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钱币发现：凉州窖藏重大发现改变认识

一、西夏钱币的发现

（一）早期西夏钱币出土资料

西夏钱币早在清乾嘉时期就有出土，至少有两项：一是翁树培《古泉汇考》记述凉州河滩的发现：

嘉庆乙丑（1805年）二月，镇番（今甘肃民勤）令张君孔采，出三钱以赠赵润甫，云凉州府开河掘得一小瓶，内贮钱数枚，此三枚乃元德、天盛及天庆元宝（注与辽天庆钱不同——原注），制作精好，色泽青绿相间，是知元德、天庆二种，确系夏钱矣。

这是有史以来文献记载的第一次出土西夏钱币的资料，对西夏钱币研究有重要意义。当时人们根据乾隆《钦定钱录》，已知天盛为西夏钱，由此推论同贮一瓶的元德、天庆二钱，亦应为西夏钱。这是正确的。

二是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十三（最早刊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记述刘青园对凉州窖藏的发现：

刘青园曰，凉州土人掘地，得古钱数瓮，其中开元最多，北宋、辽钱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而此种梵字钱亦有数品，余共捡得千余枚。又尝于凉州大云寺访得古碑，阳面正作此等字……乃知此钱为西夏梵书。景巖作《泉志》时即不识之。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也！

凉州窖藏，是西夏窖藏钱币的第一次重大发现，也是我国钱币的一次重大发现。笔者作为一个考古学者，对金石学家刘青园发出的：“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也！”感同身受。《吉金所见录》对刘青园发现的记述，是钱谱中第一次对西夏窖藏钱币的详细记述和系统著录。无论对西夏钱币，还是中国钱币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这一发现，改变了人们以为西夏钱币只有一种“天盛元宝”的认识，使西夏钱币在钱谱中初具规模，形成系列，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此外还有：刊于1936年的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二九载，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武威出土“古钱两大瓮”^[3] 。虽无进一步的记述，估计仍应是西夏窖藏钱币。

远在陕西南部的安康地区，在清乾隆、道光年间，也有西夏钱币出土，有天盛、天庆、皇建诸品，还有梵字钱（西夏文钱）^[4] 。

（二）新中国成立后西夏钱币出土资料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西夏时期使用的钱币在西夏故地的陵墓、遗址、窖藏、城址、古塔中多有发现，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不少专门贮藏西夏流通钱币的窖藏。笔者接触西夏窖藏钱币，是从1979年开始的。此后数年，先后在平罗大风沟、石嘴山（小王泉沟）榆树台和银川滚钟口发现钱币窖藏^[5]。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发现的西夏钱币窖藏，也是凉州窖藏170多年后的新发现，对西夏货币和我国货币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6]。

根据领导安排，笔者参与了现场调查工作，受命对这几批窖藏钱币进行整理、研究。在散发着有害粉尘和气体的环境中，把像小山一样的数千、数万枚钱币一一检选，并按朝代、币种、书体等分类、计数，最后制表、写出报告。可喜的是，就在这繁杂和琐屑的工作中，开辟了笔者学术生涯另一方天地——钱币研究。此后，笔者的钱币研究持续进行，到2007年，已发表论文、报告40多篇，并从中精选编成《西夏钱币论集》一书，以《宁夏金融》增刊形式出版。

大风沟、榆树台、滚钟口钱币窖藏，之所以出现在贺兰山，与其所处地理位置相关。滚钟口窖藏，位于西夏京畿西侧贺兰山中，西夏在“贺兰驻兵五万”，以拱卫京畿^[7]。大风沟、榆树台两处窖藏位于贺兰山北段，属西夏定州（今宁夏平罗南）地界；这里扼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之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西夏曾在这里营建“省嵬城”（今石嘴山市庙台乡）“以驭诸蕃”^[8] 。西夏京畿至定州一带，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人口众多的地区。这些窖藏，之所以在深山峡谷，与蒙古灭夏战争有关。

贺兰山一带，常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土层干燥，钱币保存良好，少有锈结和朽烂情况。三处窖藏品种，大体相类。最早的是西汉四铢“半两”，最晚的是西夏“光定元宝”，包括15个朝代的60多种钱币，内涵十分丰富。若按币形特点、币值大小、书体不同细分，可达120多个品种。同一窖藏出土如此丰富的品种，在考古发现中是不多见的。我们说这些窖藏是西夏时期的，现在看来似乎不是什么问题，但在数十年前，却是一大发现。包括19世纪初刘青园在凉州的发现，我们也是在现在才意识到这是西夏窖藏钱币的重大发现。

有关西夏的钱币窖藏，以及出土西夏流通货币的墓葬、遗址等，分布在宁夏、甘肃、陕北、内蒙古西部等西夏故地。其他如在宋、辽、金钱币窖藏中，在远离西夏故地的浙江、湖南、湖北、辽宁、吉林、内蒙古东部、新疆，以及鸭绿江彼岸的朝鲜也有零星发现。这些窖藏等处的发现，为我们研究西夏钱币和货币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现将笔者数十年来收集的资料，经整合研究，分别编制《西夏钱币窖藏出土钱币简表》《西夏遗址、墓葬出土钱币简表》和《宋辽金钱币窖藏、墓葬出土西夏钱币简表》三表，并试做分析。

表1-1　西夏钱币窖藏出土钱币简表（按省区以出土时间排序）

①本书附录第三部分《西夏钱币论文、资料索引》，按发表时间顺序编排，并有序号。为了节省篇幅，本表“资料来源”只注明该文序号和篇名，如是专著，号前加一“著”字，以示区别。还有部分资料，来自并非钱币类文章，在《索引》中没有其文，则写明原出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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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西夏遗址、墓葬出土钱币简表

①为了全面认识西夏使用钱币状况，本表宁夏部分，将没有出土钱币的所有遗址、墓葬等也列入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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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出土地名前画○者，多为个人藏品，出土地址、时间不详。这些钱币，可视为流散到社会上的出土品，但很难说它就是哪个墓葬、遗址所出，故不予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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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宋辽金钱币窖藏、墓葬出土西夏钱币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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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表中岳堡中学窖藏资料，除《甘肃庄浪发现金代窖藏钱币》外，又有《浅述甘肃庄浪县出土的西夏窖藏钱币》一文（甘肃金融·钱币研究1993-2）。经相校，两文是一事还是两事让人生疑。两处窖藏不同处有三：窖藏一说是金代，一说是西夏；时间一说是1988年，一说是1992年；钱币品种一说是夏钱天盛，一说是夏钱天盛、皇建。但相同处更多：两文作者是同一人（程晓钟），窖藏是同一地，出土铜钱数量皆为200斤，内含皆为汉至宋金钱等。存疑志此，供诸参考。本文暂作一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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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出土时间、地址不详者，按发表时间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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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为节省篇幅，表中汉文钱省去“元宝”“通宝”二字；夏文钱省去“宝钱”二字。个别稀见品种如隶书“大安通宝”、篆书“光定元宝”等钱用全称。

在对表1-1至表1-3进行分析前，先对表格编制情况做一些简要说明：

一是窖藏钱币的出土，多具有偶然性，都不是科学发掘的，包括笔者经手的几处贺兰山窖藏钱币。文物部门的同志所写出的材料，较为周全，能从总体上把握，说明窖藏位置、周边环境，窖藏形状、距地表深度，钱币摆放方式、有无容器，出土钱币种类、版别，等等，一一交代清楚。也有些钱币收藏者和爱好者，他们十分关心窖藏总体情况，写出了较好的文章。不可否认，有些泉友的钱币多是从市场上（包括农村）购买，或是泉友之间交换所得。得一好钱，他们不愿自专其好，发表出来与大家共享，这是好事。尽管有的文章只有一二百字，说自己在哪里得到一枚西夏什么钱，但还是有价值的：这些钱币大多数是出土品，或是出土后流到社会上的，钱币的品相、特点可资研究，更重要的是为相关钱币的分布，提供了信息。

二是由于窖藏多在农村，多为农民发现，文化、文物部门很难监管到位，往往窖藏被破坏，钱币被哄抢。尽管如此，文物部门多能到现场勘察，做出积极处理，记述窖藏情况，清理和收回钱币等文物。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收回文物难度很大，能收回部分，也算万幸。令人可叹的是，有些管理部门信息不灵，麻木不仁，不能做出应有的反应，从而丢失了很多重要的信息。我们从表1-1至1-3中可以看到，很多窖藏并不是文物部门的资料，而是泉友们发现后写的资料。

三是文中所述数据，皆来自公开报道的资料。在庞大的钱币爱好者和收藏者队伍中，究竟有多少人收藏了各种精美的西夏钱币，怕是谁也搞不清。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表1-1至表1-3中的数字，比社会实际拥有量要少得多。我们还意识到，在当前风气欠佳、造假成风、浮夸盛行的背景下，难免有报道不实之处，因此，对一些数据、信息的使用比较慎重。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了不少谱录类著作，每种皆收罗务求其多。本书着眼于出土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对不注明出处的一般不收。

四是有不少窖藏，并无发现报道，是相关文章中带出，所提供的信息只是一句话。令人欣慰的是，不论信息多少，又增添了新出土的资料。个人收藏的西夏钱币，仅收见之报道，又能反映出土地点的藏品。

五是笔者在编制表格时发现，一处出土钱币，往往多次报道，多篇文章提及。我们十分注重第一手材料的收集。对此，我们仔细比对，斟酌取舍，只取最早、最详尽者。尽可能避免重复录入，力争准确反映真实情况。笔者尽管做了努力，但难免遗漏，诚望泉友补充、完善。

以上各点，在上表中都能找到具体例证。

（三）西夏出土钱币的启示

西夏出土钱币资料，对我们认识西夏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下面，就以上三表试做分析。表1-1提供的信息最多，试析以表1-1为主，表1-2、表1-3也各有侧重。为了便于分析，兹将三表综合统计如下。

表1-4　西夏钱币窖藏、遗址总表

第一，窖藏分布有地区特点。

据表1-1，西夏钱币窖藏在西夏故地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陕北都有发现，总计有73处之多。其中，宁夏数量最多，计有38处，占全部窖藏的52%强。不言而喻，这与宁夏是西夏的中心地带有关。在甘肃，所有窖藏集中在武威，计有16处，而其他地方少有，这或许与各处工作的深入与否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作为西夏“辅郡”的凉州府，地处河西走廊中部，是西夏在河西地区的统治中心。宁夏地区和河西走廊发现窖藏较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夏时期这里社会经济发达的情况。内蒙古窖藏计有14处，其中10处是铁钱窖藏，都在河套地区沿黄河一线，是西夏铁钱窖藏最集中的地方。这些窖藏的情况，让我们做出这里是西夏铁钱流通区的结论。

第二，窖藏是西夏难民苦难的见证。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们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十分注意地表遗存状况，如果在一个地方看到一些残砖破瓦、陶瓷残片，就会想到这里是不是一个古代遗址；如果有遗址，又会想到附近是否有墓葬等。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的，生，会留下遗迹；死，会留下墓葬。考古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复原”古代人类的社会生活，使现代的人知道人类是怎样走过来的，从而知古鉴今，古为今用。鉴于此，笔者在考察贺兰山大风沟、榆树台两窖藏时，都十分注意寻找有无其他遗址、墓葬。按常理，钱是人埋下去的，应该有人生活的遗迹。考察的结果，既无墓葬，也无遗址，甚至连块破砖烂瓦也没有。这是为什么，这种现象需要解释。

窖藏的位置，除武威主要在市区外，其他地方多在深山峡谷和荒漠地带。我们注意到，部分窖藏有容器，如有的装在陶罐、瓷罐中，有的装在毛毡筒、毛织袋中，有的装在皮囊中，有的放在铁釜中，有的装在石槽中，有的窖藏上还有石盖板，但绝大多数都是临时挖掘的土坑。窖藏中的钱币，有的放置有序，有的还穿有绳索，而更多的则是散乱的。出土钱币的下限，是西夏最后铸的“光定元宝”。“光定”是西夏第8代皇帝李遵顼的年号，时间是1211～1223年，其最后一年距成吉思汗灭西夏仅有四五年。这一事实，强烈地暗示我们，钱币的埋藏或许与蒙古灭夏战争有关。

蒙古的“征服”战争，以其残酷性而闻名于世。蒙古铁骑的西征，被西方誉为“黄祸”“上帝之鞭”。成吉思汗的死，给准备投降的西夏人民带来灭顶之灾。联系蒙古最后一次攻打西夏的战争，终于使我们明白：这些钱币大都是逃避蒙古战争灾难的西夏难民埋藏的。据载，蒙古铁骑在1227年灭亡西夏时，进行了极为残酷的破坏和杀戮，西夏人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据以上判断，窖藏钱币是逃避蒙古“锋镝”的西夏难民埋藏的。而窖藏钱币的重大价值，就在于它是活的，埋藏前是西夏社会普遍使用的、流通的货币，是人们现实经济生活的真实反映。

可以想象，战争的残酷，死亡的威胁，迫使西夏百姓逃入深山老林、荒漠地带。逃难的人当然会将赖以生存的钱币带上。总是因为有什么意外情况需要转移，而笨重的钱币又无法带走，于是仓促挖个土坑埋下，待他日安定后回来取用。事实证明，他们再没有回来，于是埋入土中无人知晓的钱币，在七八百年后的今天又重见天日。窖藏钱币记录了战争给西夏人民带来的灾难，记录了一幕幕生动而悲惨的故事。

第三，印证了史志古谱著录钱币的真实性。

前面谈到清嘉庆年间初尚龄《吉金所见录》记述刘青园发现凉州西夏钱币窖藏及著录这次发现的重大意义。在此前后，清嘉庆、道光年间的一些重要钱谱，如陈莱孝《历代钟官图经》、翁树培《古泉汇考》、张崇懿《钱志新编》、王锡棨《泉货汇考》、李佐贤《古泉汇》和倪模《古今钱略》等，对西夏钱币都有所著录。这些钱谱著录的钱币品种，与凉州窖藏的钱币品种，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即多为“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还有“梵字钱”。新发现的西夏钱币窖藏，它的上限是西汉的“半两”“五铢”，下限是西夏的“光定元宝”，最多的是北宋钱，唐“开元”也不少，还有北朝、五代、辽金的钱币，西夏钱币从“元德”到“光定”以及西夏文钱都有。窖藏西夏钱币的出土，使过去谱录中著录的钱币，得到验证并被确认。

第四，可以确认的西夏钱币只有18种。

看到钱谱中著录的各式各样的钱币，看到媒体不时报道的新发现，真让人有些眼花缭乱，人们不由得要问：西夏时期究竟铸造了多少种钱币。笔者研究认为：目前可以确认的只有18种。所谓“确认”，既不是钱谱著录，更不是媒体报道，其主要根据，就是有无考古证明。这是因为即使是学界公认的优秀钱谱，也难免杂有伪品^[9]，而在造假成风的今天，媒体报道的所谓新发现，也多是靠不住的。反之，即使谱录未载，只要能证明是出土品，也是真的西夏钱币。考古资料和谱录资料两相结合，可以确认的西夏钱币，西夏文钱5种，即“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和“天庆宝钱”，汉文钱13种，即“大安通宝”“元德通宝”（隶真二品）、折二“元德重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行真二品）、“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和“光定元宝”（篆真二品）诸钱，还有“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铁钱。

这里，有两点情况需要做些说明：一是在上述钱币中，有些是否是西夏钱币，学术界是有分歧的。隶书“元德通宝”，是越南钱还是西夏钱，从清末争论到20世纪80年代。1987年，内蒙古乌审旗陶利窖藏一次出土3枚，以后又有多处出土，从而使这一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丁福保《泉志菁华录》《古钱大辞典》，均著录折二西夏文“大安宝钱”，唐石父研究认为系据《吉金所见录》西夏梵字钱“仿刻”。这一认识得到学术界的认同，纠正了这一错误 ^[10]。对这些存疑和仿刻的西夏钱的最后认定，出土钱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再一点是，有些钱币是从未见之著录的新品种。1981年，内蒙古东部林西县辽代窖藏出土的隶书“大安通宝”；1984年，银川滚钟口出土的篆书“光定元宝”。这两种钱都是史志、谱录从未著录，首次发现的新品种。这是西夏钱币，也是我国钱币的重大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西夏钱币和我国钱币的内涵。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发现。

第五，西夏主要流通北宋货币。

西夏主要流通北宋货币，今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而这一认识，正是从大量的出土资料得出的。表1-1中，多数窖藏北宋钱达到8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97%。笔者对贺兰山3处窖藏做了认真的统计和分析，在总计43500多枚钱币中，北宋钱占85.82%，而西夏钱只占1.32%。据表1-2统计，在20处西夏陵墓、遗址和古塔的考古中，出土西夏钱币的仅有6处。银川西夏皇家陵园，包括陪葬墓、北部佛寺遗址、砖瓦窑址等，基本上没有出土西夏钱，6号陵出土1枚“光定元宝”，还是在填土中捡的；石嘴山西夏省嵬故城，也无一枚西夏钱币出土；规模很大的、著名的灵武西夏瓷窑址，只出土4枚“天盛元宝”；贺兰县拜寺口双塔、拜寺沟方塔、潘昶宏佛塔以及青铜峡108塔等西夏建筑，经考古清理，也没有发现一枚西夏钱。但所有这些地方，出土的主要是北宋钱，唐“开元”也不少。笔者不厌其烦地把宁夏地区西夏考古材料统统列入表中（不论有无钱币出土），就是想再一次证明西夏人可以离开西夏钱，但绝不能离开北宋钱。西夏主要流通的是北宋货币。

第六，西夏货币流通的范围很广。

从表1-3中可以看出，西夏钱币不仅在西夏故地出土，在东北、陕南以及甘肃南部的宋、辽、金窖藏中也有出土，多为“天盛”钱和西夏文“大安宝钱”。甘肃天水和镇原的金代窖藏，出土钱币较多，有“天盛”“乾祐”、行书“乾祐”“皇建”“光定”，还有夏文“乾祐”钱等。在元代窖藏、明代墓葬中也有出土，多为“天盛”钱。而在远离西夏故土的广西、浙江宁波、湖南吉首、湖北黄石、陕南安康、山东宁阳、山西临猗、辽宁朝阳、吉林扶余、黑龙江双城、新疆墨玉和洛浦，甚至鸭绿江彼岸的朝鲜惠山也有发现。这说明西夏货币流通范围很广，是研究西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的重要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在新疆墨玉阿克萨拉依乡发现窖藏铜钱，仅文管所收回的就有汉、莽、唐、宋、金、黑汗王朝等各朝钱币1326枚，其中有“天盛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和夏文“乾祐宝钱”等西夏钱币13枚^[11]。另外，在和田市还发现了一件“乾祐元宝”铁范，钱径24毫米，厚2～4毫米，穿宽5毫米，字文较粗。但是否为真品，学界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赝品，有人认为是西夏同时代的于田人仿铸。如果真是西夏邻邦仿制了西夏钱范，那对研究西夏钱币和西夏对外贸易都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