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钱币研究的先贤贡献

二、先贤对西夏钱币研究的贡献

任何学术研究必须以现有的成果为基础，方能登堂入室，窥得堂奥。不如此，则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难有什么结果。最近，著名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教授，重申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强调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结合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12]。因此，我在西夏钱币的研究中，除做好考古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外，也做了文献的收集和排比工作，探讨先贤对西夏钱币研究所做的贡献。

前人对西夏钱币的研究，正史中有所反映，但更主要的在钱谱中。《宋史·夏国传》载：西夏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始立通济监铸钱”。这是有关西夏铸钱仅有的一条记载。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谅祚福圣承道年间（1053～1056），就铸造了西夏文“福圣宝钱”，比设“通济监铸钱”提早一个多世纪。有学者认为，天盛以前西夏铸钱极少，没有必要设立专门机构管理。西夏设有“文思院”，主管手工业制造。西夏仿效宋朝，钱币的铸造由“文思院兼管”^[13]。

（一）钱谱中的西夏钱币

在钱币研究中，钱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过去，有关西夏钱币的资料，散见于钱谱书刊，文字贫乏，内容简单，没有一篇详尽系统的论述。人们对西夏钱币的了解，常常是支离破碎的，真伪莫辨，很难窥其全貌。笔者通过对历代数十种钱谱、论著中有关资料的排比、分析，终于搞清了西夏钱币的眉目。兹选择重要钱谱列表如下，并试做分析。

表1-5　著录西夏钱币重要钱谱简表

续表

说明：1.为节省篇幅，表中汉文钱省去“元宝”“通宝”二字；夏文钱省去“宝钱”二字。个别稀见品种如“贞观元宝”“贞观通宝”“雍宁通宝”等钱用全称。
2.钱名下画线者，为结合考古资料定出的待考品或伪品。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第一，《泉志》是最早著录西夏钱币的钱谱。洪遵（1120～1174）的《泉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钱谱，它影响最大，传世不绝，在我国古代钱币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梵字钱”从字面上看，很难将其与西夏联系起来。目前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所谓“梵字钱”，就是西夏文钱（据图为“大安宝钱”）。

第二，《钦定钱录》是最早明文著录西夏钱币的钱谱。梁诗正《钦定钱录》尽管是乾隆钦定，但因其多沿袭旧说，“鲜有新说”，在泉界并不看好。《钦定钱录》著录了两枚西夏钱币。一枚是“天盛元宝”，标明为西夏“仁宗”所铸，是钱谱中第一枚明文著录的西夏钱币，这和以往钱谱比是个进步。它的根据自然是《宋史·夏国传》天盛十年（1158年）“始立通济监铸钱”。一枚是“梵字钱”，源自洪遵《泉志》，但它如洪遵一样，不知“梵字钱”为何国钱币，钱文是什么文字。

第三，《历代钟官图经》是最早系统著录西夏汉文钱的钱谱。陈孝莱，字微贞，号谁园居士，浙江海宁人。清乾隆监生，博雅好古，喜集碑帖，尤嗜古钱。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游历陕西，寓钟官署，得古钱数十枚，复多方收集，参考诸史《食货志》、洪遵《泉志》、张端木《钱录》等，编纂为《历代钟官图经》八卷。该书内容丰富，引述博洽，持说审慎，是“学术价值较高之泉币学专著”。该书成稿时间难以确定，但其内容屡为翁树培《古泉汇考》征引，知其成书早于《古泉汇考》。其书无刊本，仅以抄本传世。1993年，被编入《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三辑影印出版，学人得以见其真容。

该书首次系统著录大部分西夏汉文钱，并以“按”的形式做出考证。其著录钱币，除移录《钦定钱录》天盛元宝（铜铁二品）外，元德通宝、乾祐元宝（铜铁二品）、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均为第一次著录，并言诸钱“精好” “极精好”。在考述天庆钱时，首次正确指出：“辽天祚帝铸天庆钱字文漫漶，不如此钱精好。”又于吐蕃钱后著录梵字钱，抄录三钱夏文，多不正确，仍一如《泉志》，不知其为何国钱。

第四，《古泉汇考》是最早汇集西夏钱币的钱谱。翁树培（1765～1809），号宜泉，今北京人。长于考据之学，其钱币研究成就更大，向为钱币学界所推崇。其所著《古泉汇考》8卷，考古泉源流，凡见于载籍者，无不详究异同，而翁氏校《永乐大典》本《泉志》，尤为珍贵。该书未曾刊行，手稿珍藏北大图书馆，近世学界，鲜有知矣。其论述散见于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始为学界所重，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影印出版，始见其真容。

与西夏钱币有关者，见于卷六第772～783页。卷中所涉西夏钱币，多著录相关述论，然后以“按”的形式做出考证。该书汉文钱多移录《历代钟官图经》元德通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诸钱 ，并说陈氏“尝至陕甘，故西夏钱所得多而识别独精也”。翁氏还肯定陈氏天庆钱“辽天祚帝铸天庆钱字文漫漶，不如此钱精好”的说法，指出其与西夏“天庆元宝钱迥别”。翁氏还言，夏钱“钱背轮郭甚精，如（金）大定”，对夏钱制作之精美充分肯定。

翁氏时期，已有一些谱录问世，多被其《古泉汇考》引述、考证，留下宝贵资料^[14]。翁氏还对一些著述进行了考证。如张端木《钱录》卷五著录“天盛通宝”“光定通宝”，翁氏引“瞿中溶曰，今所见光定、天盛皆作元宝，则通宝误也”；又如益斋主人《货泉备考》卷四，著录西夏元昊铸大庆通宝、仁孝铸天盛元宝，又说“李元昊潜用大庆年号，于（宋）真宗景德年间铸”。翁氏考证认为“大庆元年当宋仁宗景祐三年，则真宗景德为仁宗景德（‘德’字为‘祐’字之笔误）之误也”，又指出“今固未见有大庆钱”。笔者认为，翁氏虽未否定该钱是西夏钱，但实事求是地指出未见该钱，时至今日，未见出土报道，此钱当无。该书卷五还著录“梵字钱，仅移录《泉志》文字，仍不知其为何国钱。

西夏崇宗有永安年号，有人认为有西夏永安钱，该书附“永安大宝”“永安大藏”两钱，翁氏认为是“近代所作，又非夏钱矣”，予以否定，书中附有“永安一百（铁）”“永安一千（大铁）”，翁氏首先肯定它不是“夏国钱”，进而论述因其出土于北京“西山房山等处”，得出“非刘守光所藏大安山之钱，当也辽以前物”的认识，为最后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

清乾嘉时期考据之风盛行，学人对“梵字钱”，即西夏文钱的考释，做了很多工作。当时学界初渭园、陈莱孝、何梦华、赵润甫等，皆藏有数枚不等的西夏文钱。翁氏《古泉汇考》用很大篇幅，著录了收藏和考述“梵字钱”的情况，留下了宝贵资料。因大家不识西夏文字，考述多有不当，如何梦华认为洪氏“所谓梵书钱者，亦即金钱也”。瞿苌生也认为“梵字钱”是“女真字钱”。但翁氏识高一筹，根据刘青园凉州西夏窖藏钱币的发现，认为“梵字钱”“盖西夏所铸矣！”

翁氏在繁冗的考证中，留下了早期学人探索西夏的珍贵资料。一是鹤九皋龄的发现。

满州鹤九皋龄，官刑部时语培曰：曩在清字经馆时，闻绥远城（今呼和浩特市）山顶古庙塔圮，得经一函，瓷青纸，金字，凡八册，其标题皆作第八字见下凡九字（夏文有的字模写有误——笔者），其第八字则每册各异，作（夏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的模写有误——笔者），盖纪数欤。核其卷数偈语，与《法华经》同，必《佛说妙法莲华经几卷》九字耳。

这是我国最早试图认识西夏文字的人，对研究西夏文字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是记述凉州河滩发现西夏钱币的情况，即前述凉州府开河掘得小瓶，内贮元德、天盛、天庆三钱事。如第一章第二节《西夏钱币的发现与研究》所述，这是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次出土西夏钱币的资料，对西夏钱币研究有重要价值。

上述两条资料，对西夏文字、西夏钱币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如不是翁氏《古泉汇考》的记载，很可能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

在编制表1-5时，《古泉汇考》何时完稿，颇费考量。翁氏《古泉汇考》在“天庆元宝”条，有“此钱于初氏钱谱见之”的记述。“初氏钱谱”应是初尚龄《吉金所见录》。这是否意味着《古泉汇考》完稿在初氏《吉金所见录》刊行之后？但返回来想，倘若如此，为何《古泉汇考》中未见初氏所论呢？《古泉汇考》中有“莱阳初氏渭园”藏有“梵字钱”事；记述刘青园师陆“言甘肃掘钱多西夏物”，其所获“梵字钱”经与“西夏碑”^[15]比对，而定其为“西夏所铸”之事。这又应如何解释？拙意：翁、初、刘三人皆乾嘉时期学者，都是钱币收藏大家，又都具有官员身份，他们相互交往，学术交流，也属常理。看来，初、刘未见翁氏《古泉汇考》，而翁氏或许已闻“初氏钱谱”之事，但也未见成书。“初氏钱谱”刊出之时，正是翁氏辞世之日，“初氏钱谱”翁氏未见，也合情理。

第四，《吉金所见录》是最早系统著录西夏钱币的钱谱。清嘉庆乙丑十年（1805年），金石学者刘青园，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发现西夏窖藏钱币。更为难得的是，四年之后出版的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十三（嘉庆十四年，1809年），对刘青园的发现，就做了详尽的记述，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此中内容，前已述及，此处不赘。

凉州窖藏，是西夏窖藏钱币的第一次重大发现，也是我国钱币的一次重大发现。《吉金所见录》对刘青园发现的记述，是钱谱中第一次对西夏窖藏钱币的详细记述和系统著录。无论对西夏钱币，还是中国钱币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这一发现，改变了人们以为西夏钱币只有一种“天盛元宝”的认识，使西夏钱币在钱谱中初具规模，形成系列，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16]。对此，晚出的钱谱论著，诸如张崇懿《钱志新编》、张锡棨《泉货汇考》、李佐贤《古泉汇》、倪模《古今钱略》，以至丁福保《古钱大辞典》等，皆相沿著录，或从中摭采西夏钱币资料。

上文已经谈到，所谓“梵字钱”，是洪遵既不知其为何国，又不识其字的一种钱币。刘青园将“梵字钱”文字与“西夏碑”对照，才知所谓“梵字钱”就是西夏文钱，为“梵字钱”找到了娘家，并第一次将它与西夏联系起来，在其前冠以“西夏”二字，称它为“西夏梵字钱”。

第五，《西夏国书略说》是首次译释了西夏文钱的著作。西夏文字是西夏法定文字，也是西夏钱币使用的文字之一。13世纪后，随着西夏的灭亡和党项族的消亡，至迟在明代中期以后，西夏文字便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17]。钱币上的西夏文字当然也就无人认识。约3个世纪后的1804年，乾嘉派学者张澍，在其故乡凉州发现“西夏碑”，才又重新认识了“夏国字”^[18]。刘青园是看到这块碑的第二个学者。如上所述，刘青园虽然根据碑文，认识到所谓“梵字钱”就是西夏文钱，但是当时并不识其为西夏何字。

20世纪初，随着西夏学的发展，西夏文字的研究和释读取得了重大进展。1914年，西夏学者罗福苌在其所著《西夏国书略说》中，第一次著录并译释了四种西夏文钱，依次为“福圣宝钱”“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结束了西夏文钱统称“梵字钱”的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1937年，古泉家赵权之，发现并译释了西夏文“贞观宝钱”^[19]，使西夏文钱币品种更为丰富。

另外，在表1-5之外，还有晚清钱谱著录西夏钱币的。如盛大士的《泉史》著录了天盛、皇建、光定，还有伪品乾定；鲍康《观古阁丛刻》著录了西夏梵字钱；等等^[20]。这些都是重要的资料，不可不察。

1940年、1941年，上海寿泉会丁福保等藏家的珍贵钱币拓本《寿泉集拓》，其中有“乾祐元宝”、夏文“天庆宝钱”、小字“天庆元宝”、折三“元德重宝”四品，图片很美，没有文字，也被收入马飞海、王贵忱主编的《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出版。

还有，《泉币》^[21]是新中国成立前唯一发表过西夏钱币的刊物。除赵权之《西夏文“贞观宝钱”》一文外，还有郑家相《西夏文大安钱》、戴葆庭《西夏文大安宝钱两品》、王荫嘉《天盛铁钱背西》、程伯逊《天盛背西》、张叔驯《西夏大德通宝》和马定祥《乾祐元宝》等。他们和清代的钱币大家一样，也是当时的学者和收藏大家，有的还是钱币界的领军人物。这些钱币多来自市场，其中涉及西夏文“大安宝钱”两文三品，撰文者注意到钱币大小和文字差异；涉及“天盛背西”两文，铜铁各一品；涉及“乾祐元宝”“大德通宝”各一品。除“大德通宝”尚无出土品可证外，其他都是西夏正品钱。

在表1-5中，可以看到被认定的西夏钱币，汉文钱有：元德通宝（隶真二品）、折二元德重宝、天盛元宝（铜铁二品）、乾祐元宝（铜铁二品），行书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另加考古新发现的隶书大安通宝、篆书光定元宝等，计有7个年号的13种钱；如果加上背西和不同背纹的，其品种更多。西夏文钱有：“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等5个年号的5种钱。两者总计有9个年号的18种钱。

应该理解，表1-5中钱谱、论著的作者，他们不仅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在经史小学方面多有建树，更是钱币爱好者、研究者、收藏大家。在他们书中所列的大部分钱币，有的沿袭旧谱或相关资料，更多的应是他们的收藏品。《历代钟官图经》在考述元德钱时说，“元德中并无鼓铸之说，而此钱绝类西夏诸品”。由此言可知西夏钱币已成为当时泉界收藏品之一，故有“绝类西夏诸品”之说。还要强调的是：尽管先贤们所著录的西夏钱币真伪杂陈，但却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为今天结合考古资料，确定西夏的正品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先辈对西夏钱币的考证辨伪工作

清乾嘉以降，钱谱如林，成果累累。与此同时，伪造钱币之风亦极盛行，就是如表1-5所列优秀钱谱，也难免杂入伪品钱。去伪存真，进行辨伪，是先辈们所做的重要工作之一。这份重要遗产不能忘却。

从表1-5中，可以看出著录的西夏钱币近30种，除已被考古发现坐实的18种外，尚有十多种有待研究。这些钱，有的是前人断代有误，有的尚难断其真伪，有的就是伪品。过去，伪造钱币无非采用翻沙、改刻、挖补、拼合等手法，但无论如何巧妙，总会留下痕迹。而钱币是否出土，也是我们鉴定钱币真伪的重要标尺之一。有的钱虽有著录，但迄今未见出土，其真伪是要慎重考虑的。过去，我们的先辈已做了不少辨识工作。表1-5部分钱下画线，就是表示它是有问题的。兹将前人著录、结合出土情况，以断代误品、待考品和伪品三类分述如下：(www.xing528.com)

第一，断代误品。

只有两种，即铜铁两种“永安一百”，大铁钱“永安一千”。

如表1-5，最早见于翁树培《古泉汇考》，翁氏以“附”品待之，并未给其正品钱地位。以正品钱著录的是倪模《古今钱略》。翁氏对这两种做了分析，首先正确地指出“不敢谓夏国钱”。详述其出土情况：房山耕地县民，“嘉庆丙辰（1796年）春间，西山掘地所得”。由此分析认为，“此钱既于西山房山等处掘得，苟非刘守光所藏大安山之钱，当也辽以前物”的认识。为此钱的最后认定提出了思路。

此后，除倪模《古今钱略》认为是西夏钱外，又有戴熙《古泉丛话》南唐说，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和李佐贤《古泉汇》北凉说，各执一端，莫衷一是。著名钱币学家郑家相先生，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若属西夏，辽时已称古钱，时代不符；若属南唐，则出地尽在北方，地点不合；若属北凉，则时在六朝，无此制作”。而出土地点房山，“为刘仁恭建观炼丹之所，至其子守光据燕之时，适十国盛行铁钱之秋，此钱之铸，当属守光无疑。且其先后出土，不出顺天府以外，更其明证”（转引自《古钱大辞典》）。郑家相先生高论，解决了近百年来的纷争，笔者完全赞同。

第二，待考品。

1.天授通宝。《钱志新编》著录，并引“《泉宝录》曰：天授通宝钱景宗铸”（图1-1）。《古泉汇》列入“未见品”。《古钱大辞典》附图下注“此品伪”。近年来，有人认为《泉宝录》撰者，是《泉志》中洪遵提到的宋人金光袭，“天授”是西夏开国皇帝景宗元昊的年号，天授通宝是西夏正品钱，并发表在《中国通史》《西夏简史》等多种权威著作中。据查《泉志》引金光袭共4条，其中没有“天授通宝”；《泉宝录》撰者不是宋人金光袭，而是与翁树培、张崇懿等同时代的清人张敬庵。据说，张氏“以意绘图，或取私铸者实之，不足深辨”^[22] 。天授钱除《钱志新编》著录外，据云，还有五品，其中大英博物馆也藏有一枚^[23]。据图多为隶宝旋读，但大小、字体各异，只有山西博物馆一品为真书旋读（图1-2）。但天授钱至今未见出土报道，而在现存西夏史料中，有关元昊者最多，也没有一字涉及铸币事。天授通宝数种，孰真孰伪？全真全伪？待考。

图1-1　《钱志》隶宝天授

图1-2　晋博真书天授

2.大德通宝。《吉金所见录》著录大小二品，真书，直读，认为与元钱“不类”，附于西夏（图1-3）。王锡棨《泉货汇考》也著录大小两品。《泉币》第一期（1940年）发表的张叔驯《西夏大德通宝》一品，真书，直读，说该钱“具西夏钱气息，无元代钱风韵”，确定其为“西夏崇宗大德年间所铸”，影响很大，笔者曾据此定其为西夏钱。《古泉汇》将“大德通宝”四品列入元钱，说“西夏崇宗也号大德，然此钱颇似元钱”。《钱志新编》《钱汇》皆列为元钱。列入元钱者皆直读。《古钱大辞典》附图一品，与元钱直读不同，为右旋读，下注“此品伪”。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夏艺术》一书，载有“大德通宝”（图1-4）一枚，与他品不同，图片很漂亮，宽边，直读，“通宝”二字隶书，据称为中国钱币博物馆提供。我曾向有关人士询问，得不到证实，展柜中也未见陈列，至今未见能证明其为出土的大德真品。因此，此钱是夏钱，是元钱，还是伪品？待考。

图1-3　《吉》真书大德

图1-4　钱博隶书大德

3.折二铁乾祐元宝

此钱非出自“谱录钱币”，为传世待考品，附于此。该钱原为英人茹迪斯收藏，著文《一枚西夏大铁钱》发表（图1-5）^[24]。大似折二，钱径32毫米，穿宽11.6毫米；狭轮、广穿、穿口不正。宽“乾”、小“元”、长“贝”宝，四字大小不够协调。学界原认为该钱与小平钱风格相类，宋代铁钱也多为大钱，西夏大铁钱可能受此影响而铸。但该文发表近30年，迄今未见大铁钱出土的报道。因此，该钱的真伪，仍当斟酌。

图1-5　折二乾祐元宝铁钱

又，该文编者按称：五代十国汉、楚皆用过“乾祐”年号，湖南还发现过“乾祐”大铁钱，此枚究属何家之乾祐，尚不敢肯定。笔者认为，上述说法，有违史实。五代后汉高祖刘知远有“乾祐”年号，但并未铸过“乾祐”钱，而是于其乾祐元年（948年）铸了“汉元通宝”，钱形美好，丁福保盛赞其“文字明坦，制作颇精”^[25]。十国楚根本与“乾祐”无关，也从未铸过“乾祐”钱。楚王马殷在长沙铸过几种铅钱和铁钱，但并无资料说明它是什么钱。彭信威先生研究认为：铅钱“乾封泉宝和乾元重宝它们可能是楚钱”，“天策府宝和乾封泉宝大钱确是楚钱”^[26]。《历代古钱图说》也著录了这些钱币。

第三，伪品。

1.正德元宝。《古今钱略》著录。戴熙《古泉丛话》：“正德钱世人有天下只有两个半之说，于是竟起而伪焉。”《吉金所见录》：“此品形制文字，与西夏诸品不类。”《古泉汇》列入明钱。《古钱大辞典》附图下注“此品伪”。

2.大德元宝。《钱志新编》著录。《古泉汇》列入“未见品”。

3.乾定元宝。《古今钱略》著录。《古泉汇》列入“未见品”。《古钱大辞典》附图下注“此品伪”。乾定是献宗年号（1223～1226），他在位期间，正值西夏败亡之际，战火频仍，经济萧条，怕是很难铸钱。1970年，辽宁戈某从废铜中获得一品，给笔者致函，认为是真品，并附有拓片。此钱至今未见出土报道，此品虽得自废铜，也应是前人的戏作、伪作。

方若《言钱别录》，对四种年号的所谓西夏钱，做了具体剖析：“张崇懿《钱志新编》载‘天授通宝’，疑西夏文字钱中，或本有‘天授’，欲据以坚信，熟知四品中无是也^[27]。倪模《古今钱略》载‘正德元宝’，四字似不相贯。‘乾定元宝’中二字似取之‘乾祐’，左右二字似取之‘光定’。又可疑近人复以二体文合成之‘大德通宝’，拟入西夏，然‘德’字，同明‘宣德’钱，为宣德后铸。贸然入之，亦不思之甚已！天授、正德、大德、乾定，岂可据图便信也。”方氏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对我们认识这四种钱有帮助。

4.应天元宝。《古今钱略》著录。《古钱大辞典》附图下注“此品伪”。

5.贞观元宝。仅《古泉汇考》著录，并说“类光定”，“是夏钱”。其他谱录未见涉及，考古也无出土。西夏钱中无此钱。

6.大庆通宝。益斋主人《货泉备考》卷四著录，认为系西夏元昊所铸。其他谱录未见涉及，考古也无出土。西夏钱中当无此钱。

翁树培《古泉汇考》还附有“永安大宝”“永安大藏”两钱，翁氏以“质类近代所作，又非夏钱矣”，予以否定。

另外，还有表1-5中谱录未涉及的部分伪作，也简陈如下：

1.西夏伪钞。孟麟《泉布统志》卷六著录，有“大夏颁行宝钞”“大夏军营宝钞”两种，均属伪作。广东泉家王贵忱教授认为，此书体制杂乱，钱说驳杂，“尤为后人诟病的是收入一批伪造古钞”，有“检阅开来有不知所云之概”^[28]。顺便一提，该书还著录西夏文“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各一品，模刻文字错得离谱，又定其为“女真钱”，显属大错。

2.西夏戏作铜钱。传世的西夏文折二“福圣宝钱”、折二“大安宝钱”（两品）、“正德宝钱”“人庆宝钱”和汉文“奲都元宝”等，是否是西夏正品钱，都有争议，其中多为近代戏作之品。

赵权之先生在70多年前说：“数十年来，地不爱宝，出土日多。”新中国成立后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出土的更多。然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不论是清代凉州出土的，还是贺兰山出土的，不论是内蒙古河套地区出土的，还是甘肃河西走廊出土的，其钱币品种，大体一致，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纵观二百年，横看数万里，在西夏的墓葬、遗址、窖藏中，绝没有出土过任何一种被否定的上述钱币中的一枚，这也不是偶然的。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前人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人民出版社的《中国通史》（1979年）第六册“西夏部分”、宁夏人民出版社的《西夏简史》（1979年），在论述西夏社会经济时，将“天授通宝”“大德元宝”列为西夏货币，显然有欠分析。由此得出西夏在“元昊时开始铸钱”的结论，更是没有根据的。而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古代货币史》（1984年），又认为“天授”为西夏文钱，是元昊所铸，也是错误的。

向达先生在《斯坦因黑水获古记略》附记中提到的番汉字合璧“大安宝钱”“天赐宝钱”，是文献中出现最晚的西夏钱币之一。向先生所据为何，至今不得其源。《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图版中载有福圣、大安、乾祐、天庆四种西夏文钱钱图，还载有与西夏关系不大，由三种字（包括西夏文）合璧的元代“至元通宝”，却没有西夏的番汉字合璧“大安宝钱”“天赐宝钱”。或许向先生记述有误，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