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六艺类
“六艺”在古代有多重含义，或指古代贵族子弟要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如《周礼·保氏》云：“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或指《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类儒家经典，这是“君子”必修的六类书。在《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中除了上述六经之外，又增加了《论语》、《孝经》、小学三种书。《论语》、《孝经》属于童蒙读物，小学类书主要是一些字书，小学是为经学服务的，因此列入经书类。
一、《易》类
《易》属占卜之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列为群经之首，历来为学者及社会大众所看重。《艺文志》记载《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出土“易”类简牍如下：
1．据《论衡·正说篇》记载，西汉孝宣帝时，河内女子得《易》一篇。
2．据《晋书·束皙传》记载，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盗墓者不准在汲郡发现战国竹书《易》二篇、《易繇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
3．阜阳汉简《周易》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共750枚简，3119字。简文有经文和卜辞两部分。经文部分有卦画、卦名、爻题、卦辞、爻辞等内容。与今本《周易》比较，阜阳汉简本《周易》有经文而无传文，在卦辞与爻辞之后有卜辞，这又是今本所没有的。[6]
4．上博简《周易》
1994年春，香港古玩市场陆续出现了一些竹简，5月，由上海博物馆购得。这批竹简共约1200余支，总字数约35000余字。该年秋冬之际，又出现一批竹简，香港友人合资购买，捐赠上海博物馆，这批简共计497枚。竹简经科学测定与文字辨识，确定为战国时代的楚国竹简，因而定名为“楚竹书”。竹简涉及近百种先秦古籍，内容涵括哲学、文学、历史、宗教、军事、教育、政论、音乐、文字学等。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其中多数古籍为佚书，个别见于今本。[7]从2001年开始，这批简已陆续整理出版，现已刊布40多种。其他尚有《乐礼》、《子路》、《四帝二王》等共七十余篇。[8]
上博简《周易》共58枚简，1806字，涉及今本《周易》三十四个卦的内容，对解决易学研究中所谓的“九六”之争等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9]
5．清华简《筮法》
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流散到境外的战国竹简，约2100枚。经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05±30年，文字属战国楚文字，大多书写精整，多数至今仍非常清晰。经初步整理，简文有60余篇，其内容多为经、史一类的典籍，在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是从未见过的，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10]
清华简中有一篇《筮法》，共63支，全篇完好无缺，是楚国专论《周易》占筮的书。简中附有图解，详细记载各种“数字卦”的涵义和吉凶，对于有关研究极有价值。
另外，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等也属于“易”类典籍。
二、《书》类
“六艺”中的《书》指《尚书》，是古代历史文献汇编，为儒家经典之一，也是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最重要典籍。
《艺文志》记载“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据传世文献记载，历史上曾多次发现过《尚书》竹简。如：
1．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期，河间献王刘德曾征集到《尚书》。
2．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从孔子旧宅中获得古文《尚书》。
3．据王充《论衡·正说篇》记载，西汉宣帝时期，河内一女子拆老屋发现《尚书》。
4．据《后汉书·杜林传》记载，东汉光武帝时期，杜林所发现漆书本古文《尚书》。
上引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竹书本《尚书》均已亡佚，而现在常见的《十三经注疏》中《尚书》又为伪书。几十年来，随着简帛本《周易》、《诗经》、《老子》、《孙子兵法》、《论语》等先秦典籍的陆续发现，学界对简帛本《尚书》的渴望显得尤为迫切。转机出现在新世纪初，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竹书中有与传世典籍中的《尚书》类似的竹书20篇以上。2010年12月刊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共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等九篇文献。[11]其中，前八篇都属于《尚书》类文献。
另外，近年所出郭店楚简和上博简以及其他简牍中偶有引用《尚书》的情况。这些资料对研究《尚书》篇目和内容也很重要。
三、《诗》类
“六艺”中的“诗”指《诗经》及其相关典籍，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诗赋（《艺文志》中一般诗赋归“诗赋略”）。《艺文志》记载：“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目前发现的“诗”类简牍主要有：
1．上博简《孔子诗论》
本篇共29支简，约1006字。内容可分四类：第一类不见评论诗的具体内容，只是概论《颂》、《大雅》、《小雅》、《国风》。第二类是论各篇诗的具体内容，通常是就固定的数篇诗为一组，一论再论或多次论。第三类为单简上篇名纯粹是《国风》的。第四类是单支简文属于《国风》、《大雅》，《国风》、《小雅》等并存的。这批竹简的时代在战国中期，《诗论》自然是战国中期以前流传的简本。《诗论》中的序文说明《诗序》是早已存在的，从《诗论》阐发的理论来看，它们的基本思想体现了孔子的诗教思想和儒家的根本教义，所以古人说子夏作《诗序》是有一定道理的。
2．阜阳汉简《诗经》
1977年，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合计170余片。阜阳汉简《诗经》的年代在公元前165年之前，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诗经》古本。包括今本《诗经》中《国风》近60篇和《小雅》的《鹿鸣》、《伐木》等篇，但无一篇完整，有的仅存篇名。原简每诗有篇题和字数，某一国风后有尾题。与今本《毛诗》有近百处异文，与齐、鲁、韩三家《诗》亦各不同。[12]有学者怀疑其可能是流传于楚地的另一种本子，它的出土对《诗经》研究很有价值。
此外，在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缁衣》和上博简《缁衣》等篇也都有引用《诗经》章句的地方，有的还是逸诗。
四、“礼”类
“礼”主要包括《仪礼》、《礼记》、《周礼》等典籍。“三礼”记录、保存了许多先秦的礼仪制度，但各有侧重，如《周礼》偏重政治制度，《仪礼》偏重行为规范，而《礼记》则记载和论述了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有孔子和弟子的问答、修身作人的准则等内容。《艺文志》记载“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出土简牍中“礼”类典籍主要有：
1．孔子旧宅《礼经》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从孔子旧宅中获得《礼记》。
2．河间献王征集“礼书”
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期，河间献王刘德曾征集到《周官》、《礼》、《礼记》。
3．河内老屋《礼》
据王充《论衡·正说篇》记载，西汉宣帝时期，河内一女子拆老屋曾发现《礼》。
4.鲁淹中《礼古经》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期曾在鲁淹中出土《礼古经》。《礼古经》当指《仪礼》，一般认为该书出于孔子故里曲阜城内淹里中。但也有不同的理解，张舜徽认为“礼古经之来源有二：一出于鲁淹中里，为河间献王所得；一出于孔氏，鲁恭王坏孔壁所得。”
5.汲家《礼记》
据《晋书·束皙传》记载：“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陈梦家将其列入“杂类”（《汲郡竹书考》），骈宇骞将其列入礼类。
6．武威汉简《仪礼》
1959年7月，甘肃省武威县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共469枚简，简文可分为甲、乙、丙三个部分。甲本《仪礼》共有398枚木简，原无书题，但有篇题，还有每篇的序号，它们是传本《仪礼》中的《士相见之礼》第三、《服传》第八、《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彻》第十二、《燕礼》第十三、《泰射》第十四等七篇，共存22971字。乙本木简37枚，存3042字内容仅为传本《仪礼》中的《服传》第八，篇题写在第一、二简简背。丙本存竹简34枚，出土时残断严重，其内容为传本《仪礼》中的《丧服》一篇，篇末计字尾题为“凡千四百七十二”字，但实存1285字。这批木简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汉代写本《仪礼》，还使我们看到了汉代经书的式样，对我们研究汉代的简册制度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13]
7．上博简《君子为礼》
本篇共16支简，简文既有记述颜渊侍于夫子之答问的内容，也有容礼应注意事项的内容。
8．上博简《弟子问》
本篇共25支简，内容为孔门弟子与夫子之间的应对答问，部分内容可与《礼记·学记》、《论语·学而》等篇相互参证。
9．上博简《三德》
本篇共22支简，简文论述天地与刑德之关系，并告诫君主修身理政的一些必要事项，简文多为韵语。
10．上博简《天子建州（甲本、乙本）》
本篇甲本13支简，乙本11支简，简文内容多涉及礼制，其中有些内容可以在今本大、小戴《礼记》中见到相似记载。
11．上博简《武王践阼》
本篇共15支简，简文记载武王向师尚父请教古之圣王治国之道，师尚父告知以丹书，以及武王铸铭器以自戒之事，与今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
五、“乐”类
《艺文志》中所录六种《乐》书均已亡佚，出土简牍中与乐书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种。
1.上博简《采风曲目》
此篇仅存6支简，所记内容为五声中宫、商、徴、羽各声名所属歌曲的篇目，没有发现角音的声名。这些歌曲的篇目除《硕人》见于《诗·卫风》外，其余皆查不到文献记录。《采风曲目》可能是楚国历史上某一时期流行的或有意编集的歌曲曲目。本篇表明了楚乐官对采风各种曲目音调传承的重视，可能是经过楚国乐官整理的采风歌曲目录的残本。
2．郭店楚简《乐说》
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共存竹简67枚。原无书题。李学勤研究后认为，《性自命出》篇恐怕原来不是一篇，而是两篇。从1号简至36号简为一篇，其中心内容是论“乐”的；从37号简至67号简为另一篇，其中心内容是论性情的。因此，他建议把《性自命出》的前半独立出来，称为《乐说》，余下的一半称为《性情》。
此外，据传上博简、清华简中都有《乐》类竹书，目前尚未发表。
六、《春秋》类
《艺文志》中没有专列“史书类”类别，但把《国语》、《战国策》之类的史书均归入《春秋》类。我们仍依其旧，将出土简牍中涉及历史故事及纪年的典籍归入此类。
1．西汉张苍献《春秋左氏传》。（《说文解字·叙》）
2．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盗墓者不准在汲郡发现战国竹书《纪年》、《国语》、《穆天子传》、《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生封》等。
3．上博简《容成氏》
此篇共存完残简53枚，简文讲上古帝王传说。篇中多存古史佚说，如简文记述禹分九州，但九州之名异乎《尚书·禹贡》所记。简文还记述文王平九邦，此事虽见《礼记·文王世子》，然九邦之名则向所未闻，汉儒不能详其说，得此方知是丰、镐等国。
4．上博简《竞公疟》(www.xing528.com)
此篇共13支简，记载因齐景公病情变化而引起朝廷内部的争议之事，部分内容见于《左传》、《晏子春秋》。[14]
5．上博简《庄王既成》
此篇仅存4支简，主要记楚庄王与沈尹茎的对话，个别内容见于《吕氏春秋》。
6．上博简《申公臣灵王》
此篇仅存6支简，记王子回与申公争王位，而申公最终臣服楚灵王之事。
7．上博简《平王问郑寿》
此篇共7支简，记述楚平王因国之祸败事而问郑寿，但郑寿的回答不合王意，致使郑寿与平王之间产生矛盾，郑寿竟而不事王，但王居尊位，郑寿最终还是选择改正态度。
8．上博简《平王与王子木》
此篇共5支简，记载楚平王命王子木至城父之事。有关事迹亦见于《史记·楚世家》、《左传·昭公十九年》。
9．上博简《郑子家丧（甲本、乙本）》
此篇共14简，记述郑子家丧，楚国以子家颠覆天下之礼为由，出兵围郑，晋人救郑，晋楚战于两棠，晋人大败。有关事迹亦见于《左传》、《史记》。
10．上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甲、乙本）》
11．上博简《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
》
此篇共10支简，记载楚昭王建新宫而有碍别人祭祖，最终毁宫之事。另外还记载昭王与龚之
之间的矛盾。
12．上博简《柬大王泊旱》
此篇共23支简，记述楚国简大王病疥之事与楚国大旱之事。简文涉及军事、官制、医学、气象、宗教等方面的内容。
13．上博简《竞建内之》
此篇共10支简，记述隰朋、鲍叔牙为国家要事向齐桓公进言，劝诫齐桓公要行先王之法，从善方能去祸。
14．上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
此篇共9支简，记述鲍叔牙、隰朋二大夫向齐桓公进谏，指出夏为殷所代、殷为周所代的原因。又指出对待百姓要有善心，对老弱不能用刑，处处要从国家利益出发，否则齐国会处于疲惫劳困的状态。而起用竖刁和易牙等人，“不以邦家为事，纵公之所欲”是国之灾难。如果他们在施行谋略而不去阻止，结果必害自身，于是齐桓公亲自祭祀。相关内容见于《管子》、《史记》。
15．上博简《姑成家父》
此篇现存10支简，简文记述三郤在见恶于晋厉公之后的行事，内容与春秋中期晋国三郤有关。部分内容见《左传》、《国语》。
16．上博简《吴命》
此篇共9支简，内容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记述吴王亲自率领军队北上，到达陈国境内，引起晋国恐慌，晋军派遣三位大夫作为使臣与吴交涉。吴王以关心陈国为借口，反而质问晋国何以派师徒前来。晋使则以指责楚人无道，并转述周天子告让之辞，与吴臣巧妙周旋，最后终于使吴军离开陈国。第二部分为吴王派臣下告劳于天子之辞。文句大致同于今本《国语·吴语》。
17．慈利楚简《国语》等
慈利楚简，1987年6月出土于湖南慈利城关镇石板村36号战国墓，竹简多达4557支，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前段。简文具有鲜明的楚系文字的特征，内容主要是先秦古书，己发现与传世古籍《国语·吴语》、《逸周书·大武》相关的文字，还有可能是《管子·霸形》、《宁越子》等古书的佚文。目前这批简还没有发表，具体内容不得而知。[15]
18．阜阳双古堆汉简《春秋事语》
1977年秋，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出土时仅发现一块篇题木牍和近百枚残简。因简文残损非常严重，无法联读。木牍的正、背面各分上、中、下三栏抄写，共存37个篇题，没有书题。“春秋事语”书题为整理者根据篇目内容所定。据介绍，竹简内容查到出处的有25篇，分别保存在传世文献的51篇之中。[16]篇题木牍是该书的目录，它的出土证明《春秋事语》这一写本在当时是作为一种独立的书籍存在于世。
七、纪年类
1．清华简《系年》
本篇共137简，内容非常丰富，《系年》既不像《春秋》那样本来便是鲁国史书，也不像《竹书纪年》那样于周室东迁后用晋国及后来的魏国标年，而是对各诸侯国以其君主纪年。篇中讲到几个重要诸侯国的兴起，如秦、卫、郑、晋等，至于楚国，却自楚文王始见。《系年》的记事始于周初，主要叙述的是东迁以后，特别记述周初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可以澄清一些学术史上长期争论的疑难。对春秋直到战国早期的史事记述尤详，许多内容能与《左传》对照，佐证了《左传》和《史记》等内容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系年》有不少记载是传世文献没有的，或与传世文献大不相同，有些涉及古史上的关键问题。例如周武王克商后设三监、周公东征、共和行政、幽王覆灭、秦国的兴起、晋文侯定天子等大事，《系年》的叙述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系年》中关于战国早期历史的记述，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战国早期史料稀少，事迹不明，《左传》只讲到三家分晋，随后一段史事不清楚，《竹书纪年》又缺失了。《系年》内容补充了该段历史的缺口，例如简文有越国对齐、鲁的战争等内容。[17]
2．睡虎地秦简《编年记》
本篇共53枚简，简文分上下两栏抄写，通篇记述了从秦昭王元年到秦始皇三十年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及大事，同时还记述了一个名叫“喜”的人的生平及有关事项，有些像后世的年谱。《史记·六国年表》是研究战国历史的主要参考资料。但《六国年表》所依据的是“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的《秦记》，因此在史实或年代方面都存在先天不足。过去曾有学者用汲郡出土的《竹书纪年》来纠正《年表》，但《竹书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8），不能用来校正《年表》的最后部分，睡虎地出土的《编年记》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用简文所记史事与《史记》对校，很多记载是一致的，也有一些记事的时间和《史记》所载有所差别，还有一些简文的记载较《史记》详细，但也有一些内容不见传世文献记载。李学勤认为，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是《秦记》一类秦人编写的史书。在文献学上可以看做是汲郡出土的《竹书纪年》的续编。[18]
3．阜阳汉简《年表》
阜阳汉简《年表》，原先简报介绍时称为《大事记》，后来胡平生改称《年表》，该材料现在尚未发表。据介绍，这批竹简出土时残损严重，从残存简文来看，其年代范围是起于西周共和以后，终于秦始皇时。《年表》可分为甲、乙两种：甲种“年经国纬，横填事实”，乙种“一栏之内排列两位君王，谥号、年数之间无任何标志隔断，我们理解应是同一诸侯国的两代君王，记其各自在位年数”。[19]
4．定县八角廊汉墓《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
1973年于河北省定县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内容尚未公布。[20]
八、《论语》类
1．孔子旧宅《论语》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从孔子旧宅中获得《论语》。
2．定县八角廊《论语》
1973年，河北省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出土，共620枚简，残简居多，录成释文的共7576字。其中保存最多的是《卫灵公》，有694字，最少的是《学而》，仅20字。这部《论语》是残本，所存文字不及今本《论语》二分之一。因为墓主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所以它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本子。据考证，此简本《论语》当是“古论”、“齐论”、“鲁论”三家之外的一种《论语》，这为研究《论语》版本情况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21]
此外，上博简中有多篇记载孔子与其弟子对话的简文，但学者多将其归入“诸子略”中的“儒家类”。
九、《孝经》类
1．孔子旧宅《孝经》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从孔子旧宅中获得《孝经》。
2．项羽妾冢本《孝经》
夏竦《古文四声韵序》云：“唐正元中，李冰子开封令服之有家传古孝经及汉卫宏官书两部……归公又有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亦云渭上耕者所获。”
近年尚未见《孝经》类简牍出土。
十、小学类
《汉书·艺文志》所记《史籀篇》、《仓颉》、《爰历》、《博学》、《凡将》、《急就篇》都是古代的童蒙字书，被归为“小学”类。小学是为解经服务的，因此将小学置于“六艺”类中。考古发现的小学类简牍多为《仓颉篇》。
1．居延汉简《仓颉篇》
1972—1974年，居延甲渠候官烽燧遗址出土，共4支。[22]
2．玉门花海汉简《仓颉篇》
1977年，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共3支。[23]
3．阜阳汉简《仓颉篇》
1977年，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共124枚简，541字。包括《仓颉》、《爰历》、《博学》三篇，为四字韵句。[24]
4．敦煌马圈湾汉简《仓颉篇》
1979年，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共2支。[25]
5．敦煌悬泉置汉简《仓颉篇》
1990—1992年，甘肃敦煌甜水井悬泉置遗址出土。
6．永昌水泉子汉简《仓颉篇》
2008年，甘肃永昌县水泉子5号汉墓出土140枚简，共1000余字。以前的《仓颉篇》都是四言韵文，但水泉子《仓颉篇》却是七言韵文。张存良等学者推测，所增三字即是对前四字文意的一个顺势延伸，有简单训释的意思，使前四字的意义更加完整或确有所指。[26]但胡平生认为这种形式是用口语对传统教科书的“改造”。
7.斯坦因所获《仓颉篇》。[27]
8.北大汉简《仓颉篇》
2009年北京大学入藏的汉简中有《仓颉篇》，共70枚简，1230字，是迄今所知存字最多的《仓颉篇》古本。[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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