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石窟焚烧遗迹揭示后秦开窟新证

麦积山早期大龛下层焚烧痕迹的考察——麦积山后秦开窟新证

之前，我们曾主要用考古学文化层位“打破”，“共存”的分析方法，推断了麦积山石窟西崖第98窟摩崖西方三圣大像龛为后秦时开凿。而接下来，主要从考古学文化层位“叠压”方面考察,我们还可以将其它一些洞窟进一步列入后秦开凿的范围。

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文化层位，就是焚烧痕迹。

一、西崖第78窟

1.前人代表性的对于关键焚烧痕迹的观察和推断

步连生先生在《麦积山塑像的源流辨析》（载于《麦积山石窟》，阎文儒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一文中写到：

“我于麦积山考察时，还看到该画（北魏仇池镇供养人壁画）的剥落处露出基台的木框架,有一段被焚烧炭化的痕迹……这些实物资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七十八窟塑像和开窟年代都是很好的证据。结合塑像、窟形自身的特点和上引文献等文字资料，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七十八窟应在太武灭法时遭焚烧，因佛像毁损不太严重，所以复法不久，或复法之初就被修复，因此‘仇池镇’供养人画也应在这个时期所画，大概是不会大错。故此，对上述第七十八窟和与其风格相同的第七十四窟为代表的麦积山最早窟龛与塑像，推定下限年代不会晚过十六国西秦时代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2.笔者观察

在坛基壁面上未发现仇池镇壁画直接迭压更下层壁画的痕迹。

但此仇池镇壁画的粗泥层，于正坛基前侧壁面叠压了竖置和横置的曾被焚烧过的木材，上部横木的前部和下部有被焚烧出的“圆弧状”的缺口。此木材用于建造坛基前部和上沿部的骨架。且在横置焚木“圆弧状”的缺口凹处填充物中，有一土块，上有残留的壁画图案。此图案发黄，较为古朴，与仇池镇供养人壁画风格大略相同（图1）。

图1-78　窟坛基焚烧横木被泥皮叠压状况

3.讨论

①第78窟开凿在仇池镇供养之前

笔者同意步连生先生将烧木作为重要的研究线索的看法，因为他代表一个层位，可透露出关键的历史信息。

如果首次在仇池镇供养时开窟的话，断不会用烧过的木头，甚至用中空残损的木头作为庄严佛殿正中坛基前沿的横向支撑骨架的。因为：一来，供养人虔诚心不会如此，否则乃是“不净”或“不敬”。二来，供养人壁画表明供养人数众多，众人的财力也不至于非要用烧木不可。三来，即使利用烧木建造，也极应将烧木未被烧的一面放在坛基沿的外侧，以便使坛基上部的外边沿，方便于规整的建设目的，但却相反。

可以推测，在仇池镇供养之前当已开此窟，然后遭到破坏，其坛基被破坏得露出木骨，且木骨在此次破坏中曾被焚烧，仇池镇供养时乃重修。因为，很好理解，即使原有的东西残损或被焚，重修时，一般依原迹再包一层而已，一般不会大动干戈，去翻动原焚木摆放的阴阳向背，甚至清理出所有原来的东西而不要。因为在劫灰上重建是合情合理的，被焚坏的木头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以被重新利用且不必改动原来的内部结构和木材的阴阳向背。以前的壁画残块同被焚的木材一样，也可作为新建时的填充物，一来可以利用，二来不忍“废弃”，这种做法也是对旧的佛教实物“入藏”于新佛教实物内的一种“功德”。

②第78窟开凿在太武帝灭法之前

坛基的损坏和焚烧当是“人为”的。因地震不至于损坏坛基，野火也不至于如此凑巧于坛基受损坏而露出木骨时出现，况麦积山区潮湿的气候不致出现野火。故有意的击破和焚烧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失火或废弃后有人在洞内暂居生火，但那也是人为的破坏废弃而失于管理的结果。

历史上北魏太武帝曾经下诏：“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烧毁”^[28]的历史事实，笔者同意步连生先生的看法，第78窟应开凿在太武帝灭法之前。

③窟内塑像为仇池镇供养人重塑

第78窟右壁坐佛背屏左下侧可见2层泥皮，其下层泥皮与塑像俱为一体，从其延伸的层位关系上看，均迭压在烧木层位之上。

背屏下层壁画基本风化，较为模糊，但未发现有较厚重的石色痕迹，其颜色应较为疏淡，与仇池镇供养人壁画的风格较为接近。上层泥皮壁画较为“艳”，有较厚的石色，且图案较紧密，与仇池镇供养人壁画的淡雅、古朴的风格不同，为更晚的一次重修现象。

右壁背屏下层壁画的颜色虽模糊和古朴，但可能不会早至仇池镇供养之前，因其风格不能肯定早，故有可能同仇池镇供养人壁画同一层位。

另外，在仇池镇供养之前，坛基已遭到人为的破坏，其塑像、背屏和壁画当会遭到更严重的破坏，因为它们更显著，更易遭到破坏，且其破坏也应彻底些。因此，仇池镇供养之前的背屏当已不复存在，故现存底层背屏和塑像更进一步判断当为仇池镇供养时所为。

如此，则与此窟众多^[29]的供养人的情况在用工规模上相符合，如果仇池镇供养人壁画中反映的几十个供养人的重修而不去塑像，则不太可能。

因此，步连生先生在《麦积山石窟塑像的源流辨析》中，把塑像也认为其“下限年代不会晚过十六国西秦时代”是错误的。

笔者观察，虽然第78窟主佛的左臂下袈裟破损处可以看到上下两层，内层较素面，外层为现存有较重颜色的塑像表面（图2）。但窟内其余塑像，均未发现有明显相似的两个泥皮文化层的现象。故主佛左臂下的破损处可能是塑造过程中，塑工感觉造型不足后而有所补充的重叠现象。如果这种叠压现象的上层单单被认为是仇池镇供养时期的重修现象，那么它的重修规模就太小了，与众多的供养人相比大显不符，更与塑像的基础即坛基遭到破坏，原塑像不可能存在，于是不可能重修的情况相矛盾，因此，单单一小块重叠的上层，不应是仇池镇的重修以前塑像的现象。

图2-78　窟主佛的左臂下袈裟破损处

而如果此左臂破损处的上层真是重修现象的话，那也是仇池镇供养时期重造塑像之后的又一个更晚的时代的又一次小规模重修时所为，底层较素的面可以被认为是仇池镇供养人所造塑像的一块较素的表面，这也同仇池镇供养人壁画风格较素是一致的。

而且此窟塑像基本只有塑像层和重修层2层，塑像表层与窟内背屏和壁画表层为一个层位，其颜色为较厚重鲜艳的风格，这也与仇池镇供养人壁画大相径庭，故那种认为仇池镇只重修了塑像的表面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因此更说明了，基于塑像叠压在焚烧层上，塑像同层的背屏壁画又同仇池镇供养人壁画的风格不矛盾，现存塑像不应是开窟时原塑，而是北魏仇池镇供养人重塑的，是重塑性质的重修塑像。

二、西崖第90窟

无独有偶，笔者进一步发现，第90窟同样出现了烧木层位现象，同样应引起我们对第90窟开凿时代的思考。

观察：

在其凹字形坛基上，在正中坛基前沿横放着一木，并延伸至左右坛基上。在正壁前坛基与右壁前坛基的交角处，此横木被烧断（图3），且在正坛基口沿部和左坛基口沿部上的木头均遭焚烧，以至木头外侧表面有寸余的厚度被焚烧掉，其现存表面呈坑凹的焚余状态，但其前部和上部基本被磨掉了炭迹，呈现为光滑的面貌（图4），而正、左坛基口沿上的横木下方，尚余一些黑炭迹（图5）。

图3　第90窟坛基横木被烧断

图4　第90窟木头焚余磨掉碳迹光滑状

图5　第90窟左坛基口沿上横木下方尚余黑炭迹

在坛基上，在正壁前主尊佛像右侧，在清理了鸟粪等垃圾之后，可以看到有一段纵向的被焚毁的木头，此烧木乃是从上述横木烧断处延伸进去的。在坛基上，与此纵向烧木交接的另2段横木亦在交接处被烧断，可见炭化的断面等残留，位置在正坛基上主坐佛的右前侧和右坛基坐佛的左侧（图6）。

图6　第90窟坛基上主佛右侧处下层焚烧痕迹

此窟塑像有2个层位，底层是与第78窟坐佛像相似风格的北魏坐佛像，叠压在上述被焚烧的木头上。

讨论：

第90窟虽比第78窟略小，无正壁上方左右的2个小龛，但其敞口形大龛的形式以及坛基的形式和三坐佛的造像题材都一样，均属早期洞窟。

第90窟虽然没有底层叠压关系在题记方面的断代依据，但根据同第78窟同属早期洞窟，窟内层位现象接近，尤其是都出现下层焚烧痕迹的情况看，在历史上二者有同样或相似的际遇。

具体地看，底层的烧木竟然被拦腰烧断，并一直烧到洞窟内部，烧到位于坛基泥底的骨架至殆尽，故须破坏坛基才能如此。其主佛右侧的烧木明显在北魏塑像层的下面，其时间应在后代香客在洞内烤火的情况之前。因此，第90窟的烧木情况极有可能同第78窟的情况一样，属太武帝灭法对洞窟的破坏所形成的景象。

至于叠压在烧木上的塑像，或者与第78窟仇池镇供养人同一拨所塑，或者在此时间左右不久。

同第78窟一样，开始开凿时不会用烧木，故第90窟当也开凿在太武帝灭法之前。

三、西崖第74窟

观察：

在第74窟，虽然没有找到明显的烧木痕迹，但与正坛基交汇的右坛基的上沿处，有一段纵向木头残件，与横担在正坛基前沿，并延伸至左右坛基上，插入底层塑像下的横木以榫卯相接（图7）。

图7-74　窟坛基前焚木残形

此残件贴附坛基的一侧较平，而其显露在外的侧面，因为其形态为近乎凹面的斧锛形，凹面边缘呈“圆弧状”，而且是“天然”非人工削成的，只能理解为经火焚后，再经人工和自然的因素磨掉其炭迹的状态。

除此以外，既不像虫咬的，也不像水蚀的，也不像被砸断的茬口。如果硬要理解为被地震坠岩砸断的茬口，其与横木连接的榫卯处应有连带震裂的损伤，却无。何况其上方的窟口和窟顶并无明显的坍塌痕迹，因此只能理解为烧木的遗留。木被烧的时间较早，故因木被烧短，不伸出，即使隋唐地震中此窟的窟口处有零星的坠岩，也未能砸及,才得以榫卯完好。

因山区木材丰富，以及功德主的虔诚，初凿窟也不会用残件。那只能理解为：“重修”时原利用被焚的木头。

可能当时的人们就对其炭迹进行了清理，如同第90窟坛基沿的烧木的上面和前面被磨去炭迹的情况一样。

第74窟塑像，除清代重修主佛头部外，同第78窟塑像风格相同。同样，无论是在始开窟和重修时，烧木和塑像都不允许、不可能为同层现象，故第74窟的底层塑像也应是叠压在烧木层之上的文化层。

推论：

第74窟和第78窟、90窟都有烧木现象，其叠压情况也基本相似，且第74、78窟的窟形、坛基、塑像等内容基本相同，故第74窟和第78窟有可能基本上同时为北魏仇池镇供养人所重修，同第90窟一起，均开凿在太武帝灭法之前。第74窟塑像也是北魏仇池镇供养人重塑的。

四、西崖第165窟

观察：

根据其敞口大龛的基本情形，同样属于早期洞窟。

此窟底层塑像有正壁前的束帛座，以及交脚菩萨的披巾和背屏浮塑，还有左右壁胁侍立菩萨身体和披帛印痕以及其背屏浮塑。其菩萨形象同第74窟、第78窟、第90窟现存的北魏菩萨的风格一致。

在左壁内侧下方，有与地面相接的北魏供养人小残塑像（图8），与麦积山北魏早中期第80窟供养人小塑像（图9）相似，残高约30厘米，与现存底层菩萨塑像同一层位，贴附于底层菩萨塑像层以下的此窟最底层的一块泥皮上。从供养人小塑像残损处可见，小像下方最底层的这块泥皮较粗，曾被烟熏得较为浓重，北魏小供养人正贴在此烟熏浓重的粗泥之上。古时候，小像上部残失后露出的最下层泥皮上的烟熏痕迹，已被小动物抓得几乎无存，须仔细才能看到几点微尘似的痕迹。

图8　第165窟左壁内侧下角供养人小塑像

图9　第80窟供养人小塑像

判断：

因最底层粗泥层上烟熏的现象，第165窟同第78窟、第74窟、第90窟同样有被焚烧的痕迹，且被焚烧的痕迹同样在最下层中出现。

第165窟在最初建造过程中没有必要烟熏粗泥层，如要烘烤，其黑色要淡些，而现存这种浓黑的烟熏效果，只能理解为：当时与地面相接的裸露粗泥层，为近地面的浓烟近距离所熏，或为焚烧的火灰覆盖焖熏所致。结合上述洞窟均有木构件遭焚烧的情况，此窟也当有木构件放置于地面角落处焚烧的情况。在北魏及其以前，只能判断与太武帝灭法有关，当时窟内壁画泥皮遭到破坏，而左壁内侧下面的角落尚余与开窟同时的最底层壁画的内部粗泥层，并被堆放在角落的焚烧物近距离并有段时间地熏烧过。

故此窟也当开凿于太武帝灭法之前。

在仇池镇人供养第78窟或在第80窟塑造小供养人那个时间的左右，第165窟也应曾进行过重修，因第78、165、80窟的塑像风格基本一致，第80窟可能略晚一些，但时间差距不会太大。

五、西崖第51窟

观察：

第51窟在西崖下层靠近地坪。它与第78窟一样，同样为敞口大龛，有凹字形坛基，其正壁左右上方有小龛。因此公认也属于早期洞窟。

尚未发现明确的，与仇池镇供养时风格一致的北魏遗存叠压在底层焚烧层上的情况。

推测：

从上述几乎同时代的早期大龛的情况看，此窟也应该有底层被破坏和遭焚烧迹象，没有发现的主要原因是它的位置。

因靠近地面，逢太武帝灭法，人为破坏可更方便和彻底，故壁画、塑像和木头可能都被清理到窟外了。人为有意的焚烧，多当在龛外。

如在灭法后有人想暂居龛内，其普遍烧木也不会被北魏人重修时利用。

同样因靠近地面，即使此窟原有一些重要线索，但在后代的灭法中也更容易遭到破坏和清理，同样也容易在平时被破坏，也容易被多次重修，且在不断的重修中也会不断地清理和彻底改变古代的遗存，故窟中才会缺乏早期的遗物。

虽然如此，但有些蛛丝马迹可供参考。正壁左侧上方发现4层壁画泥皮，似可说明此窟的久远，从窟内情况看，最底层至少可上溯到北魏，结合窟形，有重修后秦窟的可能。在右坛基前侧，也有似北朝泥皮，似叠压在烟熏石壁的情况。并且窟口上部边缘的裸露岩石上有被烟熏的痕迹（图10），除历史上香火烟熏的因素外，有窟前木构窟檐遭焚烧的因素。这些虽不能全肯定与北魏太武帝灭法有关，但也不能肯定全无关。

图10-51　窟窟口上部烟熏痕迹

因此，结合它与上述早期大龛的类型一致，和它自身近于地面的特殊情况，虽然目前尚未发现第51窟有底层焚烧层和北魏重修层叠压的确凿证据，同样可把它放在太武帝灭法之前所开凿洞窟的序列中。

六、中区第57窟

第57窟为自然渗水大龛。从龛内底部和壁面有桩孔，以及左壁前侧有人工开凿的浅龛且顶部有泥皮的情况看，此龛被人工利用。且此龛为3泉水所出处之一，较靠近崖下地面，故此龛一般被认为是麦积山石窟最早的东晋“起迹”^[30]部分，比所有人工开凿的洞窟尤其是上述较早的人工开凿大龛要早。

此龛顶部泥皮和岩面也出现了较严重的烟熏现象（虽有历代进香烟熏的成分）（图11），侧壁岩面上部也有烟熏痕，同样也不排除有可能与太武帝灭法焚烧有关。(www.xing528.com)

图11-57　窟顶部泥皮岩面烟熏状

七、若干断代问题的归纳

（一）早期人工大龛开凿于太武帝灭法之前

由上述大龛，尤其是第78窟和第90窟最为明显，可知麦积山石窟早期大龛当在较早的阶段遭遇到了历史上的一次破坏。具体地看，第78窟和第90窟出现了明显的窟内木构件被人为焚烧的现象，第165和第74窟，也有在最底层壁面被烟熏，和最底层形如火烧木构件等方面遭焚烧的证据，那么连同基本同时代的第51窟和更早一些的第57窟也有被烟熏的现象，这批早期洞窟都有可能在历史上同时遭到同样的浩劫。

根据层位关系，这个浩劫只能在北魏仇池镇供养之前，那么这场浩劫只能在历史上联想到北魏太武帝灭法。因此上述早期人工大龛，当开凿在太武帝灭法之前。

（二）早期人工大龛的开凿可更提前至后秦

麦积山早期人工开凿大龛的规模不小，能与之相匹配的只有关于后秦的相关记载。

（1）南宋本《方舆胜览》：“麦积山在天水县东南百里，状如麦积，为秦地林泉之冠，上有姚秦所建寺。”

（2）同上书：“瑞应院在麦积山，后秦姚兴凿山而修，千崖万象，转崖为阁，乃秦川胜境，又有隋时塔。”

（3）麦积山摩崖题刻：“麦积山胜迹，始建于姚秦，成于元魏。”（南宋绍兴年间）

讨论：

关于第（1）条。因“状如麦积”，则麦积山指雄伟的麦积崖，故“上有姚秦所建寺”当指麦积崖上有姚秦所建寺。既称“寺”，其寺最有可能是规模较大，且有“佛殿”的“石窟寺”，否则很难被称作寺。

关于第（2）条。“千崖万象”比喻很多崖面有丰富的内容。“象”并非通“像”，“万象”本身是固定的词。故虽后秦时可能造像不是大量的，但“千崖万象，转崖为阁”可指后秦洞窟景象。下文“又有隋时塔”。这说明文意指：以后秦为代表，开始在崖面上开窟，架设栈道。以隋为代表，开始在麦积山造塔。因此，即使“千崖万象，转崖为阁”包含北魏、西魏、北周等时代的内容，至少说明后秦时已开始了这种情景的大规模工程。

关于第（3）条。既称“胜迹”，则规模当不小。“始建于姚秦，成于元魏”则指姚秦时初具规模，到元魏结束时，大大小小的洞窟已遍布西崖，乃至发展到东崖了。这同第（2）条的讨论相符合。

总之，3则历史文献的文意均表明，姚秦时麦积山就有一定规模的兴造。

且后秦统治麦积山所在地区的古秦州天水上邽地区达20来年之久^[31]，这从长期的和平环境以及经济力量的凝聚方面保障了上述记载的可靠性。

另外，陇右是后秦皇帝的老家故土，秦州更是姚兴祖父姚弋仲的葬地，今麦积山附近的甘谷县就有其坟墓^[32]。加之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故历史上，秦州地区是后秦皇族重要成员长期在此任地方行政长官，长期经营的地方^[33]。这也从政治的重要背景方面印证了上述记载。

姚兴又甚为崇佛，使大军从河西迎罗什入关中，奉为国师^[34]，与东晋庐山慧远书信往来以及赠送彗远法物^[35]。曾任秦州刺史的其弟弟姚嵩，在书信中曾经与皇帝姚兴讨论佛学理论并提到姚兴先曾“亲营像事”^[36]。且当时东晋的庐山慧远闻西域国石室有佛影，也曾在庐山开凿“佛影龛室”^[37]，基于相互影响的关系，且后秦更近西域，姚兴所代表的皇族有可能在麦积山开窟造像，并有所创新。这又从具体的佛教社会风气和事件上印证了上述记载。

姚兴曾著《通三世论》、《通三世》^[38]，强调三世的实有。秦州刺史姚嵩也对姚兴的《通三世》也曾恭敬地进行了评论^[39]。对姚兴有很大影响的东晋庐山的慧远也持“三世实有”的观点^[40]。而麦积山早期大龛中现存重修的主要造像组合是坛基上的“三佛”。因窟内坛基基础基本未被破坏，故始凿时的造像组合也应是坛基上的“三佛”。这从数量内容上暗合姚兴所强调应实有的“三世佛”。

第78窟的北魏仇池镇供养人题记“供养十方诸佛时”也佐证了麦积山早期始凿大龛中造了三世佛的情况。因据前文考证，窟内主要造像是仇池镇供养人所重塑的3身大坐佛，因此所谓“供养十方诸佛时”（按，既称“诸”，“时”），只能理解为供养“去、来、现在三世十方诸佛”，以“三佛”为主（可能也辅以画小千佛，今无存），代表“三世十方诸佛”。^[41]

北魏重修时是这样，始凿时也应如此。即“三佛”在始凿洞窟时代表“三世诸佛”或“三世佛”。所以始凿时第78窟内造像在组合方面着重表现了佛的“三世实有”。

除第165窟外，早期人工大龛佛造像在组合方面均与第78窟相同，均着重表现了佛的“三世”实有。第165窟中的交脚弥勒也与三世实有的思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姚兴是“三世实有”的大力倡导者，所以这种“三世佛”和“未来世当成佛的弥勒菩萨”所结成的造像组合，正可与姚兴的思想相互印证，从而大大证明了“姚兴凿山而修”的事实。^[42]

其他的在太武帝灭法之前统治秦州，尤其是天水上邽地区的政权，均缺乏与麦积山石窟早期人工大龛从规模和内容等方面更相匹配的记载。且它们统治天水上邽地区的时间相对比较短，在天水统治时的环境也不安定，故社会实力也有限。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因此，从文献记载和实物相结合的分析情况看，较有规模的麦积山早期西崖人工大龛的开窟造像活动，当在后秦。

（三）麦积崖现在的“中区”非后秦所主要开凿处

或许根据记载，多数人也承认后秦在麦积山开了窟，但猜想后秦洞窟可能与第57窟相邻，开凿在现今的中区古代崖面上，并因地震而坍塌了（图12）。因此，猜想现存最早的西崖人工大龛（74、78窟等），可能是北魏统治天水初期时所造，或西秦、夏等政权所统治的时间内所造，再遭太武帝灭法被损坏和焚烧，虽然缺乏较直接的历史背景资料。

图12　麦积山中区坍塌面

但笔者观察，中区的下部分多半为三大漏斗状渗水窟（第57、58、173窟）所占据（图13）。隋唐地震坍塌之前的古代，现三大漏斗的口部应向外延展得更大一些，占据了较多的崖面，形成下部不太平整的崖面，并不适合于在中区下部，或于三漏斗的左侧开（东）凿较有规模的窟。事实上也无痕迹证明。后秦的窟也不会在中区三漏斗的下方开凿。因这里为崖根缩处，自无坍塌迹象，且此处崖面有与其他窟不相连接的密集成单位的桩孔（现为水泥覆盖），应为早期寺院建筑和僧人禅居处，并不符合后秦较大规模开凿的“显赫”选址。

图13　麦积山西崖及中区有关内容示意图

又据上文关于第57窟的注释，并按《四川制置使司给田公据》的判断，中区此三大漏斗正是所谓“三泉圣水”的东晋“起迹”处，后秦时如要在中区开凿较有规模的窟，应在它们的上部。

而在三漏斗的正上方，正是可早至麦积山北魏早中期的第80窟。同时也说明后秦并没有在三大漏斗的正上方开凿，因为如果要在中区开凿，此处因在“三泉圣水”之上，应是最好的位置，现被北魏的第80窟所占。后秦没有选择在这里，很可能说明后秦根本没在中区开凿较大规模的窟龛。

在第80窟的上方现存还是北魏及其以后的窟，它们之间的崖面并不宽裕，如果后秦在此较高处造了较有规模的窟龛，似不应在下方给以后的北魏第80窟留下开窟的余地，何况窟与窟，尤其是上下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以保证相互的安全，稍大的第80窟为了安全，也不会硬挤进去。这样看来，第80窟上部空白崖面也似不应是后秦主要开窟的地方了。

后秦如在第80窟上方开窟，可能不比第80窟小，第80窟在地震后有遗留，为何后秦窟却无，也说明后秦未主要在此处开窟。

中区其余的地方在“三泉圣水”东侧上方，为北魏、西魏、北周的窟龛，即第143、176、145、146、80、47、46、45、44、22、18、17、172、16窟所左右围绕，虽然有一定的面积，但左右边缘被上述洞窟所交错，并不规整，难说适合于后秦的较有规模的统一规划。

笔者注意到，崖面自上而下坍塌遗留了梭形面痕迹（图13），其纵向中轴正通过中区上文所述坍塌崖面的中心位置。而梭形面的中轴正是未坍塌前的“古东西崖面转角”处。因为今西崖的“平面”向中区的延伸，和中区东面牛儿堂（第5窟）上部崖“平面”向中区延伸的交角正在此处。故，一个巨大的古崖转角纵脊贯穿上文所述的中区坍塌崖面的原始面貌上，将它分为两半。因此这片崖面未坍塌前更显不规整，后秦较有规模和统一规划的窟开在这里的可能性不大。况且这种凸凹不平的崖面很可能显现出许多裂缝等不安全的因素，坍塌即是明证。故此处不利于造窟，尤其是大一些的窟。因此，此处不是后秦主要洞窟安然“居中”于麦积崖的地方。

何况周围的洞窟，越近中区坍塌面的中心，其窟的时代越晚，如靠近中心的第146、44、22、18窟分别是西魏和北周时代左右较晚期的窟。说明现在所称的中区有可能是较晚期的中小型窟所涉及的地方。

又据笔者观察，中区崖面坍塌的厚度大约2米左右，越靠上将会更薄，而坍塌后没有留下较纵深的较大洞窟痕迹，说明了中区空白处向更高的崖面延伸处也无早期较大规模洞窟的事实。

在自然漏斗处，即第57窟、第58窟、第173窟处，因有水浸，不可能有较大的兴造和规整的统一成组的兴造。如果有，也应是起迹以来，渐渐形成的像炳灵寺第169窟下部，分散罗列的小泥龛和泥塑，但是这种小规模的兴造，从《四川制置使司给田公据》关于石窟历史的序列记载上看，只能被认为是“起迹”部分，不可能是后秦“胜迹”，因后秦在记载中较有规模，故后秦在《四川制置使司给田公据》的序列上，属于第二个小阶段，且是较大改观的重要阶段，它的兴造不会是较分散的和不规则的。

后秦会不会如同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内出现较大的塑像一样，于现中区崖面或古东西崖面间转角上，贴崖浮塑较高大的立像或坐像，从而形成较有规模的所谓“胜迹”呢？笔者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却无蛛丝马迹，也不太符合后秦开始首先于崖上建“寺”、“凿山”的记载，故很难成立。

同时还应看到，中区的坍塌主要是隋唐时期的地震造成的，如后秦“胜迹”在此，又被震毁无存，宋人是看不见其“胜迹”的。宋人文献上多次提到后秦所谓“胜迹”，如胜迹无存，似不必要着重夸耀所谓胜迹，读者不禁要问：“胜迹”在哪里呢？按一般常例，凡提到所谓“胜迹”，必不是指“有史无迹”的这种情况。故宋人文意必然是指麦积山“后秦胜迹赫然在焉”的情况。而根据现有遗迹和记载看，宋以后的地震均无如隋唐地震破坏的面貌大，隋唐地震坍塌后的麦积山主体无甚改观，尤其是中区当还是隋唐地震后的老样子。中区在隋唐以后的宋代，当已如现在一样基本空荡荡的了。这说明宋人所指“后秦胜迹”必不在中区。

又，在重点经营的秦州“老家”地区，做地方长官的后秦皇族成员，和记载中直指的后秦最高统治者姚兴，应是麦积山佛事活动的最大的独立开窟的施主。而于中区漏斗处，于残裂局促、无规整平整稳定岩面的小规模或较单薄的兴造，不符合皇族的身份。即使在此处后秦有兴造，也非后秦的主要开凿，其最胜迹限于自然条件，当不在此。

认为后秦的窟当开凿在中区的人可能还认为，后秦皇帝姚兴如开窟，当选择在麦积崖的“中心”位置以示尊贵，因现崖面分东、中、西崖3个部分，理所当然地应在中区。而现在看上述西崖人工开凿大龛的位置也确实有点偏僻。

但笔者通过仔细地观察认为：隋唐大地震以前的麦积山的崖面，实际上只分为“东小崖”和“西大崖”两个部分，其分界线就是在上文已有论述的，在今中区坍塌梭形面的中轴处，即古代原有崖面转折角处的纵向凸嵴（图13）。

这样看来，从第5窟（牛儿堂）西侧的古代崖面的转角处，一直向西北的整个崖面连为一体且较平整，总体大致为面积明显较大的不规则长方形，牛儿堂及其以东的崖面为相对较为局促的不规则三角形崖面。

隋唐以前古崖的转角基本指向正南，故其东、西崖均为不分优劣的向阳面。因此后秦首次较大规模的开窟造像，当首先选址在堂堂正正的古西崖。

但从古西崖的情况看，现“起迹”处的中区应是处在“偏东”的位置。故给“姚兴凿山而修”留下了古西崖正中心的位置了。这个“正中心”的位置，也应该是首次较有规模的人工开凿洞窟时，一般所应占据的最好的位置。

而据笔者观察，以古西崖的情况看，上文已提到了其左边（东）的崖转角。而在其右部（西）的第63、81、103窟的右（西）侧，在第191窟的上方亦有一较缓的崖面转角，带动整个西崖的右（东）侧作圆弧状内收。东西二转角之间的崖面就是古西崖的主要崖面。而恰恰现存早期人工开凿大龛的位置，就是古西崖主要崖面的中间位置。甚至早期人工所开凿大龛所在位置的纵向中轴正是上述二“崖转角”之间整个古西崖主要崖面的纵向中轴（图13）。

这应不是巧合，而是必然。说明上述现存西崖早期人工所开凿大龛正是后秦所开大龛。如后秦主要在现在的中区开龛，则是偏在古西崖东部一隅，失去了堂堂正正的从容裕如的风貌，显得无总体统一规划，也无尊贵居中的气度。而首先开凿较有规模的窟时，应先占据较平整的雄伟崖面中间最好的位置。因此后秦所开大型窟不应在现在的中区，而应在现在的西崖。

总之，中区的坍塌未给我们遗留下后秦在中区开窟的有力证据，非但掩盖不了后秦于现在西崖开凿洞窟的事实，相反却从种种因素的分析方面更加强了这种事实的凸现。

（四）西崖是十六国时期的“前山”处

后秦人选择在“古西崖”而非“古东崖”处开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十六国时期，古西崖这里是应该被看作“前山”的，至少是由西北方向河谷大路上来朝山参拜的群众首先所面对的巍巍崖面。因此，在漏斗状自然圣水处首先“起迹”之后，于“前山”开窟是合理的。因为上文已有论述，根据桩孔在崖跟部的排列情况看，当时的寺宇当在今中区并伸向今西崖的下部一带，因此从“古西崖”处进入寺院最为合理。“古西崖”西部地面，实际上起到了“中区地面寺院”部分“入口”的作用。

而恰恰在今麦积山西崖下有一个正面向西崖的谷口（图14），此谷口当为十六国古人进入麦积山石窟区的主要大道处。因为此谷口平缓，且首先接触崖底。而其左侧（东南面）的一谷口，坡陡谷深，有渗水，并偏离麦积山崖，古人多不会舍近求远，舍夷就险走那条深谷口进入寺区的。

图14　麦积山西崖谷口处

在西崖下谷口靠外的坡上平整处，发现了一小处古代的瓦砾堆积层，此瓦砾层的具体年代尚待考证。此处非今人所路经之处，但符合前人沿较高处的山坡进入西崖谷口的情况，因此可进一步佐证出十六国时期的古人的参拜路线图。当时人也是大致经过此地，形成道路，进入西崖下，进而进入寺院内的。

故麦积山西崖是当时的“前山”处，而前山是人们必经的地方，且西崖也最庄严雄伟，故此处也是当时最显赫重要的位置。因此，麦积山早期人工大龛，选择开凿在古西崖处迎接人们的参拜，这是合情合理的。

同时，西崖人工大龛的开凿也与当时东晋十六国时期普遍崇奉“西方无量寿佛”有关。如果后秦人要在麦积山开凿“无量寿佛”龛，那自然应该开凿在西崖为合适，同时其他内容的窟也不妨一起开凿在西崖。而恰恰正是这样，麦积山“西崖大立佛”正是在后秦姚兴时所兴造的“无量寿接引佛”，见本书上一节文中专论。

综上所述，笔者从层位叠压的角度，对以前的关于第78窟最底焚烧层的结论，进行了开窟断代方面的更进一步的补充说明，并对现存底层造像的断代，根据层位关系等方面的分析作出修正。同时又加进了第90窟、第74窟、第165窟最底焚烧层的新证据，结合第51窟和第57窟的实际情况，结合麦积山崖面在古代隋唐大地震之前和之后的具体情况，从更多的证据方面进一步判断出，北魏灭法之前这些早期大龛在西崖和中区已开凿和利用，其时代可上溯到后秦及其之前。新的焚烧层的证据，辅以排除中区后秦开凿的可能性，从有“史”有“迹”的方面，似可更明确了后秦时麦积山石窟于西崖开凿，然后经北魏灭法破坏，复被重修的事实。

【注释】

[1]代表著作如国家文物局教育处：《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文物出版社，1993年11月。宿白、马世长、邓健吾（最初不是此种观点）、张宝玺（最初不是此种观点）等先生基本持此种观点。

[2]代表论文如阎文儒：《麦积山石窟的历史分期及其题材》，载于阎文儒主编：《麦积山石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阎文儒、金维诺、步连生、张学荣、董玉祥、李西民等先生基本持此种观点。

[3]自东汉《般舟三昧经》和三国至后秦各《无量寿经》载：阿弥陀佛的接引形象为立佛，从空中与圣众飞行而来接引，又观世音、大势至菩萨为阿弥陀佛圣众中第一。

[4]甘肃省博物馆、炳灵寺石窟文物保管所编，文物出版社出版，1982年8月第1版。

[5]刊于《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炳灵寺文物保管所合编，董玉祥主编，中国深圳海天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其中有魏文斌编“炳灵寺169窟内容总录”一文。

[7]见《高僧传·慧远传》、《广弘明集》。

[8]见《资治通鉴》，弘始二年，公元400年，西秦降于后秦，后秦主乞伏乾归被封为“归义侯”。秦天王姚兴使乞伏乾归还镇苑川，后拜为河南王。

[9]麦积山西崖和中崖下部有较为密集的木桩孔，但又无洞窟的开凿，故只能理解为崖下木构建筑的痕迹。这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寺院或僧房，位于缩根崖壁下，此情形仍保存在麦积山附近的仙人崖和武山水帘洞。因麦积崖根不是太缩，故寺院或僧房，对崖壁的利用可能多了一些，故崖壁上的桩孔多一些，后来可能因隋唐地震，因更上部崖面坍塌被掩埋而荒废。

[10]张宝玺：《炳灵寺石窟的创作年代及甘肃十座大佛》，见《炳灵寺石窟》，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窟中风格介乎复法后的旧因素与孝文帝改革的新因素之间。

[12]《高僧传》：“高乃杖策西秦，隐居麦积山，山学百余人。”

[13]见《出三藏记集》。

[14]《晋书·姚兴载记》：“（长安）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15]见《出三藏记集》。

[16]《十六国春秋辑补》：“姚弋仲，（秦州）南安赤亭羌人也”；“葬之于天水冀县，苌称尊号，追谥曰景元皇帝，庙号始祖，墓曰高陵，置园五百家”。

[17]见《祐录》、《开元录》。

[18]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转引自《高僧传·慧远传》：“岁在摄提”（按，寅年，元兴元年，公元402年）。

[19]见《广弘明集》卷15，慧远和谢灵运分别著《佛影铭》。

[20]见《高僧传·慧远传》。

[21]见《高僧传·慧远传》及《祐录》卷10。

[22]见《资治通鉴》卷118，晋纪40，安帝义熙13年。

[23]见《高僧传》中诸人本传。

[24]见《祐录》卷8慧观《法华宗要序》、僧睿《法华经后序》、僧肇《维摩诘经序》、《祐录》卷11《成实论记》、《略成实论记》。

[25]见《广弘明集》卷18。

[26]见《高僧传·慧远传》。

[27]当时麦积山石窟文物保管所维修工作人员曹振新等。

[28]《魏书·释老志》。

[29]整个坛基立面上基本满绘供养人，仅右坛基左侧面就有16身，估计此窟所有供养人数约80～90身左右。

[30]按《四川制置使司给田公据》有载：“麦积山……上下万仞，中有三泉：文殊、普贤、观音圣水，万民祈祷，无不感应。始自东晋起迹，敕赐无忧寺……”说明三大漏斗渗水处，为三泉圣水处，为东晋起迹处。

[31]从公元396年后秦陇西王姚硕德镇上邽，至公元416年战乱，并于公元417年成为西秦的藩属，秦州的天水上邽地区有约20年的时间处在较安定的环境中。

[32]《十六国春秋辑补》：“姚弋仲，（秦州）南安赤亭人也……葬之天水冀县，苌称尊号，追谥曰景元皇帝，庙号始祖，墓曰高陵，置园五百家。”

[33]《资治通鉴》：姚硕德，姚嵩，姚艾等任秦州刺史，镇上邽。

[34]《高僧传·鸠摩罗什传》。

[35]《高僧传·慧远传》

[36]《广弘明集》卷18。

[37]《广弘明集》卷15，慧远、谢灵运分别著《佛影铭》。《高僧传·慧远传》亦载谢灵运应请为慧远著《佛影铭》，表明义熙八年（412年），慧远听说西域国石室中有“佛影”，乃命人背山临流，营筑龛室，绘佛光相，第二年著《佛影铭》刻于石上，并请谢灵运也著铭“以充刊刻”。

[38]《广弘明集》卷18。

[39]《广弘明集》卷18载《上后秦主姚兴佛义表》。

[40]《弘明集》卷5有慧远著《沙门不敬王者论》，其中有《形尽神不灭》；另有《三报论》《明报应论》，均以三世实有为基础。

[41]“诸佛”“三世诸佛”“十方诸佛”“三世十方诸佛”“十方三世佛”“诸佛时”的提法是大乘佛教的基础提法，在后秦时已存在的大乘佛经，以及重译和新译的大乘佛经中广为称颂。西晋的竺法护已译了《正法华经》10卷。后秦鸠摩罗什重译的《妙法莲华经》第二方便品中有“过去诸佛”“未来诸佛”“诸过去佛”“未来诸世尊”等。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赞叹品第四有“去、来、现在十方诸佛”“去、来诸佛，数为微尘，现在诸佛，亦复如是。”在这些佛经的文意理解上，虽“三世十方诸佛”与“三世诸佛”等译文有所不同，但都能表示“处处时时的众多佛”，含有“一切佛”的意思，是一致的。

[42]张学荣、何静珍在《麦积山石窟创凿年代考》（《天水师专学报》1988，1）、《再论麦积山石窟的创建时代及最初开凿的洞窟》（《敦煌研究》1997，4）两文中较早认为，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中的三佛内容与后秦帝姚兴在长安佛教界提倡三世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