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制度解析：分数、倍数说与简牍形制

第四节　简牍制度

我国古代简牍是否形成了社会共同遵循之制度，学界尚有争议。但至少我们发现，出土简牍中，各种相对固定的形制格式及使用规范确实存在。

简牍文书形制、格式与内容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简牍形制规定了文书格式，文书格式又受文书内容之影响。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明确提出简牍中的分数、倍数说，为我们研究简牍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国维认为：“简之长短皆二十四之分数，牍皆五之倍数，意简者秦制，牍者汉制欤？……秦之遗物，殆无一不用六之倍数，则简策之长短，亦何必不然？……汉之符传皆用五寸，颇疑牍之制或出于此。”

《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反映殷商使用简牍已相对规范。先秦政治制度不一定先自上起，《尚书·周官》“考制度于四岳”，《诗·大雅·板》“先民有言：询于刍荛。”从上面的阐述来分析，三代以前社会上应已普遍使用简牍，因而简牍的使用规范也应首先在民众间形成；待官府文书大量涌现，才由上而下颁行一些简册制度以供遵循。而无论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这种制度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其定制时间，尚待商榷。

马先醒指出：先秦“简之长度自75厘米至13.2厘米杂然并陈，甚为随意，似无制度可言”^[53]。李学勤则认为：“前人根据汉代记载，认为经、子或者诏令等等，各有规定的简长，现在从实物观察，汉初还不能说存在系统的定制。”^[54]

我们认为，至迟至东汉，简牍的应用规范已成为一种社会制度。(www.xing528.com)

首先，从上两节所述不难看出，如《论衡·谢短篇》：“二尺四寸，圣人文语”；“尺籍短书，比于小道”。这里将“二尺四寸”与“尺籍”对比，指出一为“文语”，一为“小道”，反映人们已有相应的简牍制度理念。王充《论衡》本身就是一部阐述当时社会各项制度的重要典籍，“语”前用了两个定语“圣人”和“文”，指明“二尺四寸”是专门记录“圣人”所撰较“文雅”的简牍形制；而同类内容的简牍又有一尺二寸和八寸，与前者均成倍数关系，这或许不能看作偶然。《论衡·量知》又说：“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甘肃武威出土的《仪礼简》甲乙丙三种，甲、丙均记经文，所长也均合汉三尺；乙本为传，所以稍短。汉宣帝曾言：“汉家自有制度。”前述李贤注《后汉书》引《汉制度》也有皇帝下书之规格。

其次，政府对不同人群、不同场合的简牍形制也有相应规定。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简牍形制与文书格式均有相应规范。皇帝号天子，自不同于凡人，故诏书用尺一。简牍书体也因功用等级而不同，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讨论了汉代简牍书体；王子今评论说：“篆书、隶书、草书在汉代文书形式中大体已经形成了等级差别的事实，是确实存在的。”^[55]甚至编绳也因等级而异，汲冢魏王墓所出竹简皆“素丝编”，南齐襄阳楚王冢竹简书则“青丝编”，而居延汉简则皆用麻绳。

再次，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全国各地简牍出土数量的剧增，为简牍整理与分类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简牍文书制度的研究尤受重视，李均明堪称代表：《汉简所见出入符传与出入名籍》、《封检题署考略》^[56]、《简牍文书学》、《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等。另外，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等一批颇有见地的简牍文书制度研究成果相继面世。可以说，简牍文书制度也已大体明朗。

从出土简牍之大宗军事文书来分析，启符传、檄、检、楬，簿书、日书、举书、应书、爰书，均有相应规范。军法严谨，自然也可视为制度。但我们也应指出，在大量出土简牍中，这种制度或规范存在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差异，至少说明古代政府并未强制规定或强制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