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葫芦形瓷器产生的思想背景
宋代虽然与辽、金对峙,先后形成北宋与南宋的局面,但在经济与文化方面还是比较发达的,在宗教文化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儒、释、道三教在理论上进一步融合,宋代的周敦颐对阴阳哲学有所发展,在《太极图说》中以更精致和明确的语言概括了宇宙演化图式:“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金木水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阴阳也,阴阳——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这种术数理论的发展是和道、儒两家哲学世界观的发展密切相关的。道家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它以本身固有的思想因素为基础,总结了先秦以阴阳家为主的阴阳五行的思想成果,融合进自身的思想体系中,构建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骨干的世界构成和生成图式,为儒家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充奠定了基础,并在与儒家相互一向、相互吸收和交融中使术数理论更完美。我们知道葫芦早在原始社会就作为阴阳合体的始祖神加以崇拜,之后成为道家的标志物,作为儒道很盛行的宋代,作为阴阳观念更为完善和精进的宋代,笔者认为该时期大量流行的葫芦形陶瓷瓶的产生应与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相关联。
2. 从葫芦形塔刹和葫芦形舍利罐看宋代佛、道的进一步融合
北宋时期,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宋真宗、宋徽宗特别崇尚道教,在全国各地建庙设醮、造像祭神。据史料记载:“宋真宗时建玉清昭应宫,工程夜以继日,七年乃成,共有殿宇二千六百十一余间。宋徽宗则自称为‘道君皇帝’,托言自己是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凡,在宫中设醮,并设道观,广建宫观,如有江苏句容九霄万福宫(图7-8)、四川省成都青羊宫(图7-9),这些道观均用葫芦形塔刹,这些道观所用葫芦形塔刹证明了如前所述葫芦为道教的标志物。
图7-8
图7-9
除了徽、钦两帝特别笃信道教外,其余七帝对佛教均采取扶植和利用政策,一方面派遣大批僧人西行求法,一方面创建规模宏伟的经院,西行僧人之多,译经数量之大,均超过唐代。同时因儒、释、道三教在宋代的进一步融合,葫芦又为佛教所用,用葫芦形的瓷器盛装佛骨做舍利罐。据目前已出土的考古资料看,河北正定天宁寺凌霄塔出土的宋代白釉彩斑瓷葫芦形瓶,高5厘米,口径0.7厘米,下腹径3厘米,内装舍利子。连云港海清寺阿育王塔,为“真身舍利塔”,塔内出土北宋天圣元年青瓷葫芦瓶和玻璃葫芦瓶,内有3枚舍利子。1989年在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天宫内出土白瓷葫芦形瓶2件,内装舍利子。笔者认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葫芦形小瓷瓶有一部分可能为宗教用器。葫芦这一道教的标志物与佛教的融合也有其他的考古资料相佐证。在北宋有大量的玻璃葫芦形小瓶出土,多出土于塔基中,是佛教用具。目前有关材料有:河北定县五号和六号塔基分别出土玻璃葫芦形瓶10件和33件,高3.3—5.2厘米,口径0.4—0.6厘米。出土的葫芦形瓶色彩多样,有蓝色、绿色、棕色、褐色和无色透明以及棕色半透明和不透明等[12]。时代为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及至道元年(995年),河南邓州市福胜塔地宫,始建于宋天圣十年(1032年),出土紫红色玻璃葫芦1件,高4.5厘米。另在一铁塔内出土一大一小粘连在一起的2件葫芦瓶。大的1件,圆底稍向内凹,高4.5厘米;小的1件为圆口,口沿向外翻卷,长颈,圆鼓腹,圆底稍向内凹,高4厘米[13]。山西临猗双塔寺北宋塔基地宫出土搅胎玻璃葫芦形瓶,高4.3厘米,口径0.6厘米[14]。在甘肃灵台五代至北宋初期的石棺墓中出土薄胎玻璃绿色葫芦形瓶1件,同出舍利子300余粒[15]。上述塔基出土的玻璃葫芦形小瓶,数量多,色彩丰富,小巧玲珑,不是实用器,而是宗教用器。在宋代产玻璃器的地方往往也生产瓷器,陶瓷葫芦形小瓶应是模仿借鉴玻璃宗教用具葫芦形瓶而制作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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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登封崇岳寺塔天宫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1期。
[2]刘友恒、樊子林:《河北正定天宁寺凌霄塔地宫出土文物》,《文物》,1991年6期。
[3]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海清寺阿育王塔文物出土记》,《文物》,1981年7期。
[4]遂宁市博物馆:《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文物》,1994年4期。
[5]史国强、武俊阁:《河南南乐县出土黑釉瓷器》,《文物》,1982年12期。
[6]《中国出土瓷器全集》8,第131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7]+《中国出土瓷器全集》6,第138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8]《中国出土瓷器全集》3,第127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9]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10]《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第19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11]江西省文物工作队、乐安县博物馆:《江西九江市、乐安县发现宋墓》,《物》1984年8期。
[12]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月。
[13]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邓州市福胜塔地宫》《文物》,1991年6期。
[14]临猗县博物馆 乔正安:《山西临猗双塔寺北宋塔基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7年3期。
[15]秦明智、刘得桢:《灵台舍利石棺》,《文物》,198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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