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葫芦形陶瓷器：揭秘葫芦折射的福文化

（三）葫芦折射的“福”文化

长期以来，由于中华各民族对母体的崇拜，实际已外化为葫芦崇拜，因而，象征母体的葫芦也就被赋予了母性孕育生命和养护生命的双重职能，进而认为葫芦像母神一样不仅能够孕育和繁衍生命，而且还能够辟邪恶鬼和疾病、护卫民众的安康，保佑孩子的成长，令人延年益寿。

悬壶济世，实际上就是对母性护卫生命的推崇，当这种崇壶敬母的意识渗入到社会的民俗之中，葫芦便成为能给人间降福的“吉祥物”^[17]。在传统文化中，葫芦早已超出自然植物的概念，而是与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认知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可以说，葫芦这一人文瓜果，已深深植根于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是“福”的化身。

《尚书·洪范》记载了“福”的五个方面：“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由于葫芦在中国哲学中地位举足轻重，受到儒家、道家的推崇和偏爱，葫芦折射的“福”文化深深地烙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中。在帝王和百姓的各种宗教祭祀活动中都能见到，用葫芦祭祀（瓜祭），可保佑子孙；葫芦是神仙居住的仙境，藏有长生不老药；食“灵瓜”葫芦可长寿；葫芦是道家的法器、圣物和身份的象征，葫芦里装着灵丹妙药。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唐宋以来儒、释、道三教合一，葫芦又为佛教所用，葫芦是佛教中的“八吉祥”之一，出现了葫芦形舍利罐、佛塔、佛龛，特别是清代葫芦象征“无量寿”。总之，葫芦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福”的化身。葫芦所折射的福文化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图1-6

1. 葫芦祭祀祖先—保佑子孙后代繁荣昌盛

葫芦祭祀又称“瓜祭”。《论语注疏》卷十记载：“虽蔬食菜羹，瓜祭，蔬蔬食也，菜羹也，瓜也，三物虽薄，必祭。”瓜祭这种仪式，《诗经》中也有记载。《小雅·信南山》载：“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曾孙寿考。受天之佑。”用葫芦做祭祀，供奉祖先，祈求祖先庇佑子孙后代。《通考·郊祀考一》记载：“周之始，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报本返始也。”《礼记·郊特牲》记载：“陶瓠以象天地之性。”《汉书·郊祀志下》记载：“成帝初即位……（祭）器用陶瓠，皆因天地之性，贵诚尚质，不敢修其文也。”《晋书·礼志上》记载：“（祭）器用陶匏，事返其始，远以配故祖。”由此可知，古人是将葫芦作为远祖代表，作为祭祀天地之圣物的。

据调查,在我国许多地方、许多民族都有将葫芦作为祖先灵魂栖息之所，并加以供奉和祭祀的习俗。诸如：云南楚雄州南华县摩哈苴彝族和永仁县猛虎乡、中和乡一带的彝族，至今还有一些人家供奉葫芦祖灵（图1-6）。葫芦祖灵一般供置在家中正房的室内。在葫芦的腹部凿一个手指粗的小孔，从这里放入米粒、盐、茶和少许碎银，以供灵魂享用，同时象征子孙后代富裕，有吃、有喝、有钱花。至于葫芦里面的种子，一粒也不能挖出，人们认为，每一粒种子代表一个子孙后代，取出一个就会少一个后代子孙。另据调查，彝族人结婚，在新郎迎娶新娘进门之前，由站在房门上方的一名壮年男子和一名成年妇女，将灌满灶灰的葫芦用力摔到地上，这时灰雾弥漫，葫芦籽四散，就在这种气氛中，新郎携新娘登堂入室^[18]。 彝族人在父母去世时，将灵魂引入葫芦，“先前的传统，彝族母先亡，请巫师做法师，将其灵魂引入葫芦；待父亡时，再将父魂引入母魂原居葫芦。若父先亡，母后亡，须弃父魂先居葫芦，另换新葫芦，将父母新旧亡灵一并引入”。亡魂返归葫芦，意味着到祖灵世界去，返归祖先的住地，加入祖灵的行列。彝族《指路经》中常说魂归祖界乐土，祖灵葫芦便是祖界乐土的物态形式^[19]。上述习俗，反映出人们认为葫芦是镇妖除害、保佑平安、生活美满、子孙繁盛的神圣之物。

2. 东海葫芦形三神山——求之可长生不老

道教是一种以生为乐、贵生恶死、追求长生不死的宗教。道教认为，成为神仙，永久地活在世界上，是极快乐之事，死亡是应该避免的，主张乐生贵生，其最高人生理想便是生活得更久。古人向往的长生不死的仙境，称“壶天”。关于记载见《后汉书》：河南汝县人费长房看到集市上有一老翁“悬壶于肆”卖药。老翁自称是“神仙之人”，费长房进入壶中宴饮，此壶别有天地。尔后，道教把仙人所居仙境称为“壶天”，“壶天”也就成为道教中人渲染和炫耀的仙境。在道教的典籍里，形圆而虚中的葫芦被看作一个小宇宙——“壶天”。《云笈七鉴》卷二八载：“施存鲁人，学大丹之道……常悬一壶，如五生器大，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夜宿其内……”道仙所居的海上三神山也为葫芦形。据文献记载，在渤海中有葫芦形三神山，为道仙所居之地，藏着长生不老药。秦始皇、汉武帝奢望长生不死，都曾对壶天仙境深信不疑。《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公元218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仪，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等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又《史记·封禅书》云：“自威、宣、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百，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则引去，终莫能至云。”《史记·正义》引《汉书·郊祀志》说：“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盖曾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东晋王嘉《拾遗记》卷一《丹丘之国》记载：“（东海有）三壶，则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壶，则方丈也；二曰蓬莱，则蓬莱也；三曰瀛壶，则瀛洲也；形如壶器。此三山上广、中狭、下方，皆如工制，犹华山之似削成。”

3. 葫芦“灵瓜”——食之可长寿

传说西王母从东海蓬莱道士得到“灵瓜”，东汉明帝又从西王母之邦敦煌获此“灵瓜”。《拾遗记》卷六记载：“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帝使求诸方国。时敦煌献异瓜种，恒山献巨桃核。瓜名‘穹窿’，长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饴。”父老云：“昔，道士从蓬莱山得此瓜，云是‘崆峒灵瓜’……”此所谓“瓜名穹窿”，就是将葫芦比喻如宇宙穹窿之大。此灵瓜味美，食之长寿。《汉武帝内传》说：“食，其味甚好，亿此味久已七千年矣。《神仙传》也说（有青灯瓜），揽之者寿，食之者仙。”

4. 葫芦是八仙圣物——里面装着“灵丹妙药”

道教人物八仙之一的韩湘子，传说是一位早年成仙的道童。有一次，他前去为叔父韩愈71岁生日祝寿，其间向韩公求寿酒，韩愈便命人抬出10坛美酒相送，待10坛酒全倒入道童韩湘子所带的葫芦中，只见海水汹涌，大浪滔天。蛟龙在水中遨游，猛虎卧于深潭，龟蛇在水上会面，还有五彩莲船，一个猿猴站船头，一匹白马拴船尾。慈航道人把船撑，五百灵官在扯纤。这般景致世上少见。韩公夫妇，想出钱将此买下，道童韩湘子答道：此葫芦，不卖金、不卖银，只相赠诚心修行之人。只怕韩大人缺少缘分，难以留下此金。言毕，即升空而去。八仙之一的李铁拐到华山原老君炼丹之所，借宝炉炼成金光灼灼的上好金丹，便把金丹装了满满一葫芦，随身携带。自己先吃了几粒，由于金丹神力，使他能灵魂出壳，遨游于天地之间。后来在老君点化下，李凝阳终于借体成道。可见，道士炼出的丹药，也需要盛入充满仙气的葫芦中。

5. 葫芦形塔刹和“吉祥八宝罐”

唐宋以来，葫芦广泛地为佛道建筑所用，凡庙宇道观正殿屋脊中间，装饰葫芦形状之物，宝塔顶端也似葫芦造型，以黄铜镀金，内装经卷、宝物，故而称之宝葫芦。另外舍利罐、佛龛和八宝罐也用葫芦形。八宝罐的“八宝”是佛教中常用并象征吉祥的八种法器，指的是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和盘肠，通称“轮、螺、伞、盖、花、罐、鱼、肠”。其中“罐”有两种造型，通常是“普通的罐”状，另外也有葫芦造型，如笃信佛教的乾隆皇帝的陵寝西壁所刻的“八宝”中就有一腰缠绶带的葫芦罐代替了普通的罐的形式。

6. 葫芦为辟邪之物

道士认为葫芦是仙家法宝，旧时，道长外出，总将葫芦随身携带，认为它可以辟邪镇妖。葫芦也是八仙之首铁拐李的随身宝物。民间传说的“八仙过海”是八仙为了过东洋大海，东海龙王兴风作浪，与八仙作对，铁拐李将葫芦取下，抛入大海，突然间变化成舟船之大，八仙随即登上葫芦，东渡而去。龙王连同虾兵蟹将亦无办法，奈何不得。在汉族的传统习俗中，总是将葫芦视为与龙、凤、虎一样的吉祥物。民间常有将葫芦形器挂在孩童脖子上的风俗，起“压胜”作用。山东蓬莱民俗，端午节一扇门上贴艾虎，另一扇门上贴葫芦。葫芦剪纸的上部饰虎头，下部剪一个蝎子，当地叫“收毒葫芦”、“消灾葫芦”，以达到驱邪护身的目的。山东微山湖的船上人家，恐幼儿落水，用一条红布带扎在孩子的腰间，布带的一头系葫芦，起漂浮作用，一头系小虎头，大概是祈虎神和葫芦保佑的意思吧。陕南、四川、湖南、湖北、贵州和云南等地门楣上习惯挂木制的辟邪虎头，或在葫芦瓢上画虎头，称之为“吞口”，这是古代巫术的遗存，同样有辟邪作用。

葫芦不仅在中原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一些少数民族中也颇不寻常。彝族把葫芦作为祖灵的化身，每逢年节或是人畜久病不愈，家人必烧香献祖，祈求“祖灵葫芦”保佑人畜康宁、家道吉昌。当彝族女儿出嫁初孕之后，其母亲须送一个葫芦悬挂于孕妇的床头上方，让它与此妇终身为伴，葫芦被视为庇佑子孙繁衍和后代健康的保护神。(www.xing528.com)

【注释】

[1]陶宗仪：《说郛》引《广志》。

[2]赵申：《中华葫芦文化谈略》，第76页。游琪、刘锡诚主编《葫芦与象征》，商务印书馆,2001年。

[3]泳修龄：《葫芦的家世》，第10页。游琪、刘锡诚主编《葫芦与象征》，商务印书馆,2001年。

[4]刘尧汉：《论中华葫芦文化》，游琪、刘锡诚主编《葫芦与象征》，商务印书馆,2001年。

[5]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4期。

[6]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文物》1976年，8期。

[7]王世襄：《说葫芦》，香港壹版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

[8]张立文、张绪通、刘大椿主编：《玄境》，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

[9]林何：《葫芦文化与葫芦神话》，游琪、刘锡诚主编《葫芦与象征》，商务印书馆，2001年。

[10]莱奥·弗罗宾斯：《大陆文化》。

[11]闻一多：《伏羲与葫芦》，游琪、刘锡诚主编《葫芦与象征》，商务印书馆，2001年。

[12]刘尧汉：《论中华葫芦文化》，第61页；游琪、刘锡诚主编《葫芦与象征》，商务印书馆，2001年。

[13]闻一多：《伏羲考》，载《闻一多全集》，第一册，三联书店，1948年。

[14]《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

[15]明·周游：《开辟衍绎通俗志传》第一回。

[16]刘尧汉：《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0年。

[17]普珍：《中华创世葫芦》第10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8]刘小幸：《葫芦崇拜、母体崇拜与葫芦》，游琪、刘锡诚主编《葫芦与象征》，商务印书馆，2001年。

[19]马昌仪：《葫芦、魂瓶、台湾古陶壶之比较研究》，第272页。游琪、刘锡诚主编《葫芦与象征》，商务印书馆，2001年。巴莫·阿依《彝族祖灵信仰研究》，博士论文，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