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唐初，吐蕃崛起，势力大振。散居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的党项族部落，迫于吐蕃压力，纷纷请求内附，向北迁徙。经唐朝政府允许，到唐高宗时，已“散居西北边”[84] 。在内迁的党项八部中，以拓跋部最为强大。其首领拓跋思恭曾据有宥州（今陕西靖边县境），自称刺史。唐僖宗时，因参与镇压黄巢变乱有功，被封为夏国公，赐姓李，统辖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逐渐成为唐末藩镇之一。五代以降，中原板荡，政权更迭，党项族从中渔利，割据势力进一步加强。正如史称，在其统治范围内，“供赋不入公朝，巡属唯其除授，盖夏虽未称国，而自王其土久矣”[85]。
及至宋代，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公开反对宋朝的“削藩政策”，于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抗宋自立。李继迁及其子孙李德明、李元昊三代，联结党项诸部，外假契丹为援，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在11世纪前后50多年的斗争中，不仅收复银夏“五州故地”，而且向西发展，逐渐占有兴、灵、甘、凉、瓜、沙诸州。其疆域已达到“东拒（黄）河、西至玉门、南接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控大漠”的广大地区[86]，并控制了战略要地河西走廊。与此同时，元昊废除唐宋所赐李、赵姓氏，改为党项“嵬名”姓氏；升兴州为兴庆府，大兴土木，扩建宫城；创制西夏文字，设立番、汉学院；建立官制，分文武两班，完善中枢机构；确立兵制，设立十二监军司，分驻南北要津；自立年号，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并于1038年正式称帝，建立夏国，开创了我国中世纪宋、辽、夏三国鼎立的新局面。(www.xing528.com)
党项族人民从7世纪初开始内迁，到11世纪初建立西夏，历经了4个世纪。在这期间，党项族人民在汉族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他们部分人入居城镇，从事农耕，甚或经营工商业。如果说，在唐代他们要取得武器，是以“善马购铠，善羊贸弓矢”[87]的话，那么到了五代，他们售马，已是为了“利其所得”[88]，换取货币了。居住在荒漠地区的党项人，仍然保持着部落的组织形式，继续着物物相易的交换形式，但也不是“不知稼穑”、不知货币为何物的人了。作为一个民族，已进入货币经济阶段了。
党项贵族从割据夏州到建立国家，基本上是按照中原封建王朝的模式改造和发展的。早在李继迁时，已是“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89] 。到元昊时，更是“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号位，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属，行中国法令”[90]，还应加一句：“通中国货币（西夏境内主要流通的是北宋钱）”。西夏的建立，标志着这一改造的完成和封建制度的确立。它使国无郡长，不相统一，相率为盗，常有械斗的党项部落，甚至回鹘、吐蕃部落，逐步统一在李氏王朝之下，是社会一个很大的进步。这种统一，为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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