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钱币研究：重要启示

五、西夏钱币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应该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的先辈不可能获得丰富的实物资料，而幽闭书斋，与世隔绝，仅凭几枚传世品，进行见物不见人的研究，必然制约着钱币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前，《泉币》是唯一发表过西夏钱币文章的刊物，然而，只有7篇，每篇两三百字，总计不到2300字，便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20世纪60年代以前，尽管也有钱币和货币史方面的论著出版，但有关西夏钱币的内容，少得可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货币史的权威巨著、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1965年第三版），涉及历代钱币、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货币理论、信用等各个方面，约74万字，可谓洋洋大观。然而，涉及西夏钱币者仅有千字，可见一斑。但是，先辈的成果，毕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我们应当倍加珍视。

前面，笔者已经对150多条出土钱币资料进行了分析，看到了这批出土资料的重要价值。现就出土资料结合传世文献、谱录，再做一些探讨。

第一，西夏铸钱的时间早于文献记载。《宋史·夏国传》载，南宋绍兴“二十八年（西夏天盛十年，1158年），始立通济监铸钱”，是关于西夏设监铸钱仅有的一条史料。“天盛”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李仁孝的年号，天盛十年设监铸钱，距西夏建国已有120年。是否这120年西夏没有铸过钱？出土资料表明，至迟在西夏第二代皇帝毅宗李谅祚时，已铸造了西夏文“福圣宝钱”。毅宗“福圣承道”（1053～1056）比《宋史》所说的天盛年设监铸钱，提早了100多年。

第二，西夏汉字钱的铸造晚于西夏文钱的铸造。以考古材料来说，西夏最早的汉字钱是第三代皇帝惠宗李秉常的“大安通宝”。“大安”（1074～1084）虽然早于天盛，然而比“福圣宝钱”晚了20多年。也就是说，西夏是在铸造了西夏文“福圣宝钱”20多年之后，才开始铸造汉文钱。西夏统治者在其初期，为了抗衡宋朝，比较强调在经济文化方面的独特性，而在此后，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比较注意吸收和推广汉族的封建文化。这与西夏钱币先有西夏文钱，后有汉文钱是一致的。(www.xing528.com)

《古泉汇》认为：西夏文钱“当是西夏开国时物，尚与中华文字不通，迨后改用汉字，始有元德以下诸品”。这是不识西夏文字的一种臆断。实际上，西夏是汉文和西夏文并用的。西夏政府规定，和宋朝往来文书，番汉字并用；《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是阳番阴汉；银川西夏陵出土了番汉两种文字的碑文残块。西夏在惠宗期间，同时铸造和流通番汉两种文字的钱币。

第三，西夏钱币制度深受北宋影响。西夏钱币最大的特点，是将本民族的文字用于钱币，诸如西夏文“大安宝钱”“天庆宝钱”等。辽、金也是少数民族政权，也有自己的契丹文和女真文，但没有反映在自己流通的钱币上。然而，西夏钱币制度的主要方面，是受北宋影响的，北宋流行年号钱，西夏无论汉文钱还是西夏文钱，都是年号钱。宋朝的年号钱有通宝、元宝、重宝之称，名称、品种十分繁杂，如果再以大小、书体、币材、成色、监别细分版别，更是难以计其品数。西夏钱币也有通宝、元宝、重宝之称，币值也有小平、折二之分，币材也有铜、铁之别，版别也有参差，虽无北宋钱币之繁杂，但其基本形制与北宋钱无异。北宋盛行对钱，1984年，宁夏银川滚钟口“光定”篆书、真书对钱的出土，进一步证明北宋钱制对西夏钱制的深刻影响。这对西夏钱币制度研究，是个良好的开端。

第四，西夏钱币制作精美，是西夏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反映。西夏钱币轮郭规整，字体庄重，铸造精工，受到古今钱币家的称赞。翁树培《古泉汇考》称：“西夏钱制，史册不载，据今所见夏钱，字端楷，制精好。”经济学家千家驹、彭信威对西夏钱币倍加称赞，说“制作精致，文字整齐”，又说“西夏钱币的制作很精美，文字也规矩，他们的文化看来要超过契丹人”。西夏钱币极少有北宋钱币流铜、错范、倒书、传形等弊病，或因设监过多，盗铸严重而产生的轻重不一，厚薄参差，版式众多的现象。西夏钱币虽然也有版式上的差异，但轻重、厚薄、外圆、内方，大体一致，汉文钱比西夏文钱更好，说明他们在铸造上是很精心的。西夏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王朝，但它在钱币铸造上的成就是应当肯定的。西夏钱币的精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

第五，对西夏货币经济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很难想象，在西夏陵墓、遗址、城址的考古中，西夏钱不一定有，而北宋钱绝不会少。更令人惊奇的是，所有的铜钱窖藏，都以北宋钱为主，占80%～90%，西夏钱没有超过2%。笔者对贺兰山大风沟、榆树台、滚钟口三处窖藏钱币计量分析，北宋钱币分别占84.9%、87.7%、85.6%，而西夏钱币仅占1.4%、0.9%、1.5%。这大量的材料，说明一个事实，就是西夏虽然铸造钱币，但西夏社会流通的主要币种不是西夏钱，而是北宋钱。“究其根本原因，还是西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所致。”同时反映了“西夏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对宋朝的依赖，是宋夏关系方面的一件大事，也是西夏社会经济一大特点”^[41]。

数十年来，西夏钱币的研究，可谓成果累累，前无古人。但是，有些问题，尚待深入研究。仁宗仁孝所铸铜钱，远远大于前朝，但有趣的是：“天盛”钱在数量上有较大的突破，“乾祐”钱又明显减少；而铁钱与之相反，“乾祐”钱数量很大，而“天盛”钱仅为“乾祐”钱的1/1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仁孝之后的纯祐等几代，为何只铸造铜钱而不继续铸造铁钱？还有，西夏社会的购买力、夏钱与宋钱的比值、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西夏钱币与西夏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等等，都需要加强研究，进一步探索。又如，关于西夏钱币的版别和对钱划分的问题等，都有待深入研究。相信，通过学人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有新的成果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