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近年出土的一些简牍材料是古人交往的鲜活记录，可补文献之缺。古人在交往中留下的记录有多种，如赠钱名籍、名刺、谒、书信等都是古人在不同交际中留下的印迹。
一、赠钱名籍
古人家中有喜事、丧事或其他花费较多的事件，邻里亲朋往往会向当事人赠送一定数量的钱财、物品，要么用来庆贺，要么用于资助。记录赠送钱款情况的清单就叫“赠钱名籍”，一般包括赠钱者的姓名和钱财数目。通过一些残存的“赠钱名籍”，可以了解古人在婚姻、出行、丧葬之际的交往情况，对认识当时的社会风尚有重要价值。
20世纪以来，记录古人相互赠钱情况的木牍屡有出土，为研究这种社会交往方式的具体情况提供了便利。1973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曾出土汉初简牍170余枚，其中一块木牍载：
载翁仲七十 王翁季五十 杨公子卌
庄伯五十 胡兄五十 靳悍卌
□小伯五十 袁兄五十 张父卌
□翁仲五十 氾氏五十
陶仲五十 姚季五十
王它五十张母卌
张苍卌
（以上为正面）
不予者 陈黑 宋则齐
（以上为背面）
此牍所记内容为人名和数字，且出土于墓葬之中，与郑玄“书賵奠赙赠之人名与其物于板”的记述相符。其中除了记载赠钱者的名字和赠钱数量外，在牍的背面还有“不予者”的名字，与今天的风尚似有不同。
1993年出土的尹湾汉简中，编号为M6D7、M6D8的两块木牍，分别在正反两面记录了一些人名和钱数，也是“赠钱名籍”类简牍的实物遗存，其中M6D7上还有“永始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明确纪年。这两块木牍所记赠钱之事不止一次，牍中除了记载人名、钱数外，还有“外大母”、“季母”、“之长安”等文字说明，可能“指受钱原因或受钱者”[12]。两牍所记赠钱数额多为二百、三百、五百，最多的有千钱，少的有百钱。M6D8中且有22人合凑500钱作为赠礼的情况，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交际风尚提供了直观材料。
二、名刺、谒
古人登门造访等交际行为往往需要通报，而名刺和谒即是当时用作通报的媒介，是上层社会不可缺少的交际物品，时人谓之“通达谒刺”。今天发现的简牍材料中，有不少古代名刺、谒的实物。这些刺谒的形制、内容，对于了解古人的交际行为有重要参考价值。
刺是用于禀报的实录文书，今天能见到的简牍材料中，有记录到行政机构办事的“入官刺”，有按月记录廪食情况的“食月别刺”，有记录俸禄发放情况的“出俸刺”，有记录邮书传递过程的“邮书刺”，有记录烽火信号通过辖界情况的“表火出入界刺”等。[13]而本节要着重介绍的，则是用于通报自己身份、姓名的名刺。
名刺的使用，多见于东汉之后。一般本人持用，事先按照常套写好问候语和本人的名姓爵里，一式多份，以备使用。名刺实物在魏晋墓葬中时有发现。1974年南昌永外正街1号晋墓中出土木刺5枚，1979年南昌东吴高荣墓中出土木刺21枚，1980年湖北鄂城水泥厂1号吴墓中出土木刺6枚。[14]此外，近年出土的长沙走马楼吴简和东牌楼东汉简中也都有木刺。这些名刺的格式基本相同，以高荣墓出土木刺为例：
弟子高荣再拜问起居沛国相字万绶
书写格式为“长书中央一行而下”，先写致问人的姓名“弟子高荣”，接着是问候语“再拜问起居”，然后说明籍贯沛国相县，形式与东汉刘熙《释名》中对“刺”的记载完全一致。
西汉之前，名刺并不多见，当时用作通报、致问的主要是“谒”。谒也是表明身份、通报致问的媒介，但与名刺在使用上则略有差别。谒通常是为某次进谒临时写就，正规的格式是分行书写各项内容，即受谒者的官职和称呼，进谒的目的和进谒者的官职姓名。与名刺往往是本人亲自使用不同，谒的持用者不仅可以是本人，也可以是代表本人的被差遣的下人。[15]关于实物“谒”，以1993年尹湾6号汉墓出土的最具代表性。尹湾汉墓共出土木谒10枚，其使用都与墓主人东海郡功曹史师饶有关。除22号木牍仅在反面书写外，其余都是正反两面书写，行文基本格式一致。一般正面为受谒者的官职和姓氏尊称，反面第一行写致谒者的官职、姓名以及恭语“再拜”，第二行写问候语如“请”、“谒”、“问”等，第三行写进谒的目的及致谒者的姓名乡里。从内容来看，可分为两大类，一为他人遣吏来谒所持，如牍15：
进东海大守功曹
师卿 正(www.xing528.com)
沛郡太守长熹谨遣吏奉谒再拜
问
君兄起居 南阳谢长平 反
即是沛郡太守遣吏拜谒师饶所用。一为师饶遣吏往谒所持，如牍23：
进长安令
兒君 正
东海大守功曹史饶谨请吏奉谒再拜
请
威卿足下 师君兄 反
即是师饶遣吏致问长安令兒君所用。
师饶不但接受本郡长官的派遣、礼遇，还与沛郡、琅邪、楚等其他地方的太守、县令长，及容丘侯、良成侯等封君有密切关系。这些木谒揭示了当时的官场网络，是反映秦汉时期人际交往的重要史料。
在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西域地区，也流行着作为社交媒介的刺谒类简牍。尼雅遗址出土汉文简牍中，就有西域王公贵族间送礼、致问的记录，反映了精绝等国贵族间的交际形态，价值颇高。
三、书信
出土简牍中与私人书信有关的内容不少，但相当一部分是残简，较完整的有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的两封书信、天长19号汉墓出土的与“孟”有关的书信、东牌楼7号井中出土的书信，以及新旧居延、敦煌汉简和楼兰、尼雅汉晋文书中的一些书信材料。从内容上来说，大体可以分为家书、朋友书信、请托询问书信和社会上一些应酬往来的书信。
家书以睡虎地4号墓出土书信最具代表性。睡虎地4号墓出土木牍两方，分别为两封家书。第一封是从军在外的黑夫、惊兄弟二人写给家中兄弟中的信。黑夫、惊兄弟当时正在淮阳秦军中参加灭楚战争。信中有对家乡亲人的问候和对战况的简单描述，但核心内容是黑夫通过中向母亲要钱、要衣，并说如果家乡安陆“丝布贵”，就不要寄衣了，把钱送来他可以在淮阳置办，信中嘱咐母亲寄的钱一定不要太少。而惊在信的最后单独问候了自己的妻子，并勉励她孝敬公婆。第二封信写于第一封信之后不久，由惊寄给衷（即第一封信中的“中”），信中问候了亲属，对家中的事有所嘱托，核心内容与第一封信相似，希望母亲快点给自己送来钱和做衣服用的布料。惊在信里强调了处境的窘迫，称家里再不及时送钱，自己就没有活路。信中连用三个“急”字表达对家中经济资助的迫切，十分生动。
朋友之间的书信在出土简牍中也较常见，居延汉简《宣与幼孙少妇书》（10·16A、B）是比较完整且研究较充分的一例。幼孙和少妇是夫妻二人，这封信是宣寄给他们夫妇的。[16]在信中，宣向幼孙透露了“行兵使者”将要到达的消息，希望幼孙提前做好准备，不要在各部的评比中落后。信的字里行间显示了宣对幼孙的袒护之情，是两人友谊的见证。
事务性的请托、询问书信在出土简牍中占较大比例。居延汉简《给使隧长仁致范掾书》（157·10）是较完整的一例。敦煌汉简《兒尚致杨掾书》（244A、B）也是一封请托书信，兒尚在边塞服役已超期，盼望早日能回到故乡，所以致信候官杨掾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居延汉简《萧晏白李子真书》（35·20A、B）记述了萧晏通过书信向李子真求麴五斗的事件。而居延新简《敞致子惠书》（EPT51：23A、B）则是一封敞请求子惠帮助自己解决衣绔破烂问题的书信，解决方法是借子惠绔一二日，可能还希望子惠能借给自己一些钱财。
出土的事务性请托询问书信中包括一些经济生活材料。居延汉简《受致子丽书》（142·28A、B），是关于一桩木材买卖的书信，写信人是受，收信人名子丽。子丽曾许诺帮受做成一桩木材生意，现在木材价格高涨，受写信催促子丽“必为急卖之”。从信的内容来看，作为中间人的子丽，如果生意做成是可以得到一笔经济报酬的。[17]
应酬往来的书信在出土简牍中也较常见。天长19号汉墓的墓主人谢孟，是西汉前期临淮郡东阳县一个较有权势的人，在其墓中出土有多封书信，内容主要是各地官民与他的应酬往来。值得注意的是，居延新简中的一封宴请信，
戎具少酒：
谨请邑大夫官，仄中功、仄君都、谢敖等三人同食，五大夫幸临
戎，戎叩头幸甚幸甚。第七三大夫、第六三大夫、第五三大夫、第四三大夫、
第三三大夫谨会月廿四日日中，毋忽。何君刑褚、刑房EPT51:224A、B
“具少酒”是略备薄酒的意思，戎备酒宴请仄中功、仄君都、谢敖三人，希望第七三大夫等五个大夫也能到场陪客。这封信即是写给五位大夫的信，让他们在廿四日日中到达。信末尾的何君刑褚、刑房则是送信人的名字。
这些书信反映的有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也有朋友之间的交往，有工作上的交往，也有经济生活领域的交往，是我们了解古人社会交往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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