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瓦当艺术研究：汉代瓦当的多样魅力

(二)瓦当艺术鼎盛的高峰——雍容多样的汉代瓦当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鼎盛时期。每一个时代的创造物和艺术品都是其社会物质文化水平和精神风貌的反映。汉代是艺术形式登峰造极的时代，这是建立在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物质与精神的基础上。西汉自“文景之治”后，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说。此时在晁错的建议下，改行贵粟政策，国家存粮进一步增加，经济实力也因而空前强盛，商人的地位也有一定幅度的提高。商业走向繁荣，经济得到极大的复苏，故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建筑方面也取得了很多重要进展，西汉宫廷楼台秉承周、秦、楚遗风，气势宏伟雄壮(如图3.7)。长乐宫、未央宫、明光宫以及上林苑，各抱地势，连属成群，华丽豪奢，建筑规模宏大，这些为瓦当艺术在汉代大放异彩奠定了广阔的发展基础。在这些建筑上配用造型精巧和意义深远的瓦当以显示皇家的气势与威严，从而构成了独具汉代民族特色的建筑风格。故而瓦当也随之发展，一方面是建筑实用品，同时又是一种装饰工艺品，因此，其自身所包含的上层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又在不自觉中成为上层阶级弘扬社会伦理、政治抱负、政治功绩和艺术偏好的附属品。汉代瓦当题材十分丰富，具有极富想象力的浪漫主义色彩，人文与自然并存，神话与现实并存，抽象与写实并存，其题材丰富、造型优美、结构多变、形神兼备的特点不仅体现了古人高超的艺术技巧，同时也折射出杰出的艺术成就和美学内涵。

图3.7　汉代长乐宫

另外，随着南北之间的交流，边疆、内地往来渐渐频繁，政治稳定和经济上的繁荣，也推动了文化艺术的飞跃发展。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的宫殿、庙宇、陵园、仓储星罗棋布，仅关中地区的离宫别馆就有280处之多，而且非常奢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早期道家黄老无为思想对汉代的艺术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为建筑艺术的必需品，瓦当纹饰也相应变化较大，由于要迎合当时高超的建筑艺术，所以瓦当的装饰图案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可以用“盛极一时”来形容。故而瓦当图案完成了由具象向抽象、由写实到写意的形式上的转变。反映农牧业生活的瓦当渐渐少了，四神瓦当盛极一时，瓦当图案以云纹和几何变形纹为主(如图3.8所示)，文字瓦当也繁盛起来，文字瓦当的字数由两字到多字不等，且词句丰富，章法布局多样，文辞多为一些祈福的吉语，其艺术观赏性可与精致的印章相媲美(如图3.9所示)。汉代四字纹瓦当“延年益寿”亦是对建筑上赋予了吉祥的意蕴。西汉素面瓦当较为少见，所见者多为饰纹瓦当和文字瓦当，可见当时瓦当艺术达到了其鼎盛时期。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瓦当不再仅仅用于皇家建筑，也开始大量运用于民间。

图3.8　汉代几何纹瓦当

图3.9　汉代瓦当“延年益寿”

图3.10　汉代四神瓦当

以上是从社会的经济背景和政治文化交流两个方面，分别论述了汉代建筑艺术中瓦当纹饰的发展过程及其趋势。不难看出其题材丰富多变，浮想联翩，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这些都证明汉代是瓦当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瓦当做工精细，新出现了装饰有篆体文字的瓦当，这些文字瓦当多为小篆书体，排列组织和谐匀称，布局讲究，显示出汉代质朴浑厚的艺术风格。其饰纹瓦当亦可分为图像画和图案画两类，图像种类繁多，汉代瓦当以动物装饰最为优秀，除了造型完美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以外，兔、鹿、牛、马也是常见的图案(如图3.10)。据《陕西金石志》记载，有麟凤、狻猊、飞鸿、双鱼、玉兔、蟾蜍等数十种，构图巧妙，独具匠心。值得注意的是，与秦图像瓦当取材于现实生活不同，汉代瓦当图像多是取材于现实而又经过了高度艺术夸张的超脱于现实生活的珍禽异兽，通过丰富的想象、巧妙的构思、细腻而不繁琐的线条勾勒，将汉代质朴浑厚、游走奔放、气势磅礴的艺术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其中云纹、四神、文字瓦当最具代表性。

1.云纹盛行的图案瓦当　云纹瓦当的产生大约在战国中晚期，云纹是由铜器上的纹饰及回纹演变而来的，至西汉中期，则以云纹定型。对大量考古资料进行分析，从瓦当纹饰的自身变化中去寻找云纹瓦当的由来，得出云纹源于葵纹。进一步详述：“葵纹向云纹的过渡发展，一是由葵纹演变为羊角形云纹，进而发展为蘑菇形云纹；二是由葵纹深化为反云纹，进而发展为云朵纹”。而由葵纹向云纹的演化过程，可以从众多的战国至秦的葵纹瓦当中看到，时至汉代葵纹逐渐演化为羊角形云纹、蘑菇形云纹，最终发展成云朵纹。云纹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吸取了自然界的云朵、花枝、羊角、蘑菇等因素，逐渐形成了较为抽象的卷云纹图案。瓦当纹饰的发展，可能会受到当时其他器物纹饰的影响。所以，从其整个发展过程看，瓦当纹饰应是由其自身的发展和演变规律逐渐变化而成的。云纹瓦当随着秦汉帝国的一统建立，很快兴盛起来，持续到汉代，成为当时瓦当的主要图案，故而被广泛地运用于建筑艺术中。

1)云纹瓦当种类：在云纹瓦当发展衍生为当面主体纹饰的云纹时基本上都是圆形，极少数是半瓦当。当心纹饰变化丰富，有花朵纹、叶纹、涡纹、曲尺形纹、漩涡纹、交叉形纹、乳钉纹等。

当心圆内饰花朵纹主要有以下特征：此瓦当在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有出土，边轮内一般有凸弦纹一周或两周，也有的为一周栉齿纹带。当面一般由双线界格分为四区，每区内各饰云纹一朵，云纹多为蘑菇形。

图3.11　汉云纹瓦当

当心饰叶纹，一般为四叶，也有八叶的。依据当面布局分为典型的以下几种：单线界格穿过当心圆将当面和当心各分为四区，当心每区内各饰一个叶形纹，当面界格末端各饰一卷云纹，当面每区又从当心圆上伸出一个涡纹(如图3.11所示)。也有界格线不穿过当心，当心饰四叶纹。还有当心圆内饰八片叶形纹。在华阴京师仓遗址出土多件，双线界格将当面分为四区，每区内各饰蘑菇形云纹一朵(如图3.12所示)。还有当心为一小乳钉，其外饰四个较大的尖叶，边轮内有凸弦一周，当面饰四朵蘑菇形云纹，云纹末端延伸至边轮内凸弦纹。此型瓦当仅发现于华阴京师仓遗址。当面径12.8厘米，边轮宽0.8厘米。此外，当心圆内由十字线分为四区，每区内各饰一叶纹，当面没有界格线，饰云纹四朵。汉长安城窑址出土，饰四朵蘑菇形云纹。

图3.12　乳丁云纹瓦当

2)云纹之美：我们可以从云纹瓦当的形式与表现以及基本图形的组合构成等方面，看到汉代瓦当画面独具装饰美的平面构成形式。例如：中轴对称结构，中轴对称结构有等量等形、等量不等形、等形不等量等形式。汉代大多数瓦当纹饰是讲究对称的，它们以中轴线或中心点为支撑，向上下、左右配置相同或相近的、形状和大小相称的纹饰，使整个画面既统一而对称、庄重大方，同时又富有节奏和韵律，和谐而有序。大多数的卷云纹瓦当一般也都是对称的结构，以瓦当的圆心为中心点，上下、左右分做对称界格，每一界格为一单元重复一个连续图案，主次、疏密的安排独具匠心，线条变幻莫测，这种对称结构体现出中国传统艺术的特色。

值得一提的还有辐射圆旋结构，以一点为中心，通过旋转得到相同的图形，即称为点对称(如图3.13)。点对称又有向心的“求心对称”、离心的“发射对称”、旋转式的“旋转对称”、逆向组合的“逆对称”以及自圆心逐层扩大的“同心圆对称”等。汉瓦当主要采用这种结构，以圆心为中心，图案向四面八方伸出辐射线。画面生动，富有韵律感。如太阳纹瓦当，中央圆圈内施四齿左弦纹，每齿之间施一乳钉纹，瓦当边轮内的中央圆圈外是四齿右弦纹和四个卷云纹。整个当面为一组整体图案，边轮较窄，此种图案亦称变形葵纹。整个画面朴素典雅，构思精巧，美观大方。

图3.13　云纹瓦当

由此可见，云纹瓦当自战国中晚期出现于先秦，并作为一种装饰图案大量出现于建筑艺术中，经过一步一步的丰富与演变，发展到汉代之时逐步盛行，其数量之多，质量之好，种类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深受人们的喜爱成为了汉代瓦当艺术的主要装饰图案。

2.如日中天的四神瓦当　汉代瓦当纹饰主要是云纹和文字，但是在西汉中晚期出现的“四神”纹瓦当却成为西汉图像瓦当的压卷绝唱。

四神瓦当是指青龙纹瓦当、白虎纹瓦当、朱雀纹瓦当、玄武纹瓦当，它们象征四方之神，除青龙纹外，其余三种纹饰在自然界都能找到原形。汉时的人们认为在建筑物的四个方位安置四神，就可起到镇宅去凶保护宅主人的作用，它们的产生可能与远古时期的军事有一定关系。《礼记·典礼》中说：“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进退有序，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汉代瓦当选取四神作为建筑方位保佑之神虽然与远古军事防卫有一定关联，但是关于四神所代表的具体含义，自然也会受到汉时思想意识流的影响，四神成为方位震慑之神一定有它的道理。

1)四神的起源：四神原本是远古人类崇拜的威武而有灵性的动物神，其起源与原始星辰崇拜有直接关系。上古人们仰望天空将群星划分为若干组团，并赋以人、物或神话的形象，这是中外天文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具备四时分明的自然条件，所以很早就把春天黄昏时南方的若干星星想象成一只鸟形，谓之朱雀；东方的若干星星想象为一条龙，谓之青龙；西方的若干星星想象为一只虎，谓之白虎；北方的若干星星想象为龟蛇形象，谓之玄武。

很早以前四神是作为四方星宿的代称出现的。大约在春秋时期，古人根据天文观测，把沿着黄道和赤道附近的星空划分为二十八个不相等的部分，每一部分就叫作一宿，这样就出现了二十八宿的星空划分法。后来古人又把二十八宿分为东、西、南、北四组，每组七宿，把东方七宿联系起来想成为一条龙，把南方七宿联系起来想象成为一只鸟，把西方七宿想象成一只虎，把北方七宿想象成龟。这就是《尚书·传》中所说的：“四方皆有七宿，可成一形。东方成龙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鸟形，北方成龟形，皆西首而东尾。”由此可见，四神最初只是四种用于象征方向的灵兽。

接着相传在战国末年，阴阳五行学说开始系统化，阴阳学家邹衍根据前人的认识成果，将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与自然界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发挥，提出五色配五方的学说。于是，青色配给了东方，白色配给了西方，赤色配给了南方，黑色配给了北方，因而主管二十八宿的东方龙、西方虎、南方鸟、北方龟(龟蛇的交合体)分别进一步称为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和北方玄武。

由于阴阳五行学说的推广和普及，至两汉时期，四神受到了特别的青睐。在历次发掘汉古城遗址的过程中，出土的瓦当图纹绝大多数是四神就可以佐证这一现象。图像纹瓦当以具体的形式作为表达语言，因而常表现出一种浮雕似的绘画性风格，与几何、文字纹饰相比，画像表达的思想内容、社会层次和所标志的事物直接具体而形象，指示性较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神，既标志着东西南北、左右上下的方位，又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和青、白、赤、黑四色。考古表明，四神瓦当一般按其所象征的内容被施用于相应的位置上，即青龙用于东面屋檐，朱雀用于南面屋檐，白虎用于西面屋檐，玄武用于北面屋檐，有着明确的符号性象征。秦汉之际，宗教神学占据社会思想的统治地位，阴阳五行观念构筑成一个庞大的系统结构，四神瓦当作为一个完整的子系统，实际上是整个系统的集中反映。(www.xing528.com)

2)四神对人们的影响：在当时封建社会的影响下，四神已经是中国古人信奉的星宿神——四方之神，它们是四种被神化了的动物，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据说青龙能呼风唤雨，象征东方、左方、春季、青色，故为四神之首；白虎象征西方、右方、秋季、白色；朱雀为理想中的吉鸟，象征南方、下方、夏季、赤色；玄武是龟和蛇的变化组合图案，象征北方、上方、冬季、黑色。四神的产生和演变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具有一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与中华民族的古老信仰和思想观念息息相关的。四神瓦当作为祥瑞的征兆图案，在出土的众多套四神瓦当中，以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的最为杰出。

作为民间家喻户晓的一种吉祥镇宅的神兽信仰，四神对建筑方面也有极大的推动力。不仅是在民间流传，在官方也有，而且，有时候会认为“四神相应”有极大的威力。四神形象在汉朝被制成瓦当，重复地出现在每一间房屋的最前端，形成了屋椽前横着一排圆盖保护屋瓦与屋瓦间的构件。最前端尽头的瓦当，尽是“四神”图案的形象，就集中了防漏功能、装饰与信仰于一体，对房屋起到保护作用。

图3.14　皇宫玄武门

另外，我们还可以见到历代王朝建都和建皇宫时最喜欢把皇城的出入口都以四神命名，以示吉祥(如图3.14所示)。而且，后来的朝鲜和日本也受此影响，唐朝的长安皇宫有玄武门，日本奈良故都一样有玄武门。而且，如果我们从唐朝的住宅来看就知道，古时候的人们确实是把这四神灵兽用作镇宅用途，其中最着名的是西安碑林留下的“龟蛇镇宅碑”，这是唐朝时著名画家吴道子画的，是一只龟让一只蛇纠缠着的龟蛇合体，即是“玄武”。

因此，四神纹样存在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装饰性的价值或美的价值，更多的在于其深厚的民族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纹样的图像学不仅应从纹样、图案的内容中发现社会的文化和生活内容，还应从纹样的装饰风格、用途中去探究其内在意义”。四神瓦当的产生与应用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与一个民族的信仰和思想观念紧密相连的。四神纹样既有形式上的装饰美化意义，又有服从一定思想内容的表意作用。四神之所以能在汉代流行，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五行思想盛行所致的。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汉代四神瓦当在当时颇为流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种神兽和神鸟形象被用在多处建筑物中，以作为镇宅之神，四种纹饰形象都刻画得非常生动。我们可以从这些瓦当中看出这些图案的创作手段，是综合了许多战国时期动物瓦当的造型特点，是一个带有总结性的表现方式，尤其是动物线条的勾勒和身体姿态的塑造和雍容出土的秦瓦当十分相似。一般采用侧面形象，巧妙地利用中心圆突，龙虎的身躯围绕中心圆呈反弓形昂首翘尾，极具张力和动感(如图3.15所示)。青龙伸爪昂首，腾空飞舞。还有其他瓦当中白虎姿态威猛，呼啸生风；朱雀口衔宝珠，振翅欲飞；玄武龟蛇缠绕，神秘浑穆。

图3.15　汉代青龙瓦当

通过对汉代四神瓦当进行图像化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被视为神灵的动物，都作侧身左向处理，置于宽厚的边轮与凸起的乳丁之间的环行形区域里。四神形象矫健有力，构图疏密有致，这是一套从格调上、风格上、布局上都很统一的作品。汉代瓦当装饰手法大气、奔放、气势磅礴。汉代动物纹瓦大都着眼于表现动物的整体态势和特征，通过对大的动态变化的描绘，给人一种强烈震撼的视觉效果，无论在对空间力度、速度的表现上，还是在对动物的个性特征的描绘上，都呈现给观者以汉代装饰手法所特有的抓大动势、大结构、大轮廓等典型时代特征，汉瓦纹饰构图丰满，画面稳定而不刻板，静中有动，动离于静中。同时也很注重细节刻画，如对龙身上的鳞片，朱雀身上的羽毛，虎身上的斑纹，蛇与龟身上的花纹等等都做了细致而精巧的描绘，显得繁简得当并相得益彰。所以，在上文中论述到四神瓦当在封建社会的影响对人们是根深蒂固的，加之四神并有以上的美学价值，故而我认为其盛行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3.吉语百千的文字瓦当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之一，西汉初年，经过了70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得到逐渐恢复，经济文化有了新的发展。因此，在经济复苏的前提下，建筑方面也取得了很多重要进展。西汉时期的宫室台榭之类建筑，在继承秦代风格的基础上，规模更为壮丽宏大，以国都长安为中心的宫殿建筑，如长乐宫、未央宫、明光宫、北宫、桂宫、建章宫以及上林苑，各抱地势，连属成群，华丽豪奢，每处能容“千乘万骑”，可见建筑规模之宏伟。而在这些建筑上必用瓦当以显示皇家的气派与威严。这就为瓦当在汉代大放异彩奠定了广阔的发展基础。

1)文字瓦当的出现：汉代文字瓦当的出现，首先，是由于汉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辽阔、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继承秦瓦当传统的同时，已感到原有瓦当上的纹饰图案或题材不能代替和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是需要改进和发展；其次，由于汉代文化艺术的高度发展，原先瓦当上的图案纹饰，已不能充分、完整、准确地去反映当时人们的文化思想和精神面貌，特别是受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影响过后，被禁锢的儒家思想、文化到汉代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正是在这种社会文化思想的背景下，文字便在瓦当图案上也有所反映了；再次，由于汉代手工业的长足发展，工艺水平大为提高，以致在瓦当制作上掀起了超越时空的创新高潮，由其他纹饰走向文字图案，也就成了必然。汉代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是那个时代文字瓦当出现与繁荣的土壤，而文字瓦当又能很好地反映出汉代社会文化的面貌。

文字瓦当的出现是西汉时期的一大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把文字与建筑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突出了建筑的人文色彩，开启了建筑的人文景观，成为我国古典建筑结晶之一，并标志着瓦当艺术走向鼎盛和巅峰。

图3.16　汉代文字瓦当

西汉时期的建筑多为大宫殿之内套小宫殿，建筑构思巧妙。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最近在西安市北郊发掘了一处西汉时期皇家宫殿建筑遗址，这个建筑群设计精巧、结构繁复，显示了古代建筑艺术的高超技艺。文字瓦当就是在此时出现的(如图3.16)。可见，除图案以外还有以文字为装饰的瓦当。

发现的文字瓦当属于秦代的数量较少，而以汉代最多。文字少则一字，多至十字不等，而以四字最为常见。瓦当文字多为篆书，也少见隶书，在圆这一特定范围内，以圆就势，促长行短；互为辟就，不取方正。充分发挥了篆文书法的装饰艺术效果。据统计，仅瓦当篆文的变化就有120种之多，可谓奇丽壮观。篆书之美是建立在从象形基础上演化出来的线条章法和形状结构之上的，即在于它们曲直适宜，纵横合度，结体自如，布局完满。瓦当书法正是利用有限的空间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种美，达到了与印章异曲同工的艺术效果。根据文字的多少、繁简，精心布置，或雄壮磅礴，或敦厚古朴，或凌厉刚健，或流畅洒脱、疏密错落、粗细相应，达到饱满酣畅、刚健相济、均衡舒适的艺术效果。

2)文字瓦当的吉语百千：在文字瓦当中常见的有一字文瓦当，例：“关”“卫”“利”等，以整个当面为一单元，布置文字，字的外围笔画依圆而变，曲直相应，或在文字空白处加填云纹等予以点缀，刻意求工，给人一种图案美。

二字者有左右结构或上下结构，讲究对称美。虽然笔画有繁有简，如“千秋”“佐弋”等(如图3.17)，二字笔画简繁悬殊，作者为使两边对称，巧妙的将“秋”字的“火”部，“佐”字的“亻”部放在当面正中，这样就形成了“千”与“禾”、“左”与“弋”的对称结构。多字者一般采用四单元结构，将圆分为四个界格，每个界格内布置一字或二字，形成四方连续，给人以整体的美感，这种结构在瓦当中使用最多。此外还有许多单元和无单元结构，以字之多少、繁简，灵活配置，显得活泼紧凑。

图3.17　二字纹瓦当

“宫殿”的“宫”字首见于殷墟甲骨文，其宝盖头象形为当时任常可见到的穴居小屋屋顶，屋顶下面，上一个“口”是囱(天窗)，下一个“口”是屋门，最初泛指所有建筑，秦汉以后才专属帝王。“殿”字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秦汉后更为多见，原指高大的建筑。“宫”“殿”二字连用，就是现在一般理解的帝王宫室。

宫殿的萌发和发展过程就像“宫”字意义的演变一样，经历了一个集首领居住、聚会、祭祀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混沌未分的阶段。位于原始村落中心的“大房子”，具有集“宫殿”“会堂”“教堂”于一体的性质，就体现了这种状态，其典型代表如陕西西安的半坡遗址。随着社会的进步，宫殿才与祭祀功能分化，只用于君王后妃朝会与居住。在宫内，朝会和居住又进一步分化，形成“前堂后室”的格局。

商周宫殿发展最成熟的是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的一组“有可能在武王灭商以前”(即时属商晚)的先周宫殿(或宗庙)遗址。虽然规模不大，但宫殿形式精致成熟，是一座很完整的二进四合院。按瓦当的起源时间来推算，这时的陕西宫殿的屋面上应该还没有开始使用瓦当。但是宫殿建筑独有的文化内涵，均匀对称的构图方式，为此后瓦当在宫殿建筑上的应用创造了条件，也为瓦当的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瓦当的大小、形制、图案等具体要素，也随着宫殿建造者及宫殿的不同用途发生着变化。

图3.18　四字纹瓦当“千秋万岁”

四字瓦当是最为常见的文字瓦当，内容多为建筑题名和吉祥语：“千秋万岁”瓦当是不可多得的文物，并且它还属于秦代字纹瓦当中的精品。上面的字迹用笔圆转洗练，婉通自如，近乎铁线，如锥画沙。文字清瘦而又刚劲，瘦劲的线条中，也有细微的提按变化，体现了中国书法用笔上的丰富内涵。在字的结构方面，该瓦当也作了精心的安排(如图3.18所示)。这种巧妙的结构安排，不但使字本身的造型得到美化，同时使它避免了板刻而变得十分灵动。字的布局给人以自然、融洽、舒适的感觉。这种感觉又似乎非人力所致，达到了“鬼斧神工”“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是秦汉瓦当中罕见的珍品。瘦劲的文字及边栏形成一个圆形的艺术整体，这个整体给人的感受是秀丽、雅致的。由于线的走向有一种指向中心的效果，这就使瓦当内边栏所占面积在视觉上大为缩小，从而大大地突出了文字的地位。这种指向中心的效果，就是整个瓦当文字按“中心对称”方式排列的结果，它给人一种稳定、端庄的静感。如秦的“羽阳千岁(秋)”，西汉的“长陵西神”“长陵西当”等属于建筑题名类，用于宫殿、官署、陵寝、仓、关、祠堂等建筑。如“千秋万岁”“与天无极”“长乐未央”“延年益寿”“亿年无疆”“富贵宜昌”等属于吉祥语。目前保存在胶南博物馆的“千秋万岁”瓦当是四字的文字瓦当。从现在存世的汉代瓦当看，以图案纹瓦当和图像纹瓦当居多，文字瓦当很少。三字瓦当和多字瓦当，虽没有四字的多，仍是以吉祥语为主，如：“甲天下”“千秋万岁余未央”“千秋万岁与地无极”“延寿万岁常与天久长”等。由此可见，无论是一字纹瓦当，还是多字纹瓦当都遵循着吉语百千这一艺术形式，以寄托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的向往与祝愿，由此而知，汉代文字瓦当凝结着中华子孙无穷的智慧。

总的来看，汉代瓦当分布地域之广，纹饰之繁，制作之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汉代瓦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大致可概括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秦和西汉初期。因为汉代瓦当完全是在秦代瓦当的基础上发展的，可以说继承了秦代瓦当的诸多优点。多为图案瓦当。瓦当以圆瓦当为主，还有少量半瓦当和大半圆瓦当。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汉代瓦当还继承了战国晚期瓦当的样式，同时较前有所创新。这个时期，云纹和涡纹为各地区瓦当的主要纹饰，同时各地区又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如山西地区的旋曲纹、方格纹，山东临淄地区的树木纹等。大约在汉景帝时期，文字瓦当出现，但数量不多。

第二个时期：西汉中晚期。这一时期的瓦当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发现，瓦当使用很普遍，出土数量极大。以图案瓦当为主，文字瓦当在陕西等地开始盛行。这一时期瓦当纹饰有趋同的趋势，均以云纹或涡纹为主，当心纹饰变化极为丰富。由于各地区交流频繁，在瓦当上可以看出各地区间的相互影响，如陕西一些遗址出土的瓦当吸收了河南地区瓦当的某些元素，在许多瓦当上都明显表现出该地区瓦当的特点。

第三个时期：东汉时期。这一时期的瓦当使用地域更为广泛，在边远省区也多有发现。东汉时期瓦当各地基本上都是以当心为一大乳丁的云纹瓦当为主(如图3.19)，文字瓦当较西汉时期数量减少，但使用地域扩大了。

图3.19　乳丁云纹瓦当

所谓“秦砖汉瓦”，汉瓦当是在秦时期的瓦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与之前的瓦当相比，汉代瓦当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更加丰富，制作也日趋规整，纹饰图案井然有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字瓦当的大量出现，不仅完善了瓦当艺术，同时也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艺术领域和研究范围，更加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思想意识形态。总之，秦汉瓦当以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时代特征之鲜明，文化内涵之丰富，把中国古代瓦当艺术推向了鼎峰。而这种将古朴简约的精神融入到瓦当的艺术创作中，在圆形或半圆形的画面之中，纹饰精心设计、巧妙布局，动物显得自然活泼、神态天真、栩栩如生；文字疏密得当、安排合理，显示了我国人民的智慧。它广泛的题材、丰富的内涵、多样的构成形式美感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