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底村1号窟与王母宫石窟中的稍细密并行线装饰性衣纹的考察——北朝陇东石窟和石刻中的关中及道教因素蠡测
引言
陇东地区北石窟群北缘的楼底村1号窟，是一座较为特殊的佛教石窟，与相邻的北石窟群中的其它诸佛教石窟均不相同。它的洞窟形制为平面方形，平顶的中心柱窟。中心柱下层四角，上层八角。
在陇东石窟中，与此洞窟形制较为相同，而且具体内容又有很大相似成分的佛教石窟，只有泾川县王母宫石窟（开凿于回中山，也或称宫山）。而泾川县王母宫石窟的因素，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中的第6、9、10窟的因素较接近，尤其更接近于云冈第6窟。云冈第6窟开凿在北魏太和年间的后期，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王母宫石窟开凿于北魏5世纪末到6世纪初[66]（主要在北魏太和年间至北魏景明年间初）。而楼底村1号窟比王母宫石窟在规模上要小，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但同时又保留了很多如王母宫石窟中所存在的古朴因素，因此它的开凿时代当在王母宫石窟建成以后，大约在北魏景明年间至北魏永平二年之前的这10年（500—509年）的时间段中[67]。
这就是说，楼底村1号窟是古代工匠们基本上依照王母宫石窟，又加入新的时代因素所开凿的一个缩小的石窟。
笔者观察，两个窟中更为具体的且独特的相似之处是，在某些龛楣上的小雕像上，均出现了较为严整（王母宫石窟的稍松散些）、稍平面化、稍细密的装饰味的并行线衣纹，构成了两者更紧密的特殊的姊妹关系。这种衣纹的特点是，线条并行，且贯通到不得不止的位置，线条的间距可稍密也可稍宽，但不过于宽，也不开合得过于强烈，总之是较匀称并行的装饰线，一般显得稍细密（图1、图2）。两个窟中，这种衣纹主要具体表现在中心柱龛楣上的供养菩萨的服饰上，这种服饰在其他石窟中也罕见。这种特殊的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的来源在什么地方呢？它给我们有可能带来历史上什么样的艺术、宗教信息呢？
图1 王母宫石窟龛楣上供养像衣纹
图2 楼底1号窟龛楣供养像衣纹
一、稍细密并行线衣纹与关中及其以东地区古典风格石刻造像关系较为密切
虽然王母宫石窟的开凿主要参照了云冈石窟，但云冈石窟中并没有发现此种稍细密并行线装饰衣纹。虽然云冈石窟中，早期造像袈裟上有西域式密线衣纹，但大多线与线距离稍宽，有的衣纹线条虽较密集，但间距富于变化、流汇而又有所起伏，同本文所述较为严整稍平面化的稍细密匀称并行线衣纹相比并不一致。这说明，陇东石窟的开创阶段（主要是王母宫石窟的开凿）时，除了有来自今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文化影响外，应该还强烈地受到其他方面的文化影响。
因陇东地区地接关中长安文化区，自古以来是连接关中“长安周边地区”和西北河西走廊地区，或者更西部的古昆仑山地区之间的重要孔道，所以才有（传说居住于昆仑山的）西王母与回中山相互关系的道教传说。故，王母宫石窟与楼底村1号窟中的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的艺术手法，甚至陇东很多地方北朝石刻造像上也出现的此种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的艺术手法，有可能来自于西北文化中心，关中“长安周边地区”（主要在今陕西境内）及其以东地区固有的石刻造像艺术传统。
按关中和陇东地区，其北朝石刻其他造像中确实存在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略举例如下：
（一）长安周边及其以东地区北朝时期多出现了的有较细密并行线衣纹的石刻造像。
①魏文朗造像碑。耀县药王山博物馆藏，北魏始光元年（424年）[68]，思惟菩萨和佛、道并坐像均有并行细密线的艺术手法（图3）。
图3 魏文朗造像碑衣纹
②释迦牟尼造像碑。碑林博物馆藏，太和二十年（496年）造，其上的佛菩萨像也有类似稍细密并行线的艺术手法。
③坐佛造像碑。碑林博物馆藏，景明二年（501年）造，其造像上亦有稍细密并行排列线条的艺术形式，如在半偏袒袈裟佛下摆下方左右三角区处，在化生力士和双狮子身上，在龛楣上方的小佛和其他左右小佛身上。
④刘宝生交脚佛造像碑。碑林博物馆藏，景明年间（500—503年）造，此造像碑与碑林博物馆藏景明三年刘宝生无量寿佛像的雕刻手法相同，可能出自同一工匠之手。其衣纹更加具有较均匀的并行线条，甚至较少转折，而代之以一组线条与另一组线条相互交叉、阻断或叠压的关系（图4）。
图4 刘宝生造像衣纹
⑤弥勒菩萨造像。碑林博物馆藏，北魏时期造，其龛楣伎乐，上方的佛传人物，下面的狮子均有稍细密并行线的造像手法。
⑥石雕立道像。现藏日本，北魏永平二年（509年），主尊、胁侍、飞天造像均有典型的稍细密并行线衣纹，传原出于西安一带[69]（图5）。
图5 石雕立道像衣纹
⑦雷花头造石佛坐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北魏永平三年（510年），佛、胁侍、狮子身上均大量出现稍细密并行线的纹饰，传原出于陕西东部[70]（图6）。
图6 雷花头造石佛坐像衣纹
⑧道教三尊石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北魏延昌四年（515年），衣纹等多处为稍细密并行线，估计原作于长安及其以东附近地区（图7）。
图7 道教三尊石像衣纹
⑨邑子六十人佛、道造像碑。碑林博物馆藏，北魏熙平二年（517年）造，其道尊像和胁侍像及供养像衣服上均有稍细密并行线。
⑩石造佛像碑。南京博物馆藏，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山西潞安县发现，佛、胁侍、供养人不同程度地存在稍细密并行线的衣纹。
輥輯訛王守令佛、道碑或神龟二年碑。临潼博物馆藏，北魏神龟二年（519年）造，其上似也多稍细密并行线的纹饰（图8）。
图8 王守令佛道造像碑衣纹
輥輰訛魏裕造像碑。日本大原美术馆藏，北魏神龟三年（520年），佛、胁侍衣纹包括龙纹均有稍细密并行线，制造地点估计在长安及其以东周边地区（图9）。
图9 魏裕造像碑衣纹
輥輱訛吕氏一族造佛像碑。瑞士瑞特保格博物馆藏，北魏神龟三年（520年），供养人、飞天、力士的下部衣纹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稍细密并行线，制造地点估计在长安及其以东周边地区（图10）。
图10 吕氏一族造像碑衣纹
輥輲訛师氏造像碑。临潼博物馆藏，正光四年（523年）造，此碑乃“合宗邑子七十一人”所造佛、道合慈石像“一区”，其供养人衣服上稍保存了稍细密并行线的形式。
輥輳訛绛阿鲁佛、道造像碑。耀县药王山博物馆藏，北周武成元年（559年）造，其龛中的造像衣纹多出现了装饰性的稍细密并行线的形式，有些小像的衣纹稍密，大像的衣纹虽稍宽，但不太宽，仍不失稍细密并行线的装饰衣纹，造像衣饰的其他部分也都装饰味较强（图11）。
图11 绛阿鲁佛道造像碑衣纹
（二）甘肃陇东的北朝石刻造像也存在稍细密并行线衣纹
①成丑儿石刻造像。宁县博物馆藏，其袈裟上多稍细密并行线衣纹（图12）。
图12 宁丑儿造像衣纹
②石刻造像。宁县博物馆藏，像着交领右衽衣，其衣服上有接近于稍细密并行线的，似江牙海水状的装饰图案。
③保全寺石窟倚坐佛。合水县石刻博物馆藏，其通肩袈裟衣纹虽有中亚风格，但多处已渐呈较平面化的稍细密并行线衣纹，尤其在造像的小腿处下垂部分，更是如此。
④郭元庆造佛像。灵台县博物馆藏，太和十六年造，其右袒佛装思惟像和左侧弟子像上也显示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的些许式样。
⑤七供养人石刻佛像。平凉市佛禅寺旧藏，其造像显示出稍细密并行线衣纹些许式样。
⑥石刻佛造像。平凉市佛禅寺旧藏，景明四年（503年）、延昌三年（514年）造，其造像上存在着比上述陇东诸造像更为典型的稍细密并行线衣纹。
⑦黄花石刻造像。崇信县博物馆藏，造像中也多有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的表现形式。
⑧南川石刻造像。华亭县博物馆藏，其对襟束带大衣的造像，衣纹多细密并行线。
⑨石刻造像。静宁县博物馆藏，其中也有类似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的表现手法。
因此，仅就上述的若干举例，结合王母宫石窟和楼底村1号窟就可以看出，陇东地区北朝石窟、石刻受到北朝平城佛教文化和北朝长安附近佛教文化的“双重”影响，应主要是这两地佛教文化影响的产物，而其“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的表现手法，应主要“直接”来源于关中长安地区。
二、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的造像艺术手法与道教关系较为密切
从上面的举例可知，在北朝时期长安附近的地区，出现了很多道教石刻造像，以及佛、道结合的石刻造像。这种历史现象，佐证了北朝时期，从北魏初期时即开始，上层曾崇信道教，佛教与道教并行于世的历史事实[71]。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道教石造像和佛、道结合的石造像，往往大多数伴随着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的造型艺术手法，如上文曾提到的几个与道教有关的石造像均是如此：
①魏文朗造像碑。耀县药王山博物馆藏，北魏始光元年（424年）。
②石雕立道像。现藏日本，北魏永平二年（509年）。
③道教三尊石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北魏延昌四年（515年）。
④邑子六十人佛、道造像碑。碑林博物馆藏，北魏熙平二年（517年）。
⑤王守令佛、道碑。临潼博物馆藏，北魏神龟二年（519年）。
⑥师氏造像碑。临潼博物馆藏，北魏正光四年（523年）。
⑦绛阿鲁佛、道造像碑。耀县药王山博物馆藏，北周武成元年（559年）。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北朝晚期的东、西魏至北周、北齐，在很多纯佛教内容的主尊造像上，已经基本上不用稍细密并列线衣纹的艺术手法。但根据上面的列举，直至北周，在有道教内容的关中石刻造像中，仍有这种艺术形式的遗留。这似说明这种艺术手法与道教更具有密切的关系，似更是道教艺术所喜常用的形式。
而这种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的艺术形式，实际上是中国古典的传统石刻艺术形式，在汉代画像石中早已出现。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1956年江苏铜山洪楼采集，“东汉纺织图”画像石中，就有众多人物的衣纹表现为“典型”的稍细密并行线（图13）。另，山东沂水县道托乡韩家曲画像石墓出土宴饮画像石中的人物衣纹也是如此典型。还有更多的汉代石刻造像艺术采用这种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的形式。
图13 东汉纺织图画像石衣纹
在这种东方古典传统石刻衣纹形式背景下，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应更乐于接受这种传统石刻衣纹的艺术形式，因为它除了是“民族”的之外，在艺术上简单而又不失厚重，可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
上面所列例子说明，古长安附近的关中地区，北朝时期道教界，具有“着意”区别于佛教界的“独立意识”，在造像艺术上表现为“着意”于中国传统形式。关中地区耀县的药王山，就是一个古长安附近盛行上述传统形式的道教胜地之一。关中这样文化上所采取的艺术形式，势必影响到周边，影响到当时的陇东地区，影响到当时陇东地区的道教胜地。
陇东回中山，在北魏之前就存在道教的王母祠[72]，也应该是北魏时期陇东的一处比较著名的道教胜地。加之附近还有崆峒山等道教胜地，陇东的道教也应是源远流长的，与关中道教界很有联系并受到影响是很可能的。
故北魏时期在陇东地区开凿佛窟时，尤其是在道教胜地回中山开凿佛窟时，吸收一些关中地区道教所喜用或常用的艺术因素是可能的。故，王母宫石窟及其后的楼底村1号窟中的稍细密并行线衣纹的艺术形式，应该说可能有关中道教艺术所喜用的古典传统石刻形式的因素，才好说明其中心柱龛楣上供养菩萨袈裟衣纹，较突兀地显得与众不同（与其他地区佛窟相应衣纹比较）的现象。
另外，北朝时期关中地区所造的大多数佛、道合慈像，往往更强调道教的特殊性，于是合慈一方的佛像，也向道像艺术因素看齐而多采用细密并行线衣纹的艺术手法。而所造纯佛像内容的石刻造像，“全面”受道教造像常采用的稍细密并列线衣纹的艺术手法的例子较少。因此，在道教胜地回中山造纯佛窟，而只在纯佛窟的某些局部受到道教中最流行的艺术因素影响，而不是全面采用，是正常的。
同时，这种王母宫石窟受中国传统艺术，受道教艺术因素影响的情况，也或可反过来显示，回中山在北魏时，应当仍是比较兴盛的道教胜地。
而在传统道教胜地开凿纯佛窟，必然会与传统道教势力产生矛盾。于是我们可以作如下推测：
三、佛、道两种势力可能曾在陇东回中山道教“胜地”发生冲突
我们可看到，在王母宫石窟中，其左侧壁（北壁）全部残毁，现在其内侧角处仍残存一立佛的痕迹，这身立佛的位置和本窟右侧壁（南壁）内侧立佛，处在对应的位置上。故从遗迹观察，两壁的造像布局原来可能大致相同。且左侧壁非自然坍塌，更象是被人为破坏。因这种破坏是整体根除性质的，凿出的部分较为规整一致，故不象单纯的破坏，倒象是要改建用作他用，更象要在原石窟中替换一些新的内容。纯破坏只是全面砸烂而已。
上述现象也不象是北周或唐等后来时代中，皇帝限制佛教的“法难”时，人们所为。
首先，这时候的法难，不一定采取破坏石窟的方式，王母宫石窟附近的其他石窟如南、北石窟和楼底村1号窟也没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其他石窟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没遭受到严重破坏。
其次，如果一定要破坏的话，一般要破坏主要部分，或全面破坏，但此窟无这种情况。即使人们要只破坏次要部分，以象征性地破坏以“交差”，也不至于几乎连根将一面壁的像龛铲除。
窟内现象也不是在北周或唐等后代佛教法难中，道教徒在道教胜地回中山的所为。
首先，北周佛教法难时期，道教也在被限制限制之列，不是道教扬眉吐气地同佛教算帐的时候。
其次，唐代佛教法难中，多为沙汰僧尼，拆毁寺院、毁金属造像之举，也不一定采取破坏石窟的方式，全国石窟在此难中同样也未遭严重破坏，佛教仍然是合法的。且佛教和道教对立已不是那么严重，已渐趋表面互相尊重，民间对佛、道两教均敬事，道教徒不至于明目张胆地破坏古代的佛教造像内容，伤害民众的感情。即使唐代佛教法难时期，因回中山作为道教胜地的特殊情况，道教徒向佛教清算“历史问题”，在大好的形势下，应该完成改造洞窟的工程，为何中辍呢？如果说因故中辍，却没有相关的历史记载与此呼应。唐代以后的封建社会，就更缺乏破坏此佛窟的历史证据。
也应不是20世纪初期美国华尔纳等的破坏，整个左壁的较彻底铲除性破坏非华尔纳等人能力所及，也不必要，也无这方面的记载。同样，其他20世纪初期文物古玩偷盗者也不必如此，也无如此作为的记载。同时这种大规模的破坏也是不可能被允许，会受到当时当地群众的阻止的，如，华尔纳一伙对南石窟的小规模破坏，就曾受到数百人的围斗而不得不中止[73]。
结合回中山作为自古以来的著名道教胜地，如果说王母宫石窟中的这种破坏与“佛、道矛盾”有关的话，应该有条件，但时间应提到北周以前。这种佛、道矛盾的较激烈冲突，似更应该在王母宫佛窟初创的北魏时期。
因北魏时期佛、道两教的矛盾较大[74]，斗争也会更激烈。
首先，佛教势力较为激烈地强占了传统的道教胜地，佛窟最终还是建成了，但，在王母宫佛窟完成以后可能来了一个激烈“反弹”。他们首先在王母宫石窟左壁进行改建行为，可能要逐步加进道教少量内容，形成如关中佛道合慈造像碑性质的佛道合慈窟，或者要逐步整个改造成道教窟。
虽然佛教徒在开石窟时照顾到了道教所常用的艺术因素，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道教徒可能一直不满而导致后来的改建。
这便是王母宫石窟被破坏现状的一种初步设想性的解释。
但佛教徒为什么敢于在道教胜地建佛窟？道教徒又为什么敢于在佛窟建成之后而改建？
这应同特殊的历史情况有关。这种历史情况应该是：此佛窟的开凿得到一位极有势力的贵族大官作支持者或供养人，后来这位贵族大官去世或失势，并且其家族也失势败落，道教徒终于有机会，才敢于采取“反弹”措施。
而历史上，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人物上，还是在事件上，确实有与此窟上述兴废解读契合的情况。
主要活动于北魏太和年间的皇家贵戚冯熙，曾于各州郡建立寺塔，多在高山秀阜兴造，并曾因此杀伤人牛[75]。在冯熙去世以后，且后来孝文帝去世（499年）以后，其家族残余势力的其他主要骨干也相继零落[76]，家族叠受朝廷打击，并沦为罪人一族，似可为上述推测作一有力注脚。
因此，王母宫石窟的“功德主”有可能是冯熙，凭其当时通天权势，可强占道教胜地造佛窟。冯熙去世后，其家族又彻底失势获罪（时间在孝文帝去世以后的景明初，即500年），且泾州回中山距离京城较远，缺乏约束，此地的道教界定会“反弹”。而佛教徒当然要与道教徒发生冲突，也许情况发展得更严重而产生流血事件，于是佛教徒可能与干涉的官府也发生了冲突，而官府会认为他们是失势的皇亲国戚的旧有势力而不再偏袒，于是，佛教徒就会对官府做出过激行为。北魏永平二年（509年）“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77]，似可为上述推测又作一有力注脚。
史书中记载泾州沙门反，显得突兀，也并没有记载提出佛教大乘思想方面的口号，只是“聚众”而已，表明其性质是聚众滋事而官府不能禁，甚至是聚众向官府讨个公道不果而起事冲击官府。自然是佛教徒人数较道教徒众多而滋事重大，佛教徒才作为朝廷镇压的主要对象。(www.xing528.com)
另外，回中山也没有再开凿第二个佛窟，又是对上述推测的另一个佐据。
因为，虽然受命镇压的北魏将领奚康生也是个佛教徒，但在镇压了反叛的沙门之后，也不在回中山开凿佛教石窟，而在泾河对岸稍远处开凿了今南石窟第1窟，以及在泾州更远的北面开凿今北石窟第165窟，这说明他是尊重回中山作为道教胜地情况的，于是也暗示了泾州沙门造反与北魏佛、道之争似有关。
可能奚康生虽对佛教徒的过激而镇压，但同时鉴于佛、道矛盾，既不允许佛窟在此山的继续开凿，也不允许道教徒对已有佛窟的继续破坏或改建，而要求保持当时的现状。于是客观上，道教的修造活动也同时在回中山被有所抑制，加之岩石不利于开窟，也可能有容易砸死人牛的前车之鉴，就没再开窟。现在，回中山只存在最初开凿的一座曾遭到局部破坏的纯佛窟，似乎也印证了上述推测。
由此可见，可能在王母宫石窟开凿之后，其供养僧人们，由于其支持者（冯熙家族）的倒台而被社会歧视，会受到本来在回中山的道教界的驱逐压力，于是有些僧人在泾州北面，一个较远的今楼底村处，基本按王母宫原样，缩小规模开窟而供养，以避免冲突，这才最初形成王母宫石窟为最初之“南石窟”，楼底村1号窟为最初之“北石窟”的局面[78]。
但推测回中山道教徒对王母宫石窟的破坏或欲改建（时间在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的永平二年正月及其以前不久）是令佛教徒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佛教徒与道教徒激烈冲突的事变，和主要是佛教徒与官府相冲突的起事就有可能发生。
结语
北朝陇东石窟、石刻的稍细密并行线装饰性衣纹，其艺术形式来自于中国石刻艺术的古典传统，同北朝关中长安附近地区的石刻文化和道教艺术有直接关系，且初步推测王母宫石窟的供养人或功德主为北魏皇亲贵戚冯熙，王母宫石窟北壁的残损状况同北魏佛、道冲突有关，同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的事变有关。
（本文最初公布于2005年庆阳石造像与古石刻艺术鉴赏研讨会，原载于《丝绸之路》2009年第12期）
【注释】
[1]见王氏《合校水经注》。
[2]见王氏《合校水经注》王先谦序。
[3]见《魏书·地形志》：“天水郡，领县四，上封(犯太祖讳（珪）改)，显新……”。
[5]见马天彩:《天水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见罗培模等编:《麦积山的传说》，中国旅游出版社，1991年版。
[7]见《天水报》1992年3月14日载王钰文。
[9]见《王氏合校水经注·漾水篇》。
[10]见《王氏合校水经注·河水篇》所引。
[11]见《王氏合校水经注·济水篇》所引。
[13]见《山海经·西山经》、《禹贡》对蟠冢的记载。
[14]见《辞海》“虾蟆陵”条。虾繁体为蝦。
[15]见《辞海》“虾”条。虾同蛤，虾蟆即蛤蟆。
[16]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蛤蟆泉”条。
[17]见“古韵三十部常见谐声表”。
[18]见《山海经笺疏》中《大荒北经》的附禺山下郝懿行所云。
[19]见《梁高僧传》有关玄高内容。
[20]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及《中国历史地图集》。
[21]刘琳此“战国以前”应包括战国，故其下文说汉水在西汉时发生了变化。
[22]《山海经》、《禹贡》记载的蟠冢山可早至战国，符合古汉水水道。后来汉水水道变迁为源头在陕西南部，后人据此附会出陕西境内的蟠冢山。
[23]魏晋时，西县不属陇西郡，陇西当指古代的陇西或陇山以西统称，或别有所据。
[24]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及《中国历史地图集》。
[25]麦积山127窟的时代从各方面因素分析应为西魏，非如王宁宇先生所认为的开凿在北魏。王先生在其注（1）中谓120窟打破127窟，即使这个说法成立，因120窟的风格从各方面因素分析也是西魏的，那也是西魏窟打破西魏窟，因此动摇不了127窟的西魏时代。何况，两窟的层位关系还存在别的可能性。笔者赞同金唯诺先生对127窟的西魏断代。
[26]如王伯敏先生在《中国绘画史》中对此图只称场面宏伟和生动尽致而已。其他老先生之说也基本如此。
[27]虽然麦积山127窟左壁上的西方净土变中的两侧建筑向画面后景处及中心处收分，因其前后体积大小一致，并不构成焦点透视的效果，两侧建筑实际上是呈燕翅排列的外张形式。故整个西方净土变的构图图式与同窟其他壁画没有两样。
[28]亦有些似是而非，因只在画面上部填充了些低物，似深远的远景，不排除装饰的因素，缺乏近中景处递远的确凿因素。
[29]〔美〕方闻：《山水画的结构分析》。载于《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30]见《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9”石刻线画。
[31]此段学术结论见于中央美院美术史教研室编著的《中国美术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2]魏晋南北朝时画家的人物画是其所长，故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及当时画家的画山水树石时曰：“专在显其所长”，而对于山水树石“不守于俗变也”。王伯敏先生在《中国绘画史》中对“人大于山”的解释为：“充分体现着对于神或对于人的力量的估价与赞美。”
[33]见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三联书店，2000年版。
[34]如莫高窟西魏249窟、285窟的《山野狩猎图》。
[35]如莫高窟北周299窟的《睒子本生图》。
[36]如莫高窟隋302窟的《睒子本生图》。
[37]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述。
[38]袁有根：《吴道子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赵明荣：《画圣是这样炼成的》，载于《美术报》，2003年12月27日。
[39]张冠印：《吴道子的莼菜条辩》，《美术观察》2004年9期。笔者按，蒲不可能成为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观点也是错误的。
[40]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载于《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版。
[41]见许嵩：《建康实录》载。
[42]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
[43]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朱景玄《唐朝明画录》载，开元中，吴道子曾观将军裴旻舞剑出没神怪，挥毫益进。
[44]见《庆阳北石窟》（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和《甘肃泾川南石窟调查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上述二成果的考证。此处在断代方面作概括性描述。
[45]似可看作是与愿印的多种变体，名称待考。
[46]见《云冈石窟》(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载：“云冈石窟北魏分期表。”
[47]见《云冈石窟》(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载：“云冈石窟北魏分期表。”
[48]见《魏书·卷八·世宗纪》。
[49]参见《甘肃泾川南石窟调查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50]《南石窟寺之碑》原存在今南石窟中，现存于泾川县博物馆，系记载南石窟第1窟无疑。碑文结尾有：“大魏永平三年岁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持节都督泾州诸军事平西将军□□□泾□州刺史安武县开国男奚康生造”的记载。
[51]按《魏书·卷八·世宗纪》：“永平……二年春正月，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诏华州刺史奚康生讨之。”《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传》：“（奚康生）转泾州刺史，仍本将军。”
[52]南石窟第1窟高11米，宽18米，深13.20米，北石窟第165窟高14米，宽21.70米，深15.70米。
[53]碑文先述奚康生如何身受皇恩，无以为报，然后笔锋一转，说明于泾州择一名阜开此窟以报皇恩，则有功德主于此泾州首先隆重开窟之意。
[54]按《魏书·地形志》“泾州治临泾”，临泾为泾州政治中心，但按《南石窟寺之碑》看，其经济、文化中心当在安定。
[55]参见《甘肃泾川王母宫石窟调查报告》（甘肃省博物馆，《考古》1984年第7期）。《陇东石窟》（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56]在云冈、龙门、泾州石窟中均是如此。麦积山石窟第115窟为景明三年所造，窟内壁画塑像风格表现了新旧两种样式共存，亦可与楼底村1号窟在时代上相互印证。
[57]按《魏书·地形志》载，泾州治所为临泾。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学社，1975年）却标北魏泾州治所在安定，笔者按，如以南北石窟当在治所的南北面证之，当以《魏书·地形志》为是。
[58]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中国地图学社，1975年版）所示北魏临泾位置。
[59]如果在今北石窟第165窟中，存在奚康生《北石窟寺之碑》，亦是表明此窟作为北石窟“为主为大”的窟。如未立碑，或许因已有《南石窟寺之碑》足矣，而未立。
[60]拓片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61]参见拙文“南北石窟寺最早洞窟杂考”，《史学论丛》第7集(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2]按记事文字当与造石窟有关，否则不会在此石窟中所立碑的碑阴里着重记载一段奚康生并不太光彩的历史，其中有：“……□□□尸鸠，故以刺使之□□施与□子使温饱，是□岂非天性？……终复袭爵者……□□不得□自□□□□，□世□则不及听，故以铭之。”尸鸠乃布谷鸟，养其子平均如一。这里当指奚康生动用官炭瓦造石窟，乃其天性平均，爱养属下的优良品德使然。属下子民有难以温饱的情况，康生慈心，均如尸鸠，不得不动用官炭瓦造石窟，使均可温饱，情有可原。《左传·昭公十七年》：“鳲（通尸）鸠氏，司空也。”故奚康生死后被追封为“司空公”，见《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传》。
[63]按《魏书·卷八·世宗纪》：“永平三年……三月丙戌，皇子生，大赦天下。”因按同书此前“永平元年三月戊子，皇子昌薨”，则永平三年的此皇子当为皇储太子，后来果为魏孝明帝。
[64]北魏安武县在豳州西北地郡，与泾州相邻，北石窟第165窟与安武县有直接的地理联系。
[65]按《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传》：“康生久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乃信向佛道。”并且“性粗武”，勇力冠三军，每战必胜，是保卫北魏政权的得力“战神”，如果佛为皇帝的象征，那么佛教护法的“战神”阿修罗王，作为奚康生的象征就再合适不过了。
[66]《甘肃泾川王母宫石窟调查报告》甘肃省博物馆，《考古》1984，7。
[67]较详细的断代论证参见本书附录前文《南北石窟早期洞窟续考》。
[68]陕西已知最早的造像碑之一，也是中国已知最早的佛道混合造像碑之一。此碑于1934年在渭北漆河发现。发愿文为：“始光元年，北地郡三原县民阳源（浪）川忠佛弟子魏文朗，哀孝（家多）不赴，皆有建（违）劝，为男女造佛道像一区。供养平等，每过自然，子孙昌荣，所原从心，眷属大小，一切勿怨。如是因缘，使人后扬。”始光元年时，长安属赫连大夏统治，大夏都城在北方的统万城，而渭北正处在长安和统万之间，魏文朗用北魏年号，可见当时大夏政权可能仅控制长安城区，城外地区可能仍为北魏的势力范围，（参见李凇《陕西古代佛教艺术》）人们的宗教信仰会受到北魏此时佛教和道教同时盛行局面的影响。但也有学者因碑文模糊，怀疑始光年号，认为此碑时代应晚。笔者按，乃北朝造像碑无疑，符合本文的举证和推论。
[69]《中国历代佛像图典》金申编，文物出版社，1994，P462，记此像：“传为西安一带流出。”
[70]《中国历代佛像图典》金申编，文物出版社，1994，P463，记此像：“据日本佛教美术史家松原三郎氏研究，是陕西鄜县一带的独特样式，称为鄜县式佛像。”按鄜县在陕西东部。
[71]《魏书·释老志》载，北魏道武帝好老子之言，并服食仙药，道教在北魏始盛。北魏太武帝更是道教的热烈支持者，寇谦之改革天师道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天师道在北魏境内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同时北魏也出现了楼观道派。参见《中国道教史》第一卷，卿希泰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72]《太平寰宇记》载，回中山建王母宫，与汉武帝亲临其地有关，当时，“云浮五色屡见于此，因立祠焉”，回中山始有王母宫（祠），回中山又称王母宫山。《史记》：武帝于元封二年（前109年）“通回中道，北出萧关。”
[73]事见陈万里：《西行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当时王母宫石窟被称为“象洞”。
[74]在中国宗教史上，北朝时期佛、道教派之间的矛盾较大，后来的历史中渐趋缓和。在北魏尤其是北魏早期阶段，佛、道矛盾是较尖锐的，也是影响到太武帝灭佛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复佛法后的北魏的佛、道矛盾也不缓和，仍然延续到北周仍较激烈。参见《中国道教史》第一卷，卿希泰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75]《魏书·卷八十三》及《北史·卷八十》所载《冯熙传》：冯熙为北魏文明冯太后之兄长，孝文帝废、幽2皇后之父，为朝廷太师，基本上处在万人之上的崇高显赫的地位。他性好佛法，在北魏各地州郡共建有72处佛图精舍。因生于长安，早年曾生活在羌中，故在陇东这片多有部族生活的“羌地”兴造72处佛图精舍之一的佛窟是可能的。另外，从王母宫石窟的较大规模和等级规格上看，仅次于云冈第6窟（云冈第6窟极可能乃为文明冯太后所建）的皇家规模和规格，甚至是比较具体的仿制，只有皇家贵戚才敢这么做，或进一步只有文明冯太后之兄才敢这么做，否则便有逾制和冒犯冯太后之祸。而且，从回中山王母宫石窟中的石质上来看，是较松脆的层岩，在开凿时很容易掉下大大小小的石块，这样很可能会杀伤窟内开凿作业的人和作为运输工具的牛，与冯熙在佛事兴造中曾杀伤人牛的有关记载相符。回中山正面远望如金字塔般端正，颇为符合冯熙佛事兴造大多所选地的“秀阜”（见《冯熙传》）标准（《南石窟寺之碑》也用所谓“名阜”之词，当继承“秀阜”之词，2者在遣词上有联系，同时“泾阳之名阜”也反证了回中山亦可称为“泾阴之秀阜”，符合冯熙所选之址）。冯熙死后，因他“可以威强恢远”被孝文帝谥曰“武”，这也同他强力推行佛事，不计其他，不计后果的“武断”作风有关，联系到强占道教胜地回中山开佛窟，不就更符合这个“武”字了么，他可以“威”逼道教“强”势力，在离京城很“远”的道教胜地回中山“恢”弘佛教，真可谓“威强恢远”了。从以上因素看，冯熙作为王母宫石窟的功德主完全具备条件，故最有可能。
[76]《魏书，卷十三》及《北史·卷十三》之《孝文幽皇后传》：孝文幽皇后，太师冯熙之女，初拜左贵嫔，后立为皇后，因为淫乱等不法罪行，失宠，及孝文帝卒，遗诏将她赐死，其家族亦受株连。自此以后，冯熙一族败落，应是受批判和报复的对象，因此回中山道教势力的“反弹”是可能的。
[77]按《魏书·卷八》：“永平……二年春正月，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反。诏华州刺使奚康生讨之。”《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转泾州刺使，仍本将军。”
[78]古代陇东最初的“南石窟寺”和“北石窟寺”之名早已有之，较详细论证见本书附录前文《南北石窟早期洞窟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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