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石窟早期洞窟续考：麦积山石窟新证

南北石窟早期洞窟续考

前言

由于北魏永平年间，朝廷无“二圣”之格局，开凿在此时的南石窟第1窟和北石窟第165窟也无证据表明为以前的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造，故此二窟非“双窟”。因此，二窟不太可能同时造或事先统一规划，故也不太可能因其分别相对在“南、北”，而同时被命名或事先同时命名为“南石窟寺”和“北石窟寺”。故，二石窟的开凿似有先后，并且取南、北之名自冠，应该有其特殊的原因。

一、南石窟第1窟早于北石窟第165窟开凿

今南石窟第1窟的开凿在先，理由如下：

（1）《南石窟寺之碑》记载今南石窟第1窟完工于北魏永平三年四月^[50]，曰开此窟“积节移年”，说明此窟，始开凿于永平二年。而在永平二年初，今南石窟第1窟的功德主奚康生赴泾州镇压沙门刘惠汪反叛，当年平叛后，于泾州任刺史^[51]。开凿石窟因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当是任刺史以后的事。在任刺史以后的永平二年内，他首先要整顿州务，其次是开石窟。既然南石窟第1窟动工于永平二年某月，从工程的浩大方面很难想象，奚康生作为功德主所开凿的北石窟第165窟在永平二年内，在南石窟始动工之前完成，或与南石窟同时动工。如果他有能力这样做，二窟应有一致的做法，但为什么南石窟第1窟有碑而北石窟第165窟却无碑呢？并且为什么现存《南石窟寺之碑》却只字未提与它密切相关的北石窟寺第165窟呢？况且，一个功德主一般不会分散财力、物力在相距45公里之遥远的两个地方同时开凿两个规模很大的窟^[52]，而是先开一个窟，再开另一个窟。即使财力、物力允许他这么做，恐怕也无那么多具有相同技艺的工匠，同时照顾两个地点的施工，因为从艺术风格上看，南石窟第1窟和北石窟第165窟为同一艺术家或同一组艺术家所指导或创作。

（2）按《南石窟寺之碑》的碑文，其要点乃叙述奚康生身世，说明为报皇恩，于泾水之阳（水的北岸）的所谓“名阜”，开佛窟以“应我皇机”。碑文把有关介绍奚康生的情况说了，在这方面使用了许多吹捧奚氏之好辞，且其文意又似：南石窟的开凿是奚康生在泾州前所未有之盛举，有肇始之意^[53]。如果先开凿了或同时开凿了北石窟第165窟的话，则此碑文决非有如此很浓的隆重于泾水之阳开启洞窟之意，而会提及前者，或因前者已有碑文而会省略某些叙述，和在语意上有所承接或相互交代方面的口气，而此碑无。

（3）按《南石窟寺之碑》的碑阴文字，唯“安定”郡、县均在前行，其余郡、县均在后行，说明当时之“安定”（今之泾川县）为泾州最大郡的郡治城池，也应该是泾州最大的城池，也是当时泾州的经济和文化中心^[54]。那么，奚康生有可能先选距离泾州经济、文化中心较近的“名阜”开凿石窟。除非较远的“名阜”更出色。但考距离泾州经济、文化中心“安定”较远的北石窟所在的覆钟山（又俗称寺山卯），与距离泾州经济、文化中心“安定”较近的南石窟之“名阜”亦无甚大的区别，何况泾水之阳的南石窟之“名阜”上方还有一奇特洞穴，故奚康生不会先选在覆钟山下开窟。

（4）北石窟第165窟的内容稍微比南石窟第1窟要丰富，如多了普贤菩萨、阿修罗天以及前壁上的浮雕小佛。这些新的宗教内容可代表“文治武功”以及更丰富的政治含义，在当时镇压起义，讲求“文治武功”的背景情况下，没有理由越来越减去内容，只能越来越多些内容，故北石窟第165窟应是在南石窟第1窟的基础上加了新的内容，系后开凿的窟。

（5）北石窟第165窟比南石窟第1窟要大。按两窟因关系密切，可同样大小，之所以北石窟第165窟较大，首先，故意大。其次，在施工中出现了造像的失误，不得不扩大洞窟来重新造像。如果是第1种可能，那么在当时强调文治武功扩大的情况下，当是加了些新内容的更大窟在后。而第2种可能也说明大窟在后，因为一般按计划同样大小的窟，只有后开凿的才会因失误而扩大（具体如何扩大，待后文详述）。

二、泾州之“南”“北”面早已有“南、北石窟寺”

依上文，南石窟第1窟开凿在前，北石窟第165窟开凿在后，而从《南石窟寺之碑》上看，奚康生造南石窟第1窟时并未说明计划建北石窟寺第165窟。那么，“南”字又从何来。因为有“北”才会有“南”。因此应考虑，所谓“南、北石窟寺”在奚康生开凿南石窟寺第1窟之前就应该已经有了。那么，这“先前”的南、北石窟寺在哪儿呢？

按，今南石窟群中，第1窟最早，因此，“先前”的南石窟不可能在今南石窟群中找到。同样，在今北石窟群的寺沟窟群中，第165窟最早，也找不到“先前”的北石窟。

笔者认为，“先前的”南、北石窟寺所具备的特点应该：

第一，既然是“先前的”南、北石窟寺相对应，那么“先前的”南石窟寺和“先前的”北石窟寺二者极有可能有相似之处，是“姊妹窟”。

第二，既然是“先前的”南、北石窟寺，其开凿时间应比“后来的”南、北石窟寺的开凿时间要早，那么，即应早于今南石窟第1窟完工的北魏永平三年四月，甚至早于今南石窟第1窟始动工的北魏永平二年某月。

第三，既然“先前的”南石窟寺，与今南石窟在地理位置上，均占一个“南”字，二者相距应不是太遥远，而是应同在一个小的地理范围内。同理，“先前的”北石窟寺与今北石窟寺的地理关系亦然。

第四，既然“先前的”南、北石窟，“开始”号称南、北石窟（而不是其它名称），必然有一个参照地点，即二石窟分别当位于1中心地点的南面和北面，且中心地点当位于二石窟所在区域大致中间位置，并且是具有重要据点性质的代表性地点。总之，二石窟所在地点和所包含的区域，在地理方面应有特殊性。

笔者注意到：

第一，今泾川县城附近的“王母宫石窟”，与今西峰市郊北石窟寺群中的“楼底村1号窟”相似。

总体上，二者都是方形平顶中心柱窟，且中心柱都是底部为四方形，上部为八角形（图1、图2）。

图1　王母宫石窟中心柱

图2　楼底1号窟中心柱

有些具体的地方也相似：

在中心柱上都有象头、都有佛传形象、龛楣上都有成排的供养像。

都有在全国石窟中比较独特的，内着窄袖，外自肩部披长襟的胡跪式供养菩萨像。

都有在全国石窟中比较独特的，双层凸起龛楣。

均出现了较为严整、稍平面化、稍细密的装饰味的并行线衣纹。（图3）

图3　楼底村1号窟双层龛上形象

因此，虽然2窟尺寸有很大差别，楼底村1号窟明显较小，但两者肯定有相似的关系，在开凿思想和模式方面有着密切的相同因素。

第二，王母宫石窟的时代要早至北魏太和末至景明初这段时间^[55]。

楼底村1号窟大约是景明年间至永平二年这段时间的窟。

因为从风格上看，它处于新旧两种造像风格交替的阶段。如供养人半宽袖（图4）,代表交替因素。佛袈裟的较紧身半偏袒和佛发髻的具有花纹（图5），代表旧的因素，云冈太和年间的第6窟均有如此造型。新的因素，如佛的褒衣博带式袈裟（图6），菩萨的交叉穿环式披巾（图7），披巾流畅飞动的胡跪式飞天（图8）等。而在（南石窟1窟完工时）永平三年之后，中原北方地区石窟中，新的汉化造像形式占有统治地位，像楼底村1号窟中所存在的那种旧形式几乎没有了^[56]，因此楼底村1号窟可认为开凿在永平三年以前。

图4　楼底1号窟供养人

图5　楼底1号半偏袒袈裟

图6　楼底1号窟双领下垂褒衣袈裟

图7　楼底1号窟交叉披巾菩萨

图8　楼底1号飞天(www.xing528.com)

又从奚康生于永平二年初被北魏朝廷派到泾州镇压沙门叛乱的情况看，战乱中，佛事活动肯定不正常，故楼底村1号窟不太可能在战乱的永平二年初开凿。从奚康生开凿的南石窟第1窟和北石窟第165窟的风格均为较新式的汉式风格看，风格较旧的楼底村1号窟，也不太可能与南石窟第1窟同时（永平二年某月）或以后开凿。

因此，楼底村1号窟更有可能开凿在永平二年以前，早于今南石窟第1窟和北石窟第165窟的开凿时间。

第三，王母宫石窟同今南石窟第1窟，同处在泾河河川中，一个在安定（今泾川县）的西郊，一个在安定的东郊，相距约15华里。楼底村1号窟同北石窟第165窟更近，同处于蒲河川中，在今北石窟之北仅仅约3华里。

第四、从地理方位上看，王母宫石窟在北魏泾州治所临泾^[57]之南，楼底村1号窟在北魏泾州治所临泾之东北，二者分别与临泾的距离大致相当。^[58]那么，在北魏泾州的政治中心临泾的大致南北面，具有相似性的姊妹窟，被称为以临泾为中心的“南、北石窟寺”就不奇怪了。

因此，从开凿时间上看，同样也是先有南石窟，后有北石窟，王母宫石窟应是“先前的南石窟寺”，楼底村1号窟应是“先前的北石窟寺”。

今南石窟第1窟同今北石窟第165窟相似，是“姊妹窟”，恰恰应该是受“先前南、北石窟寺”二窟相似，是“姊妹窟”这一传统的影响所致。

“先前的北石窟”相对“先前的南石窟”，其规模、内容、风格有少许的变动，这同今北石窟第165窟相对今南石窟第1号窟，先后有所少许变化的情况是一致的，均是“姊妹窟”相似基础上的少许变化。

同时，还可以看到，“姊妹窟”的相似，不但体现在洞窟相似，而且体现在窟址的相似。今南石窟第1号窟和今北石窟第165窟，均选址在大河道的左岸山上；王母宫石窟和楼底村1号窟，均选址在大河道的右岸山上。

正因为“先前的南、北石窟寺”遥遥相对的大名，奚康生才将于“泾水之阳”新开的窟，即使与先前的南石窟有约15华里的距离也称作“南石窟寺”而立《南石窟寺之碑》。

可能的情况是：奚康生有意为先前的南石窟寺另开辟一个新的地点作为主要部分。因为先前的南石窟即王母宫石窟所在的回中山原是道教名山，同时也因为要选择更好的岩层（回中山的岩层不细腻且裂隙太多）而不得不将新址与原址的距离拉大了，但因同在一个小区域中而名称不变。立《南石窟寺之碑》，于是客观表明“后造处”为南石窟的主要地址。出于对佛、道教都要尊重的敏感性考虑，在碑文中就不记载选新址的原因了。

同时还可以看到，当奚康生所造的两个大窟完工后，所形成的格局是：南石窟第1号窟同王母宫石窟隔泾河斜对，北石窟第165窟与楼底村1号窟隔蒲河斜对，并且，新窟都在老窟的下游处。

这又或许是因为“原南、北石窟寺”系造反的沙门所主持或参与开凿（因两窟较早，必定与永平二年前的沙门有关）而另造新窟，开新窟含有“以新超旧”和“镇住”旧势力之意，以及“保卫”东南方中原王朝的政治含意。从政治“厌胜”用意这点上看，新开的窟也应当同老窟拉开一定的距离，而不应与之并肩、开口方向一致。

因此，奚康生的用意是：以“新的”南、北石窟为“主”为“大”。而确实，今南石窟第1窟和今北石窟第165窟的规模均比王母宫石窟和楼底村1号窟要大许多。^[59]

而《南石窟寺之碑》的碑文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南石窟寺”之“名”并非奚康生在开凿南石窟时所“始”创。因为：

（1）碑文中并未提到创建南石窟寺的说法，只说于泾阳之“名阜”构石窟。故南石窟寺之名应是原有的而拿来冠以碑首。如开此窟时首先起“南”名的话，则在碑文中有所说明是较为合理的，却无；或者也有可能如在永平二年四月所立的泾州《敕赐嵩显禅寺碑记》^[60]一样，要求“敕赐”南石窟寺之名，却无。

（2）碑首“南石窟寺之碑”篆字上方有“石窟寺主僧斌”几个字（图9）。僧斌应该是南石窟寺主了。说明他是作为寺主人来立这块碑的，奚康生只不过是个“客人”，是进香捐资的供养人或功德主。寺主人是原来就有的，客人是新来的，因此，“南石窟寺”之名是原来就有的。否则，以奚康生首创寺并为之命名之尊，后入寺为主持的僧人应有所逊谢，其名字不应当在碑首，当在碑正文中，更有可能在奚康生名字之后。

图9　碑首石窟寺主僧斌字样

因此，推测当时的功德主开窟时，必然要依附一处寺院，托该寺之主管理，佛、法、僧三宝具有才成石窟寺，否则，石窟寺就会荒废而不受香火了。那么，功德主奚康生所依附的就是原“南石窟寺”，所托付的就是原南石窟寺之主“僧斌”（当然是未卷入叛乱的，或平叛后的寺主）。

另外，既然奚康生镇压的是由沙门所领导的起义，就说明在此之前，泾州的佛教已较兴盛，以至“泛滥成灾”。因此，在永平二年之前，泾州治所临泾的南、北面，较早地出现大范围遥相呼应的号称为“南”、“北”的石窟寺，就不奇怪了。

三、奚康生遭弹劾因开凿今南石窟第1窟

据《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传》：“（奚康生）转泾州刺使，仍本将军。以辄用官炭瓦，为御使所劾，削除官爵，寻旨复之。”《南石窟寺之碑》碑阴有“终复袭爵者”，故初步判断在泾州刺史任上，奚康生私用官炭瓦造今南石窟第1窟被弹劾^[61]。

既然（上文已证）今南石窟第1窟开凿在先，《南石窟寺之碑》不可能记载之后的北石窟之事，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奚康生遭弹劾因开凿今南石窟第1窟之事。

具体地看，《南石窟寺之碑》的碑阴文字有上下4排，多是记载官职籍贯姓名的内容。每排中的官职品级大致相当或相近，因此自上而下有4个大的级别。最上第1排的官职有军府长史、主薄、某某参军和郡内史、太守等，其次第2排中有各郡从事史和田曹参军等，再次第3排中为各郡郡丞，最后第4排为各县县令。

除第4排未分组外，第1排和第2排均分为2组，军府官员为1组，地方官员为另1组。第3排的文字亦分为2组，1组为郡丞，其前有另1组文字，非官员名录，却是一段记事文字。

这段记事文字放在郡丞姓名之前，说明这段文字同他们有关，并且重要。郡丞具体主管钱粮物资，记事文字正好同此有关。此段记事文字虽漫患不清，但依稀可辨，结合上文的分析，其文意当指：奚康生天性仁义广施，很有威信，即使私用官炭瓦造石窟，也因其平均善待属下的天性使然，善有善报，皇帝和朝廷终于恢复其官爵，有鉴于此，众官员也有同僚之谊而共修此南石窟寺等等^[62]。

从这段文字看，众官员在帮助奚康生造南石窟的功德簿中附记了此段文字，一方面用溢美之词为奚康生开脱罪名，表明与朝廷保持一致，一方面也以实际行动来为自己开脱，避免因弹劾风波进一步开罪于奚康生。

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由于朝廷未坚持治奚康生用官炭瓦造南石窟之罪，所以奚康生才有可能继续造北石窟第165窟，甚至继续用官炭瓦。因为，通过南石窟的一段风波来看，通过奚康生为皇帝造“七佛”的情况来看，又通过永平三年四月南石窟第1窟竣工之际，恰逢太子诞生^[63]，而此窟恰造了未来佛弥勒（交脚菩萨）的情况来看，奚康生造南石窟恰恰讨好了朝廷，真是如《南石窟寺之碑》碑文中所谓“应我皇机”了。因此，当初造窟是私人行为，而后来，根据“寻旨复之”的情况看，朝廷似应认可，甚至有可能转变为政府行为，而可以动用官炭瓦了，碑阴有全州主要官员的名字和附记的平反文字也证明了这一点。故之后的北石窟第165窟的顺利兴造也就顺理成章了。

四、北石窟第165窟的规模增大以及佛像形态有所变化和增加内容的具体原因

北石窟第165窟（高14米，宽21.70米，深15.70米）比南石窟第1窟（高11米，宽18米，深13.20米）要大，同时造像尺寸也大了（南石窟第1窟佛高6米，北石窟第165窟佛高8米），但佛的身材在比例方面却变得短了。南石窟第1窟的立佛是6个头高，来源于云冈石窟第13窟“七佛”立佛的头和身高的比例。但到了开凿北石窟第165窟时立佛却是5个头高了，同时，佛头相对于身体宽度的比例要大些，显得头大身窄。这是为什么呢？

笔者认为，这些变化正是因为北石窟第165窟开凿在后所造成的。因为：

（1）如前文所述，奚康生开凿南石窟第1窟得到了朝廷原谅，恢复了其安武县开国男的爵位，而其后开凿的北石窟第165窟又在当时安武县边缘地带^[64]，乃又有感恩的因素才在此地造窟。同时奚康生在感恩因素的基础上，会希望文治武功的扩大，于是不可能使后开的窟变小，就有可能使后开的洞窟在规模上扩张，并增加新内容。（先前的北石窟寺，即楼底村1号窟，在王母宫石窟之后开凿的变小，可能因为它是泾州治所以外偏僻地方的一个分支窟或分寺。不象今北石窟第165窟有扩大的因素存在。）

（2）如北石窟第165窟被计划开凿同南石窟第1窟同样大小，也有可能在开凿的过程中变大。因为如不够设计标准的部分可以继续开至设计标准，而由于失误，超过了设计标准，那只能将错就错，从而造成窟的变大。具体如何变大，一种可能是将洞窟壁面偶尔凿得超过了设计标准，一种可能是虽然洞窟大小达到了设计，与南石窟同样大小，但由于某处塑像雕坏了，而不得不扩大洞窟（为保持窟形，纵横比例同时扩大），重新雕刻。

（3）由于扩大了北石窟第165窟的规模，其立佛的高度就要增加，但上部岩层有一道横向的松散层或裂隙（正靠近现立佛肉髻的上方处），不利于将佛的头或颈部雕刻于此处，否则，佛面孔或颈部就会出现一道横向的裂痕。于是古代艺术家们只好将立佛头部放在裂隙的下方，这样佛的高度不能增加到适当高度。而佛头要适应于大窟不能小，于是立佛就只能是5个头的长度。而佛身不能太宽大，否则就太臃肿短粗了，于是就出现了身材较为窄的大头立佛了。但这种5个头的立佛比例是允许的，如，比此窟为早的云冈石窟第18、19、20等窟的立佛有5个头高的，于是雕刻北石窟第165窟的艺术家便接受了这种比南石窟显得要短的立佛形象，而不去冒险将立佛头颈部放在岩层的松软层中。

（4）同时，北石窟第165窟中，古代艺术家通过雕刻较为矮的立胁侍菩萨（南石窟第1窟立胁侍菩萨高约5米，而北石窟第165窟立胁侍菩萨却降低到高约4米），通过增加在前壁窟门两侧，位于整窟造像最下部的矮的、短粗的乘象普贤菩萨和阿修罗的形象来协调立佛主像的显得矮。因为窟顶比较高大，前壁二交脚菩萨也并不太显得矮和短粗，所以，必须用胁侍菩萨和此窟最下部造像的“矮”和“短粗”来协调，使得立佛显得更“挺拔”些。这或许是北石窟第165窟增加造像内容的又一原因。

（5）窟内增加内容的另外的原因是：由于窟形的增大，前壁二菩萨在前壁处所留下的空隙显得较大，需要补空，故窟门内两侧分别各增加文殊菩萨和阿修罗造像内容。

（6）窟内增加新内容的又一个原因可能是：奚康生为皇帝效力之忠心，因赦免其罪，恢复其安武县开国男的爵位又一次大增，故受宠振奋之余，在安武县边缘地带，在“原北石窟”附近进一步为皇帝又开7佛1窟，应有谢恩的含义。如果窟门内左前壁前的普贤菩萨代表“文臣”的话，那么窟门内右前壁前的阿修罗则代表“武将”，尤其是，可指奚康生自己。他通过增加窟中新的内容进一步表达了为皇帝效力，保卫北魏政权的忠心。因为象这样在窟门内右前壁前的圆雕阿修罗的形象，在石窟的开凿中也是独特的，应是奚康生的生平特点和性格特点所致^[65]。

（本文原载于《史学论丛》第10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原文名称为“南北石窟寺最早洞窟续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