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及西夏在河陇地区的经营和关系

北宋前期对秦陇地区的经营及其与西夏的关系

本文拟对北宋前期西北地区的历史，作一概括的论述。包括的时间，自建隆开国至庆历和议;涉及的地域，大体上即唐代的朔方、河西、陇右，重点在陇右，即宋人习惯上所称的秦陇。宋初的行政区划基本沿袭唐代(如《太平寰宇记》所载)，但不尽相同。如把陕州(今河南陕县)以西通称为陕西、陕右，或关西、关右。若言秦陇，则主要指今甘肃中、东部，不包括关中。

我的基本论点是:宋朝未能奄有河西，而其为西夏所据，只得经营秦陇以为西部根底，其主要原因是对西部各少数族错误的民族政策所致，而铸成大错的是第二代皇帝赵光义。立论的根据是仁宗朝的武将刘平与文臣张方平论西事时所提出的看法。

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元昊叛。鄜延(今陕西富县、延安)、环庆(今甘肃庆阳地区)两路副都部署刘平上攻守之策，开头就说:“五代之末，中国多事，四方用兵，惟制西戎，似得长策。于时中国未尝遣一骑一兵远屯塞上，但任土豪为众所服者，以其州邑就封之。凡征赋所入，得以赡兵养士，由是兵精士勇，将得其人，而无边陲之虞。……(其后)大臣不能远计，亦以朔方李彝兴、灵武冯继业徙于内地，自此灵、夏渐敝。”^[1]

张方平为仁宗朝重臣，神宗熙宁初，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知青州。“未行，帝问祖宗御戎之要，对曰:‘太祖不勤远略，如灵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许之世袭。……及太宗谋取燕蓟，又内徙李彝兴、冯晖，于是朝廷始旰食矣’。”^[2]

此一文一武，所言不谋而合，我认为符合当时实际，故作为持论的依据，当然需要充分的史实来作证。下面就按这个基本观点来论述。

一、宋太祖赵匡胤对西边的合理部署

公元960年，当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取得政权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五代之末的分裂割据，自己只控制中原地区。正如他某次乘夜微服私访时，在赵普家里所说，“一榻之外，皆他人家”，致使他“睡不能著”^[3]。摆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削平诸国，完成统一，并消除方镇拥兵自专、形成割据的隐患。他根本就无暇“勤远略”。为削平南方诸国，先对西、北二边作了周密的部署，以免掣肘。现专言西边。

赵匡胤对西边的部署，正是因袭了五代以来对当地酋豪为众所服者以其州邑就封之、许之世袭的传统政策。这个政策，乃唐太宗对待周边各族的开明政策，非五代君主所创，他们只不过相沿继承而已。

西边最大的部族，首推夏州李氏。自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于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率部族兵助唐镇压黄巢起义，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李氏，子孙世袭，其领地即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南部、毛乌素沙漠南沿，长城线以北之地，无定河穿流其境。夏州城即今无定河上游红柳河北岸的白城子。其西南120里处的城川古城，即唐元和十五年以后至宋初的宥州城。宋初，定难节度使李彝兴于建隆三年(962年)遣使贡马300匹。宋太祖“方命玉工治带，亲临视之。召其使问彝兴腹围几何?使言彝兴大腰腹。上曰:‘汝帅真福人也。’遂遣使以玉带赐之。”随即封为“守太尉兼中书令、西平王”，恩礼有加。彝兴感服，助宋从西面夹击北汉。李彝兴于乾德五年卒，其子李光睿袭节。^[4]

西边另一支大族，为府州(今陕西府谷)折氏。自唐末五代以来，折宗本、折嗣伦、折从阮相继世袭为镇将。后汉时府州升为永安军节度。宋初，节度使为从阮之子折德扆，乾德二年卒，以其子折御卿袭封^[5]。折氏世代忠于宋朝。

乾德五年(967年)，宋于麟州置建宁军，以防御使杨重勋为留后。杨重勋是杨家将的老祖宗麟州土豪杨信的次子，他们有自己的武装。麟州原在神木县北杨家城，后移至南40里之吴儿堡，即今神木县城。后晋开运三年(946年)，契丹南侵灭晋，杨信与府州折氏联合击败契丹兵，占有麟州，自为州主。后汉刘智远封他为刺史。其长子杨业为北汉将(太平兴国四年投宋)。周广顺二年(955年)，杨信卒，由次子重勋嗣为防御使。宋太祖乾德五年于其地置军，遂袭封为留后。^[6]

麟州北面的丰州(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南)，住有藏才族。开宝二年(969年)，其首领王甲以丰州来归;命其子王承美为丰州衙内指挥使，四年，授天德军蕃汉都指挥使、知丰州事，五年，授丰州刺史。^[7]

灵武冯晖，大名人，非当地土豪。后晋天福四年(938年)任朔方节度使。后周广顺二年卒，其子冯继业杀兄代父，自知军府。宋初仍令其袭节。开宝二年来朝，太祖以皇家飞龙院的良马赐之，令亲自择取，与开国功臣石守信等受同样优待，仍令其还镇。

由以上史实可知，宋初的西北边疆自黄河的丰州向西，经府州、麟州、夏州至灵州一线，均是按传统政策以本地豪杰为地方军政长官，而且许之世袭。只冯继业一人于开宝二年内徙为静难节度使(镇邠州)，那是由于他杀兄自立，又“时出兵掠夺羌夷羊马，戎人不附”，“抚士卒少恩，部下多携贰”，才请求内徙的。内徙之后，太祖选拔段思恭代之。思恭到任之后，矫继业之失，对所属部族“悉心绥抚，夷落安静。周访利病，甚得民情”^[8]，安定了内部。

宋太祖以恩礼结纳西北少数民族上层，安定其部落的同时，分命得力将帅镇守西边要害，以赵赞守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守环州，王彦升守原州，这些人《宋史》均有传，无须详述。

秦州为西部大镇。唐设雄武军节度，宋因之。建隆三年，特命枢密使吴廷祚为节度使，使其招抚渭河以北吐蕃部族，“务命安集，不得侵渔”。结果，住在伏羌(今甘谷县)的尚波于部族献地内附，宋于其地置伏羌寨^[9]。

对待这些边疆将帅，与内地不同，而是“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多与之公钱及所属州县管榷之利，使其回图贸易，免所过征税，听其招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事悉听其便宜处置;由是边臣多富于财，得以养士用间，洞见蕃夷情状”^[10]。如此内外有别，因地制宜，措置得当，故不仅西北边境安定，而且河西地区与内地取得紧密的联系。瓜沙归义军曹氏、甘州回鹘、凉州吐蕃折逋氏等均积极向宋朝靠拢，连岁入贡。通往西域的交通，亦因之畅通。

凉州为河西大镇，安史之乱后被吐蕃占领。咸通二年(861年)，为张议潮收复，唐末又被隔绝。五代以来其地自置牧守，或请命于中朝，自后周广顺三年申师厚被逐，于是中朝不复疆理凉州。宋初与之通好。乾德二年十二月，当地蕃部首领数十人诣阙请帅，太祖以供备库使麹彦饶为河西节度使。自后凉州常护送过境的贡使，保护“丝路”的畅达。建隆二年，于阗王李圣天遣使朝贡。奄有天山南的西州回鹘、伊犁河下游至河中地区的哈剌汗国(即黑汗王国)均相继朝贡，与宋朝保持友好往来。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乾德四年(966年)宋太祖派出以僧行勤为首的150人的大型文化使团，前往印度。先是沙门道园于后晋天福中出使西域，历五天竺，还经于阗，乾德三年与于阗使者同至。“太祖召问所历风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记”。“上喜，赐以紫衣及金币”。^[11]由是触发了宋太祖招致大食等国朝贡的念头，遂于次年下诏征召僧徒，前往西域。行勤等应召。另据《宋史·大食传》，他们出发时奉有“招怀”大食等国的政治使命。行勤等不辱使命，以宋朝的国书奉达。开宝元年(908年)，大食贡使至。四年又至。行勤等到印度后沟通了中印的交往。开宝八年，“东印度王子稂结说罗来朝贡”^[12]。

与此事有关的，还有一件珍贵的史料，即现藏伦敦博物馆的S0383号敦煌写卷《西天路竟》。黄盛璋氏有考证和笺注。^[13]证明该卷所记“东京至西天路程”与《宋史·天竺传》所载符合，肯定为行勤等一行中的僧徒回国后所记。僧行勤等一行，最远到了南天竺的宝陀洛山，即今印度最南端的尖角，堪与玄奘比美。他们分批回国，最早的在开宝四年，最晚的到了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对中印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总之，由于宋太祖对西边措置得当，不仅使西部边境安定，而且与西域诸国交往频繁，呈现出一个新王朝开国时的新气象，有可能统一河西走廊。可惜这个有利的形势被后继者宋太宗的错误政策所破坏。

二、宋太宗对西部各族的错误政策及其后果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之后，不俟逾年即改元太平兴国。俨然以创业主自命，实则眼光短浅。数年之间，逼死侄儿德昭、德芳，囚禁其弟秦王廷美，把心思用在内部斗争的阴谋诡计上。宋朝初期的几件大事，坏就坏在他的手里。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他自将伐北汉，打了3个月的攻坚战，到拿下太原城的时候，已是师老兵疲。他不行封赏，不作休整，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冒着暑热移师北伐契丹，结果大败于幽州城下，仓皇南逃，使士气顿挫，国威大损。从此收复燕云无望。观其对西部边疆的调整，内徙李继捧，措置乖方，招致了李继迁的叛变分裂，其后果是树起了一个敌国西夏。与其兄比，相差甚远。

夏州李氏，虽为一方节镇，但其辖境内民族复杂，又北靠契丹，非内地的藩镇可比。太平兴国五年，节度使李继筠卒，其弟李继捧立，因继承问题发生了内部矛盾。其从父绥州刺史李克文“表言继捧不当承袭，请遣使与偕至夏州谕令入朝”。于是李继捧不得已亲自来朝贡，“自陈诸父昆弟多相怨怼，愿留京师”。盖其本意是来寻求宋廷的支持的。太宗不能审势察形，把他和陈洪进纳土、吴越王钱俶献地一样看待，急急忙忙地派遣文武官吏接管其所领4州8县，并“遣使诣夏州，护继捧缌麻以上亲赴阙”，实际上是强迫其举族内徙。同年十一月，“诏令绥州刺史李克宪、银州刺史李克文皆赴阙”。^[14]用削夺内地藩镇的办法去处理情况特殊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事务，安得不闹出乱子!当他得意忘形，在朝堂面对大臣们说出“夏州藩部并已宁谧，向之强悍难制者皆委身归顺……戎人畏服，故不烦战伐，皆相率内附”^[15]的时候，李继迁已在夏台举事矣。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五月，诏发李继捧亲属赴阙，继捧族弟继迁诡称乳母死，出葬郊外，藏兵甲于棺中，瞒过了宋朝官吏的耳目，与其党数十人叛走地斤泽(今内蒙古乌审旗以北沼泽地区)，出其祖李彝兴像，以“复兴宗绪相号召”。于是族帐稍稍归附。宋廷派驻夏州的知州尹宪、巡检使曹光实，不知用恩信安抚族帐，稳定局势，而是迷信武力，于雍熙元年(984年)九月夜袭地斤泽，“斩首五百级，烧四百余帐，获继迁母、妻及羊马器械万计”。^[16]这种烧杀抢掠，只能激起部族的仇恨，把本来不反的族帐也推向李继迁一边。于是继迁联结豪族，于雍熙二年二月用伪降之计，诱杀曹光实于葭芦川，袭据银州(今陕西榆林县南)，并北联契丹。契丹妻以义成公主，册封为夏国王。继迁曾两次勾引契丹兵侵犯麟州、府州，均被府州折御卿率兵击溃。在东边碰了壁，继迁即转而西进，直至扣灵武大门。终太宗之世，对李继迁或抚或战的过程，无需细表，关键在于根据当时形势，分析其战略得失。

李继迁乃一时枭雄。他胸怀大志，不仅要夺取夏台，恢复祖宗世袭之业，而且有东并麟、府，西侵灵、盐，进一步窥伺河西的远大战略目标。他对付宋朝的办法是:当其力量不足时即给宋太宗贡骏马或骆驼之类的土特产，伪示恭顺，一旦有机可乘，即发动突袭。这种策略，他交替使用，所以屡屡得手。反观宋廷，李继迁既已成为一个顽强的敌人，用宋人的话说是“桀黠难制”，那就不应等闲视之。但宋太宗对这位敌手既无战略，又无策略，忽而优诏安抚，赐以国姓以示荣宠;忽而命将出师，明令讨伐，举棋不定，陷入被动，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所以一误再误。

按当时宋朝在西边具有的优势，应以灵武重镇为枢纽，以环、庆、泾、原、渭、秦等军州为基地，在团结好环、灵之间的各熟户族帐以确保灵武路畅通的同时，展开政治攻势，以恩信结纳秦州以西、凉州以东，种族分散，无复统一的吐蕃各部族，开通陇西道，由灵武、陇西两道把国家的左臂伸向河西，即伸我之左臂以断夏人之右臂，从西面形成包围态势，待机围歼李继迁。依据雍熙、淳化间宋朝在西边的优势兵力及瓜沙曹氏、甘州回鹘、凉州六谷族及陇西诸蕃部向宋朝积极靠拢的有利条件，是不难办到的。

淳化五年(994年)，吏部尚书宋琪上言:“灵武路自通远军(今环州)入青岗峡五百里，皆蕃部熟户。向来使人、商旅经由，并在蕃部安泊，所求赂遗无几，谓之‘打当’，亦如汉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宋军入其境，“向导踏白”，全靠这些“熟户”^[17]。宋琪曾任延州节度的夷判官5年，熟悉边情，所言当不误。笔者1984年到环县、固原等地调查，由环县洪德寨出青岗峡，过甜水堡入宁夏境，宋代清远军就在甜水堡乡(遗址尚存)。沿甜水河及其下游山水河(宋代称灵州河)直达灵武，只400多华里，沿途有井、泉、河水，并无沙碛，军行并无多大困难。唐安史之乱，肃宗以灵武为基地收复两京，长安、灵州间军队经常往还，史有先例。宋时有浦乐(今甜水河与苦水河合流处)、耀德(今吴忠县南)等寨，“盖水草之地为河西粮道，而悉有古城之迹存焉”(见何亮上书，详后)。绝不像当时苟安之臣如张洎等所言:“自环抵灵，瀚海七百里，斥卤无溪涧川谷”那样艰苦，那是为了放弃灵武，吓唬皇帝的话。保住灵武一道，本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自凉州请帅之后(淳化元年丁惟清去凉州作知州)，由渭州、故原州经天都(今宁夏海原)、会州(今甘肃靖远)至今景泰县，过古浪以达凉州的古道已通行，西凉六谷族进贡，就是走这条路，无须再出贺兰山穿腾格里沙漠了。淳化元年后，凉州蕃部连年以良马来贡，有时多至千匹，并屡次上言，“部落频为李继迁侵略，愿会兵灵州以备讨”，是诚意的请求。太宗均未予理睬。他之所以无远略，是对西边吐蕃各族的看法是错误的。请看下面的史实。

“太平兴国八年九月，吐蕃诸戎以马来献，太宗召其酋长对于崇政殿。……因谓宰相曰:‘吐蕃言语不通，衣服异制，朕常以禽兽畜之。自唐室以来，颇为边患。以国家兵力雄盛，聊举偏师，便可驱逐千里外，但念其种类蕃息，安土重迁……所以置于度外，存而勿论。”^[18]这是出自自称“太平天子”的大宋皇帝之口的话，可见其不自明也。时移势易，把已衰落分散、诚心向宋投靠的吐蕃各部族和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尚结赞攻取盐、夏，平凉劫盟时的吐蕃等量齐观，敌友不分，甚至把人家当禽兽一样看待，无疑要失掉人心。于是“熟户之人，亦同叛涣”，被李继迁争取过去了。至道二年(996年)春，宋洛苑使白守荣等护送刍粮40万于灵州，被李继迁邀击于浦乐河，刍粮尽被劫夺，损失惨重，就是由倒向李继迁的熟户作向导的。不懂得团结西部众多的吐蕃等部族，是宋太宗最大的失策。其次，他不相信有智谋的将帅，专听谗谄小人即他派去的“监军”之类的告密。如雍熙二年(985年)五月，李继迁犯灵州，围抚宁寨(今陕西米脂西)，知秦州田仁朗将兵征讨。他设下不急救抚宁寨，先以强弩300伏险，断李继迁归路，“俟其困倦，以大兵临之”的围歼计谋，但被派去监视他的副将王

(即后来陷杨业于陈家谷的那个王)所掣肘、诬告，不仅战役计划被破坏，而且立即被罢官撤职。还是这个王，在太平兴国初被派使灵州、通远军，他揣摸到宋太宗害怕边兵强大难制的心理，回来即进谗说:“主帅所留牙兵，率与边人交通，颇桀黠难制，岁久当虑，请悉代之。”^[19]太宗派他调内郡卒往代，不听命者斩之以徇。一岁之中往返数四。于是把太祖时允许边帅得便宜处置军事，听其招募骁勇以为爪牙，与边人交好洞察其情的制度破坏^[20]。淳化二年，侯延广知灵州，“部下严整，戎人悦服，李继迁素避其锋而不敢犯”。监军康元赞嫉功害能，诬奏“延广得虏情，恐后倔强难制。剧召还，以慕容德丰代之”，卒致“部内不治”。^[21]边帅不得虏情，怎么能守边?如此倒行逆施，结果是熟户叛涣，宋军失去耳目。而宋军的行动，李继迁却洞若观火。至道二年李继迁攻灵州，太宗仓促命将，五路出师，情报不灵，不能配合作战，卒无功而还。宋朝在西边已逐渐失去了优势。不久太宗死去，灵州不守，整个河西被李继迁父子席卷以去。这是宋太宗错误的民族政策造成的恶果。

三、真宗朝的政治腐败与赵德明父子的坐大

宋真宗是个庸懦无能的皇帝，他一登位就被一批贪图禄位、苟且偷安的大臣所包围。他们交章论奏，一则曰放弃灵武，再则曰放弃灵武，好像弃灵武成了新皇即位后的头等大事。

最先提出放弃灵武的是张洎和张鉴，那还是在太宗未死之前。真宗至道三年七至十月，吏部郎中田锡连续三次上章，说什么“今利害之大者无先于弃灵武”，紧接着参知政事李至、宰相李沆相继上书。他们的言论无须多引，异口同声，那就是弃灵武则可停止向前线飞挽刍粮;停止挽运，则可使边境安静，以纾缓陕西二十五州军之民的征役负担。试问放弃土地能使边境得到安静否?严重的事实还在后头。甚至要皇帝把大好河山拱手资敌，“屈己含垢，以安万人”。甚至连远在扬州作知州的王禹偁，也上疏要皇帝“致书敌臣，请寻旧好，复与夏台”。疏奏，他被召还朝升了官，而放弃的是国家的土地。就在这种邪说杂陈的纷扰之下，灵武虽未弃，但真宗举夏台五州之地全送于继迁，“复赐姓名(赵保吉)、官爵(定难节度使)”。但得到的并不是边疆的安宁，而是李继迁“抄劫边部益甚”!

大宋朝廷中文臣如何亮、张齐贤，武将如李继和等，均提出过很好的战守主张，可惜都被搁置不用。

咸平三年(999年)，秘书丞、通判永兴军何亮上《安边书》，其要旨是:“灵武(虽)入绝塞……然地方千里，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放牧耕战之地。一旦舍之资戎狄，则戎狄之地广且饶。”“自环庆至灵武千里，西域、北庭剖分为二，其左乃西戎之东偏，为夏贼之境;其右乃西戎之西偏，秦、泾、仪、渭西北诸戎是也。”“西域、北庭剖分为二，故其地隘，其势弱，如舍灵武，则西域、北庭复合而为一。夏贼桀黠，服从诸戎，则不仅中国备征带甲之骑无从得，而戎狄之患未可量。”^[22]他分析了形势、利害之后，提出筑浦乐、耀德等塞以确保灵武粮道，并联合秦陇诸戎的主张。他说:“自清远至灵武，有浦乐、耀德，盖水草之地，为河西之粮道，而悉有古城之迹存焉。夏寇掠诸戎，则此为要害之路。”请“朝廷以修护清远为名而时纳修城创宇之具……朝发清远，日未中而至焉”，“城浦乐、耀德为之唇齿，而扼继迁往还要害之路”，然后“募天都之贫民，营田于塞下以益军储”，用恩信抚临西北诸戎，“则数十世之利也”。这是当时战守派通晓西北边情而提出的具有代表性的战略主张。另外，职方员外郎、秘阁校理吴淑亦上书，“请复古战车之法”，虽未免迂阔，但他提出“宜通西域(实指河西)，以助灵武之势……宜遣使喻秦陇以西诸戎，结其欢心，令为前驱指导。……其有善水草之地，或开屯田，若汉之置都护，所谓断匈奴右臂”的主张^[23]，是有远见的。

张齐贤是熟悉边情，具有胆识的文臣。雍熙二年守代州时，曾以2000厢兵，出奇计破辽人的大军，具有实战经验。咸平元年十月，与李沆同时拜相，但被李沆排挤、中伤，咸平三年十月即罢守本官(兵部尚书)。继任的宰相吕蒙正，号称宋代名臣，其实是个专门揣摸皇帝意向，甘言以固其位的阿谀之辈。又如当时陕西转运使刘综，请于浦洛河建军，真宗以为建军只能闭壁自守，“寇来不能出战，未见其利”。吕蒙正当即迎合说:“圣虑所及，深得理要，愿罢其请。”他和李沆沆瀣一气，排挤张齐贤出朝，做了没有实际指挥权的陕西经略安抚使，带着一二朝士，“即日驰释而往”，碰到的是李继迁攻围清远军。灵环清远十州军驻泊副都部署杨琼、都监张继能等坐拥重兵，逗留不进，不但不援救清远，反而一把火烧弃青岗寨，退屯洪德，兵民官吏六七千人陷没。张齐贤愤慨地上书说:“握兵者畏懦逗留，坐观败复;运筹者安然自若，曾不忧边。臣虽至愚，不胜忠愤!”他力陈:“今日西鄙之事，穷讨则不足，防遏则有余。”其计在于招诱秦陇蕃部，特别是结好凉州潘罗支，封之为六谷王，与灵武互为声援，则沿边兵势自雄。^[24]知镇戎军兼渭仪都巡检使李继和上书，痛陈“若但将可惜之地，为贼所攻，便思委弃，以为良策，是则以有尽之地，不能供无已之求”。提出建镇戎军城为据点，作为泾、原、仪、渭四州之屏障，在四州开屯田，“自萧关至镇戎，就胡卢河(今宁夏清水河)运送”军粮至灵武，并保护由镇戎城经天都至凉州的通道，以联结潘罗支，共抗李继迁的建议。陕西转运使刘综上书支持李继和的主张，并提出于浦洛河建军城，屯兵积粮，以为灵武的应援^[25]。

由以上史实，可知当时在宋廷中围绕着弃灵武还是保灵武，开展了一场战守派与妥协派激烈的论争。联合以潘罗支为首的西凉六谷族及秦陇广大地区的吐蕃、回鹘各部，共同对抗李继迁以保卫灵州，是战守派的一致主张。这种战略之可行，由后来潘罗支单独击破李继迁及神宗熙宁间王韶开拓熙河成功的事例可作验证。可惜的是这场论争，妥协派占了上风。因为他们实权在握。宰相李沆甚至大言不惭地说:“若继迁不死，灵州必非朝廷所有。”他要皇帝“发单车之使，召州将部分戍卒、居民，委其空垒而归”。自清运军失守，青岗寨烧弃之后，西鄙形势虽已恶化，然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凉州潘罗支屡次请求会兵灵武，以讨继迁。“凉州卑宁族首领喝邻半祝归附，仍贡名马，自称有精骑三万，愿备驱策。”^[26]受到李继迁威胁的秦陇各部族翘首而望，迫切要求与宋朝联合以对付共同的敌人。而处在妥协派包围之中的宋真宗，看不清形势的变化，和他老子一样，对吐蕃各部族存有戒心，说什么“朕观盟会图，颇记吐蕃反复狼子野心之事”^[27]，敌友不分。把已派定前往凉州安抚潘罗支的正副使臣宋沆、梅询，下令停止前往。虽在环、庆聚兵6万，并从河北前线调来大将王超作为指挥官，声言出师征讨，实则虚张声势。就在他动摇徘徊之际，李继迁抓住战机，于咸平五年三月大集蕃部，攻陷灵州，朔方重镇就这样被断送了。但李继迁并未满足，旋以2万骑攻麟州，没料到被知州卫居实出奇兵突击，败于坚城之下，死伤万余人。在东面碰了壁，又挥戈西指，进攻凉州。潘罗支用伪降计谋，调集六谷部族包围痛击。继迁大败，中流失逃遁，未及还灵州而死于三十井。可见他并不是不可战胜的。相较之下，更可以看出宋真宗君臣之无能。

李继迁死后，其子德明嗣位。为巩固刚扩大的地盘，稳定其内部，停止了向宋朝边境的骚扰。景德元年(1004年)，宋与契丹订立和约。德明也为了从宋朝得到他急需的茶、绢等物资，累上表表示恭顺。希图苟安的真宗君臣也乐得顺水推舟，封德明为定难节度使、西平王，赐银万两，绢万匹，钱2万贯，茶叶2万斤。从此以为天下太平，万事大吉。王钦若、陈尧叟、丁谓等奸诈险恶之徒贵宠用事，他们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想用装神弄鬼，自欺欺人的办法来“镇抚四夷，夸示外国”，于是土木祷祀之事兴。群臣争言祥瑞，上下奔竞，把从人民身上榨取来的血汗耗费于建寺庙、塑神像等无用之地。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统治者干的头一件大事就是伪造“天书”，到泰山去“封禅”;四年又去河中府祀汾阴(祭后土地);七年又跑到亳州去拜谒老子。皇帝跑来跑去到处敬神，大臣都要随从，还有护驾的几万士兵。所过州县，人民不堪供应。在东封西祀的同时，又大修宫观。大中祥符元年，诏修玉清昭应宫，尽夜兴作，七年方成(仁宗天圣七年，因大雨雷震，化为灰烬)。五年又造会灵观，六年再建景灵宫，“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耗费巨万”。专门献计搞这些神鬼荒诞之事的奸邪之徒一再升官。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等五人暗中勾结，排陷异己，残害人民，汴京市民称为“五鬼”。大宋朝廷被“五鬼”闹得神怪恍惚，乌烟瘴气，政治腐败，国库空虚。边备废弛之日，正是赵德明父子坐大之时。他们利用从宋朝所得岁赐，振军经武，巩固其统治之后，即向河西进军。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并吞凉州，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德明遣其子元昊攻拔甘州。八年，瓜州王曹贤顺率千骑降。明道元年(1032年)德明死，元昊立，于景祐三年(1036年)占领瓜、沙、肃三州，同时举兵攻兰州诸羌，南侵至马衔山，据龛谷寨(今榆中小康营)，筑城凡川(按即苑川)。在席卷整个河西走廊之后，即向宋朝大举进攻。宋军三战三北，关西沿边州镇深受其害。

四、仁宗康定、庆历间宋军三战三败及韩琦、范仲淹等对秦陇地区的经营

宋仁宗是北宋较开明的一个皇帝。他统治时人才最盛，名相多出其时。但受西夏的侵逼最严重，这责任不应由他来负，只缘前政荒唐，遂使后继者受祸。战争过程，无须多讲，但不提宋军失败的教训，就难以说明韩、范等人深究致败之由。总结经验，经营秦陇以扭转局势之措置，有必要从战略上分析其利害。

元昊侵犯宋朝，蓄谋已久。他早已派遣间谍刺探虚实，“阴诱属羌为助，使为向导”。经过周密的准备之后，于宝元元年(1038年)称帝建国，旋即以反书达宋廷，提出“许以西郊之地，为南面之君”的挑衅性的要求。他野心膨胀，直欲夺取陕右，饮马秦川。他的战略是集中优势兵力，专攻一路，打歼灭战，掌握主动权。宋朝则在陕西沿边四路(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处处设防，兵力分散，被动挨打。四路总兵力超过20万，但每路能机动作战的至多2万人。“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势分力弱”，当时韩琦、范仲淹、田况、王尧臣等均指出了形势的严重，但一下子很难扭转。而宋朝带兵作战的将领，又多轻敌冒进，贪功逐利，容易被敌人引诱上当，所以节节败北。(https://www.xing528.com)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集10万之众犯延州，经略安抚使、知延州范雍急调副将刘平、石元孙，由环庆路率9000人倍道驰援，被元昊用围城打援之计围歼在延州西北30里之三川口。此役刘平寡不敌众，又冒进，故致败北。

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元昊以重兵犯山外(陇山以西)，谋寇渭州。经略安抚使韩琦急趋镇戎军，尽出其兵1.8万人，命部将任福率领，自怀远寨(今宁夏西吉县偏城镇)趋羊牧隆城(今西吉火家集)，出敌之后，断其归路邀击之，并再三诫其勿深入。福不听，分兵逐利，被敌兵诱至好水川(今什字路河)分割包围，全军覆没，将士死者1.03万人^[28]。

庆历二年九月，元昊犯镇戎。经略使知渭州王沿命部将葛怀敏据瓦亭寨待敌，设伏击之。怀敏不听，驱兵至定川堡(今固原城北)，陷入重围。怀敏与部将10余人弃军南逃，被敌遮断道路，全部杀死，余军9000余人全陷没。怀敏非将才，又不受节制，故败。此三大战役均在宋境内进行，而宋军斥候不灵，对敌人集结、设伏毫无所知。而宋军行动，元昊却了如指掌，是由于宋将贪功生事，破坏了沿边的民族关系，境内属羌被敌所诱而为之向导也。如康定元年九月，任福袭白豹城(今陕西吴旗白豹川)，放火烧杀，破荡41族，纵军士焚掠巢穴委聚，方40里，夺得羊马7180，斩首400余级^[29]。这样烧杀掳掠，只能把可以争取的族帐推给敌人。当时陕西经略司判官田况就指出:“残戮孥弱，以厚怨毒……诉冤于敌，以求复仇。”^[30]所以韩琦、范仲淹等人经略陕西，措置多方，但最重要的是从搞好与沿边各族的关系着手。

三川口之败后，宋廷对西边防务作了紧急调动和部署，命韩琦、范仲淹、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仲淹进龙图阁直学士兼知延州。他到任后，“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为六将，各将三千人，分部教之，量敌多寡，使更出御敌”^[31]，改变了以往敌至则官卑兵少者先出战及兵将不相习的弊端。“既而诸州皆取法”。后来王安石“置将法”即取法于此。他选拔了一批智勇善战的将领如狄青、种世衡、黄世宁等，在延州东西两路严密布防，修复旧垒10余处。他不是单纯的堡垒防御政策，修废垒是为了安抚熟户，是把筑垒与安抚沿边的部族相结合。招募蕃部弓箭手(民兵)给予土地，且耕且战，亦兵亦农。命种世衡筑青涧城，开营田千顷，出巡族帐，慰劳各部酋长，结以恩信，“由是属羌皆乐为用”，稳定了鄜延路。

庆历元年五月，仲淹徙知庆州。他到任后即行部案边，“以诏书犒赏诸羌，阅其人马，为立条约”，平息各族间的抱怨仇杀，“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曾与元昊暗中有过勾结的酋长600余人受感召，从而使反侧自安。由是诸羌爱戴，呼为“龙图老子”(龙图阁直学士)^[32]。故元昊不敢犯环庆。由于仲淹安抚族帐有成效，仁宗采纳经略判官田况的建议，下诏陕西各路“不得擅自侵掠部族”，敌人犯塞，方许掩击。并特设管勾招抚蕃落公事的官员。与此同时，韩琦先后在渭州、秦州推行了相同的政策，他革除了以往军队校阅，只看花架子而不切实用之弊，改从实战出发，加强训练;并奏朝廷招募蕃部弓箭手，不拘等杖(规定的身高尺段)，但以材勇堪任披带者充指挥(每指挥200人)，逐渐以勇悍敢战、乐于保卫乡土的士兵代替东兵(戍边禁军)，并安抚族帐。经略安抚副使(受琦节制)曹琮招诱堪坡界青鸡川蕃部内附，于是秦州与山外笼竿城取得呼应。^[33]

庆历二年，宋廷对西边军政再次调整，庞籍率鄜延，韩琦、范仲淹同开府泾州，琦兼秦凤，仲淹兼环庆，三路犄角，互为声援。此三路即宋人所称秦陇。因泾原一路当泾河大川，敌骑易于奔冲，故帅府设在泾州，节制四路，许以便宜从事。韩、范同心协力，以恩信结纳蕃部，招募弓箭手营田，使耕战自守，蕃部熟户兵与正军参用，并接受泾原安抚使王尧臣的建议，建笼竿城为德顺军，使泾原、秦凤六盘山内外连成一片。蕃部安定，防务巩固，是韩、范民族政策得当而获得的成功。他们还提出了谋取横山以窥河南(河套)的长远战略计划，敌来我据险以待，敌退我向其境内进攻，每岁三五出，使敌频于点集，疲于奔命，变被动为主动。如果假以时日，放手让韩、范施展其谋略，西北形势或可改观。可惜仁宗非英主，而宰相晏殊等又厌兵，遂签订“庆历和议”。正由于韩、范经营秦陇的成功，使敌无隙可乘，才主动言和。宋、夏之争告一段落。从此宋朝在西边变劣势为优势，西兵成为最能战的劲旅，皇祐间广源侬智高反，狄青南征，赖以决胜的就是陕西蕃部数百骑。神宗熙宁间开拓熙河的成功，也是韩、范奠定的基础。至于元昊这个历史人物在祖国历史上占何地位，另当别论。但他对宋朝发动的战争，纯系掠夺性的战争，穷兵黩武，不仅使宋朝边民受祸，本国人民也因连年点集，不得耕牧，生产遭到破坏，反战、嗟怨，逼使他不得不主动请和。河西走廊西夏统治达百年之久。从遗留的历史文物看，除佛教艺术外，看不到有什么建树。河西经济、文化，失去了汉、唐以来的发展势头。

【注释】

[1]《长编》卷125宋仁宗宝元元年十二月纪事及《宋史·刘平传》。

[2]《宋史·张方平传》。

[3]《长编》卷9开宝元年七月丙子条。

[4]《长编》卷3建隆四年四月及卷8乾德五年九月纪事。

[5]《旧五代史·折从阮传》、《大平寰宇记·府州》条。

[6]《通鉴》卷291周广顺二年十二月纪事。

[7]《宋会要辑稿·方域》21之9府州及《宋史·王承美传》。

[8]《长编》卷10开宝二年八月己卯条。

[9]《长编》卷3建隆三年六月辛卯条。

[10]《长编》卷3建隆三年十二月甲辰条。

[11]《长编》卷6乾德元年十一月戊午条及《宋史·天竺传》。

[12]《宋史·大食传》、《天竺传》。

[13]黄盛璋:《西天路竟笺证》，兰州大学《敦煌学辑刊》总第6期;《敦煌写本〈西天路竟〉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1981年创刊号。

[14]《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五月癸巳条、卷25雍熙元年三月丁巳条。

[15]《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五月癸巳条、卷25雍熙元年三月丁巳条。

[16]《长编》卷25雍熙元年九月纪事及《宋史·夏国传》。

[17]《宋史·宋琪传》。

[18]《宋史·吐蕃传》及《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九月纪事。

[19]《宋史·侯延广传》、《王传》、《田仁朗传》。

[20]《宋史·侯延广传》、《王传》、《田仁朗传》。

[21]《宋史·侯延广传》、《王传》、《田仁朗传》。

[22]《长编》卷44咸平二年六月戊午纪事。

[23]《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一月辛巳条。

[24]《长编》卷49咸平四年十月丁未纪事。

[25]《宋史·李继和传》、《宋史·刘综传》。

[26]《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戊子条。

[27]《宋史·吐蕃传》。

[28]关于好水川及当年战地，见本书《陇山左右宋代城寨遗址考》。

[29]《长编》卷128仁宗康定元年九月壬申条及《宋史·任福传》。

[30]《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丙戌条。

[31]《宋史·范仲淹传》。

[32]《宋史·范仲淹传》。

[33]青鸡川，在今通渭县鸡川乡，英宗治平四年于此筑鸡川寨，见《元丰九域志》。笼竿城，曹玮所筑，在今宁夏隆德县丰台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