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石窟新证：后秦开窟研究

黄河以东中原北方地区炳灵、麦积、云冈、龙门四大石窟早期洞窟形制的自然因素——麦积山石窟后秦洞窟是佛窟中国化的重要纽带

前言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其原型乃一较大的自然洞窟，其作为大型佛殿窟的开始时间，学术界公认大约在公元5世纪初（公元420年之前不久^[29]）。

这时佛教主要从西域传来中原。

笔者注意到：

在此之前的西域，国内外佛教石窟的窟形已经较为成熟，如在国外的印度、中亚地区的石窟中，国内的新疆、敦煌地区的石窟中，在5世纪以前，及5世纪初，已出现了人工建造的，较为规整的中心柱窟、佛殿窟、僧房窟等其它类型的洞窟，且以中心柱窟为主^[30]。其绝大部分洞窟形制在做工方面的特点是较“规整”。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这种完全利用自然洞窟作为其佛殿洞窟的大轮廓，在总体窟形方面较少人为加工的，好像“自然大龛”的，多自然因素类型的洞窟，显然以其“自然因素”有别于“人工因素”，有别于其西方地区大量出现的早期石窟的成制。其出现，与上述已成风气的西方人工因素洞窟相比较，显得较为突兀，显然并没有接受西域传来佛教石窟形制的规整传统。

以炳灵寺石窟第169窟为最具自然因素，还有一批在时间和地域上紧密联系的，具有自然因素的洞窟。故，洞窟形制自然因素的凸现，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很有代表性，值得探讨。

一、黄河以东中原北方地区四大石窟的早期阶段普遍存在着较多自然因素的洞窟

中原北方地区（这里不包括河西走廊地区），乃传统的中原主流文化所主导区域，存在着无论是时代上和规模上都较早和较大的佛教石窟群，即：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此四个较大石窟的早期洞窟型制，普遍存在着自然因素。它们主要是：炳灵寺石窟第169窟，麦积山石窟的“姚秦五龛”（第90窟、第165窟、第74窟、第78窟、第51窟）和第98窟和第57窟，云冈石窟的“昙曜五窟”（第16窟、第17窟、第18窟、第19窟、第20窟），龙门石窟的古阳洞（第1443窟）。

1.炳灵寺石窟

第169窟基本为自然洞窟的轮廓，人工得修造较少，其平面为较为横扁的马蹄形，顶为穹隆形，口稍微收，但因为整个窟龛较大，故整体感觉是自然敞口大龛。（图1）

图1　炳灵寺169窟

2.麦积山石窟

“姚秦五龛”(第90窟、第165窟、第74窟、第78窟（图2）、第51窟)均为人工开凿的敞口大龛，且如同较为敞口的自然洞窟状。其转角处均较为浑圆，不作较规整状，因此其大致横长方形的底平面近似横扁平马蹄状，大致横长方形的顶部近似低平的穹隆顶，洞窟整体乃人工开凿的追求一种自然的淳朴效果，第165窟顶部的仿天宫的盝顶也仅仅用没有任何装饰感的阴刻线表示了一下微意。

图2　麦积山78窟

第98窟为摩崖窟，在自然崖壁横凸岩之下，人工依崖势浅浅开凿为敞口龛。

第57窟为自然洞窟，正壁上方渗水，口微收，整体为敞口大龛状。

3.云冈石窟

“昙曜五窟”均作平面马蹄形，穹窿顶，虽大多有前壁，非敞口（20窟推测原无前壁，为敞口状^[31]），但窟内各壁大多浑朴状，为明显仿自然洞的作派，有“天似穹庐”之态（图3）。

图3　云冈昙曜五窟18窟

4.龙门石窟

古阳洞是天然溶洞经人工改造的洞窟，只是比起上述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诸早期洞窟，在纵深方面较显著，乃纵向狭长式敞口洞窟^[32]，初为山体内泉水长期溶蚀所形成的管状纵向敞口石洞，后被工匠在顶部和三壁上因势修整开凿龛像（图4）。

图4　龙门石窟古阳洞

上述各大石窟的早期洞窟，反映了一种共性或共同的取向，即在开始开窟时，对洞窟形制的自然因素有所“着重”偏好，在洞窟设计理念上，自然因素是一种“着意”的选择。

二、四大石窟早期洞窟闻名于世的先后次第

1.炳灵寺石窟

炳灵寺第169窟的原型是较大型自然洞窟，因此，仅从自然大洞窟的角度，当闻名得最早，有可能作为最早的名胜而为世人所知，尤其为方士和宗教界人士所知，而被他们最早利用。有些零星的文字也廓定了些许情况：

（1）《水经注》引《秦州记》，记载积石山（今炳灵寺石窟所在地）这段黄河岸边高崖上有“唐述窟”、“时亮窟”，并且时亮窟曾藏古书五笥^[33]。《秦州记》这里并未记佛教的内容，说明这种大型天然洞窟成为大型佛窟^[34]之前，已被人们广为传说了。

（2）炳灵寺石窟正位于传说中，上古大禹导河的积石山上，山下即是黄河，黄河之上层岩中神秘的石穴，应当被古人所注意到，故围绕神秘的天然石洞，比《秦州记》所处时代更早，就可能有“禹穴”的传说。唐杜甫诗中所谓“藏书闻禹穴，读书忆仇池”^[35]的诗句，当是上述这种古代传说的追记。

总之，炳灵寺第169窟开始闻名于世的时间，当在人们将它利用为佛窟（5世纪初）之前。因为作为一个传说，其产生和发展的时间段不会较短暂，故炳灵寺第169窟，作为著名洞府，为世人所熟知，或传说为宗教界所利用的时间，早于5世纪是没有问题的。

2.麦积山石窟

“姚秦五龛”及第98窟，开凿在5世纪初的412年至417年之间^[36]，其闻名也在412年之后。

还有一个自然洞窟第57窟，被人们利用为宗教服务的时间要稍早于“姚秦五龛”及第98窟，是三泉圣水中最大的一股圣水洞^[37]，当在412年之前的东晋十六国时期就闻名，其闻名虽可能早过5世纪，但未见更早内容的记载或传说，故其闻名于世的程度比不上有“禹穴”传说的炳灵寺石窟第169窟。

3.云冈石窟

“昙曜五窟”的开凿，晚至北魏时的5世纪中期^[38]，亦闻名在这之后。

4.龙门石窟

古阳洞，未见其早于5世纪晚期就有所闻名的记载。

故，4处石窟早期具有自然因素的洞窟，其闻名于世的先后次第是：炳灵寺石窟早期洞窟第1，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第2，云冈石窟早期洞窟第3，龙门石窟早期洞窟第4。

三、四大石窟早期洞窟自然因素程度的比较

上述四石窟早期洞窟中，炳灵寺石窟早期洞窟自然因素最多，窟中人工修造成分相对很小。

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虽大多系人工开凿，但均无前壁，顶稍穹隆，较多地保持着自然山龛的意象。

云冈石窟早期洞窟均系人工开凿，虽内部大多追求浑朴的自然结构，但多数洞窟存在着规整的前壁和规整的明窗。

龙门石窟早期洞窟，虽也是利用天然原始洞窟，但对原始洞窟进行了规整化的开凿，雕凿上显得更为精细，洞窟形制也较为精致了，故除了敞开的窟口及少许顶部保留着自然因素外，其余部分的自然成分则较为改观。

因此，从自然因素程度由高到低的依次排列看，炳灵寺石窟早期洞窟第1，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第2，云冈石窟早期洞窟第3，龙门石窟早期洞窟第4。

四、四大石窟早期洞窟自然因素的关系

上述4石窟早期洞窟闻名于世的先后次第，以及洞窟形制自然因素的递减变化，提示我们这4石窟早期洞窟形制在自然因素方面的关系。

1.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形制的缘起

由于炳灵寺第169窟、麦积山石窟第57窟这种自然洞窟较早出现并较早闻名，麦积山石窟早期一批人工开凿的自然因素较浓的洞窟，不能排除受炳灵寺第169窟、麦积山石窟第57窟等自然洞窟的影响。

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除敞口、底平面圆角横长方形和低穹隆顶外，有的窟（第90窟、第74窟、第78窟、第51窟）还存在正、左、右三壁前的凹字形坛基（图5），并且有的窟（第74窟、第78窟、第51窟）在正壁左右上方，在三壁面交角处有二小龛。（图6）这种窟形较为特别，在此之前并未见有如此洞窟的样板。

图5　麦积山90窟凹形坛基

图6　麦积山74窟正壁左右上方小龛

由于凹字坛基上，在正、左、右3面壁前塑造三世佛形象，且在正壁左、右上方三壁面交角处的二小龛内，分别造思惟菩萨和交脚菩萨，故此坛基和两小龛的布局设计不排除受内容题材要求的影响。但题材的要求，并不能决定这种洞窟设计的全部，其他洞窟形制也可以表现这种内容题材，如中心柱窟也可。故上述这种特殊的窟形似乎还应有其他的特殊诱因。

笔者注意到：

（1）炳169窟底平面中间下部为缺外部的漏斗状，但基本上在窟内正、左、右壁前，有较为突出的3处较宽的底圈部分（图7），围成了一个类似凹字形的坛基。这是缺外部漏斗的口沿部分，这种漏斗口沿3/4部分的凸沿，可作为一种借鉴。即：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中，第90窟、第74窟、第78窟、第51窟所存在的凹字形坛基的设计，似受到炳灵寺第169窟那样的自然敞口山龛“漏斗状底平面”漏斗口沿形制的影响。

图7　炳灵寺169窟自然底圈示意

（2）无独有偶，麦积山石窟第57窟也是漏斗状敞口山龛，也同样存在着似凹字形坛基的漏斗3/4口沿（图8），于是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中，第90窟、第74窟、第78窟、第51窟所存在的凹字形坛基的设计，亦可能就近直接受到了麦积山石窟第57窟的影响。

图8　麦积山57窟内自然凹形坛基

至于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中第74窟、第78窟、第51窟，在其正壁左、右上方，在三壁面交角处有二小龛的设计，除了别的原因^[39]外，在设计位置上，很可能也受到自然洞窟的影响。

因为笔者还注意到：

（1）炳灵寺石窟第172窟亦为自然洞窟，其位置在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左侧同一水平面上，相距不远。在巨大的崖面上结合这两个窟统一观察，能有所启发。在巨大的崖面上，在包括这两个窟和这两个窟之间朝下处的很大一个面积上，有一处自然的凹陷，虽其进深相对稍浅，但整体也不失如同一个巨大的山龛。这样，形成一种格局，即，在此一巨大的山龛正壁左、右上方的2个三壁面交角处，正好是炳灵寺石窟第172窟和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在总体观感上，亦形成一个在正壁左、右上方，在三壁面交角处有两个小龛的敞口大龛形象（图9）。这种宏观的自然洞窟形象，也可诱导这种形式的人工模拟。

（2）麦积山石窟第57窟，同样在其正壁左、右上方的两个三壁面转角处，也各有一天然的小龛（右小龛已自然风化模糊）。（图10）因为此两处渗水，水蚀形成了两个小龛。二小龛的形成，与炳灵寺石窟第172窟和炳灵寺石窟第169窟的形成是同样的原理，且是一个长期过程的结果，应当在麦积山石窟开创时期的十六国后秦时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于是，这样的自然面貌，就更有可能就近直接启发麦积山石窟早期，人工开凿的注重自然因素的大龛，在其正壁左、右上方三壁面交角处，做出二小龛的设计了。

图9　炳灵寺169与172窟组合成大龛

图10　麦积山57窟正壁上方左右小龛痕迹

麦积山石窟第98窟的形制，只是对自然崖面的稍事改造，弱化了窟室的人工开掘效果，强化了露天自然效果。这明显也是受到自然浅山龛的影响。

2.云冈石窟昙曜五窟洞窟形制的缘起

从四石窟早期洞窟自然因素渐变的时间次第看，昙曜五窟的自然因素是通过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和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综合传达的。

昙曜五窟的洞窟形制基本有两种，由窟内主尊造像的姿势而形成区别。第16窟、第18窟、第19窟为立佛窟，第17窟为高座修长的菩萨窟，第20窟为坐佛窟。因此，第20窟为较敦实型的窟，第16窟、第17窟、第18窟、第19窟为较瘦高型的窟。

第20窟为敞口的低栱龛，其自然平缓隆起之顶的样式，更接近于麦积山“姚秦五龛”。这种样式可体现出，大佛于敞口大龛中直接面对众生的宽宏气魄，似受到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多为坐佛主尊）形制的影响。

瘦高型窟的第16窟、第17窟、第18窟、第19窟，虽然在人工建造自然效果的方法上，与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一致，但其高穹隆顶更接近于炳灵寺第169窟，有可能受到炳169窟自然高穹隆顶的影响。在建造中取高穹窿顶，有加固窟室的作用。因先造的敞口第20窟推测当时就有所坍塌^[40]，影响了其余几个洞窟的设计，于是起瘦高形窟，并留出前壁进一步加固。

另外，“昙曜五窟”洞窟形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规模”，也是受到麦积山石窟早期大型自然效果龛群和炳灵寺石窟第169窟这种大型自然龛室的影响的。

麦积山石窟早期大龛群中，虽某些单个龛并不太巨大，但龛群在山崖上的整体规模较大。第98窟高14余米，其立佛高近14米。这种规模都是“昙曜五窟”所要具体参照和欲超过的。

“昙曜五窟”在开凿之始，因当时北魏政权已统一北方，必然要考虑到在整体规模和同类单窟规模上要超过麦积山石窟。在上下规模无条件层层加高的情况下，于是在水平排列上下工夫，基本上在整体规模上超过了麦积山石窟当时的规模。同时，在同类单窟规模上均超过了麦积山石窟，而且，其窟中的立佛、坐佛、菩萨主尊高度也均超过了麦积山石窟当时的同种造像。

炳169窟的窟内自然高度大约为15米，窟内是立佛主尊。于是“昙曜五窟”的立佛、立菩萨窟高度要超过之，其高度在15米至17米之间。昙曜五窟窟内的宽、深度，也基本上与炳灵寺第169窟的自然宽深度大体相仿或超越之。昙曜五窟更具有整体规模的超越优势。这些均应是在借鉴了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早期洞窟所建造的优势。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正壁中间部分明显凸出，这在云冈昙曜五窟中的第16窟、17窟、第18窟、第19窟中相同位置处，同样表现明显。云冈昙曜五窟形制的这种作式，虽然有附着正壁前造像的目的，但这样的设计，明显借鉴了炳灵寺第169窟自然构造的特点，借鉴了炳灵寺第169窟也于此处顺势附着造像的创意。从形制整体看，如此作为，洞窟结构也更趋稳固。

昙曜五窟均有“敞口”情结，第20窟原即敞口。其余窟虽有前壁，但其前壁与左、右壁交汇的转折却较明显，大大区别于其正、左、右壁转折处较浑朴，较具自然因素的状态，实际上表现了其正、左、右壁组合成的“原始敞口”状态。这明显地受到自然敞口大龛形象的影响，那么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和麦积山石窟早期敞口大龛对它们的影响就不能排除。如果说自然敞口洞窟的口部，有的还存在些许自然“收口”的情况，麦积山“姚秦五龛”却是追求较“敞口”的典型。那么，“昙曜五窟”这种“敞口”情结，似与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更有联系些。

总之，今山西省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的洞窟形制，有可能主要“就近^[41]”受到更早出现的，今甘肃省麦积山石窟早期大龛和炳灵寺石窟第169窟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主要表现是“自然因素”。

3.龙门石窟古阳洞洞窟形制的缘起

古阳洞佛窟的初期建造，大约在5世纪末到6世纪初，此时的佛教洞窟形制已经多样，但龙门石窟的最初洞窟却选择了自然因素的窟型，不能不让我们认为，它还是延续了某种传统，即继承了从炳灵寺石窟，到麦积山石窟，到云冈石窟，其早期洞窟形制均多自然因素的传统。

炳灵寺第169窟基本是自然洞窟，故基本无需谈到具体模式方面的缘起，但其中少许的人工，实际是尊重自然因素的顺势而为。麦积山于412年左右，后秦皇家的大规模开窟，在秦地影响是巨大的。炳灵寺第169窟之中的人工佛事修造，只做敞口龛，不做有前壁的洞室，应该也是与麦积山早期敞口龛兴造的互动。

五、炳灵寺石窟第169窟与“时亮窟”

从《秦州记》的记载上看，“时亮窟”的突出特点是，区域中最高、最深、最大的洞窟^[42]。在炳灵寺石窟及其周边区域内的洞窟中，唯一能满足这些特点的洞窟是炳灵寺石窟第169窟^[43]。

自然溶洞，因水从山的内部渗透溶蚀而出，故洞子能一直向山体内部延伸，其渗水的分支小穴在大洞穴的幽暗处有莫测之感。加之有漏斗自内向外、自高向低延伸而来，故从下观之，进深似比洞口的面阔尺寸要长，因此才有洞深很大于洞宽的记载。

从这个角度看，溶洞让人们感到幽深和玄妙，更能有神仙洞府之感。

故，《秦州记》记载中稍小的“唐述窟”^[44]，也应是天然溶蚀洞，只不过风化和溶蚀得稍小和稍浅一点。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周围的山体上，多分布着众多的不规则溶蚀孔洞（也会洞中有洞），点缀在崖面上，形成奇怪的凸凹，会使崖面如同鬼面，形成山水画中“鬼脸皴”或“骷髅皴”的原型。《秦州记》记载中的“唐述窟”，不应是众溶蚀孔洞中的较小者，而应是比较大者。大的溶蚀孔洞，装饰在高崖上，远远望去，本身就有“鬼面”或“骷髅”之感。故《水经注》中，将“唐述”一词训为“鬼”义^[45]，排除神话传说（有“神鬼游走于其间”）的成分，是很符合实际情况的。

进一步讲，所谓“鬼面”，首先轮廓不规则，其次孔洞如骷髅。因此大窟本身就像鬼面轮廓，小孔洞3个组合也像骷髅。故所谓“唐述窟”，即“鬼窟”，即“鬼面窟”，即“骷髅窟”。《秦州记》中与“时亮窟”并记的“唐述窟”，应是炳灵寺石窟区域内，第169窟附近（根据记载在其东边）的“鬼面窟”中的一个稍大者。

因此，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是区域内最大的鬼面窟，“唐述窟”应是其附近的一个较著名的鬼面窟。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同第172窟及其下方凸凹的崖面所形成自然龛，从宏观上看，也是一个巨大的“鬼面”或“骷髅”，上方二窟分别似流淌液体的眼窝，下方根据其凸凹，可以想象其狰狞或恐怖之面形。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附近的野鸡沟中有一大石缝，并非水溶蚀所形成的“鬼面窟”大洞，乃大石斜横向断裂的裂口，在山坡上可随意登临，有近在眼前、一览无余之感，故不玄妙，且口大开，不深，更谈不上是奇妙洞府。故不应是时亮窟^[46]，也不应是唐述窟。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作为溶蚀风化洞窟，其顶部还遍布溶蚀风化后的石纹所形成的自然美丽的花纹（图11），因此，这个“时亮窟”的特点，除了高、深、大外，还应该加上一个“玄”字。(www.xing528.com)

图11　炳灵寺169窟上部岩石自然花纹

来自“东方”的“读书人”时亮^[47]对此窟的青睐，也说明此窟符合“东方”中原文化的审美标准，故有条件作为具有中原文化因素的洞府，而利用为佛窟，并进一步影响“东方”文化区域内佛窟形制的设计。

六、佛教洞窟形制东方化

1.“自然因素”乃贵族供养人的有意选择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云冈石窟“昙曜五窟”、龙门石窟“古阳洞”，乃最高统治者和亲贵所供养兴造的石窟^[48]。显赫的帝王亲贵们本来有能力造作精美的大工程，但所造佛窟形制如此简陋，说明，其“简陋”，并非主要为了节省，其决定因素是设计取向。

因此，上述洞窟，应当是在洞窟开凿之初，被有意识地开凿为较多自然因素的洞窟，被有意识地与西域地区大多数较为规整的石窟区别开来，使之带有“东方”地域特点。

2.洞窟形制的主流从中心柱窟到佛殿窟发生了改变

在佛教洞窟形制中，西域中心柱窟主流，到了中原北方地区，突然改变。表现是，强调自然因素的佛殿窟的异军突起。这种在洞窟形制中强调自然因素的“创新”影响深远，以至于在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中就不再出现中心柱窟了。在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中，中心柱窟亦不再成为主流。以中原北方地区四大石窟为主要标志，中原北方地区佛教洞窟形制的主流发生了变化，中心柱窟虽然还出现，但在中原文化中心区域中，佛殿窟亦形成了最重要的势头，在某些石窟中成为主流或唯一洞窟形制。

3.石窟受东方或内地文化因素的影响而进一步中国化或中原化

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中上述这些早期洞窟都是前所未有的，作为中原北方地区有自己特色的初期洞窟，比之西域风格的洞窟，应该说明显地进一步中国化了。具体表现为，由自然因素发展来的佛殿窟。

虽然上述洞窟均处在中原北方地区石窟的开创时期，难免会因技术不成熟而有简便为之的因素，但其一贯的，持续的，逐渐形成流派的做法，却提示我们，这可能隐隐受支配于中国中原的主流文化，是一种传统理念使然。

中国中原主流传统宗教修行窟室概念，是黄老道学的修行窟，均崇尚自然，大多如自然之洞穴，洞中应玄虚，具自然圆融之气。于是，在这种传统因素的自然修行洞窟影响下的佛窟，一种情况是因地治宜地利用自然洞窟，一种情况是人工造出具有自然因素的洞府。如此，中国中原北方地区佛教石窟，从佛教石窟开始兴造时，其形制，就以从自然洞府发展来的佛殿式洞窟作为了开端。

“自然”有古朴的意境，也有超凡的意韵，故有着“初始”和“祖庭”的意义在内。这也似是中原北方地区初期佛教洞窟，为什么总要追求一些自然因素的原因之一。如此，体现了其作为石窟群初期的龙头老大地位。因为在宗教中，凡出家祖师，并非居住在华屋中，而是岩栖穴处，随遇而安，自有一种世外高人的气象。朴素的居处，更像其祖庭，也更衬托了其法力的强大，能胜天，能物我两忘。

于是，将佛安处在多自然因素的洞穴中，尤其是较自然的敞口龛中，也会更突出佛祖面对自然的从容，突出佛处在自然十方三世中的法力无边。相对而言，华丽的庙堂，则应是佛出山之后，或成道之后，向世俗传道的发展居处。

所以，谈到佛窟的进一步中国化问题，从中原北方地区初期窟型中的自然因素看，明显地受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主流思想的影响。天人合一是一种最高境界，佛或佛法也符合这种境界，于是也可将这种境界用在佛窟形制上。上述这些中原北方地区的初期佛教石窟的初期洞窟形制，不但可以说带有自然因素，也可以说带有中国主流传统文化的因素。

同时，对比早期洞窟以后的洞窟，我们可以看到，黄河以东中原北方地区佛教窟型发展的大体轨迹是，从开始时自然主义较浓，逐渐走向自然主义较减弱，然后走向此基础上的规整，并逐渐加上前壁，并进一步规整（如龙门石窟宾阳三洞等），走向另一种形式的天人合一，即世俗华丽的庙堂式石窟。这应是佛出山之后，或成道之后，向世俗传道的合理后续发展形式。

故，如果细分窟型，以“敞口”因素和“自然因素”为“龛”，以四壁紧密结合的华堂石窟为“窟”的话，黄河以东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石窟形制的发展轨迹是：龛在前，窟在后。

另外，在黄河以东中原北方地区佛教石窟的初期，天人合一思想，不仅主要地体现在洞窟形制上，在其洞窟中的其他方面也多有天人合一的因素，如雕、塑像均呈现不同程度的较为贴壁如浮雕（塑）的“佛影”效果，雕、塑像和壁画中的形象均显得不是那么细谨工整，有朴茂之感，且较穿插分布。这些自然朴拙的因素，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走向此基础上的规整化的。

追根溯源，印度原也有佛陀在山区出家悟道居止的天然修行窟（如在天竺灵鹫山），这应该是将佛像修造在自然洞窟，或人工开凿的自然因素洞窟的理论基础。

于是，当佛教及佛窟开凿活动传到中国中原北方地区时，与中国中原流行的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互动，使佛像处在自然环境中的，多自然因素的洞窟中，即是自然而然的。

较早的（约建造在东汉）今江苏省连云港孔望山石窟^[49]就是如此，其凿出的简朴浅显的石佛像和佛龛，错落在高低起伏的自然山岩上，在中国佛教石窟或石刻形制中，在多自然因素方面，是更早的滥觞处之一（图12）。

图12　孔望山东汉佛教石刻

东晋时，慧远在庐山所造的佛影龛，依其龛铭的文意，背山临流，亦多具自然因素^[50]。

这些其它的早期的佛教石窟，而且是较处在中国文化中心地区的佛教石窟，更早或基本上同时也出现了“自然主义天人合一”式佛教石窟。有此铺垫和相互影响，中原北方地区早期佛教石窟，较为普遍地流行自然因素的洞窟，也是顺理成章的。

另外，参考基本同时或之后的，南朝中心地区佛教，也基本上可得出同样顺理成章的结论。南朝中心地区在长江中下游，其地域中的佛教石窟较少，且其洞窟形制，正巧也多是自然因素较多的山龛型^[51]（图13）。我们知道，南朝是当时最代表中国汉文化的主要地域，一般来说是当时中国正统文化所在地，其山龛型的佛窟形制正说明，多具自然因素的佛教洞窟型制，正合中国主流思想传统。

图13　南京摄山佛龛平面

因此，中原北方地区四大石窟早期洞窟，其多具自然因素的洞窟形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的结果，是西来佛窟经中国文化选择的结果，是佛教石窟进一步“中国化”或“中原化”或“汉化”或“东方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因为，从洞窟多种现象变化的比较上看，在佛教石窟“中原化”或“汉化”的进程中，洞窟形制应是首先变化的部分，其它的方面，诸如造像面型、造像服饰等方面的变化，则不及洞窟形制方面的变化“早”或“幅度大”。

虽然在中原北方地区四大石窟早期洞窟之后的历史阶段中，佛教洞窟形制总体有所“规整化”，但个别洞窟形制的多具“自然因素”的例子仍然存在，较为自然一些的山龛形式在某些地点仍然出现。

如甘肃省武山县水帘洞石窟中北周大坐佛所在的自然悬崖浅龛（图14），及其千佛洞等处的北周至隋时期造像的自然悬崖龛；甘肃省西和县八峰崖石窟中宋代造像的自然山龛；四川省乐山大佛（唐）龛（图15）；四川省安岳石窟卧佛（唐）龛（图16），浙江省杭州西湖石窟（五代一明）等等很多。这些佛窟形制，以其自然的形态，点缀着自然山川，形成宗教与山水的一种和谐艺术，不断诠释着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趣。

图14　武山水帘洞自然悬崖北周大龛

图15　四川乐山大佛龛

图16　四川安岳卧佛龛

结语

综上所述，窟型作为佛教石窟的重要载体，其面貌的变化是石窟大体方面的变化，因此是最大最重要的变化。在5世纪，佛教主要从西域传入内地，西域佛教洞窟形制主要是较规整的中心柱窟，但5世纪上半叶传到中原北方地区黄河以东的第一批佛教洞窟，或黄河以东四大石窟群中的早期佛教洞窟，却普遍地未曾采用这种中心柱窟形制，而采用了多具自然因素的佛殿窟形制，这说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有所介入和选择。佛教石窟艺术的进一步中国化（或东方化、中原化、汉化）进程迈出了明显的步伐。对自然因素的借重，应该说是此步伐的开端。

由于麦积山石窟较早开窟于后秦，较早借重自然因素，由人工大规模开凿出（炳灵寺169窟基本是利用为）多具自然因素的佛殿窟，必然会影响到以后中国黄河以东中原北方地区佛窟的开凿，因此在佛教石窟中国化的步伐中，相对于其它石窟，起到了特殊的“开创性”作用。

这种开创性，符合类型排比演变的逻辑，也反证了麦积山后秦开窟的符合逻辑。

【注释】

[1]杨泓：《试论南北朝前期佛像服饰的主要变化》（《文物》1963，6）中强调了佛像服饰在南北朝前期从外来风格到褒衣博带的民族化历程，在谈到半偏袒袈裟时，认为这种袈裟所代表的阶段“正反映了民族风格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袈裟“是具有民族特性的”。

[2]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台湾，财团法人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出版，2000年版）中有关内容，文中认为吐峪沟44窟千佛壁画中存在双领下垂式袈裟，并绘出线描图，应是误识。

[3]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中，在高昌石窟时代一节中云：“有的洞窟后来进行过维修，如第44窟前壁和门壁。”笔者按，很明显，前壁非全部被重修，故门壁也非全部被重修，门壁上的壁画应主要是原作。如认为前壁和门壁全部被重修则是有误。

[4]德国学者、常书鸿先生、阎文儒先生较早提出的分期意见。参见晁华山：《德国人研究克孜尔石窟的概况》（《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常书鸿：《新疆石窟艺术》一章二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1962，7、8）。

[5]宿白先生在克孜尔石窟的分期中开始引用碳14年代数据，继而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又参照了较多的碳14数据作了分期。参见宿白：《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日本·平凡社，1985年版；中国·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霍旭初、王建林：《丹青班驳千秋壮观——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及分期概述》（《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克孜尔》，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5年版）。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0年版）。

[6]某些含半偏袒袈裟壁画的洞窟，宿白先生的断代较早，新疆龟兹石窟艺术研究所的断代偏晚，故有下限的早晚之分。如某些含半偏袒袈裟的壁画的洞窟可早至宿白第2阶段（395±65～465±65年以迄6世纪前期），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则断定它们在7世纪。参见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0年版）。

[7]天安元年（466年）铭冯爱爱佛坐像背面之浅浮雕坐佛（日本大阪市美术馆藏），双腿上袈裟两片右宽左窄，图见《中国石窟麦积山石窟》，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P225。

[8]北魏双领下垂式石雕某坐佛像，法国居美博物馆藏，其右足于袈裟下稍显轮廓。麦积山石窟141窟左壁后部龛中北周坐佛像，其右足大半隐约在袈裟下显示出轮廓。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唐贞观十三年（639年）马周造石佛坐像；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唐景云二年（711年）邑义十六人造阿弥陀坐像，均有右足或左足于袈裟下显示的表现形式（金申：《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宋代的某些造像也继承了这种形式。

[9]塑像如9龛中的2身佛，16龛的2身佛，22龛中的1身佛，6龛1身佛，18龛1身佛等。壁画如10龛1身佛，24龛1身佛，11龛1身佛，12龛1身佛，3龛1身佛等。

[10]宿白:《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4）和常青:《炳灵寺169窟塑像与壁画的年代》（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一）》，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文中均不同程度地推测炳灵寺西秦内容受后秦长安佛教文化影响。张学荣、何静珍在《麦积山石窟创凿年代考》（《天水师专学报》1988，1），《再论麦积山石窟的创建时代及最初开凿的洞窟》（《敦煌研究》1997，4）文中较早认为，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中的三佛内容与后秦帝姚兴在长安佛教界提倡三世佛有关。

[11]《高僧传·慧远传》中的相关记载。

[12]《高僧传·慧远传》中的相关记载。

[13]《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刘宋人陆澄《法论目录》中著录有慧远作的《法社节度序》《外寺僧节度序》《节度序》《比丘尼节度序》被当时人称为远规。

[14]《广弘明集·卷十八》。

[15]《高僧传·卷六》，后秦也学习用远规，姚兴有诏曰：“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须纲领，宜授远规，以济颓绪。”

[16]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澄《法论目录》载，当时郑道子也曾作《与释慧远书论沙门袒服》。慧远作《沙门袒服论》回答一些论者之疑，镇南将军何无忌作《难袒服论》，慧远作《答何镇南难袒服论书》（《弘明集·卷五》），反复讨论，争论比较激烈，在当时的知识界当是影响很大的。

[17]成都万佛寺出土一石碑两面各一立、坐佛像，铭记为齐永明元年，见刘志远、刘廷壁：《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1958年版），《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3·魏晋南北朝雕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

[18]东晋和南朝地区现存佛像文物较少，尤其匮乏半偏袒袈裟佛像，有待于发现，如无，则关陇地区是半偏袒袈裟从理论到实践的更重要的创造和传播地；如有，北魏半偏袒袈裟佛像不但有来自长安关陇以及河西凉州半偏袒袈裟佛像的影响，也应有南朝半偏袒袈裟佛像因素的影响。东晋和南朝初期，现多见通肩袈裟佛装，说明世俗传统保守思想的影响较大，而关陇则相对开明一些，富有创新性一些。

[19]佛徒着袈裟露出右肩，应该是表示恭敬，并便于执持法器之意，此意又见于宋释道成《释氏要览·礼数》：“偏袒，天竺之仪也。此礼自曹魏世寝至今也。律云，偏露右肩，即肉袒也。律云，一切供养，皆偏袒，示有便于执作也。”又《法华经·信解品》中表示恭敬之处文曰：“偏袒右肩，右膝着地。”

[20]如龙门宾阳洞和巩县1、2、4窟中的佛造像，以及麦积山石窟135窟正壁左龛右侧北周坐佛等同时代和后代佛像多有如此。

[21]如河西武威天梯山石窟，学术界已基本公认为北凉王室主导兴建的石窟。

[22]天梯山北凉石窟中也许有半偏袒袈裟，但因遭破坏现未发现，但可从北凉石塔中知道半偏袒袈裟在北凉地区的流行。

[23]宿白先生曾推断（应包括吐峪沟44窟的）“吐峪沟早期石窟约开凿于5世纪”，见《中国石窟寺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986）。贾应逸先生也基本持同样观点，认为吐峪沟44窟是5世纪高昌地区北凉时期的洞窟，更具体一点有可能在423至460年，见《吐峪沟44窟与莫高窟北凉洞窟比较研究》（《1987石窟考古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10）和《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9）。柳洪亮先生倾向于此窟开凿于450年至460年之间，并引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1988年2月，对44窟泥皮中的麦草所作的碳14测定，结果为540±70年，认为减去误差后为470年，时代基本相近，见《由吐峪沟第44窟佐证莫高窟早期三窟的年代》（敦煌研究院《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百年（1900～2000）·石窟考古卷》甘肃民族出版社，1995，7）。

[24]宿白：《莫高窟早期洞窟的年代问题》中认为莫高窟275窟有可能开凿于北魏迁洛后不久，其不久，主要指到孝明帝时期（在528年结束）。笔者在本书中也基本赞同，认为莫高窟275窟开凿于北魏迁洛后不久。

[25]马世长：《新疆石窟中的汉风洞窟和壁画》（《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6·新疆石窟壁画》文物出版社，1989，6）较早注意到了东土佛教文化的西渐现象：汉风壁画。也对吐峪沟44窟中本生故事画的汉风因素进行了论述。文中提到故事画中有汉服，但因非在北魏统治区且在故事画中，故不具有断代意义而未作断代论证。文中尚未提到半偏袒袈裟，但马先生2006年来麦积山授课时曾提到的其他西域地区，就不曾见同时或更早的吐峪沟44窟内河西式半偏袒袈裟的现象，对本文有所启发。

[26]〔宋〕释赞宁：《僧史略·服章法式》：“又后魏宫人见僧自恣，偏袒右肩，乃施一肩衣，号曰偏衫，全其两扇衿袖，失祗支之礼，自魏始也。”

[27]见北魏太安三年（457年）宋德兴造石佛坐像等。

[28]马世长：《新疆石窟中的汉风洞窟和壁画》（《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6·新疆石窟壁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和其他学者的有关论述。

[29]此窟中残存最早纪年题记为“建弘元年”（420年），据此可认为此窟作为佛窟在此前不久，且无证据表明此窟作为佛窟能早过5世纪，故可认为它作为佛窟的历史开端，当在5世纪初。

[30]在5世纪之前，印度的阿坍陀石窟已是人工雕凿的精美石窟，主要设佛塔在石窟中间，是中心柱窟原型。在5世纪之前和5世纪初，西域石窟，均出现了较为人工规整的佛殿窟和中心柱窟。我国甘肃河西地区的莫高窟在5世纪之前，高僧乐僔和法良也开凿了人工因素较多的佛殿窟或佛殿式禅窟（分别是第268窟和第272窟，详细考证见本书前文。且从当时莫高窟以西地区总的情况看，中心柱窟的数量和规模较大，占主要方面。

[31]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已注述。

[32]此种纵向狭长式洞窟，出现在北魏龙门石窟的初期，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形制与此略同，后者受前者影响，莫高窟第275窟据本书第二章第二节考是北魏洞窟。

[33]《水经注·卷二·河水》：“故《秦州记》曰：‘河峡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书五笥。亮，南安人也。’。”

[34]5世纪初。参见本文前言部分的有关注释。

[35]杜甫《秦州杂诗》第十九首、第二十首连续记载了有关炳灵寺石窟的内容。第十九首：“凤林戈未息，鱼海路常难。候火云烽峻，悬军幕井干。风连西极动，月过北庭寒。故老思飞将，何时议筑坛。”第二十首：“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晒药能无妇，应门幸有儿。藏书闻禹穴，读记忆仇池。为报鸳行旧，鹪鹩在一枝。”按：《水经注·卷二·河水》载：“凤林，山名也，五峦俱峙。耆彦云：昔有凤乌，飞游五峰，故山有斯目矣。《秦州记》曰：枹罕原北名凤林川，川中则黄河东流也。”凤林关设置于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与今炳灵寺石窟夹黄河相望，为古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上重要的边地关口。杜甫在描写秦地的两首诗中，连续提到今炳灵寺石窟的有关形胜。

[36]后秦开凿活动应延续到417年亡国之际，另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姚泓内容。

[37]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38]《魏书·释老志》载：文成帝复法后，昙曜建议为太祖以下五帝造五窟，事在北魏和平初（460年）。

[39]如西域某些犍陀罗造像图式的影响，见邓健吾于《中国石窟·麦积山石窟》1987年版中所论。

[40]本书第二章第三节有关云冈石窟第20窟的注释。

[41]而不是舍近就远，直接受更西方的石窟型制因素影响。在自然因素方面，与近处的更早期石窟更有联系，因自然因素在这些洞窟形制中占主要方面，因此这个“联系”相对于远处的其他因素是更主要的。

[42]《水经注·卷二·河水》。

[43]已有学者曾提出，如张宝玺：《建弘题记及其有关问题的考释》，《炳灵寺石窟》，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4]《水经注·卷二·河水》。

[45]《水经注·卷二·河水》：“河北有层山，山甚灵秀，山峰之上，立石数百丈，亭亭桀竖，竞势争高，远望，若攒图之托霄上。其下层岩峭举，壁岸无阶，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而世士罕有津达者，因谓之积书岩。岩堂之内，每时见神人往还矣，盖鸿衣羽裳之士，练精饵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谓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复因名之为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谓之唐述窟，其怀道宗玄之士，皮冠净发之徒，亦往栖托焉。……下封有水，导自是山溪水，南注河，谓之唐述水。”

[46]有学者曾提出参考意见，提出野鸡沟中的大石缝洞穴或是“时亮窟”。见董玉祥等《炳灵寺一六九窟》图版说明，载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炳灵寺文物保管所合编：《炳灵寺一六九窟》，海天出版社，1994年版。

[47]时亮为南安人，南安，今陇西地区，在炳灵寺石窟的东方，属于中原北方文化区，而炳灵寺石窟以西，则属于与西域文化交汇的区域了。时亮窟藏书，则说明时亮乃文化人。

[48]学术界公认，云冈石窟“昙曜五窟”、龙门石窟“古阳洞”，它们为当时当地最高统治者和皇亲国戚贵族所造。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亦主要为后秦最高统治者和皇亲国戚贵族所造。炳灵寺石窟第169窟也与西秦王室有关，因题记中有国师题名，有国姓女贵族题名，此残存题名提示此窟与王室有关。

[49]学术界公认为中国内地最早的佛教遗迹之一。形式主要为依自然山崖兴造的浅龛、浮雕、石刻。

[50]《广弘明集》卷15，慧远和谢灵运分别所著《佛影铭》。

[51]如江苏南京摄山栖霞寺千佛岩龛，浙江新昌剡溪石城山宝相寺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