试刊号。

[33]后文多次提到“西夏故地”，其含义与此相同，包括今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陕北等地。

[34]陈炳应：《西夏文“福圣宝钱”辨证》，《甘肃金融》1989年增三。此后，陈先生所发多篇文章重申这一观点。

[35]赵权之：《介绍新发现一种西夏文钱》，《泉币》第3期，1940年。

[36]文见《中国钱币》1985年4期。

[37]郝朝元：《元德通宝与圣宋元宝母钱》，《陕西金融·钱币研究》1990年第3期。

[38]（清）张端木：《钱录》卷五“附西夏钱”。马飞海、王贵忱主编：《中国钱币文献丛书·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张端木（1711～1774）上海人，乾隆年间进士，所著《钱录》一书，无图，“为记述历代钱币形制之作，详于两宋以后钱币，为接续宋洪遵《泉志》者。……对后世续修钱币谱录颇有影响”（王贵忱《〈钱录〉后记》）。

[39]陈永忠：《西夏背“西”天盛元宝三说》，《宁夏钱币通讯》2009年第2期。

[40]（清）张端木：《钱录》卷五“附西夏钱”。马飞海、王贵忱主编：《中国钱币文献丛书·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41]见本书第五章《西夏货币经济研究》。(www.xing528.com)

[42]主要有《西夏的丝路贸易与钱币法》《西夏法典中的货币》《西夏货币制度概述》等篇。

[43]宋代的银铤（即银锭），有平首束腰、圆首束腰、弧首束腰等多种形式（钱屿编：《金银货币的鉴定》，上海远东出版社，1993年，第31～32页）。武威银锭，与宋代弧首束腰形制完全相同。

[44]杨玉彬：《阜阳出土一组宋代银铤》，《中国钱币》2005年第3期。同武威窖藏一样，该窖藏也出土了不少金银器。

[45]黎大祥：《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银锭》，《中国钱币》1991年第4期。

[46]党寿山：《武威出土的西夏金器及银锭》，载《武威文物考述》，2001年，第123页。

[47]王勇：《西夏货币研究琐议》，李范文主编：《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2页。

[48]陈炳应：《西夏的衡制与币制》注4，《中国钱币》1994年第1期。陈教授也与笔者谈过他的观点。

[49]白秦川：《武威出土银铤应为金代银铤》，《中国钱币》2005年第3期。

[50]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73、75页。

[51]下文所述两枚银锭数据、图片等资料，皆为白秦川先生提供，谨致谢意。

[52]史金波：《西夏社会》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0～171页。

[53]陈永忠：《银川发现西夏银铤》，《收藏界》2006年第8期。银川银锭真伪，学界尚有不同看法，录此备考。

[54]董居安：《宁夏石坝发现墨书西夏文银器》，《文物》1978年第12期；陈炳应：《西夏的衡制与币制》，《中国钱币》1994年第1期。笔者撰文时，发现董文称“每两单位值约38～39.1克强”，而陈文则为平均“每两40.7克”。同一资料为何有两个结果，孰对孰错？理当厘清。经银器两与克之间的换算，发现上述两文皆有欠准确处，略作补正。一、董文称“每两单位值约38～39.1克强”。文字描述让人费解，不知这一结果如何得出。我的理解是：“38克”应为第2件实测重量，是表示西夏每两的最低值；“39.1克强”则不知所据。总的意思是每两重量在“38～39.1克强”的范围内，但第3件为“40克”，又作何解呢。二、陈文平均“每两40.7克”，则是错误的。原因是该文将“二两八”误为“二两半”，以致造成该件每两平均值高达“44.8克”，而3件的平均值也水涨船高，成了平均“每两40.7克”。还有，《西夏社会·上》第160页，将“三两半重137.5克”，误为“137.9克”，导致每两平均误为“39.3克”。

[55]周志荣：《湘潭发现北宋标准权衡器——铜则》，《文物》1977年第7期；俞天舒：《浙江瑞安发现北宋熙宁铜权》，《文物》1975年第8期。

[56]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西夏主要流通北宋货币》。

[57]陈炳应：《西夏的衡制与币制》，《中国钱币》1994年第1期。

[58]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定新律令》卷七，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70页。

[59]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定新律令》卷二〇，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611页。

[60]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定新律令》卷二〇，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618页。

[61]“字”是西夏的衡制名称。西夏受宋影响，也实行厘毫进位制，两—钱—分—字—毫—丝—忽。见陈炳应《西夏的衡制与币制》一文。

[62]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定新律令》卷一七，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47～548页。

[63]陆思贤、郑隆：《内蒙古临河高油房出土的西夏金器》，《文物》1987年第11期。

[6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两宋货币》第五章，上海人民出社，1965年版1988年印刷，第421页。

[65]钱屿主编：《金银货币的鉴定·宋代金银钱》，上海远东出版社，1993年，第45～46页。

[66]于光建、徐玉萍：《武威西夏墓出土冥契研究》，《西夏研究》2010年第3期。

[67]“冥契”图片为于光建先生提供，谨致谢意。有关论著谈到“冥契”文字时，都以“银”下一字为不识之字。笔者仔细揣摩图片，认为当系“钱”字另一书体，即“”字。过去，中药处方某药几钱，都用这个字；史金波、杜建录《西夏社会文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汉文西夏文书，有多件涉及钱者，其钱字都写为“”，无一例外。“冥契”中的“钱”字，也是这样写的，只是左笔不太清晰。

[68]杜建录：《西夏经济史》第八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27页；陈炳应：《西夏钱币述论》，《陇右文博》2007年第1期。

[69]（元）脱脱等：《宋史·夏国传》卷四八五，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第13990页。

[70]（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二七《附录五》，武英殿聚珍本；（宋）曾巩：《隆平集·夏国·赵保吉传》卷二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七，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01页。

[7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六二，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该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

[72]陈炳应解释：金碗、银碗等50两、100两，不一定是一件，是多件的“重量相加而成”。见《贞观玉镜将研究》第71页。

[73]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7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五章，上海人民出社，1965年版1988年印刷，第419页。

[7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五章，上海人民出社，1965年版1988年印刷，第418～419页。

[76]（清）孟麟：《泉布统志》卷六，道光十三年刊本。该书著录之“大夏颁行宝钞”“大夏军营宝钞”两种纸币，经研究，皆属伪作。王贵忱先生认为，该书“收入一批伪造的古钞”，“尤为后人诟病”。见《中国历代货币书籍》，文化部文物局郑州培训中心印，1985年5月，第34页。

[77]西夏《天盛律令》有严谨的书写格式，在每条开头的顶格，都有一个“一”字。

[78]敌界：西夏文原义为“兽人”，故有人又译为“兽界”。此时，西夏与金的边界线最长，西夏虽臣服于金，但双方常有军事摩擦，故《天盛律令》中的“敌界”主要是指金人。《天盛律令》卷一〇“司序行文门”，多处提及东、南、西、北四院，在十二种监军司内，也有这四院，还有“南院行宫三司”。据杨蕤教授研究，四院是以京畿地区为中心，分布于四个方向。认为东院即西夏左厢监军司，当在今陕西榆林附近；南院在今宁夏海原天都山地区，因海原发现了“西夏行宫遗址”（见杨著《西夏地理研究》第二章，人民出版社，2008年）。

[79]南院：出土铁钱主要在内蒙古河套地区，而不是海原。笔者认为《天盛律令》可能将“北院”误印为“南院”。

[80]鍮，铜矿之一种，属自然铜。

[81]史金波、聂鸿音、白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本节所引材料，分别见卷五，第224页，卷七，第287页，卷九，第319页，卷一三，第453页，卷一七，第529、548～549页，卷二〇，第616页等。

[82]所谓“三司”，瞿蜕园《历代官制概述》称，是指“盐铁、度支、户部；五代时（将三司）合而为一，宋沿其制，其权位之重，与执政无殊”。《历代官制概述》编入（清）黄本骥《历代职官表》一书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页。

[83]“案”的称呼源于宋，在宋的机构中，设有盐铁7案，度支8案，户部5案，是三司下的具体办事部门。见（清）黄本骥《历代职官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页。

[84]（元）脱脱等：《宋史·党项传》卷四九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第14138页。

[85]（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86]（明）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七，中华书局，1957年，第348页。

[87]（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党项传》卷二二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6217页。

[88]（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党项传》卷一三八，中华书局，1975年，第1845页。

[89]（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第四册卷五〇，中华书局，1992年，第1099～1100页。

[90]（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第十一册卷一五〇，中华书局，1992年，第3641页。

[91]（宋）岳珂：《桯史》卷二。转引自《嘉靖宁夏新志·拓跋夏考证》卷六，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6页。

[92]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文物》；王静如：《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均见《考古》1974年第3期。

[93]（宋）李祖谦：《宋文鉴》卷五五：苏轼《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齐治平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

[94]（元）脱脱等：《宋史·食货志·市易》卷一八六，中华书局，1977年，第4548页。

[95]（元）脱脱等：《宋史·食货志·互市舶法》卷一八六，中华书局，1977年，第4563页。

[96]（宋）文彦博：《潞公文集》“御批绥州边事”，（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

[97]（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五，中华书局，1992年，第8753页。

[98]（元）脱脱等：《宋史·外国传·大食国》卷四九〇，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21页。

[99]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36、430、443页。

[100]（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八，庆历二年十二月。中华书局，1975年，第3330～3331页。

[101]（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五，元祐二年九月。中华书局，1975年，第9863页。

[102]（元）脱脱等：《宋史·孙甫传》卷二九五，中华书局，1977年，第9840页。

[103]番：计数词。意为每晚清点一次。

[104]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105]造意，略同主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