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钱币研究：白银的发现与使用

一、关于白银的发现和使用

（一）西夏白银的考古发现

1.武威出土西夏银锭

1987年，甘肃武威署东巷建行家属大楼挖地基时，在距地表3米深处发现银锭等西夏文物窖藏。其中银锭22件（其中一件为半个），还有金钵、金杯、金钏、珠饰金链、孔雀蓝石珠、珍珠、铁器、瓷片以及少量宋钱等。这是第一次出土西夏银锭，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据报道，银锭为偏平、弧首、束腰形，背面布满蜂窝，其形制与宋金银锭“基本一致”^[43]，如8号银锭长15.5厘米，首宽9.7厘米，腰宽6厘米，厚2.3厘米，重1955克，与1972年阜阳剧场工地窖藏出土的宋代银铤，形制完全相同^[44]。经整理，5件没有铭文，17件錾刻铭文、符号（图1-29，12号银锭）和砸印戳记。錾刻文字有说明成色的，如“真花银壹锭”（图1-30，8号银锭）；有表示重量的，如“肆拾玖两捌钱”（图1-31，2号银锭）、“四十六两六钱四铢”（10号银锭）；有质量检验人员，如“行人任应和”（2号银锭）、“行人裴元”（4号银锭）；有称重量人员，如“宋琦称”（4号银锭）、“称子傅元、郭荣靳”（11号银锭）等；而砸印戳记，有官府审验官员押印，如“使正”（1、2号银锭）、“官正”（图1-32，3号银锭）；有经营作坊字号，如“赵铺记”“夏家记”等。这些錾刻铭文和砸印戳记，与宋金银锭大体一致。

图1-29　12号银锭錾刻符号

图1-30　8号银锭錾刻“真花银壹锭”

图1-31　2号银锭錾刻“行人任应和”

图1-32　3号银锭砸印“官正”

另外，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如2、5、11等号银锭，其上錾刻类似西夏文字的铭文，但刻画不清，很难辨认，有待进一步研究；二是12、13、14、15号4枚银锭，有如图1-29的錾刻符号。据研究，这些文字和符号，为宋金银锭所无，是西夏银锭所独具的特色^[45]。还有人结合西夏历史研究认为：这批金器和银锭的主人，或者是西凉府的最高长官，或者与西夏王室有关。出土银锭的地方，很可能是西夏官署或是王室成员驻所。由此推断，这批金器和银锭，是蒙古灭夏之际逃难的人，“埋藏在府署内或王室内的遗物”^[46]。

武威银锭的出土，倍受学界关注。有人认为是否为西夏所铸，尚难认定，“若将其理解为西夏利用宋之银锭作为货币使用，或许更接近于实际情况”^[47]。陈炳应先生也认为武威银锭的出土，只能证明西夏使用银锭这一事实，至于“是哪个政权、地区所铸造的”，尚待定论^[48]。更有人认为是“金代银锭”^[49]。但下文要谈到个人收藏的西夏“天盛十年”“天庆四年”银锭，证明武威银锭确为西夏所铸。

我们还注意到：西夏文兵书《贞观玉镜将》记载，给军功人员奖赏的内容，一是提升官资，二是给包括金银制品在内的生活用品，三是佐将以上立大功、奇功者，还“奖赏银一锭”^[50]。这为西夏自己铸造银锭提供了新的佐证。

2.个人收藏的西夏银锭

据悉，北京某藏家收藏两枚西夏银锭，出土地址不明（当为出土后流传到社会上的），其形制与武威出土的银锭全同，也为弧首束腰形^[51]。

其一，长11.95厘米，首宽7.31厘米，腰宽4.66厘米，厚2.01厘米，重960克。正面錾刻文字3行，左侧为西夏文字，汉译为“天盛十年×月……”等字，中间可看清的为一汉字“匠”，右侧汉文，可看清的为“销炼足色银弍拾五两”（图1-33，1）。经折算，每两38.4克。背面有錾刻符号（如图1-33，2），呈“卜”字状，竖画上下几乎贯通，横画右出。

图1-33，1　北京天盛银锭正面

图1-33，2　北京天盛银锭背面

其二，长11.27厘米，首宽7.17厘米，腰宽4.97厘米，厚1.75厘米，重1020克。正面錾刻文字3行，左侧为西夏文字，汉译为“天庆四年七月……”等字，中间下部可看清的为3个汉字“匠石平”，右侧汉文，可看清的“……元年春炼”（图1-34，1）；背面有中、左两行西夏文字，没有译文（图1-34，2）；无自铭重量。此枚银锭，史金波先生《西夏社会》一书中已做了记述：其形制“与武威出土银锭相同，重约20两，正面（即上述背面）錾刻西夏文字2行，有的文字不清晰，译文为：（中行）‘司造’和（左行）‘嵬那赏盛’，前者表示为官造银锭，后者应为人名；背面（即上述正面）左有西夏文1行，译文为‘天庆四年’ ……这是至今所见唯一一件有西夏年号的银锭”^[52]。史先生对背面两行夏文的汉译，为这枚银锭的研究做了重要补充。当然，天盛年银锭的出现，天庆年银锭就不是唯一一件有记年的西夏银锭了。

图1-34，1　北京天庆银锭正面

图1-34，2　北京天庆银锭背面

又，银川席某也收藏银锭大小两枚，据说出土于银川，弧首束腰形。大者，长15.5厘米，首宽9.5厘米，腰宽4.5厘米，厚1.5厘米，重1750克，中部微凸起，有上下两坑（图1-35，1）。背面有錾刻符号，中间一竖道，四角向内各一道（图1-35，2），与武威14号银锭相类。小者，长11.5厘米，首宽6.5厘米，腰宽4.5厘米，厚1.5厘米，重960克，中部微凸起，坑洼不平（图1-36，1）。背面中部微凹（图1-36，2）。大小两锭，都无自铭重量。小银锭四周横面上有“竖排文字痕迹……仔细观察，似是西夏文字的偏旁”（图1-37）。据云，“银锭呈褐色，锈色坚实”，应是西夏铸造和流通的银锭^[53]。

图1-35，1　银川大银锭正面

图1-35，2　银川大银锭背面

图1-36，1　银川小银锭正面

图1-36，2　银川小银锭背面

图1-37　银川小银锭似西夏字

3.灵武自铭重量银碗

1976年，宁夏灵武石坝出土三件碗底墨书自铭重量的银碗。兹分述如下：

（1）高3.6厘米，口径10.5厘米，自铭重量“三两半”，实测137.5克，平均每两39.29克（图1-38）。

图1-38　自铭“三两半”银钵(www.xing528.com)

（2）高7厘米，口径10.7厘米，自铭重量“三两”，实测114克，平均每两38克（图1-39）。

图1-39　自铭“三两”银碗

（3）高5.5厘米，口径11厘米，自铭重量“二两八”，实测112克，平均每两40克（图1-40）。

图1-40　自铭“二两八”银碗线图

以上三件平均每两重39.09克^[54]。测定这一结果，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证明西夏的衡制与北宋完全一致。1972年，浙江瑞安出土自铭北宋熙宁六年（1070年）造“壹佰斤铜砣”，经实测“每斤合625克”^[55]。1975年，湖南湘潭出土自铭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造“壹佰斤铜则”，经折算，“每斤合640克”。经折算，前者每两重39.1克，后者每两重40克。这就是说，北宋每两合今39～40克，与西夏每两重量完全一致。我们知道西夏主要流通的是北宋钱币，而非西夏自铸钱币^[56]，理所当然，西夏衡制自然也应取自北宋。

银锭自铭重量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便利贸易的实际需要。武威出土的银锭中，有7枚自铭重量。陈炳应先生根据实测重量，对这7枚银锭进行了折算，得出“这批银锭每两今重36.82～42.71克，平均值为40.23克”^[57]。武威银锭所测数据，尽管每两重量悬殊较大，最轻与最重竟然相差5.89克；无独有偶，北宋校正衡器的铜则和官制的标准铜砣，每两重差也达1.1克。这种情况令人费解。但总体来说，其平均值每两仍在40克左右。

第二，金银器自铭重量是西夏法定制度。《天盛律令》卷一七“物离库门”规定：凡金银器皿的重量，要“写字刻其上”。灵武石坝自铭重量银器的出土，印证了这一记载的真实性。可以设想，西夏金银器皿在铸造后，必须按规定将实际重量“写字刻其上”，以便储藏和使用。西夏文兵书《贞观玉镜将》载，在奖赏的金银制品上，都标有重量，如“百两银碗”，“十两金腰带”等。进一步证明金银器自铭重量是西夏法定制度。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更多的出土金银器并没有自铭重量，这说明“自铭重量”制度执行得并不严格。

（二）西夏有金银矿冶

与西夏使用金银相关问题之一，是西夏有无金银矿，是否能冶炼锻造金银器？在汉文文献中很难找到相应资料，而《文海》《天盛律令》等西夏文文献，对此做了肯定的回答：即西夏境内有金银矿，还有“采金”人^[58]，并将为“官方采金、熔银铁”，作为苦役之一^[59]。西夏设“金银工人院”^[60]，当是负责打造金银器的官方作坊。另外，西夏还有法定的“金银损耗法”，明确规定熔铸金银器耗减的数字。

金耗减法：

生熔铸：生金末一两耗减一字^[61]；生金有碎石圆珠一两耗减二字。

熟再熔一番为熟板金时：上等一两耗减二字；次等一两耗减三字。

熟打为器：百两中耗减二钱。

银耗减法：

上等、次等者，一律百两中可耗减五钱；中等、下等所至，一律百两中可减一两^[62]。

引文说明，黄金的熔铸比较复杂，有生熟两种，再熔一番为“熟铁金板”，即金条。与威武银锭同时出土的精美的金银器，以及诸如1956年、1959年、1966年，多次在内蒙古临河高油房西夏古城出土的精美的西夏金银器^[63]，如本节所述1976年宁夏灵武出土的西夏银器，应都是西夏所铸。西夏人生活中使用金银器也见之文献，《宋史·外国六·高昌》卷四九○：宋雍熙年间（984～987），王延德出使西州，途经西夏大虫太子族境，说该族人“衣尚锦绣，器用金银；马乳酿酒，饮之也醉”。

（三）两个与“银”有关问题的认识

1.西夏“银币”形制问题。

《西夏书事》卷三六载，仁宗天盛七年（1155年），尚食官阿华因敢于直谏，皇后罗氏“赐银币奖之，以愧从臣之不言者”。这里“银币”是什么样式，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宋代曾大量铸造金银钱，也许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使用金银钱最多的朝代。……宫廷中的金银钱主要用来赏赐亲王、贵邸、宰臣、巨珰之用。有时帝王死了，就用来殉葬。”^[64]宋代的金银钱币形式较多，也有如同唐代的金银“开元”一样的方孔圆钱^[65]。西夏是否受唐宋影响也是方孔圆钱？尚待考古发现。

2.“冥契”中“银钱”的问题。

武威西夏墓出土两件木板上朱书的“冥契”，也即“买地券”。1997年，在甘肃武威西关西夏墓出土一件，契文中有“相地袭吉安厝宅兆谨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兼五彩信币买地一段”；1998年，在甘肃武威响水河西夏墓出土一件，契文中有 “相地袭吉安厝宅兆谨用银□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兼五彩信币买地一段”（图1-41，1、1-41，2）^[66]。“银”后面是什么字，笔者以为只能是“钱”字^[67]。有人认为这是“用银两购置墓地”，以此证明在西夏“银通货较为广泛的运用于西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68]。笔者注意到：两件“冥契”中关于钱称呼的差异：西关的一件称“钱”，响水河的一件称“银钱”。这里的“银钱”似乎不能用“银两”解释。我们知道，唐宋年间对金银的称呼与铜铁钱不同，多称为“两”“锭”“铤”，还有称“饼”称“牌”的，但绝没有称“贯”的。《唐六典》谈金铤定名时称：“金银曰铤，钱曰贯”。这里的“银钱”二字如理解为“银两”，那么其后的“贯”字就不好解释。“银钱”二字，应是一般钱币的另一种称法。何况“冥契”中的数字是虚拟数字，更多的应在民俗（葬俗）、宗教（道教）和中原文化影响方面理解它的意义。

图1-41，1　武威响水河墓冥契

图1-41，2　冥契“用银九万”特写

（四）西夏白银的使用情况

西夏对白银的使用，我们找到了一些文献上的依据，兹考述如下：

第一，西夏的白银部分来自宋朝“岁赐”。

西夏太宗德明在太祖继迁死后，向宋真宗奉表臣服。景德三年（1006年），真宗授德明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赐“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给奉如内地”^[69]。是宋朝赐银之始。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议和，宋被迫“岁赐绢十三万，银五万两，茶两万斤；进奉乾元节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贺正贡献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仲冬赐时服银五千两，绢五千匹；及赐臣（元昊）生日礼物银器两千两，细衣著一千匹，杂帛二千匹”。总计“岁赐绢、银、茶、綵共二十五万五千。”^[70]其中银为七万二千两。

第二，西夏白银用于内外贸易。

1.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答赵元昊书》卷九：“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胜其利，不可胜纪。”

2.宋真宗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以京城金银价贵，以问三司丁谓。谓言：多为西贼、回鹘所市入蕃。诏约束之。”^[71]

3.《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十八·和市》：西夏毅宗谅祚，派往宋朝的使臣“以银钱博买物色”。

4.《宋人笔记小说》孔仲平撰《说苑》载：毅宗谅祚时，“苏涣郎中押伴夏人，云卖银五千两，买乐人幞头四百枚，薰衣香、龙脑、朱砂凡数百两，及买绫为壁衣” 。

5.惠宗天赐礼盛国庆年间（1069～1073），西夏文瓜州审判案记录，提到当事人“铸银近万，乃持裂用，诸处为贩”。

第三，西夏人用白银放高利贷。

（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二：庆历八年（1048年），毅宗谅祚的近臣高怀正因“贷银夏人”，以谋利被处死。

第四，西夏金银主要用于赏赐。

1.《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崇宗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重修凉州佛塔和寺庙后，西夏帝后给该庙所赐物品中，有：“黄金一十五两，白银五十两……钱一千缗，用为佛常住。”

2.《天盛律令》卷四“边巡检门”载，在边地巡检时，根据所侦察敌军人数的多寡得到不同的奖赏。奖赏物品有唐呢、锦、茶、升官等，分为7级，其中2～6级有银两，分为1两、2两、3两（两级）、5两、7两六个等级。如：

查觉一人至十人来，巡检主管绢一段，检人二人共一段。……

查觉一千人以上人来，一律检主管升三官，银七两，杂锦一块，茶绢十五，检人银五两，绫一块，茶绢七。

还有，《天盛律令》卷一〇、卷一三、卷一五等章节，有关人员或因军功，或政绩突出，除晋升官级，赏赐锦、绫、茶、绢外，还有赏银，最少一两，最多十五两。对追寻逃跑者、捕获盗贼及其余罪犯者、完成催交租税任务者等等，都可得到其他物品和银两的奖赏。

3.西夏文兵书《贞观玉镜将》，不仅有赏赐银两的记载，还有使用银锭的记载。西夏军队赏罚严明，有关规定系统具体，有很强的操作性。对立大功、奇功人员，除提升官职外，奖赏的诸多物品中有金银制品，银器有“银碗”“银腰带”“银鞍鞯”等，金器有“金碗”“金腰带”“金鞍鞯”等。这些金银器上，都标有重量，如“百两银碗”，“十两金腰带”等，以便论功行赏。除绢、茶、锦服外，还有以两计的银碗、金碗、银鞍等，银碗最小5两，最大100两，金碗有10两、20两、30两、50两不等^[72]。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二篇记载在给正将军、副将军、行将军、步骑佐军等四级将领赏赐中，除有金碗、银碗、袭衣、金带、银鞍、茶绢等外，还有“银一锭”^[73]。

上述资料可以看出，西夏金银除自造外，其主要来源之一是宋朝的“岁赐”，以及和宋朝的贸易。西夏与辽、金一样在“岁赐”中要白银，“并不是因他们的经济水平超过了宋朝，而是因为他们同西域有贸易关系，而西域是通行白银的。……宋代的通行白银，还是受了中亚细亚的影响”^[74]。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两宋货币》，详细论述宋代金银和金银钱的使用。“宋代政府把黄金看作一种重要的支付手段……包括帝王的赏赐、政府的开支、人民对政府的赋税缴纳以及其他付款、对官吏的贿赂等。其次一种最重要的职能便是作为保存价值的手段，即宝藏手段，有时甚至作为价值尺度。可是不作为流通手段和一般购买手段。……正因为不具备这最后一种，同时也是最基本的一种货币职能，所以黄金在宋代不能算是真正的货币。”

“白银在宋代比黄金重要。它不但具备黄金所具备的各种职能，而且在每一种职能方面，比黄金运用得更为广泛。作为支付手段方面，帝王的赏赐，常常是金银并提，而用白银的次数更多。政府的开支、人民的捐税以及其他付款、对官吏的贿赂等也是这样。……作为宝藏手段和国际货币，金银两者有约略同等的重要性，也许作为宝藏手段，黄金需要的更多一些……但作为国际货币，白银用的更多，因为当时同中国有经济关系的国家多是用银的。作为价值尺度，金银似乎差不多。作为购买手段，白银肯定比黄金用的更多些……这些还不能证明白银成了真正的流通手段，但比黄金是前进了一步。”

“实际上白银在宋朝并不是实足的货币。它不是流通手段，只有个别的例子用作价值尺度，它也不是通行的价值尺度。它是宝藏手段之一，是一种重要的支付手段，但也不是唯一的支付手段。”^[75]西夏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宋朝。西夏的金器、白银主要用于赏赐；白银也用于内外贸易，也有放高利贷的。黄金的使用，远未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即使是白银，也尚未获得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还不能算是十足的流通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