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石窟：后秦开窟新证

麦积“姚秦五龛”对云冈“昙曜五窟”的启示 ——麦积山、炳灵寺早期大龛是昙曜五窟开创理念和形制的主要借鉴

前言

以前学术界曾主要从凉州、新疆和印度因素方面探讨云冈昙曜五窟的形成，也曾提到昙曜五窟受到麦积山早期大龛74、78窟的影响^[28]。但这些观点均未提到“五窟三世连续理念”的具体石窟模式的来源。笔者认为，除凉州、新疆、印度石窟等地佛教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外，麦积山、炳灵寺石窟的因素则更加直接和具体。

一、麦积崖存在姚秦五龛

对麦积山石窟人工开凿的90、165、74、78、51窟，根据考古学类型排比，属于麦积山石窟较早洞窟，又参照文献记载，学术界中已有些先生曾推测它们开凿于西秦或后秦^[29]。本书前文已重点从早期焚烧文化层位于北魏重修文化层之下，属于太武帝灭法的余烬，洞窟应早于太武灭法的角度；从洞窟在古代麦积崖主要崖面中轴位置的角度；从后秦皇帝注重佛教“三世实有”理念的角度等，基本肯定了此组洞窟为姚秦皇室开凿窟。窟中内容虽经北魏重修^[30]，基本上保留了后秦窟中所要表现的基本内容。这组洞窟的开凿要早于云冈昙曜五窟，可称之为后秦皇家石窟中的“姚秦五龛”。

过去，在麦积山石窟是否存在姚秦洞窟的问题上存在争议，因此影响了对云冈昙曜五窟思路的开拓。

而目前，基于以往的推测和进一步的发现，可基本确定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的存在，就应对昙曜五窟的思考有所启示。

此姚秦五龛大约应在后秦帝姚兴412年至后秦帝姚泓417年所造（见本书前文中的断代论述。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因麦积崖体均为较粗的水成沉积沙砾岩，遇水会浸透而酥松，故在这段4～5年的时间内，工匠完全可以通过用水逐步浸湿岩体的工作方法，开凿成5个中型洞窟，甚至更多）。

显然，从时间的角度上看，“较早”的麦积“姚秦五龛”有条件对“后出”的云冈昙曜五窟的开凿产生影响。

二、麦积“姚秦五龛”有为5个帝王造佛龛的迹象

恰恰同云冈昙曜五窟一样，麦积姚秦五龛也为聚集在一起的一组洞窟。只不过，昙曜五窟是东西并列1组，姚秦五龛是上下相叠1组。

姚秦五龛中，其90、165窟左右相邻在上一层，74、78左右相邻在中层，51窟在下面底层，故一组洞窟分为3层或3个阶段。

这种排列较为别致，故可能显示出更深的含义。

因为在姚秦历史上，作为一股连续的政治势力的连续统治者也正好是5位帝王，且在时间上可被划分为3个阶段。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十九·后秦录·姚弋仲》载：“乃使使降晋。晋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节、六夷大都督、都督江北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单于、封高陵郡公。八年薨，时年七十三。子襄之入关也，为苻生所败，弋仲尸柩为生所得，生以王礼葬之于天水冀县。苌称尊号，追谥曰景元皇帝，庙号始祖，墓曰高陵，置园邑五百家。

……姚襄……弋仲薨，襄秘不发丧……与苻坚战于三原，襄败，为坚所杀，时年二十七，是岁晋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礼葬之。苌僭尊号，追谥魏武王。”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五十·后秦录二·姚苌》载：“兄襄为苻坚所杀，苌率诸弟降于苻生……苌惧，奔于渭北，遂如马牧……以太元九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大赦境内，改元，年号白雀，称制行事……以太元十一年，苌僭继皇帝位于长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国号大秦，改长安曰常安，追尊考弋仲为景元皇帝……以太元十八年死，时年六十四，在位八年，伪谥武昭皇帝，庙号太祖，墓称原陵。”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后秦录三、四、五、六·姚兴》载：“苌薨，秘不发丧……登奔雍，兴乃发丧行服，以太元十九年，僭即皇帝位于槐里……死时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伪谥文桓皇帝；庙号高祖，墓曰偶陵。”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五十五、五十六·后秦录七、八·姚泓》载：“永和元年，兰既薨，秘不发丧……泓发丧，以义熙十二年，僭即帝位……九月，裕至长安，送泓于建康市而戮之，时年三十，在位二年……自姚苌白雀元年，岁在甲申，至于是岁，岁在丙辰，凡三十有三岁。”

因此，姚秦五龛有可能乃为后秦5位帝王所造。即上层的90、165窟乃为后秦建国称帝之前的两位追谥的帝王姚弋仲、姚襄所造，74、78窟乃为后秦开国和振兴的两位皇帝姚苌、姚兴所造，51窟乃为继承的末代皇帝姚泓所造。

而根据5个洞窟中的具体情况看也符合这种推理。5个窟中的主要内容为三世佛和菩萨的连续组合，构成“前后继承一统”的链接，其内在思想符合5个统治者连续的情况。其中，如果以佛为主尊的窟代表为皇帝所造窟，以菩萨为主尊的窟代表为准皇帝所造的窟的话（这种对应是合理的，使得佛理与政治伦理是相合的，且已在后出的昙曜五窟中得到公认），就更符合后秦5位帝王的情况了。

具体地看，上排的90窟为“较小”的“佛”窟，符合被追谥为皇帝的姚弋仲身份。

165窟为“梢大”的“菩萨”窟，其主尊为交脚菩萨，并且窟顶裸露岩面上可见凿出的覆斗摸样，当初加上泥皮壁画，应是表现仿木结构的“盝顶”，故此窟乃代表天宫，其内容为未来佛坐于天宫的景象，于是被开凿得稍高于90窟，为姚秦五窟中最高的窟，符合功劳很大，但仅被追谥为王的姚襄（准皇帝身份）。

中层的74、78窟为“较大”而规整，等高而并排的“佛”窟，符合堂堂正正皇帝身份的姚苌和姚兴。

其下面的51窟在规格上基本同74、78窟一致，也符合末代皇帝姚泓的身份。其稍有的规格上的变化，也符合前面（第一、第二）阶段姚兴造窟之后，姚泓后面（第三）阶段造窟所应有的变化。

74窟位于麦积山古代西崖左、右古转角之间的中轴位置^[31]，也被51、78、165、90窟和本书前文已论，也是后秦皇家建造的西崖摩崖大立佛所在的98窟所环绕，位于后秦皇家所开凿的这一组洞窟的中心位置，正符合以开国皇帝姚苌为中心的理念。而78窟除与74窟规格相同外，还靠近麦积崖佛事活动“起迹”之处的57窟，位置也较为重要，也符合大力推动佛教，首倡于麦积崖兴造皇家大龛，多有文治武功的“有为之君”姚兴所应有的位置。这种位置上的巧妙安排也更进一步说明姚秦5帝王与姚秦五龛的紧密关系。

因此，姚秦五龛使我们感受到一组洞窟中包含着一组帝王的影子。这无疑对已经公认包含一组北魏皇帝影子的云冈昙曜五窟，具有启示意义，使我们认识到，云冈昙曜五窟似乎是麦积姚秦五龛之后的另一种相似意义的版本。它们的相似还表现得更为具体如下：

三、麦积姚秦五龛与昙曜五窟的相似

总体上，麦积姚秦五龛与云冈昙曜五窟均造了4个佛窟（为皇帝造或为追谥的始祖皇帝造）和1个菩萨窟（为未作成皇帝者或虽被追谥为皇帝但实际是太子身份者造）。

具体表现上，麦积姚秦五龛与云冈昙曜五窟在洞窟主要形制、主要造像题材等方面均具有很多的一致性。

首先，从洞窟主要形制上看。

佛殿式穹隆顶“龛室”为“姚秦五龛”和昙曜五窟所共有。麦积“姚秦五龛”是敞口龛的形式，云冈昙曜五窟中的20窟也有可能为敞口龛^[32]。虽然云冈昙曜五窟出现前壁（确知在16、17、18、19窟）和大像后的礼拜道（20窟），但这也正是它学习或借鉴麦积“姚秦五龛”后而产生的合理变化，因为它同时也会受到别的地区佛教和佛教石窟因素的影响，而有所添加石窟的成份。如在北魏开凿云冈石窟之前，西域龟兹石窟大像窟中，已出现大像背后凿有礼拜道，已出现了有前壁的主室。因此，昙曜五窟的窟形乃“由近及远”“兼容并包”“与时俱进”综合各种因素而形成的。

而昙曜五窟越较近处（相对于西域）的“姚秦五龛”复杂，越可说明昙曜五窟曾借鉴过“姚秦五龛”并有所变化和创新，应在“姚秦五龛”之后。

至于“姚秦五龛”中，如在其74、78、51窟主尊之后正壁左右上方存在对称的思惟和交脚菩萨小龛（图1），而在云冈昙曜五窟中“无”的解释是：

图1　麦积山78窟正壁上方小龛

这思惟和交脚菩萨小龛，实际上是“姚秦五龛”中的特殊“区别”设计，乃为真实皇帝开凿的佛窟中所设，表示此窟主尊佛（象征皇帝）有未来佛（象征太子）的（用思惟和交脚菩萨代表其2种状态的）胁侍。因为“姚秦五龛”中有为非真实皇帝身份的（追谥皇帝）姚弋仲所开凿的佛窟（第90窟），此窟其正壁上就无此种二小龛。

在云冈昙曜五窟中，这种正壁二小龛的情况可以不存在或不特别于正壁对称设出，这是因为五窟中的4个佛窟，均为北魏真实的皇帝身份者^[33]所开凿的窟，故不必要在窟中用有无正壁左右上方对称的二菩萨小龛表示区别。同时也因为昙曜五窟中突出的是“三世佛”或三世皇帝，其第17窟中已有表示未来佛或表示太子身份的交脚菩萨，这样，“三世佛”（三世皇帝）之间有“有十地菩萨”（太子的象征）过渡的理念是很清楚的，就不必在昙曜五窟中的“三世佛窟”中突出这一点了。所以，昙曜五窟主要形制中的这种局部的“简单结构”，也应该看成是对“姚秦五龛”合理改造的表现，这种改造显得更加突出重点。

故，在主要形制方面，无论是昙曜五窟比姚秦五龛变得局部简单或整体复杂，具体分析上看，都符合昙曜五窟在姚秦五龛之后的情况。

其次，从洞窟主要造像题材上看。

（本书前文已叙，从北魏重修的情况，基本可看到姚秦五龛的洞窟主要造像题材）表现三世佛和未来佛（交脚菩萨）的洞窟内主要内容，成为“姚秦五龛”和昙曜五窟所共有。如麦积山石窟第90、74、78、51窟中主要内容均是三世佛题材，麦积山石窟第165窟主尊是未来佛（交脚菩萨）题材；云冈第18、19、20窟中主像是三世佛题材，第17窟中主尊也是未来佛（交脚菩萨）题材。

只不过，云冈昙曜五窟的“三世佛”和交脚菩萨的表现组合形态，或造像姿态更富于变化。如麦积姚秦五龛“三世佛”均为3身大小基本相同的坐佛，而云冈昙曜五窟的三世佛主像更加突出主尊为大，且呈现出既有坐佛也有立佛的变化，第16窟主像甚至只造1身立佛，而用相关的其他佛像（本窟内左右壁较小龛中二佛并坐胁侍和其他窟中的三世佛内容）来表示其三世佛之一的角色。交脚菩萨方面，云冈昙曜五窟的交脚菩萨的造像组合也较灵活，其胁侍为更高身份的佛，与“三世佛”主题衔接较紧密些。而麦积姚秦五龛之165窟中的主尊交脚菩萨的胁侍还是菩萨，较保守，与“三世佛”主题的衔接只能在窟与窟之间的外部进行衔接，故不是太紧密。同样，这些变化也说明昙曜五窟借鉴姚秦五龛时加进了自己的创新成分，并更加成熟了，更加灵活了，其灵活和成熟也反过来证明了昙曜五窟在时间上属于后者，属于在姚秦五龛之后的发展形式。

四、炳灵169窟与昙曜五窟

云冈昙曜五窟除了着重借鉴了麦积山石窟“姚秦五龛”之外，也可能着重吸收了炳灵寺西秦石窟的因素。

因昙曜五窟的窟型都比较巨大，平面多呈圆角马蹄状，（除20、16窟不太明显外）正壁中部较为向前作圆弧状突出，窟顶作高穹隆顶状，相对于麦积“姚秦五龛”的平面稍规矩、顶部窿起较平缓以及洞窟规模较小的情况，显得变化较大，这应是昙曜五窟广泛吸收各地石窟而融合的结果。因此可能有另外较早的大型窟以供昙曜五窟借鉴，并使得昙曜五窟在设计上力图比肩甚至赶超，目的是兴造中国东土或北魏境内最大的窟龛，来表现统治整个中国北方地区之北魏皇家所创造的“石窟之最”。

因此，昙曜五窟有可能参照了当时较高大的龟兹石窟中的大型窟而在设计规模上超过之^[34]，但就大形洞窟的窟形而言，炳灵寺石窟的169窟更可与昙曜五窟比附。

炳169窟的窟内高度大约在15米，昙曜五窟的窟内高也大约在15～17米。炳169窟为天然窟，其窟形更多圆弧转角，其较低处的平面形状更近于圆转角状的不规则横长方形或马蹄形，其正壁中部向前作圆弧状凸出，其窟顶为有自然弧度的且裸岩带有许多神秘花纹的高穹隆顶，且炳169窟略收窟口，显得略有前壁（窟口上部下垂部、窟口下左前部分稍明显），这同昙曜五窟的形状具有稍多的相似性。(www.xing528.com)

或许昙曜五窟的开凿受炳169窟那种自然大型洞窟的启发而追求大型洞窟的自然效果，也借鉴了炳169窟正壁中部向前突出而起到支撑作用的原理，并吸收凉州和西域等地诸窟的因素，发展了炳169窟不太明显的前壁（也能更加起到洞窟的稳定作用），而产生了与麦积“姚秦五龛”的某种距离。

并且昙曜五窟用一组高大洞窟横向排列的巨大规模，来弥补在（相对于地坪的）绝对高度上不及炳灵169窟，不及麦积姚秦五龛等早期大型窟的不足。

五、麦积炳灵造像因素与昙曜五窟

云冈昙曜五窟中的佛造像除跏趺坐佛、交脚菩萨外（这同麦积姚秦五龛基本一致），其立佛，善跏坐佛的形象却在麦积姚秦五龛中无，丰富了昙曜五窟中的造像内容。但这种形象的丰富，也应不排除来自麦积、炳灵石窟的影响。因为，如果云冈昙曜五窟在借鉴麦积姚秦五龛的同时要改变麦积姚秦五龛中较单一的跏趺坐佛形式，其设计建造的主持首先应联想到麦积崖上还有什么样的其他形式的佛像，也应联想到与麦积石窟有亲缘的炳灵石窟中的其他形式的佛像。这是因为麦积、炳灵十六国洞窟中也有立佛和善跏坐佛。如麦积崖西崖摩崖大立佛（98窟）也为后秦姚兴所造，此大立佛在麦积崖上是较突出的，必然引起昙曜等的注意，会考虑在丰富昙曜五窟文化的实践中补充进去麦积崖上这类题材。同时，既要丰富昙曜五窟中的造像题材，不妨将已经在炳169窟中已出现的西秦善跏坐佛^[35]也丰富进去。

当然，立佛和善跏坐佛形式，在开凿昙曜五窟时及其之前，还可能会有西域和印度的此种造像传来，但在十六国时已经存在于近处关陇地区的造像因素，可能因为早就被关注，而首先影响了昙曜五窟设计者的决定。

另外，云冈昙曜五窟中佛像的半偏袒（半袒服）形式和袈裟边缘上带有纵复线的三角折叠纹装饰纹带（图2），从目前材料看，也基本与十六国时期关陇石窟佛像形式有关。

图2　云冈20窟大佛袈裟纹饰

半偏袒袈裟形式现存最早（西秦）出现在炳169窟中，也是在云冈石窟近处的关陇地区早就出现，也应因为早就被关注，而首先影响了昙曜五窟设计者的采用。

虽在比昙曜五窟要稍早的北凉石塔中出现了佛像领部稍带装饰味的三角折叠纹^[36]（图3），但这种纹饰的源头应该是较为写实的呈S状卷曲的袈裟边缘。而这种S状袈裟边缘较早已出现在炳169窟中了，且其表示折叠的形状中也出现了纵复线的纹饰（如炳灵寺169窟9龛西秦立佛的袈裟边缘）（图4），而其6龛中佛袈裟领部边缘上也已出现了少许装饰味强的微带纵复线三角折叠形，说明这种文饰本身或许早就在关陇地区出现而影响北凉地区，反过来也影响到云冈。

图3　北凉石塔袈裟

图4　炳灵寺169窟西秦袈裟

因炳灵寺在十六国西秦时出现了半偏袒袈裟的佛像，基本在同时期的麦积姚秦五龛中的佛像也可能多有这种形式，而姚秦五龛中北魏重修的佛像均是半偏袒袈裟形象的情况^[37]，也说明窟中后秦佛像的原作可能当为半偏袒袈裟佛。昙曜五窟的主佛多为半偏袒袈裟佛，与姚秦五龛主佛因素有共同点。

因此，昙曜五窟中的佛像所出现的半偏袒袈裟形式，也可能有长安关陇佛教文化圈的因素，有姚秦五龛半偏袒袈裟佛的因素。在这个影响过程中，昙曜五窟造像还会吸收其他方面的影响而有所创新。

六、北魏同后秦的特殊关系

两国文化的交流自有渊源。

起初，后秦同北魏在十六国时期较频繁的征战中就曾互相援助。后来，曾相约“和亲”，但因“和亲”纠纷而引起征战。征战中，北魏略占上风，并俘虏了一些后秦大员。在战争不能解决问题时，姚兴重新采取了对北魏明元帝的和亲政策，两国重新成为互助友好国家。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有：

《魏书·卷二·太祖纪第二》：“登国……十年（395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宝来寇五原，造舟受谷。帝遣右司马许谦征兵于姚兴。”

《魏书·卷二十四·列传第十二·许谦列传》：“慕容宝来寇也，太祖使谦告难于姚兴。兴遣将杨佛嵩率众来援……太祖命谦为书以遗佛嵩……佛嵩乃倍道兼行……宝败，佛嵩乃还…明年，慕容垂复来寇。太祖谓谦曰：‘今事急矣，非卿岂能复致姚师，卿其行也。’谦未发而垂退，乃止。”

《晋书·卷一百十八·载记十八·姚兴下》：“晋义熙二年（406年）……先是魏主拓跋珪送马千匹，求婚于兴，兴许之。以魏别立后宫，遂绝婚，故有柴壁之战（天兴四年（401年）冬，北魏可能因后秦绝婚而断绝与后秦通好，袭击后秦北部边境，天兴五年（402年）春，魏军至陇西瓦亭，长安震动。继而，后秦伐北魏，于402年五月至冬十月两国发生柴壁大战，魏大捷，俘后秦四品将军以上四十余人。事见《魏书·卷二·太祖纪第二》）。至是，复与魏通和，魏放狄伯之、姚伯禽、唐小方、姚国良、康宦还长安，皆复其爵位。……时魏遣使聘于兴，且请婚。会平阳太守姚成都来朝，兴谓之曰：‘卿久处东藩，于魏邻接，应悉彼事形。今来求婚，吾已许之，终能分灾共患，远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柴壁克捷已来，戎甲未曾损失，士马桓桓，师旅充盛。今修和亲，兼婚姻之好，岂但分灾共患而已，实亦永安之福也。’兴大悦，遣其吏部郎严康报聘，并至方物。”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六·晋纪三十八·安帝义熙九年（413年）》：“十一月魏主嗣遣使请昏于秦，秦主兴许之。”

《魏书·列传第八十三·羌姚苌（附姚兴）》：“永兴三年（411年），兴谴周宝朝贡。五年（413年），兴谴使朝贡，并请进女，太宗许之。”

《魏书·卷三·太宗纪第三》：“永兴五年（413年）春二月……庚午，姚兴遣使来聘……十一月癸酉……姚兴遣使朝贡，来请其女，帝许之……神瑞元年（414年）秋八月，诏马邑侯元陋孙使于姚兴……姚兴遣使来聘……二年（415年）……冬十一月壬子，姚兴使散骑常侍、东武侯姚敞（按：很可能应为皇家宗室成员，因后秦灭亡后，同书同卷记载：‘……冬……十有二月己酉，诏河东、河内有姚泓子弟播越民间，能有送致京师者赏之。……姚泓尚书、东武侯姚敞，敞弟镇远将军僧光，右将军姚定世自洛来奔。’），尚书姚泰，送其西平公主来，帝以后礼纳之。”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五十三》：“弘始……十六年（414年）……五月兴寝疾于内……曰‘陛下寝疾数旬’……时魏遣使聘于兴，且请婚。会平阳太守姚成都来朝，兴谓之曰：‘卿久处东藩，于魏邻接，应悉彼事形。今来求婚，吾已许之，终能分灾共患，远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柴壁克捷已来，戎甲未曾损失，士马桓桓，师旅充盛。今修和亲，兼婚姻之好，岂但分灾共患而已，实亦永安之福也。’兴大悦，遣其吏部郎严康报聘，并至方物。”

《魏书·皇后列传第一》：“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姚兴女也。兴封西平长公主。太宗以后礼纳之，后为夫人。后以铸金人不成，未升尊位，然帝宠幸之，出入居处，礼秩如后焉。是后犹欲正位，而后谦让不当。泰常五年（420年）薨，帝追恨之，赠皇后玺绶，而后加谥焉。葬云中金陵。”

《宋书·卷九十五·列传第五十五·索虏》：“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高祖西伐（后秦）长安。（北魏）嗣先娶姚兴女，乃遣十万骑屯结河北以救之。”

这说明，后秦于登国十年（395年）曾是帮助过北魏的友好大国。北魏托跋珪于天兴四年（401年）十二月之前不久，曾首次求婚于后秦姚兴，因“后位之争”失和而交恶于战场。411年姚兴重新开拓后秦与北魏之间的双边对话，413年发展到两国重开和亲之议，414年两国通和，往来使节不断，在姚兴（大约412年）于麦积崖开始凿龛造像之后不久，于弘始十七年（415年）冬十一月（也许此时，麦积山凿龛造像仍在进行或告一段落），姚兴之女西平长公主，即被后秦官员，很可能以皇族官员为首，护送赴北魏和亲，并享“皇后之礼”与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成婚姻，使北魏同后秦成为“翁婿之国”而重新开始成为“远相接援”的国家。这种“皇后之礼”，应该是后秦同北魏事先议定好的，因上次双方和亲之纠纷乃“后位”之纠纷，此次和亲，北魏让步，礼用最高规格，乃得以解决。虽后来，姚兴之女西平长公主因北魏旧俗铸金人不成而名义为“夫人”，但宠幸有加，生前死后，礼如后焉。她实乃北魏明元帝心目中真正的皇后，一方面因她是后秦与北魏相约的皇后，另一方面因明元帝也对她很有感情。因此，后秦文化，尤其是后秦皇家所崇奉的佛教文化，很可能会因这次和亲而传来，或更加传来，很可能使北魏明元帝受到较大的影响，甚至不断地接受来自后秦佛教文化的影响。如同历史上此前和此后各时代的和亲，必然给边远地区带去中央地区文化并有所影响的情况一样。所以，具体地看，后秦佛教圣地麦积崖上“姚秦五龛”的为连续五帝王造功德事件，以及佛教“三世佛”理论与“政治连续”相结合的文化理念，也很可能会通过此次于“北魏明元帝神瑞年间”的和亲，使得北魏皇室了解到，甚至对此很关注，虽然难说当时的北魏皇室对后秦这种佛教石窟文化很羡慕，但至少当留下较深的印象。因此在以后的北魏和平初年（460年），才能接受昙曜的建议，而猛然能决定动工，“于京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38]。这样的巨大工程。甚至文成帝于北魏兴光元年（454年）“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39]，结合“姚秦五龛”审视，似也不排除受到后秦佛教文化的影响。

《金碑》根据历史上的一些记载所显示的蛛丝马迹，推断曰云冈石窟有可能“肇于神瑞”^[40]，似也可隐隐透露出于明元帝“神瑞”年间，北魏或有受后秦影响而在云冈逐渐繁荣其佛事活动的可能。因，神瑞年间及其之前不久，正是北魏与后秦频繁交聘，北魏“准备”并“迎娶”后秦西平公主的时候，此时云冈佛教之稍隆重的“肇始”，作为“和亲”的文化铺垫或文化附属事件，是有这个可能的。

另外，北魏明元帝也注意延揽姚秦人才，也加强了后秦佛教影响北魏佛教这种可能性。因这些姚秦人才应该基本上均曾跟随姚兴事佛（见《晋书·卷一百十八·载记十八·姚兴上》：“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有关北魏接纳后秦人才的记载有：

《魏书·卷三·太宗纪第三》：“泰常……二年（417年）……秋……九月……姚泓匈奴镇将姚成都与弟和都举镇来降。……冬……十有二月己酉，诏河东、河内有姚泓子弟播越民间，能有送致京师者赏之。……姚泓尚书、东武侯姚敞，敞弟镇远将军僧光，右将军姚定世自洛来奔。”

《魏书·卷八三·外戚上·姚黄眉列传》：“姚黄眉，姚兴之子，太宗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灭，黄眉间来归，太宗厚礼待之，赐爵陇西公，尚阳翟公主，拜驸马都尉，赐隶户二百。世祖即位，迁内都大官，后拜太常卿。卒，赠雍州刺史、陇西王，谥曰献，陪葬金陵。黄眉宽和温厚，希言得失。世祖悼惜之，故赠有加礼。”

《魏书·卷五二·赵逸列传》：“赵逸，字思群，天水人也……逸好学夙成，仕姚兴，历中书侍郎。为兴将齐难军司，征赫连屈丐。难败（时408年，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四·晋纪三十六·安帝义熙四年》：‘秋七月……难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禽之，虏其将士万三千人。’），为屈丐所虏，拜著作郎。世祖平统万，见逸所著……拜中书侍郎……久之，拜宁朔将军、赤城镇将。”

后来，北魏统一北方地区，占有长安及（麦积山石窟所在地的）秦州上邽等长安佛教文化主要覆盖地区，如此，在灭法之前，北魏统治者实际上可更加近距离地认识和收获长安佛教文化，并且有意识地将具体曾参与和创造长安佛教文化的人口和工匠“为我所用”。

如：北魏皇帝曾经于开凿云冈石窟之前，曾不止一次迁长安大量人口和工匠（应包括从事佛教艺术的工匠）入于首都平城^[41]，因此北方佛教兴盛地的长安佛教文化，必然会对稍后的，在北魏首都附近大规模开凿的云冈石窟产生影响。

以上从不同侧面均说明了，十六国时期长安佛教文化中的后秦麦积山皇家石窟中的姚秦五龛对北魏云冈皇家石窟中昙曜五窟有可能的影响。

总之，麦积崖姚秦五龛的开凿，在北魏昙曜五窟之前可能早已被北魏皇家关注了，当然，更加会被往来于内地和凉州之间的昙曜等高僧们所熟知，所以，复法后，昙曜心中已有蓝本而“能”建议，且一经昙曜建议，皇帝便立刻采纳而实施这一带有“效法”麦积“姚秦五龛”迹象的巨大工程。这项工程是基于后秦与北魏有段时间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后秦皇家和北魏皇家之间早就有文化交流的因素，而在北魏于文成帝恢复佛法后的大结果，是有一个量变的积累，从外因到内因的过程的。

麦积山石窟作为长安佛教文化的一个主要部分，是长安佛教石窟的代表，在石窟开创的关系史上，是更应该被着重提到的。麦积山“姚秦五龛”等窟，是后秦皇室利用佛教石窟祈福的场所，加之后秦与北魏两国的特殊关系，必然会使北魏皇室在后来开凿石窟上有所借鉴。因此，我们在谈到昙曜五窟的设计时，除了“昙曜白帝”表现出的“昙曜设计”的表象外，还应深入探讨“皇室因素”影响设计的方面，这种影响的内涵不只是皇家与佛教的对话，而且还主要是“皇家与皇家的”对话，是“云冈与麦积”的对话。要之，北魏皇室首肯昙曜的建议，在云冈大规模开凿石窟之初，曾对此前各地皇（王）家石窟予以借鉴，尤其对麦积山后秦皇家石窟“姚秦五龛”予以主要借鉴而产生昙曜五窟，是很有可能的。

七、先“长安关陇”后“凉州河西”

云冈昙曜五窟为佛殿式的洞窟，主要与麦积、炳灵石窟相似。其后的云冈第2期洞窟如第5、6，7、8，9、10等窟均窟形较变幻复杂，主题内容也较繁褥，与昙曜五窟较为朴实的面貌明显不同。这说明云冈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可能不是简单上的继承关系，它们可能从源头上主要分属不同的样式或类型。总之，第1期和第2期在窟形方面，在窟内题材内容组合方面有较大的区别。这样也说明云冈石窟的开创，并不是主要自创形成自己的风格，再渐自身发展的，而是从“外地”接受不同的大类型分批开凿的，否则，第1期相对于第2期就不会区别的那么截然。

这种截然也正说明了云冈1期的昙曜五窟在大的方面不属于云冈2期所在的文化系统，在主要方面更不是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云冈2期洞窟的所显示出的新的主要特征是，出现了分层的中心柱窟，这种形式主要来源于凉州，当然主要是受凉州佛教文化的影响而来。但1期的昙曜五窟在主要方面就不一定受凉州影响了，而是另有佛教文化系统的影响，而且是更大的文化系统的影响，否则不会在云冈首先作为主要的形式而采用。这种更大的文化系统只能联系到长安佛教文化以及与它紧密联系的关陇石窟。正如上文已述，昙曜五窟主要受关陇石窟的代表即麦积、炳灵石窟的影响。

因此，在云冈石窟的开始建造之初，昙曜等主持建造石窟的设计者已经当有这种设想，先建造主要借鉴长安关陇佛教文化的洞窟，然后再考虑建造借鉴凉州系统中心柱形式的洞窟。

首选长安佛教文化，也是在十六国时期长安佛教文化影响最大所至。凉州虽然吸收了西域文化，但名义上也是后秦的属国地区，在文化正统理念上仍从属于长安文化。更有鸠摩罗什在长安，故长安佛教文化在当时北中国佛教文化方面的的优势就更是明显了。

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关陇石窟”代表的麦积山石窟，存在着后秦的皇家石窟，其中存在为后秦“始祖以下”5个连续帝王所开凿的“姚秦五龛”。因此，在石窟开创的相互关系上，似有这样的历史可能性，即：北魏统治者及其高僧们，曾关注麦积山石窟后秦的这种“皇家五龛”，并在后来的政治与佛教相结合的具体实践中学习或借鉴之，且参照其它“关陇石窟”以及凉州、西域、印度等等国内外各地的佛教文化因素，有所变通地，也为北魏“太祖以下”5个主要创立基业的连续统治者建造了自己更大规模和更成熟的“皇家五窟”即“昙曜五窟”。

从麦积、云冈石窟初期洞窟内容的共性上看，两者有较近的先后影响关系，麦积山石窟后秦率先开窟，遂成为中原北方地区皇家石窟的初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