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的河陇：祖国西北中轴，统一王朝关键

唐代前期的河陇

河西陇右，地处祖国大西北的中轴，居高屋建瓴之势。回顾历史，凡改朝换代的转折时期，若跨有河陇即可建成统一强大的封建王朝;若委弃河陇，就可能出现分裂割据的偏安局面。

秦人兴起于陇西，由此定关中，并西戎，东向而争天下，卒灭六国，完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汉兴，高祖命将取陇西，因秦之制，以河为固。武帝开河西，建四郡，西出玉门关以经营开拓，葱岭以东遂成为祖国版图不可分割的部分。唐以太原一郡之众，取关中，平河陇，以关陇为基地扫灭群雄，建成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封建帝国。俱往矣，今时移事异，但河西陇右并未失去重要的形势。放眼祖国西大门之外的风云变幻，建设以河陇为轴心的大西北，实属当务之急;而历史这面镜子是什么时候也不能丢弃的。故奋笔论述唐代前期的河陇，以为后来之鉴。

一、李世民平定关陇统一全国

隋炀帝荒淫残暴，与民为敌，激成全国农民大起义，随之又演变为群雄割据。人民需要安定，国家需要统一，谁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与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谁就能担当此拨乱反正的重任。隋唐之际，这个人非来自农民起义的领袖，而是出身官僚世家的一个18岁的青年英雄，这就是后来的贞观天子李世民。

大业十二年(616年)，隋炀帝率领着庞大的龙舟队自洛阳出发，经运河南下，到江南去游玩。当他到达目的地江都(今江苏扬州市)的时候，中原已经大乱。眼看隋朝的大势已去，而他却在江都耽玩逸乐，荒淫益甚。

大业十三年，隋太原留守李渊在其次子李世民一手谋划下，制定了乘虚入关，夺取长安以号令天下的战略决策。七月，举晋阳之甲，得精兵3万人，率之西征，由龙门梁山渡河至朝邑，分兵据永丰仓以充军食，并开仓赈济贫困以争取民心，守潼关以备东来之兵。李世民率主力徇渭北，关中吏民、豪杰归之者如流水，旬日之间得兵20万;并一举攻入长安，关中平定。次年，隋炀帝被杀死在江都宫，李渊称帝，建立唐朝。

李唐王室建立之前，金城校尉、汾阴人薛举与其子仁果已于同年四月起兵据金城(今甘肃兰州)，尽有陇西之地，旋徙都天水，称秦帝，史称薛举、薛仁果(《旧唐书》作“薛仁杲”)父子皆“骁勇绝伦”(见《资治通鉴》卷183)，有夺取关中的野心，为李唐一大劲敌。

同年七月，李轨据武威，攻取张掖、敦煌、西平、枹罕，尽有河西五郡，称凉帝。

李渊对此二敌，取远交近攻之策，潜遣人笼络住李轨，不使其与薛举勾结，以专力对付薛举。武德元年六月，薛举攻泾州(今甘肃泾川)，唐以秦王李世民为元帅，将刘文静等8总兵之兵以拒之。七月，薛举逼高(音支，在今陕西长武县北)，两军相对峙。因世民有病，诸将不听节度，轻敌应战，唐兵大败。薛举将乘胜攻长安，但因病死去。薛仁果据折城(今泾川县东北)继续攻唐。李世民设伏诱敌，大破其众于浅水原;遂进围折城，逼仁果投降，陇右平。

武德二年，唐廷派遣在长安的西域胡商安兴贵赴凉州。安氏家住凉州，有相当的地方势力。其弟安修仁在李轨处做官，颇得信任。兄弟合谋，俘李轨送长安，河西平。

河陇平定，高屋建瓴之势成。李世民乃统率大军，东出潼关，次第削平洛阳王世充、河北窦建德;名将李靖以偏师底定江南。武德六年(623年)，全国统一。

二、唐代前期对河陇地区的擘画经营

武德二年五月，河陇初平。唐廷即以秦王李世民为“左武侯大将军、使持节、凉甘等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但这是遥领，是借李世民的威名镇抚一方，也说明唐政府对此一地区的重视。李世民正在带兵攻打王世充，他也不可能去凉州。实际上是派遣曾在隋朝作过甘州刺史，“素习边事，晓羌、胡情伪”的杨恭仁去安抚凉州，不久又以其为凉州总管(武德七年改总管为都督)。《通鉴》记载他到任之后，“民夷悦服，自葱岭已东，并入朝贡”。他是唐朝第一任凉州总管，在河西有政声。但草创之初，地方还不大安宁，例如武德三年十二月，就有瓜州刺史贺拔行威的反叛;而唐皇室内部有矛盾，政出多门，地方官吏受到掣肘，不能施展其才能。我们不是评论初唐的内政，但牵动全局的事就不能不涉及。否则，地方的措施就无从说起。

唐高祖李渊，本无创业的才干，是个昏庸的酒色之徒，凭着儿子李世民替他打天下。他作太原留守时，隋晋阳宫副监裴寂私送宫女给他，二人关系密切。坐了皇帝之后，他专信这个逢迎献媚的佞人，拔为宰相;又搜罗隋朝宫女纳入后宫，“多内宠”，过着荒淫的生活。他的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皆纨绔无赖子，和他一样好酒色，甚至淫乱后宫，勾结宠妃，合谋陷害李世民，构成嫌隙。《通鉴》上说:“上(李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唐朝一开国，就被一个腐朽集团掌了权。内部的矛盾一旦暴露，就必然引起外敌的窥伺。据《通鉴》记载，从武德二年至九年，北面的突厥与西面的吐谷浑互相呼应，连岁入寇，河西陇右，受到严重的威胁。

武德三年九月，突厥入寇凉州，败总管杨恭仁，掠男女数千而去。四年，颉利可汗立，入寇益急，攻陇右多从原州(今宁夏固原)进入。五年，颉利以10万骑入雁门，另遣兵寇原州，南下陷大震关(今陕西陇县固关)。吐谷浑与之遥相配合，连续攻洮(今甘肃临潭)、岷、叠、旭(二州均在今甘肃迭部县境)等州。

武德六年，突厥入寇原州，深入至渭州(今陇西县)。七年，吐谷浑寇岷州、鄯州(今青海乐都县)。同年十月，突厥寇甘州(今张掖);吐谷浑寇叠州，陷合川(均在今迭部县)。八年，吐谷浑与党项寇渭州，突厥寇兰州、鄯州。九年，突厥寇凉州、兰州;吐谷浑、党项寇岷州、河州(今临夏市)、廓州(今青海省尖札)，河西蜂腰部分有被截断的危险。此时唐皇室内部的矛盾也达到了白热化，建成、元吉谋夺秦王的兵权，杀害李世民。世民被迫，先发制人，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玄武门之变，诛杀建成、元吉。李渊无可奈何，只好让位给李世民。内部矛盾一解决，突厥、吐谷浑也就相继遣使请和了。

李世民一登上皇位，不等改元即着手整顿、改革，先罢免不称职的政府要员，把专会逢迎、谋取高官厚禄的一些佞人如裴寂之流贬逐出朝，提拔房玄龄、杜如诲、长孙无忌、李靖等智谋之士为执政大臣。他用人不拘一格，唯贤能是举。如拔马周于布衣之中，很快就提升为监察御史;魏征、王珪本建成太子府的人，同样得到他的重用。魏征是朝臣中第一个能谏诤而且是能使唐太宗纳谏的人。特别应该称道的是李世民不分民族界限，一视同仁，拔举少数民族的首领为将军。他说:“自古皆爱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确实是说到做到。贞观之所以致治，用人得当是个关键。在这方面唐太宗堪称千古一帝。中国封建帝王无有能与之相比者。居高位者用什么人，可不慎哉!

有了一个清正廉洁、精明强干的中央政府，地方的事就好办了。针对武德年间为安置“拥众据地”，反隋、投唐的地方势力而增设州县，民少官多的弊病，唐太宗于贞观元年二月即下令裁减州县，因山川形便，划全国为十道，京师所在为关内道;陇坻以西为陇右道(其他从略)，合陇右、河西为一个大区，但习惯上仍河陇并称。陇右道辖有秦、渭、河、鄯、兰、阶、洮、岷、廓、叠、宕、凉、瓜、沙、甘、肃等16州，相当于汉代的凉州，基本上即元、明以后的甘肃省区。东部以秦州，西部以凉州为大镇。为防御突厥，贞观之初西部显得重要，派才兼文武的李大亮为凉州都督，寄以重任，有节制河西之权。一般的州设州刺史以管理之。道一级大区不设行政长官，必要时中央派员去巡察。节度使的设置是后来的事。

突厥与吐谷浑虽然在唐太宗作了皇帝之后相继遣使请和，但仍不时扰边。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突厥入寇河西，被肃州刺史公孙武达、甘州刺史成仁重击败。唐太宗经过周密的准备，决定对突厥大张挞伐，派大将李靖、李行军正、副大总管，合兵出击。贞观四年二月，击灭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并被送往长安。同年，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者，命凉州都督李大亮安抚。九月，伊吾主入朝，举其属七城来降，唐以其地置伊州(今新疆哈密)，属陇右道。

贞观六年十一月，铁勒契苾部酋长何力率其部落6000余家诣沙州(今敦煌)降，诏处之甘、凉之间，为以后河西回纥的先导。这一年，党项前后内属者30万口。他们居住在陇右的西南部。河陇多民族地区的形成，就是这样逐渐集聚的。

建都在青海境内(其地包括今新疆南部)的吐谷浑汗国，并未接受因突厥入侵而被唐朝击灭的教训。其可汗伏允于贞观八年五月表面上遣使入贡，背地里却大掠鄯州而去。唐太宗遣使劝其和好，并愿意与之和亲，嫁公主与其子尊王。伏允不听，遣兵寇兰、廓二州，并拘留唐朝使臣赵德楷。太宗遣使劝谕，10次往返，伏允终不听。十一月又遣兵寇凉州。于是太宗下诏，大举讨伐。以名将李靖为行军大总管，统率兵部尚书侯君集、任城王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岷州都督李道彦等五总管之兵击吐谷浑。李靖由大本营鄯州出发，进军至大非川，兵分南北两路:北路由前锋将薛万均、薛万彻、契苾何力穿越今柴达木盆地南沿，直插新疆南部。契苾何力以骁骑1000余追伏允至突伦碛(今和田境内)，袭破其牙帐，俘其妻子。伏允将奔于田，为其部下所杀。南路由侯君集、李道宗率兵至柏海(今札陵湖、鄂陵湖)，过星宿川，至河源而返，与李靖会师大非川。吐谷浑被彻底击败，但唐朝没有灭其国，而是立伏允子慕容顺为可汗，派兵为其声援。从此陇右道西翼鄯、廓、洮、岷、河等州得以安定。此时西面的吐蕃虽已兴起，但其赞普松赞干布遣使向唐朝请婚，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下嫁。终太宗之世，唐、蕃和好。唐以河陇为基地，得以从容地向西域开拓。写河陇历史为什么要涉及西域?因唐朝前期最强盛时，西域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所辖各都督府、州、县，包括今咸海以东以南，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均属于陇右道这个大区，故必须论及。

自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设西域都护府，西域即已统一在祖国的版图之内。后经魏晋南北朝将近400年的大分裂，西域同样受其影响。唐朝建国，西域各族和内地人民一样渴望统一，唐太宗经营西域，正是顺应了这样一个历史潮流。据《通鉴》记载，武德二年七月，“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高昌王麹伯雅各遣使入贡”。按:西突厥占有伊列水(今伊犁河)以西、以东广大地域，西域诸小国多受其奴役。麹氏王朝的高昌国据有吐鲁番盆地，扼“丝绸之路”的要冲，那时罗布泊通道已断，西域各国的使节、商人必须经过高昌至伊吾而入内地。高昌以西是焉耆、龟兹等国。天山南路以于田、疏勒较大。其他地区及小国，我们将随着唐王朝经营的开展逐步叙述。

太宗贞观二年(628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被其伯父所杀。其伯父自立为莫贺咄可汗，另一派贵族立统叶护之子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与莫贺咄相攻，连兵不息。十二月，俱遣使向唐进贡并请婚。太宗谕其各守部分，勿复相攻。未许婚。

贞观四年十二月，高昌王麹文泰(麹伯雅之子)亲自入朝。他在来往的路上看到“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回国后有轻视唐朝之心，此后多遏绝西域之朝贡者。唐遂有伐高昌之举。

贞观九年，疏勒国遣使朝贡。十年，朱俱波、甘棠遣使朝贡。据《资治通鉴·胡注》:“在西海之南，昆仑人也，二国皆在西域。”按朱俱波在今新疆叶城县境，此二国一起来朝，当相去不远。

贞观十三年，高昌王麹文泰不仅阻难西域的贡使，而且与西突厥咥利失可汗勾结，击攻伊吾，又与咥利失属下的处月、处密部袭击焉耆，攻拔焉耆5城，掠男女1500人，焚其庐舍而去。焉耆遣使臣向唐诉状。太宗派李道裕责问，麹文泰傲慢无礼。于是太宗决计用兵。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派遣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副之，统步骑数万击高昌。高昌王麹文泰以为唐兵不足虑，先是骄慢不为备，及闻唐兵临碛口，却忧惧不知所为，发病而死。其子智盛袭位。唐兵围攻其都城，智盛计穷，开门迎降，高昌平。九月太宗下令，以其地为西州，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分设州、县，由唐廷派员治理。同时设“安西大都护府于交河城”(今吐鲁番西)，为经营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按:当时西域尚未统一，作为军政重心的安西都护府，最初当设在汉人集居的高昌王城。《旧唐书·高昌传》只记载平高昌后“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留兵以镇之”。可见西州与安西都护府治同在一地。贞观十六年八月，以凉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据《旧唐书·郭孝恪传》:“累迁金紫光禄大夫，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其地高昌旧╋╋╋╋╋都╋，士流与流配及镇兵杂处，又限以沙碛，与中国隔绝，孝恪推诚抚御，大获其欢心。”这证明西州与安西都护府治最初同设在高昌国旧都，又可证明第一任州刺史和都护是由凉州都督郭孝恪一人兼任的。郭是一位很好的地方长官，能够安抚当地复杂的士流、流人及兵民群众，大得其欢心，对稳定西域起了重要的作用，也说明唐太宗选人得当。当时西突厥东西两部可汗互相攻击，乙毗咄陆可汗杀死沙钵罗可汗，并吞其众，自恃强大，拘留唐使，侵暴西域，并遣兵寇伊州，又遣处月、处密二部围天山(西州西南有天山军)，均被郭孝恪击败。郭并乘胜进拔处月俟斤所居城邑，降处密之众而归。

乙毗咄陆可汗残暴，为部众所逐，西奔吐火罗(今阿富汗地)。其部落请唐另立可汗。太宗降玺书立莫贺咄之子为乙毗射匮可汗。但西突厥贵族内部斗争，叛服无常，是唐统一西域的主要阻力。从贞观十八年起，其贵族重臣先后策动焉耆、龟兹叛唐。安西都护郭孝恪率兵3000，讨平焉耆。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命大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郭孝恪等，发铁勒十三部兵力10余万骑讨伐龟兹，破其都，俘其王，另立其王弟叶护为王，龟兹平。西域震惧，疏勒、于田二国内附，于是唐在西域设置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市)、于田四个都督府，以其国名命名，唯于田笃信佛教，崇奉毗沙门天王，因其俗命名为毗沙都督府，均属安西都护府管辖。安西都护府移治龟兹城。

在平定龟兹时，归附唐朝的西突厥贵族阿史那贺鲁为唐军向导，有功，太宗封为左骁卫将军、沙钵罗叶护，使其招降西突厥之未服者。贞观二十三年，又命其为瑶池都督。按:瑶池都督府，贞观二十三年二月置，隶安西都护府。该都督府管辖地域很广，包括西突厥咄陆、驽失毕十姓部落及天山以北向西直到咸海以东锡尔河流域的地区，即后来北庭都护府的辖地。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逝世，高宗即位。阿史那贺鲁招集离散，族帐渐盛，闻太宗已死，遂叛唐，谋划袭取西州、庭州。唐朝知之，贺鲁遂与其子咥运拥众西走，击破乙毗射匮可汗，并其众，建牙于双河(在今博罗塔拉地区)及千泉(位于塔拉斯河流域。游牧民族一般都有冬、夏两都)，自号沙钵罗可汗。于是西突厥咄陆五啜、驽失毕五俟斤皆为其所属，有胜兵数十万。永徽二年(651年)，沙钵罗遣兵寇庭州，杀掠数千人。唐高宗派大将梁建方、契苾何力等率唐兵3万及回纥5万骑讨之。三年春，梁建方等击破附于沙钵罗的处月部，生擒其将朱邪孤注(《旧唐书》作“硃耶孤注”)而还。以处月部置于金满州(今吉木萨尔)。

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继续与唐为敌。高宗先后派遣大将程知节、苏定方等率兵讨伐。显庆二年(657年)大举征讨，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任雅相、萧嗣业副之，发回纥兵自北道进军;以左、右屯卫将军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为流沙安抚大使，由南道招集旧众。十月，大破沙钵罗之众，袭取其牙帐，沙钵罗可汗(即阿史那贺鲁)及其子逃往石国(今中亚塔什干地区)，被萧嗣业抓回。唐政府撤销瑶池都督府，分其地置昆陵、濛池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今伊塞克湖及伊犁河以东至阿尔泰山地区);阿史那步真为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包括碎叶及巴尔喀什湖以西、咸海以东锡尔河流域之地);并遣使册命其所属诸部降者，按其部落，位望高下授州刺史以下官职。至此，唐统一西域。

唐在西域的统治，是适应当地民族情况的。各都督府的都督及其下的州刺史等官，统由中央委派本地各民族的部落首领充任，如有叛乱，则在本民族另选忠于中央政府者充任之，此即所谓羁縻州府。唐在安西都护府下设立龟兹、疏勒、于田、碎叶四镇，驻兵以镇守之。四镇与焉耆、龟兹、疏勒、毗沙四都督府(羁縻州府)有区别。所有都督府、州、县，统属于安西都护府。

建立在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其赞普为松赞干布，差不多与太宗同时，亦于贞观二十三年死去。大相禄东赞及其家族专国政，锐意侵唐，破坏了唐太宗与松赞干布建立的和好关系。乾封二年(667年)，吐蕃攻陷西羌12州，威胁陇右道西翼岷、洮、河、廓等州;又与唐争夺西域。龙朔二年(662年)，西突厥内乱，继往绝可汗杀害兴昔亡可汗后旋即死去，部众离心，十姓无主，贵族阿史那都支自立为可汗，与别部李遮匐附于吐蕃，勾引吐蕃陷于田、疏勒。咸亨元年(670年)，吐蕃攻陷西域18州，又袭破拔换城(今阿克苏)。唐龟兹、疏勒、于田、焉耆四镇皆陷没，安西都护府东移至西州交河城。同年八月，吐蕃又乘唐用兵高丽之机，论钦陵集40万众败唐将薛仁贵于大非川，灭吐谷浑汗国，进而侵扰凉州。唐朝伺机反击，咸亨四年命萧嗣业率兵西征，兵未至而弓月(今新疆霍城西)、疏勒二王投降。上元元年，于田王伏阇雄朝贡。调露元年(679年)，遣吏部侍郎裴行俭护送为大食所逼而逃往唐朝之波斯(今伊朗)王子泥洹师回国。行俭奏请以肃州刺史王方翼为副使，并令其检校安西都护。二人至西州，合谋用计召集龟兹、焉耆、疏勒、毗沙四都督府诸酋子弟近万人，俘获阿史那都支、李遮匐，执送长安;留王方翼任安西都护，筑碎叶城以镇守之。碎叶遂成为唐在西域的四镇之一。按:有些史籍把碎叶与焉耆往往混淆。碎叶本西突厥十姓可汗牙帐所在地，其位置在今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北部之托克马克附近，城址已被发现，不属焉耆都督府所辖，当然不在焉耆。东部的交河城，西部的碎叶镇，是唐在西域两个固守的据点，唐代前期未被吐蕃占领过。

高宗以后武后临朝。她从李氏手中夺过政权，自立为则天皇帝，国号大周。由于武则天大肆镇压不附己者，任用酷吏，罗织告密，不仅诛杀李唐子孙，好多名臣良将亦遭株连陷害，抗御吐蕃，受到影响。长寿元年(692年)，安西都护府所辖龟兹、焉耆、疏勒、于田四都督府被西州都督唐休璟、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合力收复。《资治通鉴》载:“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不准确，因为碎叶镇没有被吐蕃占领过。

随着武则天政权的巩固，重用名臣狄仁杰作宰相，对国防也给予了重视。从圣历元年(698年)起，先后任命娄师德、郭元振为陇右诸军大使、凉州都督兼检校营田事，统一军政管理以防御吐蕃，颇著成效。二年，吐蕃发生内争，赞普器弩悉弄成年，与大臣论严合谋，诛杀久擅国政之论钦陵(禄东赞之子)家族。钦陵弟论赞婆率所部1000余人降唐，钦陵子弓仁亦以所统吐谷浑7000帐内附，唐处之洪源谷(今古浪县境)。吐蕃役属下的吐谷浑1400帐亦摆脱控制，自动内附，陇右大使安抚之。长安元年(701年)，继任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的郭元振，有鉴于“凉州南北境不过四百余里，突厥、吐蕃频岁奄至城下”抢掠，百姓受苦，“始于南境峡口置和戎城，北境碛中置白亭军，控其要冲，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复至城下”(《资治通鉴》唐纪圣历元年十月)。按:“南境峡口”，即洪源谷口;“和戎城”，在今古浪县城南;“白亭军”，位于白亭海旁，在今甘肃民勤县境。郭元振还在河西兴水利，开屯田，大获丰收。凉州粟麦每斛由数千钱降至一缣能籴数十斛，军粮充实。

长安二年(702年)十二月，唐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所统地域就是原来的昆陵、濛池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并列。四年，以右武卫将军阿史那怀道为西突厥十姓可汗，建牙帐于碎叶，此后无论十姓哪个部的首领为可汗，其牙帐均在碎叶。安西四镇又成为龟兹、焉耆、疏勒、于田，而无碎叶了。

武则天之后中宗继位。这是个昏庸无能的皇帝，韦后与武三思干政弄权，政治腐败。后皇族李隆基率兵诛韦、武，拥其父睿宗(中宗弟)即皇位，政事实际上由李隆基处理。为了强化管理及防御吐蕃，对陇右道作了重新擘画与部署。

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十二月，“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资治通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景云二年五月，从陇右道分置河西道，领凉、甘、肃、伊、瓜(今安西县)、沙(今敦煌县)、西7州，治凉州，有节制西域之权。睿宗后是为玄宗。玄宗前期，勤于政事，选用贤能，蔚为开元之治，超过贞观，使唐朝达到极盛时期。对西部边防，尤为重视，对吐蕃侵陇开展了强大的反击。

先天元年(712年)，以阿史那献为伊西节度使，兼瀚海军使。开元二年(714年)三月，西突厥十姓酋长都担叛，阿史那献率兵克碎叶等镇，擒斩都担，降其部落2万余帐，西域又恢复稳定。时伊西节度使即称碛西节度使，称伊西者指伊州以西;称碛西者指莫贺延碛以西。莫贺延碛，即宋代王延德出使高昌时所称之大幻鬼魔碛，也就是现在哈密西南之大片黑色沙碛。

开元二年，调北庭都护郭虔瓘为凉州刺史、河西节度使，以加强对河西的防御。同年八月，吐蕃将坌达延、乞力徐率10万之众寇临洮、兰州至于渭源，掠取牧马。玄宗命薛讷为陇右防御使，与专司牧马的太仆卿王晙率兵击之，大破之于大来谷(今临洮县东峪沟)、武街(今临洮县北二十里铺)，又追破之于长城堡。击败吐蕃的进犯之后，于是年十二月“置陇右节度大使，领秦、河、渭、兰、临、武(今武都)、岷、廓、叠、宕等12州，以陇右防御副使郭知运为之”。按:唐制若以亲王遥领节度使者即以副使任之。开元五年，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大破吐蕃于九曲。于是以知运兼河西节度大使。按:九曲，即黄河西九曲，汉代大小榆谷地，今青海省积石山以东黄河经兴海、共和县至龙羊峡大转弯的河东地区。睿宗景云元年，唐以杨矩为鄯州都督，护送金城公主入藏。吐蕃贿赂杨矩，请以九曲之地为公主汤沐邑，杨矩许之。其地肥沃，吐蕃得之以牧畜，产良马，成为侵唐基地。唐朝也势在必保此地区，故命郭知运攻拔之。

吐蕃侵扰陇右碰了壁，又转而窥伺西域。开元三年侵拔汗那(今伊犁河流域)，并与大食勾结，立阿了达为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奉命到碛西访察的监察御史张孝嵩与安西都护吕休景发旁侧部族兵万余人，向西出击，破阿了达，传檄诸国，威震西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吐蕃窥伺西域未能得逞，又转而侵扰河西，入寇凉、甘、瓜等州。

开元九年，河西、陇右节度大使郭知运卒，部将王君(音绰)代为节度使。其人虽骁勇善骑射，与郭知运同著名西睡，但勇而无谋，又贪功生事，终致败衄，使吐蕃一度得逞。

开元十五年春，吐蕃大将悉逻诺恭禄入寇大斗谷，进攻甘州，焚掠城郊而去。王君率兵蹑其后，追及于青海西，破后军，掠其辎重羊马而还。同年九月，悉逻诺恭禄为报青海之役，与部将烛龙莽布之攻陷瓜州城，擒刺史田元献及王君之父，毁城而去。王君坐守凉州，竟不敢出击。早已归附唐朝的铁勒族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徙居于甘、凉之间，王君非但不能安抚，反而压迫其部众，流窜其酋长。激怒的回纥人袭杀君于甘州南巩笔驿，弃其尸而去，使河西震恐。但当时正值开元盛世，玄宗重视边防，锐意攻取，及时调整部署，以信安王李祎为朔方节度等副大使，以朔方节度使萧篙为河西节度等副大使。萧嵩举节度判官牛仙客掌军政，以建康军使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后均成为名将。守珪到任之后，及时修复瓜州城，击败来犯的吐蕃兵，收合流散，皆复旧业，以功升瓜州都督，于瓜州置都督府。他纵反间计，使吐蕃赞普杀其大将悉诺逻恭禄，一时不敢进犯。同年十二月，玄宗令陇右道诸军团兵5.6万人，河西道诸军团兵4万人，加强防守。开元十六年，吐蕃大将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张守珪击走之。同月，河西节度使萧嵩、陇右节度使张忠亮，大破吐蕃于渴波谷(今青海西)，又拔取其大莫门军(在九曲黄河右岸)，焚其骆驼桥而还。开元十七年三月，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祎攻拔吐蕃石堡城。石堡城在赤岭(今日月山)以东20里(今湟源县南)，是唐蕃双方争夺的要害，今为唐所攻取，于是赤岭以东及九曲之地，皆为唐有，是唐朝连续反击所取得的胜利。“自是河陇诸军游奕，拓境千里”，“更名石堡城曰振武军”。(《通鉴》)

开元十八年，吐蕃因兵数败而惧，遣使请和。玄宗命皇甫惟明与内侍张元方使吐蕃。赞普弃隶缩赞及金城公主皆大喜，悉出贞观以来所得赦书以示惟明，遣其大臣论名悉猎随惟明入贡。双方复归于和好，河陇安定。十九年春复遣鸿胪卿崔琳使吐蕃。吐蕃使者来，称公主求《毛诗》、《春秋》、《礼记》，玄宗与之。其秋，吐蕃又遣其相论尚它入见，请于赤岭为互市，许之。文化、经济的交流，对双方均有好处。

开元二十五年，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又轻开边衅。他一边遣使通好，一边却乘吐蕃无备，袭之于青海西，掠取其羊马，使双方关系破裂。由于皇帝喜边功，边将才敢大胆妄为，挑起矛盾。二十六年，吐蕃报复，入寇河西。二十七年，吐蕃进犯白水、安人等军。陇右节度使萧炅击走之。二十八年，玄宗以盖加运为河西、陇右节度使，使之经略吐蕃。二十九年，吐蕃以40万人犯安人军，十二月屠达化县城，攻陷石堡城，盖加运不能御。此后双方争夺不已，互有胜负。

天宝元年(742年)春，唐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西边的陇右道分为陇右、河西、安西、北庭4节度以领之，共有兵20万人，仅河西节度即有兵7.3万人，陇右节度有兵7.5万人。“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名将王忠嗣、哥舒翰相继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唐兵处于优势。然而自天宝改元后，玄宗骄奢淫泆，政治越来越腐败，与开元相比，前后判若两人。玄宗信任一个“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的李林甫为宰相，专权十余年，正直之士全被排挤贬逐，朝中无人，政事焉得不坏。天宝三年，他纳儿子寿王妻杨氏入后宫，册封为自己的贵妃，宠幸无比，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贵妃三姊妹被封为韩国、虢国、秦国三夫人，“出入宫掖，并承恩泽，势倾天下”。杨氏三兄弟钊、钴、錡以贵妃之故，寅缘干进，均身居要职。杨钊后赐名国忠，李林甫死后他为宰相，贿赂公行，门庭若市。杨氏家族竞开第舍，霸占京城内外民舍民田，开国元勋李靖的家庙，竟成了杨氏的马厩，足见他们横暴侈靡到了何等程度。政治已败坏，摆了那么多的边兵，公私劳费，民力耗竭，外强中干，适成祸乱之源。只不过问题没有出在西北而已。

天宝五年，名将王忠嗣调任河西、陇右节度使。他保境安民，爱惜士卒，不轻易发动战争。玄宗命他攻取石堡城，他上言:“顿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恐所得不如所亡。”后被李林甫诬陷，以“阻挠军功”罪遭贬逐。其部将哥舒翰代为陇右节度使。天宝八年，他奉命率陇右、河西等处兵6万余人攻打石堡城，士卒死者数万人，才夺回了这座孤堡。果不出忠嗣所料。

天宝十二年，哥舒翰攻拔吐蕃大莫门城、洪济桥(后设金天军，今共和县南黄河两岸)，悉收九曲部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亦击降大勃律(今克什米尔)。从表面上看，唐王朝达到极盛;然而就在这极盛的背后却潜藏着隐患。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而为玄宗最信任的野心家、胡人安禄山，于天宝十四年以3镇之兵15万人发动叛变，摧枯拉朽，很快占领洛阳、长安两京。西北的边防军东调平叛，吐蕃遂乘虚而入，陇右、河西、安西、北庭相继陷没。唐朝转入后期，出现了节度使分裂割据的局面。

回过头来总结这段历史，贞观、开元之所以“治”，是由于贤能者执政;天宝之所以乱，是由于贪残者掌权。治乱成败，在乎得人与否。这当然不是什么新观点，前人一次次地讲过了。为什么还要讲?问题在于前车之覆，后车未必能鉴。早在开元元年晋陵尉杨相如上疏言时政时，就指出:“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恶佞邪，然而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亲，以至覆国危身而不悟者，何哉?诚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顺指，积忤生憎，积顺生爱，此亲疏之所以分也。”(《资治通鉴·唐纪》卷210)不仅唐玄宗当时未能悟，而以后的历史仍在一次次地重演。当权者喜逢迎而恶忠直，以致破家亡国者大有人在。深刻的教训仍未失去其现实意义。明明是任人唯亲，还美其名曰:“内不避亲”。还是回到开头提出的观点上去:历史这面镜子是什么时候也不能丢弃的。

三、唐代前期的河陇经济

隋末丧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河陇地区城邑萧条，户口耗减，非复开皇之比。而经济的恢复不可能与政治的变革同步，需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谈得上发展。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李唐王朝的创建者是懂得休养生息以培育生产力的。我们先依据史实，勾画河陇经济由恢复到发展的基本轮廓，然后集中探讨几个具体的有不同看法的问题。

武德元年(618年)平薛仁果，得其精兵万余人，男女5万余口，这不会是陇右户口之数，只能是薛之部属家口，但也反映出陇右可征调的壮丁是不多的。武德二年，安兴贵至武威说李轨归降，他说“凉地不过千里，土薄民贫”，此为游说之辞，有故意贬损之意;但也可以看出，此时的河西已不能和大业五年(609年)炀帝西巡时的盛况相比。面对这种萧条，首先是要求得安定。所以在武德二年平定河陇之后，先借秦王世民的威名，遥领河西等九州诸军事以镇抚之，另又派遣曾在隋朝作过甘州刺史而为“民夷悦服”的杨恭仁，安抚河西，遂以为凉州都督。这种稳定一方的安抚工作是不能少的。因为有了安定的环境，人民才能够搞生产。至武德七年全国统一，政府有条件着手经济改革，于是下令推行均田制及租、庸、调法:凡男丁18岁以上，人给田1顷，其中20亩为永业田，80亩为口分田。老男及残疾人给田40亩，寡妻妾30亩，如是户主，加给20亩。对人口年龄的规定是:男女始生为黄，4岁为小，16岁为中(开元时改为18岁)，20为丁，60为老。每岁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大致如此，细节无需多赘。农业是封建经济的根本，均田制是当时恢复农业生产的主要措施，是否如法令规定的那样严格执行呢?我们说封建时代的法令制度只能看做大体上执行，或部分地执行，而且各地土地有多有寡(有宽乡、狭乡之别)，极不均衡。不能看做是一刀切齐;但也不能完全否定，说它根本未执行，那样就不会出现贞观、开元之治了。有人根据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户籍残卷，看到人户只有永业田，口分田很少或者无有，就以为唐代的均田令不过是一纸空文。这不符合实际。这个问题较复杂，留在后面讨论。(www.xing528.com)

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赋税制，是租庸调制。租是粟米之征，每丁每年纳粟2石或稻3石。调是布帛之征，随乡土所出，蚕乡每丁每年纳绫、绢或2丈，丝绵3两，不产蚕的乡每丁每年纳布(麻织品)2.5丈，麻3斤。庸是力役之征，每丁每年服役20日，如不服役，每日纳绢3尺或布3.75尺。中男受田后纳租调并服役，成丁后则服兵役。如遇水、旱、虫、霜等自然灾害，视轻重酌情减免以至全免。这种赋税制度，比较持平。从敦煌遗书户籍差科簿来看，在唐代前期是严格执行的。均田、租庸调制是当时国家的法定制度，是推行到全国的，不能不扼要地加以叙述。不然，河西陇右的区域经济就无从说起。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均田的实质是把魏晋南北朝以来依附于世族地主(隋、唐时已经衰落)的奴婢、部曲解脱出来(从隋朝就开始)，变成国家的编户齐民，而且妇女不课役，负担减轻。农民在国家分派的土地上能够自主地耕种收获。永业田是父子相承，为本户所有，实为农民的私有土地;口分田的分配，权在政府，实际上是引诱农民开垦荒地，只要有劳动力，在地多的宽乡是放手让开垦的。结合到陇右河西这一地区，虽不像山东那样经过隋末反复拉锯战的严重破坏，但地域广，人口少，有大量的荒地可垦。不过，这需要耕畜、农具、种子和劳动力的投入，要相当的时间才能收效。我们看到的是，贞观四年七月凉州都督李大亮上言:“河西州县萧条，自突厥微弱以来，始得耕获。”同年十二月，高昌王麹文泰入朝，沿途所见是:“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引文均见《资治通鉴·唐纪》)。至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说:“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值匹绢。……今比年丰稔，匹绢得粟十余斛。”(同上)这才看到经济的复苏。这是就全国而言，当然包括河陇。有关河陇经济发展的具体记载很少，得披沙拣金地去搜寻。贞观十六年高昌初平，岁发兵千余人戍守其地。大臣褚遂良反对，以为劳费，上疏说:“设使张掖、酒泉有烽燧之警……终当发陇右诸州兵食以赴之。”由此可以窥知，贞观九年征吐谷浑，十四年平高昌，都是从陇右诸州调发兵食。这从侧面反映出陇右的经济已有相当的恢复，否则，就支撑不了这样大的军事行动。但贞观时期虽称治世，就经济而言，仍处在恢复阶段。高宗一朝(650—683年)，有防御吐蕃的烽隧之警，军队的供给势必影响河陇经济的发展。至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等收复安西四镇，长安元年(701年)凉州都督郭元振于南境峡口置和戎城，北境碛中置白亭军，拓州境1500里，于是河陇安定。“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1]。这种屯田属军屯性质，不是均田户农民的垦地(详后)。但从粮价由贵而贱，可以反映出河西经济上升的一般情况。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唐王朝达到鼎盛时期，据《资治通鉴·唐纪》天宝十二载八月的记载:“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胡注:长安城西面北来第一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这条材料一般通史多采用，但有人提出异议，说是夸大不实之词，并认为陇右河西不产桑蚕，只能种麻。这是个大疏忽，河陇不但产桑蚕，而且相当可观，这留在后面讨论。这条记载反映出唐代前期的河陇经济，发展到天宝时已达最繁荣时期，则是肯定的。

另外，户口的增长是经济发达的有力佐证。“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新唐书·食货志》)，至天宝初，据《资治通鉴》天宝元年的记载，“是岁，天下县一千五百二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这个数字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全国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通典》卷七)相比，户数略相当，人则超过了200多万。此就全国户口总数而言。陇右河西，据《旧唐书·地理志》所载，天宝时陇右13州合计有户70612，341172;河西7州合计有户48301，231719，二者相加，有户118913，572891。河陇为西北边疆地区，不比内地人稠地狭。人是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其时河陇有近60万人，生产力也就相当可观了。此只记农业地区的人口，少数民族居住的“羁縻州”(以畜牧业为主)不计在内。为检索方使，兹将河西、陇右各州的户口统计列表于后。

唐陇右道户口统计表(以天宝时数字为准)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又对唐代前期河陇经济发展的状况作了一个基本的概括，下面再对几个具体的以及有争议的问题，集中起来进行探讨。

屯田河陇屯田，兴自汉代。《隋书·食货志》:开皇三年，“是时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军旅数兴，转输劳敝，帝乃命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唐代的屯田是继承隋代而来，以军屯为主，民屯次之，又称为“营田”。《唐六典·屯田郎中条》载:“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又《新唐书·食货三》:唐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可见屯田、营田是一码事。河西陇右为西北边防要地，为防御吐蕃，须足食足兵，故唐政府对这一地区的屯田，非常重视。《旧唐书·娄师德传》:“上元初(674年)……吐蕃犯塞……从军西讨，频有战功，迁殿中侍御史，兼河源军司马，并知营田事。”此后凡任陇右诸军大使，凉州都督的方面大员，均兼“检校营田事”。睿宗景云元年(710年)，“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711年，河西、陇右正式分为两道。此后凡任节度使者(有时一人身兼此两职)，大多兼“营田使”，如节度使不兼支度、营田等使，则其下专设营田等使以专掌之，足见其重视的程度。

唐代的屯田，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及奖惩办法，《唐六典》、《通典》及《新唐书·食货志》均有记载，用不着条陈缕析。我们主要是看河陇屯田的效益。首先看到的是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的屯田，是尽水陆之利，连年丰收，致使凉州的粟麦价格由原来的每斛数千钱降至一匹绢可籴数十斛，所积军粮可支数十年(当是数年到十年)。其时适值陈子昂巡视河西，他指出甘州屯田“四十余屯并为沃壤，故每收获常不减二十万(石)”，足见其效果显著。

据《唐六典》所载，玄宗时河西一道有屯田154屯，其中56屯在西域，分布在河西走廊的有98屯，计赤水军(在武威)36屯，甘州19屯，大斗军(在甘、肃二州界)16屯，建康军(今高台县)15屯，肃州7屯(依据P.2942号写卷，知肃州有“多乐屯”)，玉门军(今玉门镇)5屯^[2]。按唐制“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计算，河西98屯共有田49万亩。这是相当可观的。按户口统计，河西是缺乏劳动力的，但屯田以军屯为主，唐最盛时河西驻兵7.3万人。赤水军有兵3.6万人，大斗军有兵7500人，建康军有兵5300人，玉门军有兵5200人，以当地驻军耕垦当地屯田，则绰绰有余。故知屯垦田亩数不会有虚假。

陇右屯田，史籍语焉不详，须费一番考证。前引《旧唐书·娄师德传》，高宗上元初，以殿中侍御史兼河源军司马，并知营田事。至则天长寿二年，他以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则天谓师德曰:‘王师外镇，必藉边境营田，卿不惮劬劳，更充检校。’又以为河源、积石、怀远等军及河、兰、鄯、廓等州检校营田大使。”按:河源军在鄯州鄯城县(今西宁市区)，积石军在今青海贵德县境，怀远军失载。这些个军及河、兰、鄯、廓4州之境，恰是汉宣帝时赵充国屯田的河湟地区。再和《唐六典》所记屯数相对勘，则一目了然。计临洮军30屯，河源军28屯，安人军(在鄯州星宿川)11屯，白水军(今大通县境内)10屯，积石军12屯，平夷(军属的“守捉”在今临夏县境)8屯，绥和(今青海贵德县北) 3屯，平戎(守捉，亦名平夷，在河州西南)1屯，河州6屯，共计110屯。仍以军屯每屯50顷计算，则合55万亩。比河西多出6万亩。陇右道驻兵7.5万人，垦田数当是可靠的。其效益如何?据《通典》卷二所载，天宝八年(747年)“天下屯收者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河西二十六万八十八石，陇右四十四万九百二石。”两道收入足供军食，效果显然。

屯田不止军屯，尚有民屯。据天宝时的《唐定兴等户籍残卷》，其上盖有“河西支度营田使印”记，记载了29户人的姓名、身份、年龄及所交租税的数量。经韩国磐研究，认定为河西屯田户的籍帐。又如P.2942号长卷《河西巡抚使判集》，其中有《瓜州屯田请取来外均充诸欠》的判文，所称屯田亦系民屯。武则天垂拱年间陈子昂巡视河西时，所见甘州屯田“四十余屯并为沃壤”。《唐六典》所记军屯为19屯，还有21屯当为民屯。可惜此类史料太少。陇右民屯竟找不到一条记载，只好付诸阙如了。

水利　河西为内陆干旱地区，农业的开发必赖水利，幸有祁连山的积雪、冰川融化的水，汇聚成的几条河流如张掖水或弱水、冥水、马城河等及白亭海、大泽、大井泽等湖泊，水资源充足，地下水亦丰富。前面提到的长安元年甘州刺史李汉通所开置的屯田，欧阳修称其“尽水陆之利，稻收丰衍”，系用人工渠道浇灌。当时陈子昂巡视河西时指出:“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时”^[3]。陇上学者慕寿祺先生考证出张掖县南引黑河水的灌渠如盈科、大满、小满、大官、永利、加官等渠道，皆唐时所开，可溉田46.5万亩，至今犹赖其利^[4]。唐人总结前代经验，制成一套完整的水利管理体系及法规。敦煌文书P.3560号卷的卷背所写《沙州敦煌地方用水施行细则》，本为西魏时邓彦所立，为唐人一直沿用遵守的配水法则，灌溉渠道分干渠、支渠、子渠各级，细列行水次序，谓为“古老相传，用为法制”。可以推知它不光是施行于敦煌一地，而是推行整个河西。还有敦煌写本唐开元《水部式》，对当时水利的管理，渠道堤堰的维修，用水时间、次第、方法，各级管水人员的职责、奖惩等，均有具体规定，连一般分水斗门，“皆须州县官司，检行安置，不得私造”。对州县官吏的公廨田、职田的灌溉用水，亦有规定，要“计营顷亩，共百姓均出人功，同修渠堰，若田多水少，亦准百姓量减”。限制他们利用职权，霸占用水。可以推知，这也不光是施行于敦煌一地，亦适用于河西。关于唐代敦煌水利灌溉渠道，李并成同志根据敦煌文书资料，并经亲自调查、踏勘，统计出大小干支渠道90余条，写成《唐代敦煌绿洲水系考》(《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可资参考。

陇右的水利，史籍无具体记载。但有屯田的河、洮、鄯、廓等州，为温带半湿润气候，现今年平均雨量均在500毫米以上，有的地方(如河州)多达800毫米。雨量较充足，不像河西那样全靠人工渠灌，而且该地区有黄河水系的湟水、洮水、大夏水等支流流贯其间，两岸均有很好的阶地，宜于农垦。陇右道东部的秦州，是其经济重心，人口超过了10万，有渭河水系各支流。从近代情况推断，唐时陇右屯田区都应有水利设施，只是没有留下记载罢了。

和籴　是政府收购粮食的一种办法，有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据《资治通鉴》卷214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记载:“先是西北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法。”可见和籴是为了满足军需，作为地租、营田的补充形式，先在包括河陇在内的西北边区推行。至是，皇帝以诏敕下达，推广施行。《通鉴》接着写道“(九月)戊子，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停今年江淮所运租。自是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按:以往关中租税不够政府所需，皇帝要带着百官到洛阳去就食。自和籴推行之后，关中供应充足，皇帝不复驾幸东都了。这里只提到关中，实际和籴法一直推广到西州。据《通典》卷12记载，天宝八年(749年)，天下和籴粮仓贮共113.9万石，河西道37.17万石，所占比重竟达全国总数的32.6%。《通志》、《文献通考》都有相同的记载。河西和籴在敦煌文书中亦有反映，P.2803号卷背《唐天宝九载八月至九月敦煌郡纳谷牒》残卷载有11件百姓交纳和籴粟或(“糜”的简写)的文牒，每户交粮数石至数10石不等，最多的如唐思贞、氾庶几二户交纳多至52石。牒文共计253户次(有交籴2次或3次的计54户，实有199户)，共交和籴粮3124.79石;另外还有行客(客商)交和籴者，P.3348卷背《唐天宝六载十一月河西豆卢军军仓收纳籴粟牒》:行客任子交和籴粟108.6硕(同石)，王玉芝交200硕，李庭金交200硕，康稀仁交50硕，马思简交60硕。一人一次最多交200石，数量相当大，可能有商人纳粟“入中”之意(即在边州纳粟，向政府提取价值相当之货币或绢帛买卖经商)。按豆卢军驻沙州城。籴法也推行至西州。阿斯塔那214号墓文书中有三件有关和籴的文书，其一为《唐西州下高昌县牒为和籴事》，录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牒文前后均缺，现依整理本照录中间部分如下。

1　　执案谘裁讫。准状下高昌等

2　　口籴申，其有去年和籴

　　〔中缺〕

3　　，各注酬练壹拾贰疋。

按:和籴若干石粮，因牒文残缺已无可知，但所付之酬为“练(丝织品)壹拾贰疋”，可知数量是相当大的(前面已写唐最盛时河西一匹绢能籴粮数十斛)。其二为《唐和籴青稞帐》共2件。第一件前后均残缺，中有“拾文。钱壹文，籴得青科(棵)一斗。”第二件前缺，中有“练一匹，籴得青科一石三斗。……银钱壹文。籴得青科一斗三升……”，后有“简簸堪纳仓者”语(同上)。由上可知，当时西州多种青稞，一匹练可籴得青稞1.3石，银钱(当时西州有阿拉伯银币流行)1文可籴得1.3斗。粮价平稳，和籴依法规进行，知为唐代前期。和籴米为农民多余的粮米，不是抑配或强行征购，故有益于农业生产。

畜牧　古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唐代的畜牧重心仍在陇右。有关的记载，散见于《元和郡县图志》(以下简称《元和志》)、《新唐书·兵志》及王毛仲等传中。把以上资料搜集起来，加以简括，即可知其梗概。

唐初，得隋马3000匹于京东赤岸泽(今陕西大荔县渭河以北)，徙于陇右，监牧之制自此始。以后逐渐扩展，凡兰州以南，秦州以北，原州以西，渭州以东，东西约600里，南北约400里，皆为监牧地，自贞观至麟德40年间，有马70.6万匹(累计数)。高宗仪凤中，以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陇右诸监牧使，监牧有使自是始。其下又立东、西、南、北四使，其驻地曰“使城”，东使、北使皆寄理于原州城内，南使、西使二城无记载。经笔者考证，南使城即今静宁县城(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西使城即今定西城(据《宋史·苗授传》、《刘舜卿传》)。近几年编修地方志，一些同志不理解今定西、通渭、会宁这一大片土地上唐代无县的建制，是由于不知道这里正是陇右牧马监地，不属于州、县系统，而是由南使、西使管理的缘故。经调查，仅定西一地今以马命名的地名就多至40余处。西使所统之清泉、温泉，疑即通渭马营(至清初仍为静宁州所属之马营监)和温泉乡(今仍有温泉可证)。

陇右牧马监至唐“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使管九监”，“天宝十二载，诸使现在马总三十二万九千三百八十七匹，内一十三万三千五百九十八匹课马。”^[5]监牧地不光是养马，所养其他牲畜亦相当。欧阳修《新唐书·兵志》载:“自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宝“十三载，陇右群牧都使奏:马牛驼羊总六十万五千六百，而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牛羊驼总数与马的总数几乎相等。监牧之地不光是放牧牲畜，还有屯田，募民耕种(亦有放牧人自种地)，以供给放牧者的衣食及马的刍料。

据欧阳修记载，麟德以后，原监牧地因“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列布于河西丰旷之野”。此八监究竟布于河西何处，惜无记载。推断可能在甘、凉二州之间今山丹、民乐等地。《通鉴》记载，名将郭元振长安元年任凉州都督，他“善于抚御，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可见凉州畜牧是丰盛的。又，自贞观至延载、长安间，自漠北来投的回纥、契苾、思结、浑等部落，均被安置在甘凉之间。他们是牧马的能手，唐常取其壮骑以佐军^[6]。另外，广阔的祁连山区是天然牧场，当时居住的回纥、吐谷浑、党项等少数民族专以游牧为生，毋庸多赘。

下面试述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唐代河陇是否产蚕桑　答案是肯定的。有人不同意《通鉴》有关唐最盛时“天下称富者无如陇右”的记载并依据《元和志》中记河陇各州的贡赋只记布、麻，就认定河陇在唐时只种麻织布，根本无蚕桑业。诚然，唐时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北方渐不如南方，但不能就此否定河陇经济的发展。当时两道驻重兵14.8万，其粮秣皆由本地区供给，不仰赖他道支援，就是最好的说明。说河陇不能种桑养蚕，是执其一而不顾其他。河陇不仅产蚕桑，而且相当可观。蚕桑兴起于西汉，降及魏晋而不衰，隋唐承之而发展。有足够的史料可佐证，不妨多说几句。

近年来河西出土的大量汉简中，有不少记载着蚕桑绢帛。居延汉简中有:“正月禄帛一匹，二月辛巳自取”;“禄帛十八匹”;“四月禄帛一匹”;“禄用帛十八匹，二尺一寸……”^[7]。研究者认为“禄帛”，当是汉酒泉郡禄福县所产的丝帛。又，1972年武威柏树乡旱滩坡汉墓出土的医药简中载有“桑叶”、“蚕桑矢”等药物，当然是本地所产，不会是外来的吧。魏晋时期，河西蚕桑颇有发展，1972年发掘的嘉峪关魏晋墓的墓室壁画中，就绘有完整的采桑养蚕图，图中绘有桑叶茂盛、排列有序的桑树园，有童子持杆在桑园门外驱赶向桑林飞落的乌鸦;所绘采桑的妇女，既有长裙曳地的贵妇人，亦有短衣赤足的婢女，其中有汉族，亦有少数民族，可见所绘是当地实况，而非想象。证之于《晋书·张轨传》，西晋之末，他保聚河西，“课农桑”以安百姓。传至张天锡时，自称凉州“桑葚甜甘……乳酪养性，人无妒心”，也不是凭空夸耀。正是在前代已有的基础上，唐人继之而发展，敦煌文书中有资料可证。大谷2836号卷《长安三年(703)董文彻牒》，是一件武则天时沙州官吏令检校营田官督百姓从事蚕桑生产的牒，其中写道:“……其桑麻累年劝进，百姓并足自供……”，当然还要上交庸调，否则不会以牒下达，督促地方官以强制性的办法敦促百姓种桑养蚕。又据《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修功德记》，沙州大姓阴氏自阴嗣瑗、阴庭诫、阴伯伦祖孙三世，均任唐地方官。吐蕃占领沙州后，阴伯伦转而为其效力，其家产尚有“瓜田广亩……更有山庄四所，桑、杏万株”，假如桑树占一半，也有5000株，不比内地养蚕大户差，怎能说河西不产蚕桑?再证之于唐人诗句，元稹的《西凉伎》写道:“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这不是诗人想当然耳，“桑柘稠”是盛唐时期凉州的实况。陇右东部的秦州，气候温和，更宜于种桑养蚕。但留传的史书无记载，并非当地没有，要在善于寻找。《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就有一条宝贵的材料。阿斯塔拉230号墓出土的《唐仪凤三年(678)中书门下支配诸州庸调及折造杂练色数处分事条启》，前缺，中间有“诸州庸调先是布乡兼丝绵者，有情愿输绵绢絁者听……”。后有“关秦、凉二府者，其绢并令练”。按此件文书虽残缺，但现存的字句中仍可以看出，凡是布乡兼产丝绵者，均田户所纳的庸调，自愿输绢帛者听其自便。特别提到秦、凉二府(州)所输绢与练，值得重视。按:绢与练都是白色丝帛，是异名同实的丝织品。从中书门下下达的启中可以窥知，是明令素绢、白练都可用杂色练折纳。这就进一步证明，不论是素绢、白练或杂色练，秦、凉所输者都是由本地所产蚕丝织成的。河陇蚕桑业的衰落，是吐蕃占领后以毛裘代替布帛所致。这在唐人诗中有不少反映，如白居易《缚戎人》一诗中有“自云乡管本凉原(指凉州)，大历年中没落蕃。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者皮裘系毛带”，即其写照。降及明代，朱元璋推广植棉业，劳动人民的衣料由棉布代替了麻布，官家用的绸缎，则由江浙专门的机构织造供应。国家的赋税只征钱粮，工商税纳银，赋税中取消了“布帛之征”这一项，西北的蚕桑业遂普遍衰落。从这个历史过程来看，说唐代河陇不种桑养蚕，仍是未加深究的肤浅之论。

均田制是否实行的问题　答案同样是肯定的。有人看到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唐户籍、差科簿每户登记的田地很少，就以为均田制未曾施行，这同样是执其一而不顾其他。甚至有人说，均田制只是骗人的一张虚假的外皮，则更是前些年“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不可能有改良、让步政策”极“左”思潮下的主观武断。

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经过东晋十六国大分裂、大破坏至北魏统一北方后为恢复农业生产所推行的至关紧要的土地制度。它的前身是拓跋氏在平城时代的“计口授田”。自太和九年(485年)魏孝文帝颁行均田制，迄唐中叶而被地主庄田制所取代，推行达3个多世纪，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想否定它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是依据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户籍、差科簿来论证吧。

首先必须注意到，唐代的敦煌、西州虽大，但可耕地是戈壁、沙漠包围中的一些绿洲，而且必须依赖人工灌溉。其实两地均为田地狭少的真正的狭乡，土地不敷分配。尽管如此，而发现的籍帐差科簿的户主、乡贯、年龄、人口及所有田地中的永业田、口分田、应授、实授、未授等均严格地按均田、租庸调法的规定登记。日本学者池田温氏在其所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有深入的探讨，书后附有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录文——《籍帐·差科籍》，试举数例以明之。周久视元年(701)沙州敦煌县效谷乡籍(见录文167页):户主邯寿寿，白丁，有小女及亡弟妻孙氏，一家3口。田地为20亩永业，23亩口分，l亩居住园宅，44亩已受，合应受131亩，87亩未受。已受田分6段，都在距城三四十里的两支渠间，四至分明。按:田地分成若干段小块，是狭乡地少的客观反映。受地虽不到应得的一半，但20亩永业田得到保证外，还分得23亩口分田，另有1亩园宅，不正是推行均田制的明证吗!又:开元四年(716年)沙州敦煌县慈惠乡籍(录文173页)，户主缺(原件残)，已受20亩永业，16亩口分，1亩园宅，合计37亩，应受田151亩，114亩未受。此户所受田，口分少于永业。再举天宝一例:天宝六载(747年)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按当时曾一度改州为郡)，户主郑恩养，白丁，下中户。合家男女共11口，合应受田234亩，101亩已受(40亩永业，47亩口分，12亩买田，2亩园宅)，133亩未受。虽然受田不及应受的一半，但在还受之列的口分田多于永业田，正说明均田制的推行。12亩买田的出现，也可看出天宝时土地兼并在边远地区业已出现，这意味着均田制在破坏中。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文书，国内整理出版了10本，但原件残损太甚，完整的户口田土登记簿几乎无有。兹举两例:贞观十四年(640年)九月，西州高昌县户主安苦知延的“手实”(户主自报的户口)，记载“合受田八十亩，六亩半已受，七十三亩半未受”(见第4册第72—73页)。按:贞观十四年九月，正当唐军平定高昌不久，开始办理户口田地的登记，还不能反映出均田制推行的实况。另有贞观某年(当在十四年以后)西州高昌县范延伯等户家口田亩籍，户主范延伯籍(中缺、后缺)，现存田土登记共四段:“一段世业田，城西一里孔进渠。一段二亩口分，城西三里榆树渠。一段二亩口分，城东一里胡道。一段二亩口分，城西二里……”。登记在一起的还有前后均缺，无有户主名的一件，田土分6段登记，计4亩世业，12亩分。无有年月，从“世”字不避讳，可知为贞观年间的籍帐(见第6册第222—223页)。这几件登记簿虽残缺，但世业、口分田分别登记得明白，足以证明均田制的推行，而不能证明其无。在土地狭少的狭乡尚且如此认真地推行，那么河西的凉、甘、肃3州，陇右秦、渭、河3州为土地宽广之区，有充裕耕地可以大开屯田，均田制的推行当更不成问题，均田户农民分得土地肯定比敦煌、西州充裕得多，不能因为没有发现当时的籍帐而予以否定。因为均田制是以政府的法令推行到全国的。尽管在推行的过程中打了折扣，但要否定它的存在是不可能的。

总之，均田制是中国中世纪出现的最重要的土地制度(在世界土地制度史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至唐代前期而完备，自“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通典》语)，土地急剧地兼并集中，卒被地主庄田制(有别于西欧中世纪的领主庄园制)所取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倒退，而是历史的前进，是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粮食的增产，工商业的发达，货币的大量流通到纸币的出现，便是很好的例证。这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不再申述。

唐代前期河西陇右的工商业并不怎么发达，应实事求是地讲。手工业生产如凉州的葡萄酒及工艺品夜光杯，虽驰名当时，被诗人们一再咏赞，但产量毕竟有限，只能供应过往当地的达官贵人及客商，不见有外销;另有茸褐(秦州的褐是名产)、毡毯及皮毛等土特产，也基本上是供给本地之需。工商业的发展是在中唐以后，但那时河陇已被吐蕃占领，奴隶主贵族的掠夺及穷兵黩武所造成的农业衰退，工商业失去了发展的基础，更是冷落。直至归义军恢复时期，凉州近郊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也只剩下200多户，可想而知。这是史实，用不着隐讳。

商业主要是通过河西走廊的过境贸易，内地的丝绸源源不断地驮运至西州高昌，再转往遥远的西方。“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8]这不是诗人的想象，而是回味盛唐的实况。换来的有西方珠宝、香料、药材等，东罗马的金币、波斯帝国及阿拉伯的银币，也不断地流入东方。由此而促进沿途城市如焉耆、高昌、瓜、沙、甘、凉以至秦州的繁荣，并带动了饮食服务行业的兴起。开酒食店，买胡饼，颇似现在的牛肉面馆、羊肉串摊，凉州的花门楼是当时有名的酒家^[9]。善于经商的西域昭武九姓人久居凉州，如前面提到的安兴贵、安修仁等，成为当地有势力的大族，可见东西方商业交往影响之大。

四、唐代前期的河陇文化

河西走廊是佛教经西域而东传的主要通道(不是惟一的)。现在保存的从敦煌莫高窟到天水麦积山的一连串以佛教为题材的石窟艺术，以唐代为最盛。因此给人的印象，似乎唐代前期河陇的佛教文化占了统治地位，其实不然，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有充分的史实依据的。

东晋十六国时期，中原丧乱，河西成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地之一。五凉政权虽相继更替，但其统治者均重视教育，尊重儒学。史学先辈陈寅恪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早就阐明隋唐文物典章制度的一个来源，就是保存、传授于河西的传统文化。它以儒学为主流。李唐王朝的创建者承继这一传统，以儒术治国。唐太宗不信佛教，他对着臣下，举梁武帝佞佛招致破国亡身之祸的事例，表示“深足为戒”。并自称“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10]可见其崇儒的程度。同时还出了一位为他信任的辟佛的大思想家傅奕。

武则天利用佛教作为她登上皇位的工具，但她并不真的信佛。她所宠幸的僧怀义，一旦有碍于她的统治，便立即将其除掉。其所赖以治国的重臣如狄仁杰、王方庆、郭元振等，无不以儒学显，没有一个佞佛者(真正信佛的是安史之乱后的肃、代、德、宪诸帝)。唐朝官吏，多从科举中选拔，尤其是高级官吏，选自进士、明经，均习儒学。其来源是各级学校。武德七年(624年)二月，诏:“诸州有明一经以上未仕者，咸以名闻;州县及乡皆置学。”^[11]于是河陇各州县和全国一样，均设学校。不论州学与县学，皆置“经学博士、助教各一人”，“以五经教授诸生”^[12]。而佛教是不能染指的，甚至寺院附设的学校，学生用的启蒙课本也是《论语》、《诗经》等儒家经书，而非佛经。敦煌所出文书中，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占了很大的比重。经、史、子、集四部几乎无一不有，光经部一类，就有《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尔雅》、《论语》、《孝经》等，都是珍贵的写卷，还有唐人的注疏，连玄宗的《御注孝经疏》、《明皇御刊删定礼记月令》也有写本^[13]。佛教洞窟中藏有大量的儒家经典，正足以说明唐代前期，中国传统文化在河陇居主导地位。佛教在敦煌一隅占据统治地位，是敦煌陷蕃以后及归义军时代的事。而家学不辍、继承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是世居河西的宋、阴、索、氾、李等土族大姓。这是时代使然，不能因为他们是剥削阶级而予以否定。

说唐代前期中国传统文化在河陇地区居主导地位，并不排斥外来文化的输入。正是在唐朝最盛时期，通过畅通的丝绸之路，西方的文化源源东来，佛教、基督教、祆教、伊斯兰教及雕刻、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一并输入。我们的老祖宗对它们既不排斥，也不活剥生吞，而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加以吸收、消化，融会成为独具民族特色的新的文化，敦煌艺术，即其典型。因另有专论，本文就此为止。

【注释】

[1]《旧唐书·郭元振传》。

[2]《唐六典·屯田郎中》。

[3]《全唐文》卷211陈子昂《上西蕃边州安危事》。

[4]《甘州水利溯源》，《新西北》1940年第4期。

[5]《元和郡县图志》卷3《原州》条。

[6]《新唐书·回鹘传》。

[7]《居延汉简释文》卷2第42、44、64页;卷3第57页。

[8]张籍:《凉州词》。

[9]岑参:《戏问花门酒家翁》及《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10]《资治通鉴》卷192贞观二年六月纪事。

[11]《资治通鉴》卷190。

[12]《唐六典》。

[13]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