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御榻：古典木器精气神，证明及评价

23.乾 隆 御 榻

皇帝贵为天子，皇帝所使用的床榻是名副其实的可以坐卧在上面治理天下的“匡床”。

赵祖武藏，展于临安乾隆苑。

明末文震亨《长物志》认为：“榻坐高一尺二寸，屏高一尺三寸，长七尺有奇，横一尺五寸；周设木格，中实湘竹，下座不虚，三面靠背，后背与两旁等，此榻之定式也。”这张榻的坐高一尺二寸，屏高一尺三寸，横三尺五寸，长不足六尺，其坐高和屏高合乎文氏定式，但横与长却大大小于文氏定式，围板做法也与定式不同。当然，文氏所总结的是明代之前的经验，而不可能预见清代榻的演变。但该榻的尺寸之小，在同类的三围板式的罗汉床榻中的确十分罕见。该榻的基本材质为分量甚轻的杉木、楠木。可以说这是一张以坐为主、以卧为辅的旅行便榻。而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其心腹或杭州地方长官为他量身定做（乾隆身体较小）这张便于移动、携运的便榻是可以推断的。当然，要证明这是一张乾隆御榻，主要是从其型制、图案、文字等各方面综合研究分析，从精、气、神三方面予以把握，才能令人信服。

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先生为该榻题词

该榻以三块独板和连绵不断的透雕灵芝、蝙蝠结合而成三块屏风，床身和拱形华丽束腰一体，束腰上面阳雕龙纹、云纹一气呵成。靠背中间是透雕、圆雕结合的八仙过海，神态毕肖，每个神仙都有自己极富个性的长相和表情，身材、衣衫、动作的几何比例极为精准。上沿则以逐级向上的龙纹构成山峰状。整体形象竭尽帝王之华贵和“乾隆工”之精彩。

乾隆御榻上的金文御题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榻的后靠背逐级而上，向中间升高，正中是搭脑，是宝座的型制，这在其他榻中是见不到的。榻的前面两只脚踏着一对狮子，后面两只脚是莲花造型。乾隆信奉佛教中的密宗，清代皇帝被称为佛爷，而佛祖诵经时恰有狮子在前吼叫以志助威，而佛祖座下正是莲花，该榻前脚下的狮子和后脚的莲花显然不是随便设计的，也是普通臣民所断断不敢擅自使用的。

上为当代著名词人姚昆田撰句、著名书法家柳曾符书写的对联；下为陈巨来高足林国屏为该榻治印。

该榻通体紫漆，在屏板内侧以工笔和写意手法结合，富有层次感地描金绘着六十只不同式样的鼎镬、祭器和皇室用器；一些天禄（神兽）、神龟及写有“皇帝万岁”等字样的花钱间杂其中，整个画面扑朔迷离，亦真亦幻。

在中间屏板的左侧有金色的大小二圆重叠，大圆为日，小圆为月，意表日月同辉；一首用金文书写的七言古诗题写在金太阳上面，落款为乾隆御题。由于字体生冷，好几位纂刻书法家都不能读懂，后经《金文大字典》编著者王文耀研究员潜心研读，翻译如次：(www.xing528.com)

“轩辕液金作神物，德合乾坤明日月，阴阳精气此蕴郁，万八千春岂湮没。丁甲护持魃魅拔。中圆光外绿云蔚，如星重轮丽天阙，四灵五岳卒唯榻，汉唐俗制气早夺。其祥应不让屈轶，以烛贤奸洞心骨。乾隆御题”。并附二印：“德充符”、“会心不远”。

这首诗显然是乾隆见到这张为他特制的御榻后，十分欣赏，有感而发。前四句豪放无羁、汪洋恣肆地颂扬神物之由来及其永恒不变，意境开阔深远；中四句则紧密联系榻之画面作诗化描摹：“丁甲护持”显然指屏板上画的天禄、神龟和榻脚下的甪端；“四灵”指周边透雕的灵芝、八仙；“五岳”，状写榻背部逐级而上俨然如同五座峰；“中圆光外”、“如星重轮”则直接摹写画面上相叠的金色日、月和云彩。后几句批评其他屏板床的汉唐俗制（旧款式）、赞美该榻显示吉祥、胜似屈轶草（一种能辨真伪的仙草）。整首诗气势恢宏，比喻灵动，用典贴切，为不可多得的乾隆咏物诗佳作。当然，上述大小金圆构成的金太阳亦可能是一面古铜镜，乾隆的诗是题在古铜镜上的，然后被该塌的创造者连同古镜一起编入整个画面之中，后者可以说是根据该诗的意境创作出这种奇妙的榻，亦可称为画配诗。

乾隆生性喜好题字写诗，“若三日不吟，恍恍有所失”^[15]。看到器物精品，兴之所至即挥毫题诗。例如乾隆曾为宫中一紫檀嵌灵芝插屏御题一首五言诗，其中既有“舜代卿云荫，尧年宝露滋”等宏观抽象的句子，也有“相则檀紫称，藉帷茅白宜”等微观具象描写的句子，其风格和上述御榻题诗相承，但意境、文采则逊色不少。由于是咏物诗，配画诗，物的美轮美奂和画的创意独特的程度，同诗的意境、发挥大有关系。床榻在古代为重器、大器，况且该榻工艺之精美、画面之奇异，远胜于彼插屏，这就大大激发起乾隆的创作冲动和诗的灵感，他使用和画面上的青铜器风格吻合的金文题写七言句，想象联翩，情感充沛，文气畅达，佳句如珠，当在情理之中。

该诗为十一句，成单数。古人以单数为阳数。皇帝为阳，乾隆也可能有意为之。此外，该诗用韵奇险，以仄声为韵脚，难度甚大，显示了乾隆古诗写作的深厚功力。

另外，这张榻上描绘的六十只不同的鼎镬为祭祖、祭神之重器，都是在皇宫中深藏不露的乾隆皇帝所钟爱的宝贝，如此翔实、如此具体、如此逼真，非亲眼观赏并揣摩良多的画师是不可能制作出来的，由此更可以佐证该榻的设计者、创作者必定为能进出深宫的乾隆身边的人物，从而证明该榻非乾隆使用莫属。

杭州西溪文化研究会会长、著名学者钱明锵先生根据该榻特别的型制、图案及该榻传递出的宫廷信息，认为该榻原来是由杭州名士高士奇创意制作的。高士奇，字澹人，号江村、瓶庐，又号竹窗，杭州人。生于顺治三年，卒于康熙四十二年。因偶然机会受到康熙知遇，从落魄京城的一介寒儒入值内廷，地位荣显一时，被清人比作李白一流人物。高士奇曾多次随康熙帝前往东北、江南各地巡视，打理康熙的住行。诗书画奇才高士奇为康熙精心创意制作这样一张充满宫廷信息的便榻当在情理之中。专家认为，如果是为乾隆制作该榻，则乾隆往往在制作过程中便会参与，其题写的御制诗绝不可能被刻写在如此偏、如此小的位置上（如乾隆为宫中一块紫檀插屏题的诗便充斥整个插屏背面），显然该榻原是为康熙制作、由康熙南巡时使用并存放在高士奇的杭州家中（康熙在杭州时便住在高家），后来乾隆南巡时看到并使用他爷爷用过的这张御榻，诗兴勃发，写了那首咏物诗。由于该榻画面已满，并无空余位置，只好将乾隆诗刻写在画面中似古铜镜的大小金圆上面（这首诗也被取名为《题古铜镜歌》），因此位置就特别偏，字体就特别细小。所以，该榻亦可以称为“康乾御榻”。钱先生的观点显然言之不无道理。

杭州师大特约教授钱明锵先生为该榻题词

总而言之，皇权的威仪和乾隆帝特有的诗人气质及才情，在这张榻上展露无遗。物如其人，人们可以在这张榻上找见乾隆本身的精气神，或者可以认为，这张榻反映出了乾隆时代的精气神。从“以物证书”的角度看，这张榻证出了乾隆的秉性和乾隆朝的时代精神。尽管人们对这张榻的造型、绘画、雕刻等艺术水平有极高的评价，但床的漆层较薄（显然是在较短工期内赶制而成），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尽管人们难以具体确定该榻由何人制作，且作于何年何月何地，但确认这是一张供乾隆下江南时使用的御榻，应该是毫无疑义的。

原国家文物局张文彬局长挥毫为它题写“乾隆御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