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学教程：出土简牍文字概况

第一节　出土简牍文字概况

出土大宗文字材料主要有五种：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石刻文字、纸本文字。其中甲骨文约13万片，金文有16000多件，甲骨文、金文文献总字数都超过百万。石刻文字主要是碑铭、墓志文字。纸本文字主要是敦煌、吐鲁番出土的纸本文献，年代相对较晚。从20世纪初迄今，出土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简牍约200多批（次），30多万枚，总字数超过200万。相较之下，在以上这几种文字材料当中，简牍文字数量大、种类多，时间跨度长，涉及内容最为广泛。

早在商代人们可能就已开始使用简牍，正如郭沫若所言，商代除了甲骨文以外，一定还有简帛，只是这些简册埋藏在地下3000多年，恐怕不可能再见了。^[1]张世超也说：“文献记载和甲骨文中某些字形所反映的形象都表明，商代已有典册。这种典册应当就是以竹木片为书写材料，用毛笔在其上书写而成的。现在有人在著述中认为殷人的主要书写方式是在甲骨上刻字，简册制度是春秋以后才出现的，显然是一种误解。殷人书面记载的主要方式是墨（朱）书。”^[2]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简牍是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竹简，简牍使用的年代下限并不好确定，因为到明代嘉靖年间仍有木牍在使用。即便在纸张发明以后的二三百年间，简牍仍然是重要的书写载体。正如钱存训所言：

古代文字之刻于甲骨、金石，印于陶泥者，皆不能称之为“书”。书籍的起源，当追溯至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在纸发明以前，竹木不仅是最普遍的书写材料；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其被采用的时间，亦较诸其他材料为长久。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竹简木牍仍继续用作书写。其被广泛使用的原因，无疑是以其产生于中国，就地取材，价廉而易得；正如纸草之于埃及，棕叶之于印度。^[3](www.xing528.com)

出土简牍文字虽晚于甲骨文、金文，但在汉字研究方面却有其独特的优势。商周甲骨文主要是占卜记录，文例相对单一，而且残辞严重。商周金文中记族名，作器者名、受祭者名的短铭和内容雷同的册命金文所占比重较大，长篇记事铭文较少。令人遗憾的是这两种材料中都没有出现后世所谓的典籍，很难与传世文献对勘，因而甲骨文、金文中还有很多的字不能确识。但简牍材料就不一样了，近年来随着曾侯乙墓竹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新蔡楚简、上海博物馆楚简、清华大学楚简以及里耶秦简、岳麓秦简、北大秦简、悬泉汉简、北大汉简、走马楼吴简等大宗战国秦汉简牍的相继发现与公布，简牍材料的数量之庞大，品类之丰富，内容之重要，涉及之广泛，影响之深远，超过了其他任何文物。出土简牍主要有文书和典籍两大类，文书简为简牍中的大宗，包括书檄、簿记、律令、案录、符券、检楬、遣册等诸多方面的材料，具有档案性质，属第一手文献资料，基本反映了当时的用字情况。在简牍典籍中，《汉书·艺文志》所录“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类图书都有了支点性的材料，并且这些简牍典籍多可与传世文献进行对勘，这对文字考释，词义探索意义重大。简牍所提供的丰富的文字资料库，使我们在研究古代汉字方面，既有文字总量上的优势，又有字体品类上的优势，这是其他材质的文字所无法比拟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先秦楚国故地，主要是今天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出土了30多批战国时期的简牍，总字数在10万字以上。这使我们能够穿越时空，亲眼目睹2000多年前的六国古文，充分认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时代的文字差异的实际状况。秦汉文字处在古文字向今文字过渡的重要阶段，过去研究秦汉文字主要依赖《说文》小篆和有限的铜器铭文、石刻文字，很多问题限于材料难以深究。现在，随着十多万枚秦汉简牍的相继出土，处在篆隶演变关键阶段的汉字的种种形态日渐凸显，使我们对篆文与秦隶的关系、古隶的特征、隶变的过程有了更新的认识。出土三国、魏晋简牍总字数亦在百万以上，这些简牍中隶、草、行、楷并用，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汉字字体演变序列的实物例证，也为我们探讨古代汉字的形、音、义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