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石窟断代研究：后秦开窟新证

炳灵寺第1窟对麦积山西崖摩崖大立佛龛断代的启示——以麦积山西崖立佛龛与周边洞窟的层位关系为基础推断

前言

关于麦积山石窟是否现存在着十六国时期的遗存，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议。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第78窟开窟时代的判定上，形成主张北魏开窟和十六国开窟的两派分歧。分歧是学者们对第78窟仇池镇供养人题记（北魏时期）与洞窟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所致。一派认为题记时间表明开窟时间，窟内塑像基本是北魏时期的^[1]；一派认为题记时间乃重修时间，窟内塑像基本是十六国时期的。^[2]目前，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给麦积山石窟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历史价值的定位带来困惑。我们认为，第78窟作为一个孤例，对它观察的角度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可能性，故难以说明孰对孰错，如果仍纠缠于对第78窟的争论，将不会有大的进展。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将目光从它们身上移开到另外的窟上呢？我们可将目光关注到麦积山西崖摩崖大立佛龛，即麦积山石窟第98窟。同时，由于为了解决北魏与十六国的时代分歧，我们需要十六国时期的题记这种直接的证据，因为麦积山石窟缺乏十六国时期具有题记的考古学标型洞窟，我们不得不将目光从麦积山移向具有十六国西秦建弘元年（420年）题记的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并连带地移向炳灵寺第1窟大佛龛。这样，我们就在麦积山石窟本身和麦积山石窟之外开拓了视野，或许将有利于我们解决上述争论，将石窟研究深入下去。

一、炳灵寺的摩崖接引佛

首先，我们看炳灵寺石窟第1窟。

该窟位于炳灵寺下寺西南端的姊妹峰下，型制为对天然悬崖稍事修整的摩崖大龛。此窟利用天然悬崖横向凸脊部分作窟檐并将悬崖稍事凿平作为此窟的正壁，顺便减地凿出佛的石胎，再上薄泥塑出佛像。龛中原存1立佛2胁侍立菩萨，表面明代重修，（图1）后来，剥离出立佛底层塑像。（图2）

图1　炳灵寺石窟第1窟

图2　炳灵寺第1窟西秦立佛

底层立佛高4.6米，高肉髻，发较薄，发髻上为浅阴刻线的水圈纹，面相丰阔，长眉大眼，抿嘴，唇较细长，嘴角上翘，双耳长而垂肩，颈粗壮，躯体健伟，着通肩袈裟（透体），衣纹呈V字型。立佛手及小臂残失。

炳灵寺寺沟的走向是东北（高）、西南（低）方向。第1窟的位置在炳灵寺石窟寺沟的西南端的西北坡山崖上。故当古代信徒由西南端自下而上进入寺沟拜佛的时候，首先于左手上方的西北坡上山崖，第一眼看到的是此炳灵寺石窟西方姊妹峰下之第1窟立佛。

第一：因为此立佛在整个石窟寺的西端或西部、西崖。

第二：此立佛位于迎接众信徒的地位，凡从寺沟进出的人，都要从此佛的脚下经过。

故此立佛有可能为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或无量寿佛，从天空而降，立于空中高处^[3]，接引众生往生西方净土的形象，即“接引佛”的形象。

那么此立佛的时代是什么呢？根据此立佛的形象与炳灵寺石窟第169窟的西秦立佛，如第7龛的立佛极为相似，故也应为西秦立佛。这在学术界基本得到公认。如甘肃省博物馆等单位编的《炳灵寺石窟》图录中^[4]，将第1窟立佛的时代标明为西秦；又如宿白先生“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5]一文第三部分中也记有：“炳灵寺西秦龛像主要有1窟通肩立佛一身和169窟中的若干龛像。”

另外，无量寿佛这个题材在西秦时代也是一个流行的题材，现按照《炳灵寺第169窟》一书对西秦无量寿佛或阿弥陀佛题名的登记^[6]统计如下：

1.北壁（左壁）上层最西侧编号1的浅龛中绘有一佛结跏趺坐于覆莲上，禅定印，着通肩袈裟，彩绘背项光，面积约0.20×0.20平方米，其东侧墨书榜题：“……陀□之像”。笔者按，题记当为“阿弥陀佛之像”字样。

2.北壁中层崖壁编号6的凹龛内泥塑主佛东侧上方墨书题名“无量寿佛”。右侧泥塑胁侍菩萨题名“得观世音菩萨”，左侧泥塑胁侍菩萨题名“得大势至菩萨”。

3.第6龛东侧较高处，依崖壁插木桩，以横竖相间的树枝，和草拌泥而做成莲瓣背屏式，编号为7的龛中，东侧有一方壁画，残宽0.75米，高0.65米，中绘一小坐佛，墨书题名“阿弥陀佛”。

4.上述第7龛壁画阿弥陀佛坐佛右侧原绘一佛二菩萨，现只存一菩萨，题名“大势至菩萨”。故其主尊亦当为“阿弥陀佛”。

5.在第7龛下，在不平整的崖面上敷泥绘制编号为11的壁画。自上而下分为4组。第3组西侧画面宽0.50米，高0.41米，绘一佛二菩萨，其西侧菩萨左上方有墨书题名“无量寿佛”，应是第10号上层壁画被毁佛像的题名。

6.在上述编号为11的壁画下第3组壁画东侧菩萨上方，有两个榜题，其中一方不清，应是此菩萨的题名，一方为“无量寿佛”，应是原来下层壁画佛像题名，原佛像在后来重绘时抹掉。

7.上述编号为11的壁画下第3组中间部分绘一佛说法。画面高0.47米，宽0.23米。佛高0.26米，结跏趺坐于覆莲上，墨书题名“无量寿佛”。

8.上述编号为11的壁画下第4组西侧部分，绘一结跏趺坐佛，其东侧墨书题名“□弥……”。笔者按，因“弥”之前有一字，故很有可能此题名为“阿弥陀佛”。

9.北壁下层近洞口处，在崖壁凹进处敷泥作背屏式、编号为14的龛中，其龛正上方斜壁墨书《佛说未曾有经》，其上方绘1组壁画，残存2坐佛，其中东侧1身题名为“阿弥陀佛”。

以上共9处西秦时代的阿弥陀佛题记说明，西秦时期，炳灵寺石窟存在着普遍的（阿弥陀）无量寿佛崇拜，而其他题材的墨书题名在西秦时期的炳灵寺石窟中，均未发现有9处之多。故可以说，无量寿佛崇拜是当时炳灵寺石窟或西秦佛教的主要内容。

所以，炳灵寺石窟第1窟大立佛，作为“西秦无量寿佛”不是孤立的。

而历史上大力提倡无量寿佛崇奉的主要在东晋，庐山慧远的影响波及四方。因此，炳灵寺西秦石窟存在着那么多无量寿佛方面的题材就不奇怪了。

另外，与东晋佛教界分庭抗礼的后秦长安佛教界也崇拜无量寿佛。其国师鸠摩罗什在长安于弘始四年（402年）译出了《无量寿经》。同时，长安佛教界与东晋庐山慧远有着密切的联系，慧远同鸠摩罗什和后秦主姚兴均有通信。^[7]因此，无量寿佛崇奉思潮因有后秦帝王对慧远思想和鸠摩罗什译经的亲自关注，在后秦也会盛极一时，与东晋庐山相呼应。那么，作为曾是后秦的藩属国^[8]，同处于以长安为中心的秦地文化圈中的西秦，其佛教必然受到后秦长安佛教崇奉无量寿佛的影响，故特别多无量寿佛题材就更不奇怪了。

因此，从以上各方面情况看，炳灵寺石窟寺沟口西部山崖上的，第1窟摩崖大立佛，当为站立的无量寿佛或阿弥陀佛，即“接引佛”。

二、麦积山的摩崖接引佛

其次，我们观麦积山西崖大立佛（图3，表面大体乃隋至宋代重修）。此立佛位于西崖正中最显要的位置，高12.44米。大佛的头顶上方的崖面上有一道横向的罅痕，其上有一横向凸脊，大佛及其左右胁侍菩萨所在的第98窟就利用此脊作为其上檐。另外，檐下于崖面上取平，减地凿出大佛及其胁侍的石胎，形成第98窟摩崖浅龛的规模。

图3　麦积山西崖98窟大立佛龛

从西崖大立佛是立姿，和其龛较浅的情况看，与炳灵寺石窟第1窟立佛有相似之处。

另外，麦积山西崖大立佛也位于窟群的西部，位于最显赫的部位，也是古代信众自下而上，自西而东进入窟区的第一眼之所见。唐之前的一些木构寺院建筑正在西崖和中崖下^[9]，古人是由西崖下山坡的凹（图4）处进入“石窟寺”的（其余的地方均沟深坡陡）。故，麦积山西崖更是古人首先参拜的地方，是主要的进出之地。同样，西崖大立佛也位于进入寺区时的左手上方。这些因素均与炳灵寺第1窟大立佛，位于窟区西端主要必经之地，也位于由此进入时的左手上方的情形相似。

图4　西崖下古通道所在的山凹处

因此，同炳灵寺第1窟相似，麦积山西崖立佛也似应该是从西方净土自空而来的“接引佛”。

如果这只是推论的话，那么此大立佛脚下的云头（现存为隋至宋代所补塑。）就更证明了这一推论。因为根据佛经，无量寿佛是立于空中云间接引众生的，立于云头之佛更应该理解为“接引佛”，至少宋代人给我们下了这样的“注脚”。因为古人比现在的我们，了解的，尤其是亲眼看到的实物，在麦积山石窟题材方面的信息要多，他们的注脚应该得到重视。从本文其他方面的分析看，也是吻合的，因此，宋人的注脚使我们更应该相信西崖大立佛为接引佛。

另外，麦积山西崖大佛脚下编号为第167窟，面向西方的隋代小龛，与大立佛所踏云头之间的关系也佐证了大佛为无量寿（接引）佛这一推断（图5）。

图5　麦积山第167窟

因为虽然此龛中主佛已残失，但存在其长方形佛座，后有背光和火焰纹，故其主尊是坐佛。而云头正好选在从法座右侧上沿塑出升起。这种现象如何理解呢？联系到西崖大佛为无量寿佛就好理解了。这种现象可以同“接引佛”联系上。第167窟体积较小的，面向西方的主尊可以被看成远处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无量寿佛。具体地看，第167窟与西崖大佛的关系可以理解为，远处西方的阿弥陀佛，从法座（因坐佛面向西，故从法座右侧）上腾身向东北方向飞来，飞向此地娑婆世界的西北地区，接触麦积崖西壁而现身接引。由此，进一步佐证了西崖大佛为无量寿佛的推论。否则，用别的佛教观念似乎很难与此种现象挂钩，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因此，麦积山石窟第98窟，其中1立佛应为无量寿接引佛，与2立胁侍菩萨（应为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共同组成西方三圣。

三、麦积山摩崖接引佛大龛与周边洞窟考古学层位关系分析

那么，麦积山西崖的这尊接引大立佛能早到什么时候呢？能否同炳灵寺石窟第1窟大立佛的时代相联系呢？

这里要具体分析。炳灵寺第1窟的接引佛已被揭露出原作的面目，可以从风格方面就判断出此立佛的时代为西秦。但麦积山西崖大立佛未被揭示出原作部分，而是被覆盖着后代重修的层位，因此，其时代仅从表象上，往往被推后。比如，从其右胁侍菩萨装束风格似北周至隋的特点，此西崖大佛曾被认为是隋代作品。^[10]

但如此断代，西崖大佛所在的第98窟则与其周边北魏和西魏洞窟在崖面上的布局相矛盾。

因为，从考古学层位上看，第98窟摩崖大佛龛这一面积较大的崖面，可划定为一个某时代的文化层位。在第98窟左、右旁边的窟，分别是北魏或西魏的第100窟、第128窟、第115窟、第117窟、第132窟、第133窟、第123窟等，这些窟总体可代表一个北魏至西魏时代的文化层位。

于是形成一种格局，即第98窟摩崖大佛龛这一面积较大的崖面文化层位在中间，似打破了北魏至西魏时代的崖面文化层位。但仔细考察后，发现并没有上述打破关系，因为中间的摩崖浅龛部分，并没有发现北魏、西魏洞窟被破坏和被掩盖的痕迹。北魏、西魏洞窟一般较深，如果被浅龛打破，必留痕迹，但无，说明不是打破关系。于是至少是共存关系，即中间的摩崖浅龛部分和周边洞窟部分都是北魏至西魏文化层。

下面是具体解释，即：

假如我们设想，第98窟摩崖大佛龛为较晚的北周或隋代文化层，但是，按常理，较早的北魏和西魏人不会在开洞窟时，为后来的北周或隋代的人留下“中间”这么好的一大片崖面来修大佛龛，因此，第98窟摩崖大佛龛不可能作为北周或隋代文化层的窟龛。于是，此麦积山西崖大佛龛只可能早至北魏至西魏这一时间段，才能解释其鹤立于西崖上北魏至西魏众窟中心位置的景况。甚至根据此窟被3个北魏窟（第115窟、第100窟、第128窟）包围，被1个西魏窟（123窟）打破的情况看，此窟可早至北魏。

实际上，“西崖大佛北魏说”早已有之。1987年，在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合出的《中国石窟·麦积山石窟》第98窟的图版说明（李西民，蒋毅明撰）中，此窟的时代被定为北魏，惜无论证。或许他们文外的论证同本文一致，也或许他们还有其他方面的证据，但都加强了上文的观点。

那么，西崖大佛所在的第98窟在北魏又能早到什么阶段呢？笔者认为，位于第98窟下部左、右的第128窟和第100窟为北魏文成复法后至迁洛前期这一阶段的窟^[11]，因此，麦积山第98窟至迟可到文成复法到迁洛前期这一阶段。然而遍查文成复法后至迁洛前期这一阶段，甚至整个北魏乃至以后的西魏时期，摩崖大立佛为主的窟龛几乎没有（更不用说有摩崖西方三圣龛了）。北魏云冈石窟昙曜五窟中的第16、18窟虽有大立佛，但窟型却非敞口，立佛雕凿于穹隆壁上，不符合摩崖形式，因此，麦积山西崖第98窟假定为“北魏”的摩崖龛，乃“孤例”，难以成立。因此，麦积山西崖第98窟大佛龛这一文化层，并不存在与北魏文化层“共存”的可能性。

根据上文考古学文化层位的推断，麦积山西崖大佛龛这一文化层，又不存在比北魏晚的情况，故只能把它看成是北魏之前的作品了。其层位在北魏文化层之下。(www.xing528.com)

在麦积山，北魏文化层之下即十六国文化层，故麦积山西崖大佛的时代可早至十六国时期。

而在这一时期，其他地区有大立佛的相关材料可佐证上述结论。

1.龟兹石窟大立佛

龟兹石窟的早期，公认可早到东晋十六国时期，即3、4世纪，此时已多有大像窟。如克孜尔石窟第47窟，其中的大立佛像在10米以上（图6）。虽然其大立佛像为窟内中心柱上的大立佛像，但此种于垂直壁面上的高浮雕式的大立佛，应对摩崖立佛的雕凿有诱导作用。

图6　克孜尔第47窟正壁立佛痕迹

后秦长安多西域来往僧人，国师鸠摩罗什亦从龟兹来，故后秦佛教界当知西域有大立佛像，且是贴壁大立佛。

2.炳灵寺石窟大立佛

首先，炳灵寺石窟第169窟中有多身十六国时期西秦立佛，其中较大较完整的2身，正壁中间上方偏左石胎泥塑1身，高约4米（图7）。左壁泥塑1身，高2.30米（图8）。

图7　炳灵寺169窟正壁上方立佛

图8　炳灵寺第169窟左壁立佛

其次，上文已论及的炳灵寺十六国时期西秦的第1窟接引大立佛龛，同麦积山第98窟西崖接引大立佛龛，在具体细节上很相似。

从洞窟形制上看，两者都是摩崖浅龛窟，都曾利用山崖横向之脊作为窟龛之上檐。从造像题材上看，都可能是表现无量寿佛自空而来的接引佛的形象。从造像风格上看，都是石胎泥塑的高浮雕形式。佛的姿态都是头部紧贴于崖壁，作昂头挺胸，双腿微叉的立式，目视前方。炳灵寺第1窟立佛虽残损，仍可见其双小臂原是伸向前的。麦积山第98窟之立佛，虽因后代重修的情况多，仍可见左小臂向前伸的相似之处，其右小臂于十六国时期也有可能向前伸。

因此，进一步推断，结合与麦积山石窟较近，同在黄河以东黄土高原秦地上的，炳灵寺第1窟西秦摩崖接引佛大像龛，麦积山西崖第98窟摩崖接引佛大像龛，似可认为能早到十六国阶段的西秦时。

然而，结合十六国时期的历史背景，笔者认为，西秦政权主要影响了炳灵寺石窟，而对距离其根据地较远的麦积山石窟的影响较小，它与麦积山石窟有联系的史料较少。但后秦政权与麦积山石窟相关的史料较多。因此，麦积山石窟西崖大佛更有可能早至十六国阶段的后秦时。

具体地看：

1.西秦政权与麦积山西崖无量寿大立佛的关系（较少）

西秦政权与麦积山发生关系，当在后秦政权灭亡之际，即西秦政权向东扩张，并攻占麦积山所在地上邽地区之时。

据《资治通鉴》（以下所引纪年及史事多出自此书，一般不再注明），后秦永和二年（417年）八月，东晋刘裕克长安，后秦帝姚泓降，后秦灭。十月，西秦左丞相昙达等击原后秦上邽镇将姚艾，艾谴使称藩，炽槃以艾为秦州牧。按，此时，西秦政权才与麦积山所在地的上邽发生关系，但还只是称藩的关系，而非实际的统治，就如同西秦、北凉、南凉、西凉政权也曾经称藩于后秦政权一样，既有联合，又有斗争，非一心，宗主国非真正统治藩地。因此才有西秦永康七年（418年）九月，姚艾叛西秦，降于北凉之举。后来姚艾叔父隽率众逐艾，复归于西秦，西秦以昙达为秦州牧，镇南安，实际上统治秦州（包括上邽），但是在12月，终于徙上邽民五千户于枹罕。说明西秦政权即使实际在上邽统治，其基础也不牢固，因为在战乱后迁民，那么这五千民似应包括一些动荡因素而不得不被迁往西秦的首都加以监视。即使不是这样，也说明西秦政权无心在上邽这个地方经营，如同北魏无心注重经营凉州和长安，迁凉州和长安民户和工匠于平城一样，目的都是要经营自己的首都。同时，西秦政权把州治不是放在上邽而是南安，一来说明上邽可能动荡不安，二来说明西秦政权也不把上邽作为重点地区而着重经营了。而确实是这样，西秦政权逐渐失去了对上邽地区的统治。因为，西秦建弘二年（421年）春正月，西秦攻上邽，遇霖雨而还，说明上邽此时已非西秦所有。以后西秦政权直至灭亡，再未占领过上邽。因此，从西秦永康七年（418年）九月至西秦建弘二年（421年）正月，西秦政权实际统治上邽至多两年半，而且头尾处有战乱，其余时或许也不稳定。

因此，一来时间短，二来不重视经营上邽，虽然西秦在建弘元年（420年）题记前后在炳灵寺造像，麦积山西崖大佛造于西秦的可能性亦较小。且麦积山西崖无量寿大立佛造得比西秦首都附近的炳灵寺第1窟无量寿立佛要大，这在西秦更应是不太可能的。

至于玄高继西秦统治上邽之后来麦积山时，麦积山佛教的盛况^[12]可以说明西秦麦积山佛教的兴盛，也可以说明后秦时麦积山佛教的兴盛，因兴盛似非西秦短短的统治时间内所能形成。

除此再未见到其他的史料说明西秦政权与麦积山无量寿佛大立佛有什么更紧密的联系。

2.后秦政权与麦积山西崖无量寿大立佛的关系

（1）后秦时已有开凿石窟的可能

因炳灵寺石窟在公元420年已开始建造，此时，离后秦灭亡的公元417年不久，并与后秦同属于以后秦首都长安为中心的秦地文化圈内，故推测在公元417年之前一段时间，后秦国内开佛窟是有可能的。同时，开窟造像与禅观有关。后秦国师鸠摩罗什译有《坐禅三昧经》、《禅法要解》、《禅秘要法经》、《思维略要法》，^[13]后秦坐禅风行^[14]，客观上鼓励了开窟造像。在这个大气候中，东晋的佛陀跋陀罗也译出《达摩多罗禅经》和《观佛三昧海经》^[15]。麦积山西崖大立佛符合当时对立佛禅观的需要。并且，鸠摩罗什原从龟兹来，龟兹至迟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就有佛窟的开凿和大立佛的兴造，故，后秦国内于此时的开凿麦积山西崖大立佛，更是有条件和可能性的。

（2）后秦政权统治麦积山石窟所在地的时间较长

后秦建初元年（386年）九月开始，后秦帝姚苌以弟硕德为使持节都督陇右诸军事，秦州刺史，镇上邽。后来于次年失去上邽。但从396年开始，后秦陇西王姚硕德镇上邽，至公元416年秦州上邽地区陷于战乱，并于公元417年成为西秦藩属，这段时间，有约20年的时间处在较安定的政治环境中。无论是官方还是僧人和民众都更有条件于麦积山从容开窟造像。

（3）麦积山所在的秦州地区正是后秦皇帝的老家故里

其始祖皇帝姚弋仲的墓就安置于秦州冀城，曰高陵，置园邑五百家，在今甘谷县境内，故秦州也是其祖陵所在地。^[16]后秦重臣尹纬也是秦州天水人。后秦主姚苌、姚兴、姚泓也多以皇族人员镇秦州上邽，如姚硕德、姚弼、姚嵩、姚艾等。因此，作为其皇族的发祥地，后秦统治者应当是非常重视经营此地的。那么，在姚兴统治以后，崇佛日盛，视同国教，后秦政权的佛事活动在此地自然应当也是一个重点地区。而麦积崖作为秦地林泉之冠，“名胜僧占多”，故在此处造佛像是很可能的。

（4）后秦主姚兴推崇西方净土崇拜

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北方僧人观念无量寿佛有一定风气的情况下，姚兴于后秦弘始四年（402年）二月复请鸠摩罗什译出《无量寿经》，^[17]这应是他崇奉无量寿佛的需要所至。而几乎同时，庐山的慧远在东晋元兴元年（402年）七月大力提倡无量寿佛崇拜，与123人在无量寿佛像前同誓，愿往生西方净土^[18]。东晋义熙八年（412年）慧远听说西域国石室中有“佛影”（笔者按，或自然纹理，或绘画，或浮雕等），乃命人背山临流，营筑龛室，绘佛“光相”；第二年著《佛影铭》刻于石上，并请著名文学家谢灵运也著铭“以充刊刻”。^[19]

笔者按，慧远于龛室中绘“佛影”或“光相”一定会对周边产生很大的影响，因庐山慧远的号召力不但有鉴于中土，而且远播西域，“外国众僧咸称汉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烧香礼拜，辄东向稽首，献心庐岳，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测也”^[20]。姚兴作为一个大力提倡佛教的君主，很注意代表中华文化正统所在地的东晋王朝的佛教动态，有仰慕、效仿、交流甚至超越的想法都是是很正常的。因此他一方面与慧远有书信来往，并赠慧远礼物及鸠摩罗什的译作^[21]，一方面受影响，使得他或后秦佛教界，也于野外背山临流处，兴造龛室，是有可能的。而在奉拜无量寿佛具有广泛的社会风气的情况下，受影响于庐山和西域石窟，加之创新超越的想法，后秦信徒于秦地名山，背山临流，造大型无量寿佛摩崖山龛，应是很有可能的。几乎与此同时或以后的西秦炳灵寺石窟中，许多坐或立式无量寿佛龛也旁证了这一点。

（5）在政治上，后秦政权需要造无量寿佛

我们还可以认识到，后秦与东晋在当时是南北方政权的代表。因在这时之前，前秦与东晋分庭抗礼，而后秦是以正统的地位取代前秦定都长安的。故姚兴在政治上对于东晋是采取分庭抗礼的态度的，那么，在文化上，尤其是佛教上亦向这方面努力。他除大力推崇儒学等文化之外，尤为突出的是对佛教的弘扬和利用，主要是为其政权的政治服务。因此，他不惜动用大军从遥远的河西将佛学大师鸠摩罗什请到长安，给鸠摩罗什以国师的待遇。而鸠摩罗什与东晋的佛教领袖慧远有书信往来，探讨佛理，不分高下。因此，后秦佛教的兴盛面貌，与东晋佛教独特精神的远近闻名，可谓旗鼓相当。姚兴一方面有仰慕、效仿东晋佛教的愿望，一方面有使后秦佛教与东晋佛教相抗衡的愿望。因此在东晋地区崇拜西方无量寿佛的风气日盛之时，姚兴复请鸠摩罗什重新翻译了更畅晓易懂的《无量寿经》后，在西域和庐山都出现“石室”“佛龛”的情况下，有可能在家乡的麦积山也建造后秦自己特色的无量寿佛摩崖（西方三圣）“佛龛”。

况且，从世俗政治的角度考虑，后秦在西北，故崇拜西方有政治含义，有利于后秦。同时，后秦国更接近于西方，后秦国就更应该崇拜西方净土，更有条件往生西方净土，更应营造西方净土飞来的“佛影”。而麦积山不但是后秦主的老家之名胜，而且是在后秦国较稳定的西部地区的名胜，故后秦的从西方净土飞来的佛影，理应在此营造。北魏崔浩曾评姚兴曰：“好事虚名而少实用”^[22]，因此，在麦积山造无量寿佛也应是姚兴政治方面一个“尚虚名”的体现。那么，出于分庭抗礼的因素，出于“西方”净土的因素，出于秦地林泉之冠的因素，出于皇族家乡的因素，应当较早就有僧人活动的麦积山自然就成为“后秦的庐山”，从而造出更雄伟的无量寿佛“佛影”了。

（6）在大乘佛理探讨方面，姚兴的佛学理论执拗地认同净土崇拜

令人奇怪的是，在后秦的长安，鸠摩罗什的哲学是反对任何实体存在的，按理，姚兴应崇尚“无”，但姚兴却认同“有”。姚兴在《答安成侯姚嵩》中有载：“然诸家通第一义，廓然空寂，无有圣人。吾常以为殊太迳廷，不近人情。若无圣人，知无者谁也。”圣人当然指的是佛教等圣人，其中应包括无量寿佛。慧远为了同中国文化的实际相结合，提倡崇拜无量寿佛，自然强调“有”，致力于对神不灭的宣传，并与鸠摩罗什在有无实体方面展开了辩论。鸠摩罗什虚幻而冷漠的抽象哲理，可能不会被姚兴在现实实践中接受，而慧远永恒的无量寿佛的“有”却与他希望国运永恒，万世一统的帝王思想产生了共鸣。因此，姚兴与慧远取得了一致，故特别强调造无量寿佛是合情合理的，他的佛学理论和佛教实践，无非也是立足于中国民间信仰的实际和政治“虚名”的。在长安佛教界与姚兴观点基本一致的还有僧睿、僧肇等，且僧睿、僧鉴、慧通等皆愿往生西方安养，其中僧睿、僧肇、僧鉴皆是鸠摩罗什的门生弟子^[23]。

（7）后秦皇族中多有信奉佛教者

如姚兴之弟左将军安成侯姚嵩、大将军常山公姚显，曾受姚兴影响，同信奉佛教，屡请鸠摩罗什在长安讲说新经^[24]。姚兴曾赐姚嵩珠佛像和自己的佛学论文，姚嵩上表感谢，并提到姚兴曾亲营“像事”^[25]。

笔者按，不管亲营“像事”是指珠佛像还是其它佛像，都说明姚兴对佛像的兴造很感兴趣。后来，姚兴又命姚嵩把珠佛像赠送给庐山的慧远。

当初，姚嵩也曾写信给慧远告知鸠摩罗什已到长安^[26]。据《资治通鉴》《十六国春秋辑补》，姚嵩于公元412年曾任秦州刺史。此年慧远在庐山造“佛影”，鸠摩罗什也仍在世。公元416年，姚嵩也曾任上邽守将。姚兴、慧远与鸠摩罗什的影响及自己对佛教的热忱，不能不使他在秦州任上有佛事活动的特殊作为。

公元412年，慧远造“佛影”，姚嵩也被姚兴派往秦州任刺史，这难道是巧合吗？根据上文的分析可能不是，他到秦州可能与营“像事”有关。按《庐山记》卷1载，慧远营“佛影”时，当时江州刺史孟怀玉、别驾王乔之、晋安太守殷隐、黄门毛修之皆为之撰写铭赞，说明这是当时庐山的一件盛事。同时，在佛教圣地营造像事的盛举，在当时多得到了地方官的大力支持。那么，在皇帝的老家故里地区，由当地刺史或官员出面，由皇族人员出面，代表皇家，选择僧占的名胜麦积崖造佛像不是不可能的。而在这种可能的情况下，姚嵩作为具体承办的供养人则是最有可能的。

后语

从诸多方面的因素看，麦积山石窟第98窟摩崖大佛龛的开凿，与西秦时代的关系较少，而与后秦时代的关系较密切。

而宋人的有关记载也佐证了这一点。麦积山东崖有宋人题记曰：“麦积山阁胜迹，始建于姚秦（后秦），成于元魏”。宋本《方舆揽胜》卷69云：“姚兴凿山而修。”宋人的《四川制置使司给田公据》碑有“东晋起迹”之说。

笔者按，无论此“东晋”是指后秦还是后秦之前的时间，均不影响麦积山第98窟上述开凿于后秦的判断，因为，如果“东晋”是指后秦之前，其“起迹”佛窟，可理解为利用自然漏斗状自然洞窟（如57窟等）而修的佛窟，而后秦时的所谓“胜迹”当是指第98窟这类的人工开凿的大龛。何况后秦之前并无证据与第98窟相联系，故上述记载则更加证明麦积山第98窟是后秦时所造。

宋人更有可能比我们占有一些麦积山石窟始凿的信息。一方面宋代时已塑造麦积山西崖大佛足下所踏云头，表明此佛为西方无量寿（阿弥陀）佛，与我们从其它角度对此佛名称的判断不谋而合；另一方面，我们以考古学文化层位为基础分析，结合历史背景，判断此大立佛兴造的时代为后秦，这与宋人的麦积山胜迹始开凿于“姚秦”，乃“姚兴”开凿等内容的记载也正相符。

后秦与西域交通便利，长安多西域来往僧人，故后秦佛教界当知西域有大立佛像，且是依壁形式的大立佛。因此在东晋庐山又造“佛影”的氛围中，在无量寿佛崇拜风行的氛围中，后秦政权在麦积山造摩崖接引大立佛是合理的，是受庐山和西域共同影响的结果。于是，出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要求，处于“无量寿佛”自空而来接引众生的要求，为达到令人极力仰视之目的，故麦积山西崖大佛（同炳灵寺第1窟大佛一样）开凿于高高的山崖之表的敞口浅龛中，与山崖浑然一体，使立佛如悬于半空，而令众生于较遥远处也易看见佛的形象（图9）。

图9　麦积山西崖接引佛远眺

虽然此西崖大立佛表面主要为宋代重修层，使我们目前难窥其内部，但据20世纪80年代维修此大佛龛的工作人员^[27]回忆，透过宋代重修泥层残破面部的孔洞和裂隙，可看到内层比较古朴的佛像面貌。

当时维修的工作人员所看到的古朴佛像可能是隋或北周重修层，而愈内愈古，则最内部的大立佛、大立胁侍菩萨石胎，应是后秦石胎。

总之，对麦积山石窟西崖摩崖大立佛所在的第98窟的认识，通过炳灵寺石窟第1窟的启示，并参照其与周边洞窟的考古学层位关系等其它各方面的因素，作为代表，作为一个尝试性的突破口，使我们认识到，麦积山石窟的开创时期，推断能早至十六国的后秦。当时，同炳灵寺石窟一样，崇奉无量寿佛也是麦积山石窟中非常主要的思想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