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出土简牍总结

第二节　1949年前简牍出土概况

从19世纪末开始，国内外学者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运用先进的科学方法发掘简牍，并对简牍的出土地点、地层进行详细的记录和编号，而且印制了图版、目录，还整理出了释文，保存了简牍的原件，为简牍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简牍的数量超过了以往二千多年出土总数的若干倍。所有这一切，都是科学发掘方法带来的辉煌成果。

这一时期的简牍发掘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即外国探险家劫掠中国古代简牍的时期和中国考古工作者自主发掘简牍的时期。

一、外国探险家发掘时期

19世纪末至1927年以前是外国探险家、考古学家在我国发掘简牍并劫掠回国的时期。这一时期，英、俄、日、法及瑞典诸国的学者以“探险”、“考察”为名，进入我国西北的新疆和河西走廊一带，进行无情的掠夺。我国祖先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和地下简牍，纷纷落入了这些“探险家”、“考察家”之手，并被偷偷运出国外，存入了英、法、日等国的国家图书馆与博物馆中。

1.斯文赫定所获楼兰汉晋简

清光绪十六年（1890），瑞典人斯文赫定来到我国西北边境地区，以“探险”为名，先后在帕米尔、新疆、西藏和甘肃西部等地劫掠了大批文物。其中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沿着塔里木河顺流而下，到达罗布泊北面，在古代的楼兰国遗址，发现了汉晋木牍一百二十余枚和其他文物多件。斯文赫定将这些简牍及文物带出国外后，利用这些资料写出了《我的探险生涯》一书，记述了他在我国古代楼兰遗址发现简牍的情况。斯文赫定的著作发表后，引起了西方不少学者的重视，法国人希莱姆·孔好古便在1920年发表了《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得中国文书及其他发现》，他不仅研究了楼兰简牍的内容，并据以叙述了汉代的官制、行政、刑法、军事、农业、商业及关税制度等情况，是研究我国简牍的早期著作之一。

2.斯坦因所获西北汉晋简

1900年到1901年，斯坦因来到新疆和阗（即古于阗），在尼雅河下游的尼雅城、马咱托拉、白拉滑史德等地，发现了古于阗遗址及晋初木牍四十余枚，其内容有文字、方伎、《论语》及文书等。法国学者沙畹博士曾对此进行了研究。

与此同时，斯坦因还在于阗发现了佉卢文木牍数十枚。佉卢文是源于西北印度的一种古文字，后来传播到东、西土耳其斯坦。斯坦因所得佉卢文木牍的字体，同印度贵霜王朝石刻所通用的佉卢文字体一致。贵霜王朝在公元初的三个世纪内统治旁遮普及印度河西部的一些地方，以致这种佉卢文木牍曾在中亚许多地方被发现。这次于阗佉卢文木牍的发现，表明这里受到了贵霜王朝的影响，从而揭开了为人所不知晓的历史内幕。

1906年到1908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中亚及我国西部地区从事所谓的“探险”活动。至1907年，他先后在尼雅遗址、楼兰遗址、敦煌遗址发掘出了大批汉文简牍和一些粟特文、佉卢文和婆罗谜文文书。并在敦煌西北的汉长城故垒获得两汉至西晋的木牍数百枚，这就是著名的敦煌汉简，全部偷运出了我国国境，存入了大英图书馆。

1913年至1916年，斯坦因第三次来到我国西北地区及中亚进行掠夺文物的活动。1915年，他在敦煌汉代遗址和酒泉汉代遗址中，获得汉代木牍150枚；同年，在楼兰遗址中，得到晋代简牍49枚。这些简牍也被他窃运英国，藏入了大不列颠博物馆。

如上所述，斯坦因第二、三次考察所获得简牍，大部分出土于敦煌地区，故被统称为敦煌汉简。从年代来说，最早的为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最晚的为东汉顺帝永和三年（138），据沙畹推测，还有可能是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之物，这表明这批汉简所反映的时间段，比居延汉简要长。大体说来，通过这批简牍，可以考见汉代当地的日常行政情况、军事组织、邮传制度、社会阶级与阶层关系以及社会生活状况等；简牍中的大量官府文书，还是研究汉代屯戍制度的宝贵材料；至于《仓颉篇》、《急就篇》等小学书及日历书，无疑更是研究汉代历法、教育的好材料，可惜这些简牍的原件，均已落入他人之手。(www.xing528.com)

3.其他外国探险家所获西北简

目睹瑞典人斯文赫定与英国人斯坦因等对我国古代简牍、文物的肆意掠夺，沙皇俄国和日本相继组织所谓“探险队”来到我国西北地区，进行盗窃简牍与文物的活动。1907年，俄国人柯斯洛夫率领的所谓地理探险队，在考察西夏古都黑城时发现了二枚简牍；1908年到1909年，日本人西本原寺、橘瑞超与大谷光瑞等人组织的探险队，在古楼兰遗址前后获得晋代木牍二十三枚。

对外国探险家、考古家在中国的探险考古工作应当一分为二地评价，其掠夺我国文物的行为是外国列强的罪证，而他们对深埋地下长达一两千年的文物的发现，无疑是世界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对促使中国简牍学的产生和推动简牍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我国考古工作者科学发掘简牍的时期

1927年至1949年，为我国考古工作者科学发掘简牍的开端。鉴于外国侵略者对我国宝贵的古代简牍与文物的肆意掠夺，我国知识界逐步萌发了以自己的力量对西北地区的地下简牍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科学发掘的想法，因而由北平中国学术协会与瑞典斯文赫定、贝格曼等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便于1926年应运而产生了。该团成立之后，先后赴蒙、甘、新、宁等地考察天象、地理、考古与民俗，在罗布淖尔与居延等地获得了大批汉简。这一次考察是由外国垄断发掘权到由中国人自主发掘的过渡形态，这样的组织形式，同前一时期不同，不仅考察队成员以中国学者为主，而且发掘所获简牍归中国保存，从此结束了外国侵略者掠夺我国简牍的状况。到1944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对简牍的科学发掘工作，又进了一步，即由中外合作变成了我国考古工作者独立自主地考察。

1.1927年发现的罗布淖尔汉简

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黄文弼，在罗布淖尔（又名盐泽或罗布泊）的默得沙尔，获得木牍七十一枚，黄氏称之为楼兰汉简，实则此地为居卢訾仓故址，属西域都护府管辖，应属于西域汉简。其中有“黄龙元年”、“河平四年”、“元延五年”诸年号。黄氏所著《罗布淖尔考古记》公布了他所获得罗布淖尔汉简及其研究成果。

2.1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

1930年4月20日至次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外方成员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古居延旧地，发掘出土了近一万一千余枚汉代简牍，这是解放前简牍出土最多的一次，大大震动了学术界，因为这批汉简的出土地点位于汉代张掖郡居延县，所以命之为“居延汉简”。这批简牍的纪年最早为武帝太初三年（前102），最晚者为东汉建武六年（30）。内容涉及养老制度、抚恤制度、吏制、屯田、边塞烽燧亭鄣、数学等方面，不仅记述了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兴衰，而且保存了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文献资料，这些文书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科技、哲学、民族等领域。

3.1944年发现的敦煌汉简

1944年春，由中央博物馆、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共同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赴河西到玉门关、阳关以及汉代边防烽燧遗址考察。向达、夏鼐、阎文儒等人在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遗址附近获得49枚简牍。

由上可见，同19世纪以前纯粹的偶然发现和缺乏整理、研究的落后状况不同，19世纪末到新中国建立前的20世纪40年代，对简牍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已开始进入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科学化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