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建国期间，与宋、辽、金都发生过规模大小不等的战争。但战争是一时的，各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则是长期的。西夏发展农业，兴修水利，振兴手工业与畜牧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繁荣。张元、吴昊到西夏“都门之酒家，剧饮终日”[91]，从而引起元昊的重视，并为其所用的故事；《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关于“武威当四冲之地，车辙马迹，辐辏交会，日有千数”的记述；1972年武威出土的“辰日买卖吉”“午日求财顺”“戌日有倍利”等商人求财吉语的西夏文卜辞[92]；以及黑城出土的描绘肉商在市场上卖肉的《肉商图》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西夏城镇商业发展的情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西夏也产生了一些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如苏轼说：西夏使臣倒卖绢帛，一次得利“不下二十万缗”[93]；王安石说：“今蕃户富者，往往蓄缗钱二三十万”[94]。
在对外贸易方面，西夏重视对东方，特别是和宋的贸易，也不放松对西方，特别是西州回鹘和大食的贸易。西夏占领河西走廊，在丝路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西夏对东方的贸易，主要是互通有无，获得某些生活必需品。西夏输出的商品，以骆驼、马、牛、羊等牲畜、毛织品、毛皮产品为大宗；宋朝沿边人民所喜用的青盐，出口量也很大；还有蜜蜡、麝脐、羱羚角、翎毛、硇砂、甘草、柴胡、苁蓉、红花等土特产品和药材。从宋朝输入的主要是粮食、茶、绢、瓷器、漆器、香药、姜桂等[95]。西夏还从辽、金走私铜铁。而西夏的牲畜、毛皮制品、某些药材、土特产品，则为宋、金人民所需要。双方不同的产品结构和人民不同的需要，正是西夏与宋辽金开展贸易的基础。西夏与宋辽金等国的交界处，设有多处大小不等的“榷场”“和市”，双方政府设官管理和收税。宋朝规定“官中止量收汉人税钱，西界自收蕃客税例”[96]。双方大宗交易都在“榷场”进行。宋、夏边民还通过“私市”进行不规范的贸易，尽管官方禁止，但仍然是双方进行交易的一条重要渠道[97]。(www.xing528.com)
西夏对西方的贸易极为重视，这主要表现在对大食、西州回鹘商人的特殊照顾上。《天盛律令》卷七“敕禁门”规定，外国使者和商人“出卖敕禁物时”要依法惩处，其中“大食、西州国等使者、商人”，因他们是“客人”，给以较轻的处分；规定，大食、西州国等商人，载物的骑驮死亡，或因“所卖物甚多，驮不足”，或是需要“守护用的弓箭”，皆依法给以补充，“所需粮食当允许卖（给）”等。西夏人靠中继贸易获得好处，是维系丝路畅通的根本动力。《金史·胡麻愈传》载，宋人、金人皆“遣使夏国市玉”。洪皓《松漠纪闻》卷一载，回鹘“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驼。过夏地，夏人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宋史·回鹘传》载，宣和年间，回鹘人入贡宋朝，“往来皆经夏国”。这些点滴记载说明，西夏在丝路贸易中可能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西夏在占领河西走廊的过程中，曾有“抄略”商贾的现象[98]，一度对丝路的畅通有所影响，但大部分时间，丝绸之路应是畅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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