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石窟早期洞窟杂考
关于甘肃泾川南石窟与庆阳北石窟（简称南北石窟），以前已有两项主要研究报告，本文在《庆阳北石窟》（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和《甘肃泾川南石窟调查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的基础上，试对南石窟1窟与北石窟165窟再作一些新的探索，得札记如下，以供同行参考。
南石窟第1窟与北石窟第165窟（以下简称南、北二大窟），为北魏泾州刺史奚康生，于永平二年（509年），至永平五年（512年），在其跨4年任期内所开凿[44]，为南、北石窟群早期最大洞窟。这二窟均为大型七身立佛窟，以北石窟165窟为例，洞窟高约14米，宽约21.7米，深约15.7米，7身立佛像高约8米。其7身立佛的布局大体为正壁三立像，左右壁各二立像。此七立佛形态大体为褒衣博带，磨光肉髻，跣足。且七立佛右手于胸前立五指，掌心向外，作施无畏印；左手类似与愿印，于腹前下垂，掌心向外，但五指非全下垂，形态多变化[45]（图1）。
图1 北石窟165窟中7立佛局部
此北魏7身立佛的形式，在国内别处石窟中不见。但这种形式，在地处较偏远的泾水上游出现，必然非凭空自创，应有因缘，应有相似的形式作为其学习的榜样。
遍查国内石窟中较有代表性的北魏7身佛组合后可见：龙门、云冈诸石窟，某些龛楣上的7身小坐佛不足与之比附，唯云冈石窟太和十八年（494年）之前的第13窟[46]后室前壁龛中一横排立佛，可与之参照（图2）。
图2 云冈13窟龛中7立佛
云冈第13窟后室前壁龛中横排立佛有7身，均高约1.9米，以仿木龛檐为区分，中间3身为1组，左右各二身各为1组。其形态为褒衣博带，磨光肉髻，跣足。且7立佛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类似与愿印，于腹前下垂，掌心向外，但五指非全下垂，形态多变化。
这种组合，这种形态，最接近于南、北二大窟中7大立佛形式，前者可视为后者设计的参考模式。即古代艺术匠师可作如此变化：
变云冈石窟13窟后室前壁龛中较小的配像性质的3立佛，为南、北二大窟中的七大立佛主像；
变云冈石窟第13窟后室前壁龛中七立佛之中组3身佛像，为南、北二大窟正壁前的3身大立佛主像；
变云冈石窟第13窟后室前壁龛中七立佛之左、右组各2立佛像，为南、北二大窟左、右壁前的各2大立佛主像。
因此，南、北二大窟的开创，在主像形式方面，找到了与云冈石窟的联系。
相应，在次像形式方面，二者仍有联系。
云冈第13窟后室前壁和后室东壁龛中，雕凿有对称地分坐于龛左右的较小交脚菩萨像。（图3）相应地，南、北二大窟中，在前壁之前，也雕凿了对称地分坐窟门内左右的交脚菩萨大像（图4）。
图3 云冈13窟后室前壁上部龛两侧对称交脚菩萨
图4 北石窟165窟前壁左右对称交脚菩萨大像之一
云冈第9、10窟（494年之前）[47]为一组双窟。第9窟前室北壁的明窗西壁上，雕出一较小乘象菩萨。（图5）第10窟前室北壁门上部东侧雕有一较小护法天神，三头四臂，一手托日，一手托月。（图6）相应，北石窟第165窟门内两侧前壁前，亦雕凿出乘象菩萨大像（图7）和三头四臂，一手托日，一手托月的护法天神大像（图8）。云冈第9窟表现了大乘佛典《妙法莲华经》的内容。此经有《普贤劝发品》，其中有普贤菩萨愿乘白象，“护持”一切一心称诵《妙法莲华经》者的内容。故这乘象菩萨可认为是普贤。云冈第10窟前室北壁门上部东侧的护法天，旁有山形。按佛教有战神阿修罗王（天），居须弥山下之说。且云冈第10窟前室北壁门上部东侧此护法天，并不具有其它护法天的显著持征，所以此护法天应为阿修罗天。北石窟第165窟的乘象菩萨正处在门边“护持”出入信众的位置上，此窟护法天身后的前壁壁面上亦凿出了“山形”，这说明此二造像亦为“普贤菩萨”和“阿修罗天”，同云冈石窟第9、10窟，在造像题材上有很大的相通处。
图5 云冈石窟13窟乘象文殊菩萨
图6 云冈13窟阿修罗天
图7 北石窟165窟乘象文殊菩萨
图8 北石窟165窟前壁阿修罗天
又云冈石窟第13、10窟壁面上多有雕凿的小千佛。相应地，北石窟第165窟前壁上方亦凿出成片的千佛形象。(www.xing528.com)
云冈石窟第10窟等窟中有浮雕的佛传，本生故事。相应地，南石窟第1窟，北石窟第165窟也均有这方面的内容，浮雕于洞窟上部。
通过以上这几项内容的比较，使我们可以推测，南、北两大窟的造像题材，几乎全学习了云冈石窟，前者是后者的继承与发展。
因此我们又可联想到洞窟形制。南、北两大窟的洞窟形制是否学习了云冈石窟呢？回答也可以是肯定的。
因为可以推测，其形制照顾到七立佛布局的需要，同时吸收了云冈第13窟后室横长方形、第9、10窟前室横长方形的特点，从而形成横长方形的主要洞窟结构。其形制甚至吸收云冈石窟上述具有前、后室的形制因素，如北石窟现第165窟门前，在门前二天王所站的位置前方，似为整个洞窟的前室或前庭。另外，南、北二大窟主室窟门上方的前壁上，均开明窗。而这种明窗在云冈石窟早就出现，从昙曜五窟开始，为其大型洞窟主室窟门上方所常见。再者，南、北二大窟均为覆斗顶或盝顶，这种形式亦如云冈第13窟后室及第9、10窟前室的顶部特点。因此，南、北二大窟洞窟形制推测为吸收了云冈石窟的洞窟形制因素，才形成自己的主要为平面横长方形和盝顶的形制。
另外，南、北二大窟的开创供养者奚康生，是否同云冈石窟有特殊联系呢？回答也是肯定的。
据《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传》：“（奚康生）其先代人也，世为部落大人。祖直，平远将军，柔玄镇将。入为镇北大将军，内外三都大官，赐长进侯。卒，赠幽州刺史；谥日简。父普怜，不仕而卒。（奚康生）太和十一年，从（柔玄镇都将李兜）为前驱军主。”按“入为镇北大将军”则意谓着在当时的京城平城（今大同云冈石窟所在地）做官。又奚康生父不仕，故其父亲家亦当随其祖父也在平城。
又按《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传》，奚康生死于正光二年，“死时年五十四”。由此上推至太和十一年，奚康生当时是20岁。此时离孝文帝把京城从平城迁至洛阳（太和十八年）还有几年时间，云冈石窟也还正在开凿。因为其家在平城，且当时崇佛风盛，奚康生应对云冈石窟有所了解。且永平二年（509年），他任泾州刺史时，距孝文帝迁都洛阳（494年）他成为“洛阳人”（见《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传》）时，也不过15年，也不会忘记云冈石窟。
又《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传》载：“康生久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乃信向佛道，数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康生于（洛阳）南山立佛图三层……”这说明，奚康生对兴造佛寺很感兴趣，故对云冈石窟这座他青少年时代就知道的佛教圣地，应有着更深的了解和特殊兴趣。他应乐于采用或想到采用“云冈模式”，且乐于任用云冈工匠。同样他也应乐于任用其他那些对云冈石窟内容非常了解的工匠。因此他应能大胆采用“云冈模式”而加以创造，使得在佛教石窟开凿史上，在泾水上游，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
上文已述，南、北二大窟的开创，与云冈石窟某些洞窟一样，同是佛教大乘经典的反映。永平年间，全国各地的石窟也均如此。但南、北二大窟开创时有所创新，其反映内容的侧重点发生了变化，有其自身的特色。除了反映北魏流行的《妙法莲华经》中释迦继过去诸佛出世、释迦入灭后弥勒出世、于一佛乘中分别说三的思想外，南、北二大窟内容的主要特点是突出了“七佛”。
“七佛”指释迦牟尼与过去六佛，亦称“过去七佛”。东晋《增一阿含经》云：“七佛天中天，照明于世间。”并着重说明佛法是古已有之的。那么，南、北石窟早期大造七佛，在宗教上反映了歌颂佛教历史，歌颂佛教功德，巩固佛教地位、尊严和威力，加强佛教正统思想的传播和教化的要求。
一般来说，宗教同政治是紧密结合的。在很大程度上，宗教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佛教的某种创意，也往往反映了某种政治思想。如北魏文成帝复法后所开凿的“昙曜五窟”，相传为太祖以下“五帝”各凿窟像。而实际也正相吻合。每窟为“三世佛”题材，环环相接，如同过去到现在5个皇帝的连续。这明显是借佛教宣扬北魏皇权巍巍的地位。
“昙曜五窟”这种大型窟，开凿在云冈石窟的开创时期，相应地，南、北石窟早期所开创大型洞窟，由于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也应带有巩固、宣扬皇权的目的。属于南石窟第1窟的《南石窟寺之碑》上，出现的“皇帝陛下”、“皇泽”，就说明了此窟为皇帝歌功颂德的意旨。那么，此窟7身立佛分别为太祖以下7个皇帝所造，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不包括被追尊的景穆皇帝拓跋晃（太子身份，非真正皇帝），和未做成皇帝（“昙曜五窟”也将他排除在外）的拓跋余，从太祖拓跋珪，到奚康生开凿南石窟第1窟时的皇帝世宗宣武帝元恪，正好7位正式皇帝。
且《魏书·释老志》云：“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佛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奚康生在这种有皇帝大力参予的宗教风气下，效法前代所为，禀“皇帝即当今如来”之义旨，为北魏太祖以下7个正式皇帝造“七佛”如来是有可能的。这“七如来”中，如同“过去七佛”中有“现在佛”释迦牟尼一样，也有永平年间的皇帝世宗宣武帝元恪。这样开凿大窟造“七佛”，可效果很好地讨好皇帝，另外可起到巩固北魏统治，镇压反叛，安抚民众的作用。
因为南、北二大窟开凿的政治背景是：奚康生于永平二年奉命镇压了泾州沙门刘慧汪的造反[48]。故开凿大型“七佛”窟，有重申佛教历史，恢复佛教正法，消除沙门刘慧汪给佛教带来的恶劣影响，巩固皇权，巩固泾州平定后形势的目的。甚至政治目的大于宗教狂热。因为从《南石窟寺之碑》的碑阴文字记载看，泾州所有主要地方官都参予创建了南石窟[49]。奚康生似乎不是把这件事作为个人的民间的宗教活动来做，而似乎是把它作为一项“公事”或“官事”（或准公事、准官事），带动所有地方官员来做这件事。按《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传》，奚康生在任泾州刺史时有“辄用官炭瓦，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之事。这也许正反映了他擅自动用或挪用官家财物造石窟的情况。不然，仅凭个人（奚康生）出资以及地方官员象征性地赞助，造出南石窟第1窟，也是较勉强的。而（官爵）“寻旨复之”（《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传》），或因他为皇帝造南石窟第1窟之“七佛”，其罪得到宽谅。这从另一侧面也说明他与皇帝关系较密切。在《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传》等相关记载中，皇帝经常对奚康生恩庞有加，故他不怕犯罪，一心为皇帝造七佛是合乎情理的。
三、两处碑文考释
（1）《南石窟寺之碑》碑阴文字第3排有“终复袭爵者”文。按奚康生有“辄用官炭瓦，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寻旨复之。（《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传》）”的情况。两文当互指。“辄用官炭瓦”之事，就是指开凿南石窟第1窟的事，否则不会在竣工之后的《南石窟寺之碑》碑阴文字上着重记载“终复袭爵”这一情况。由此可见，奚康生曾擅自挪用官方财物开凿南石窟第1窟。
（2）北石窟第165窟中，有宋残碑载：“……泾州节度使奚侯创置……”
按《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传》，奚康生死后曾被追封为侯。原文是：“又追封（奚康生）寿张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故奚侯当指奚康生无疑。“奚侯”及“泾州节度使”非奚康生生前的称呼，乃宋人追记或借用后代官名之词。奚侯的确认，为我们肯定北石窟第165窟为奚康生所造，提供了有力文献证据。
综上所述，我们似可以做这样理解：南、北石窟两个“七佛”大洞窟非偶然而成，而是北魏统治阶级自从文成复法后，利用佛教为政治服务思想的一贯体现，是继云冈石窟之后的又一新形式。它直接具体吸收了“云冈模式”的一些因素而又加以改造，因此它又是特定历史时期（北魏宣武帝元恪时），特定历史人物（奚康生）所独创且又尚未来得及推广的石窟模式。自从元恪死后，北魏皇帝的数目增加，指导这种“七佛”大洞窟理论的现实实践基础便不复存在，故这种形式在北魏晚期并没有再流行。
（本文最初公布于1996年甘肃省历史学会第7届年会，原载于《史学论丛》第7集，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原文名称为“南北石窟寺最早洞窟杂考”，原作者夏阳为曾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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