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匏壶”的命名可能与它的形状仿植物匏瓜有关。《诗经·七月》说“八月断壶”，毛传“壶，瓠也”。瓠瓜在南方称为葫芦，是夏季常见的一种瓜果类蔬菜。《左传》“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后人称匏瓠为一”。其实“葫”、“匏”、“瓠”三者实指一物，即葫芦。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0000年—7000年，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诸省，与今中南半岛的越南、缅甸、泰国一样，属于热带或亚热带气候。在热带雨林中，树木繁茂、高大，动物、植物品种极丰富。这一地带农业的特点，以东南亚为例，索尔和延等人都主张东南亚的农业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园圃农业（Horticuluture）阶段，主要种植无性繁殖的根茎类植物；第二阶段才是种子作物，主要是稻米。所谓无性繁殖的植物，是指有的植物由地下的部分（根茎、块根、块茎等）变态成无性繁殖器，自己进行繁殖；而一些植物的茎、叶，则有“复原”与“再生”能力。南方很多无性繁殖的植物，其生长并无季节性的限制，一年四季多可以成活。葫芦就是其中的一种，在类似气候的东南亚地区，上述已经证明美国考古学家切斯特·戈尔曼在泰国西北部丰颂府（Mae Hongson Province）空河(Khong Stream)西岸的仙人洞发掘了一处和平文化遗址，在距今1169±560—8750±140年的早期地层中发现了杏、榄仁、槟榔、豆类、瓜类、葫芦、菱角和胡椒等植物种子。就华南地区的农业而言，在栽培稻米之前，有一个栽培无性繁殖作物的时代，作为稻作农业兴起之前的一个准备阶段，这是十分可能的[12]。
百越古族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以南的武夷以东、南岭以南的东南沿海山地、丘陵。部落众多，故又有百越、百粤之称，从事渔猎、农耕，以金属冶炼、水上航行著称。秦汉后，在长期发展中，百越古族部分逐渐与汉人融合，部分与今壮、黎、傣等族有渊源关系。百越古族所分布的地区属于温暖、湿润的热带、亚热带海洋性气候，野生动物、植物种群非常丰富，为原始人类获取天然食物提供了基本的来源。包括粤东、闽南在内的东南沿海成为典型的“富裕的采集狩猎文化”区域之一。在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葫芦种子，在广西贵县、江苏连云港西汉墓中也发现有葫芦的种子瓜实，表明人们已经栽培和利用了天然葫芦，葫芦成为南方百越部落的主要食物来源。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葫芦与先民有着难解难分的情缘，人们对葫芦的崇拜也深深影响到了百越地区的先民，百越先民的图腾祖“盘瓠”就与葫芦有关。罗香林著《百越源流与文化》[13]中记述：“南蛮先民，于祭祖时并悬挂其旧传图腾祖龙即盘瓠之身图像，为致敬对景，编制家谱，亦每以盘瓠图像冠首……按今日史家所谓之南蛮民族，即指荆楚蛮族或其稍后之武陵蛮与五溪蛮及其南蛮民族，其种性之最可注意者，则为其先世似以犬熊或盘瓠等为图腾祖。”东南土著民族文化是构成中华民族早期三大集团之一的“苗蛮集团”的主要成员，拥有共同的图腾祖先“盘瓠”。《后汉书·南蛮传》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彩，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为夫妇，子孙繁衍，分布于西南各地。”这里的“盘瓠”虽说是狗的称谓，但它具备了像葫芦一样超强的繁衍子孙后代的能力，笔者认为这应与该地区远古时期“盘瓠”作为生殖崇拜有关。
2. 陶瓷匏器受战国秦汉礼乐制度的影响
仿匏瓜的形状制成陶器，可上溯到远古，陕西华西县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与匏瓜形状类似的陶瓶。南方地区在战国时期已经使用了陶匏壶。战国以后在闽广地区广泛流传，其中心在当时的闽越国和南越国腹地。考古资料证明，匏瓜自新石器时代开始种植以来，就与人类结缘。《广韵》：“爮，匏，可为饮器。”陶匏壶的功能有两种：一是作为祭器使用，一是作为日用生活的水器。《礼记·郊特牲》说：“器用陶匏，尚礼然也。”又说：“器用陶匏以象天地牲。”作为礼器使用，其内装酒，谓之“玄酒”；作为祭器，用以祭天。
春秋战国以后，是闽越民族正式形成的时期，其社会物质文化主要受到越楚的熏陶。秦汉以来，中央王朝相继在百越故地推行郡县制度，并对百越民族采取内迁、同化政策。西汉闵越国和越国，都是汉朝册封的异性诸侯国，中原用礼器随葬的传统对之必然产生影响。吴春明在《汉化中的“越王城”与越化中的楚汉墓》[14]一文讲：“余绪周、楚‘礼制’的丧葬制度。贵族墓葬随葬青铜礼器是商周礼制在丧葬制度上的体现，东周以来虽‘礼崩乐坏’，但礼制的残余形态在丧葬的内容和等级规格上还延续了一段时间，铜陶礼器的使用就是其中的代表。随着庄边山墓群所反映的楚汉贵族入迁闽越国内，这一周楚‘礼制’的余续也同时传入闽中，并在闽越的土地上延续它衰亡的历史步伐。”
中原的礼器制度在百越也有一定的反映。该地区的陶匏一般是成套组合，东南越人墓葬随葬印纹陶匏壶、罐、钵、瓮是较完整的组合，也见闽越式的印纹陶瓮、匏壶少量组合。在西汉南越王的墓葬中出土有3件套装的铜提筩、铜钫、鎏金铜壶、铜瓿、陶瓿、陶罐、陶盒、陶碗和匏壶等器，这些铜器陶器，有相当一部分是盛酒的礼器。百越文化代表性的印纹硬陶瓮、罐、匏壶一类组合应是受礼制影响。关于“礼”所反映的内容，见于战国初年整理加工成书的“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不仅保存了先秦礼制的遗典，而且集中反映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和汉初的宗教神学思想，把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祭祀礼仪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说明。《大戴礼记·礼三本》载：“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崇君师。”认为天地是生之本，先祖是类之本，君师是治之本。对亲祖鬼神的祭祀尤其重视，“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于亲”。《祭统》“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乐记》“三礼”著述不是神学，但却为董仲舒将儒学神学化提供了理论根据。董仲舒是把儒学改造成为神学的第一人。他宣称“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春秋繁露·郊义》“天者，百神之君也”。《顺命》，即天为神、人的主宰者和万物的创造者；宣扬君权天授，《深察名号》：“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
3. 陶匏是礼乐制度的象征
陶匏壶是南方汉墓中所独有的一种器物，做盛酒礼器。《博古图》记载：“汉瓠壶，公刘之诗曰，酌之用匏，则瓠壶之制，盖取诸此。”陶匏，本为远古以来的日用器，后被礼家用作尊古返朴祈天地、二郊的礼器。《礼记·郊特牲》：“器用陶匏，尚礼然也……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礼记》说：“器用陶、匏，贵其质也。”“陶”为土质，象征大地；“匏”，《说文》解释云：“从包从夸，声包，取其可包藏物也”，《东都赋》说：“女修织纴，男务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汉书》记载：“甘泉泰畤紫坛，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坛周环其下，又有群神之坛。以《尚书》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之仪，紫坛有文章采镂黼黻之饰及玉、女乐，石坛、仙人祠，瘗鸾路、骍驹、寓龙马，不能得其象于古。臣闻郊（紫坛）‘柴’飨帝之仪，扫地而祭，上质也。歌大吕舞云门以竢地祇，其牲用犊，其席稾秸，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贵诚上质，不敢修其文也。以为神祗功德至大，虽修精微而备庶物，犹不足以报功，唯至诚为可，故（致）上质不饰，以章天德[15]。”《晋书·礼志上》记载：“郊丘之祀，扫地而祭，牲用茧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远祖。”《隋书·礼仪志一》记载：“梁祀天皇上帝之神于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轩辕、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风伯、司空、雷电、雨师，皆从祀，其二十八宿及雨师等座有次，五帝亦如之……器用陶匏，席用稾秸”。说明最尊贵、最隆重、最高的祭仪，都包含最原始、最质朴意义的东西，不但是祭品，而且场所、祭器也有此特色。如祭天是“扫地而祭”、“大路越席”，“器用陶匏”。古礼的仪式中，普遍包含有表示其起源方面的古老特征，或反映其质朴，或反映其原始，而表示的意义却是尊、贵、敬等等。这又说明各种礼仪都有其古老的起源。笔者认为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的陶匏壶可以追溯到史前百越先民的图腾崇拜，又有中原汉文化的渗透，是百越王公贵族和百姓使用的礼器。之所以用匏壶做礼器或祭品正如《礼记·祭义》记载：“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
【注释】
[1]徐恒彬、榻富崇、杨少祥：《广东德庆发现战国墓》，《文物》，1973年9期。
[2]《中国文物报》，2007年1月5日。
[3]黎金：《广州的两汉墓葬》，《文物》，1961年2期。(www.xing528.com)
[4]林忠干：《论福建地区出土的汉代陶器》，《考古》，1987年1期。
[5]林忠干：《论福建地区出土的汉代陶器》，《考古》，1987年1期。
[6]黄汉杰：《福建荆溪庙后山古墓清理》，《考古》，1959年6期。
[7]《中国陶瓷全集》2，图二四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8]《中国出土瓷器全集》7，第9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9]《中国陶瓷全集》3，图四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0]《中国陶瓷全集》3，图五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1]广西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西村西汉木椁墓简报》，《考古》,1960年1月。
[12]童恩正《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1998年。
[13]罗香林：《百越源流与文化》，中华丛书委员会印行，中华民国四十四年十二月印行。
[14]吴春明：《汉化中的“越王城”与越化中的楚汉墓》，《中国东南土著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考古观察》，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
[15]《汉书·四志》（一）第四册卷二一至卷二五 志（一），第1256页，中华书局，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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