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始于战国,战国的陶瓷手工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各地普遍使用灰陶,东南沿海一带的印纹硬陶、原始瓷器的生产都有很大的发展。秦汉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秦代的陶塑、西汉发明的铅釉陶、东汉中晚期由原始瓷发展为瓷器,从而开启了我国陶瓷生产的新纪元。我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传统和生活习俗大不一样,各地的陶瓷制品有很大差别,东南沿海一带的百越地区,盛行灰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其他各地则以使用泥质灰陶为主,夹砂陶次之。从出土器物的品种看,日用陶器产品器类比较单纯,只有常见的釜、甑、瓮、罐、盘、豆和盆几种,但仿铜礼器的陶制品则盛极一时;在器型方面,秦国的茧形壶、折腹盆,三晋地区的鸟柱盘,越国的原始青瓷兽头鼎,广东和福建的印纹陶匏壶等极富地方特色。
陶瓷匏壶器型模仿葫芦式样,有上小下大亚腰葫芦形;有颈部较长,或直或弯曲,腹部作椭圆形;有短颈大腹形,是盛酒或盛水的容器。陶瓷匏壶出土于东南沿海,是战国至汉代百越文化特有器物,有泥质陶、印纹硬陶、釉陶和原始青瓷。是福建及两广地区秦汉墓中一种常见的随葬器物,也是该地区汉墓出土的瓮、罐、杯、提筒、盒、匏壶等随葬器物组合中的典型器物之一。它在闽北的崇安、浦城、建瓯、邵武,闽江下游的闽侯、福州等地经常出现;在闽西、闽南的一些秦汉遗址中出现;在粤西北的德庆、四会、南雄和广西的平乐、合浦、贺县、贵县等战国、两汉墓中也时有发现。匏壶的发展大致可分为战国,西汉早、中、晚期,东汉早、晚期六个阶段(图4-1)。战国时期以广东德庆战国墓米字纹大匏壶为代表。特点是小口,圆腹,平底。口内有凸出的盖托,口外有四个小耳,器身椭圆而长,器壁由上而下渐厚,形体笨拙,制作粗糙。西汉早期器型多仿匏器,上节粗短,个体浑圆,全器较肥矮。口、颈分节不明显,颈肩部粘有横耳。西汉中期壶的口、颈相对伸长,各部位分节比较明显。部分器物的口、足部出现了穿绳用的小圆孔。纹饰较少。西汉晚期器物的颈部近似筒状,较长,腹颈加大,形体稳重,花纹常见于肩腹部,除弦纹、水波纹以外,新出现了弦纹同篦纹、三角纹和弦纹的图案组合。东汉早期壶的口部较长,缩颈,腹较扁,最大腹径靠近底部。无耳或双耳靠近颈部,纹饰比较简练。东汉晚期壶为小口,细长颈,腹极扁,喇叭形高圈足。颈部、上腹部刻划弦纹、三角纹、双线菱纹和锥点纹。在福建和两广地区,从战国到东汉晚期,早期匏壶的形体比较丰满而肥矮笨拙,口腹相连,没有颈项,各部位分节不明显。西汉中期以后,器型由低向高发展,口部逐渐缩小,颈部由矮粗变为细长,腹部由圆鼓变为宽扁,最大腹径由腹中移向腹下,器型越来越瘦长轻巧。早期花纹一般装饰在器物的上腹部,细密而繁缛,其中的米字纹、弦纹和锥点纹等题材还保留有较浓厚的几何纹陶风格。中期以后的花纹题材有所减少,布局比较疏朗。东汉以后又日渐多样,并由前期装饰在腹部发展到颈腹之间。两广和福建的匏壶有一定差别。福建地区的均为平底器,两广多为圈足或三足器。考古学上称前者为“闽越式”,后者则称为“南越式”。
图4-1
据现已发表的考古材料记录:广东德庆战国墓[1]、广西贵县出土东汉骆越褐釉匏壶,浙江东南的黄岩、瑞安和安吉也有少量出土;2006年9—11月在温岭与黄岩交界的塘岭南麓塘山大墓发现5件匏壶,有硬陶匏壶和原始瓷匏壶。该墓应为西汉初东瓯国贵族墓[2]。广州两汉墓[3]、福建崇安汉城遗址、闽侯庄边山汉墓、闽侯荆溪庙后山东汉墓、长沙火车站东汉墓器类都出土了匏壶[4]。另外在福建地区也出土了汉代陶匏壶[5]。福建崇安汉城遗址出土了可复原的秦至西汉晚期的陶匏壶,此外同出的还有瓿、瓮、提筒、罐、钵、盒、釜、甑、盆、盘、三足盘、盅和香熏等,其胎质以羼细砂的泥质灰色硬陶为主,还有泥质红陶和粗砂灰硬陶,绝大部分火候较高,胎质坚硬,纹饰基本为拍印和刻划两种。口颈经慢轮修整。闽越式Ⅱ式匏壶与广州西汉前期墓出土的Ⅰ式匏壶近似。福建闽侯庄边山东汉土坑墓出土了釉陶罐、筒形罐、匏壶、陶灶、罐、瓮形罐和铁釜等器物[6]。陶器胎体一般呈灰黄色,器表多挂青褐色釉,易脱落,似早期青瓷,少数羼有细砂,呈灰黑、橙黄等色。器表一般为素面或拍印细密的小方格纹。闽侯庙后山墓出土的匏壶与西汉闽越式匏壶比较,脖颈已由细长变为短粗,器型更显肥硕。
图4-2
举例如下:
1. 战国灰陶双耳大匏壶
高52厘米,口径8厘米,底径25厘米。
泥质灰陶。小口斜颈,溜肩,深腹圆鼓,平底,颈部两侧有对称双耳,通体拍满密集的米字纹装饰,形体庄重,装饰朴素[7]。
图4-3
2. 战国原始瓷戳印纹匏壶(图4-2)
2005年江苏省无锡市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
通高27.2厘米,口径8.3厘米,底径16.6厘米。
直口,高颈,溜肩,鼓腹,平底,肩部贴一对铺首衔环,盖平顶,子口,桥纽。胎色灰白,釉色泛绿。肩、腹及盖饰戳印的“S”纹和斜刻划纹带。壶仿自中原,越地罕见[8]。(www.xing528.com)
3. 西汉原始青瓷匏壶(图4-3)
浙江省瑞安市下山根出土。
高20厘米,口径4.6厘米,底径15厘米。
小敛口,斜肩,弧腹,平底。头、肩等处饰有水波纹、弦纹和锥点纹,肩部附牛形耳。该器是古代百越地区的典型器物[9]。
4. 西汉双系长颈陶匏壶
1958年福建省福州市北郊新店村出土,福建省博物馆藏。
高19.5厘米,口径4厘米。
此壶是古人模仿天然匏瓜的一种造型。灰陶,肩上有双系。此器饱满,质地坚硬,器身饰弦纹,纹饰简朴,基本保留远古时期的造型[10]。
5. 西汉前期陶匏壶
广州博物馆藏。
通高34厘米。
壶颈细而修长,分两节,喇叭形的小口套上凤鸟形的座塞,套合后口为匏瓜之蒂,肩两侧有半环耳,与圈足的两孔相对应,是用做穿绳的,器表施黄色薄釉,颈处还有釉滴痕,是广州汉墓中较多见的仿自然物的造型。
6. 西汉陶匏壶
广州西村出土。放在棺的边箱内,伴出的还有陶井、陶灶、陶纺轮[11]。
高30厘米。
匏壶,陶质坚硬,作灰白色,印纹简朴,黄绿色釉,大部分已脱落。其中两件陶匏壶相同,上下两腹之间有两个半环耳。
7. 东汉黄釉陶匏壶
1984年长沙火车站晓圆公园内出土。
高24.7厘米,口径17.4厘米,足径0.2厘米。
黄釉陶匏壶,为墓中出土的一组陶礼器之一。陶质硬,施黄釉,葫芦小口,肩部两侧各有一环形系及双道弦纹。上有斜条叶脉状戳印纹,鼓腹,中部有一凹弦纹,束口,高圈足,足两侧各有一小圆孔,釉已脱落。
8. 汉弦纹硬陶匏壶
广州龙生岗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高27厘米,口径2.1厘米。
泥质红陶,形似匏瓜状。小口,长颈。口沿向下外扩,斜肩、深腹,腹向下收,平底、高圈足。肩两侧为半环形耳,肩、腹、足饰弦纹带。器身上部施釉,薄厚不匀,施釉不到底,壶下无釉,露胎,胎质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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