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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瓦当艺术研究:金石学与瓦当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金石学与瓦当所谓金石学,是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一类考古学,其主要研究对象为前朝的铜器和碑石,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广义上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金石学和考古学成为独立研究的部门,是宋代学术的一大成就。形成于北宋,至清代正式有“金石之学”的命名。清末民初,金石学研究范围又包括新发现的甲骨和简牍,并扩及明器和各种杂器。

陕西瓦当艺术研究:金石学与瓦当

(一)金石学与瓦当

所谓金石学,是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一类考古学,其主要研究对象为前朝的铜器和碑石,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广义上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而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前,是以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近似欧洲的铭刻学,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研究对象为零星出土文物或传世品,未经科学发掘;偏重于铭文的著录和考证,以证经补史为研究目的。形成于北宋,至清代正式有“金石之学”的命名。

金石学究竟应当怎样定义,其中一处着眼点在于它所研究的材料的范围。施蛰存先生认为金石刻文字相当于西方的款识,故此认定金石学可以用清人发明的“款识学”来定义,顾名思义,款识学研究的正是铭刻着文字的古代遗存,如铸有铭文的铜器、碑版、印玺等。另外,施先生还将金石学与考古学、文物学等一并做以区分,廓清了几种学术术语的混淆状态。而区分的依据仍然是材料范围的不同。这里我们同意施氏对金石学与考古学和文物学所做的区分,但不应做绝对的论断。固然,自宋代以来金石著录的大宗是有铭之青铜器和碑版、印玺,但是我们应当看到,随着学术的发展,许多没有铭刻、款识的古物也逐渐进入了金石学家的视野。例如,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十三卷,其中关于陶瓷的一卷即是按照窑口来介绍、研究瓷器的烧造、艺术风格的。清末及民初的陈介祺、刘鹗等的《蕝斋藏陶》《铁云藏陶》等著作也都克绍萁裘,与吉金、石刻著录殊途异径,并非均为款识著录。

1.金石学的发展金石学在我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形成于北宋至元明。从西汉开始,已有人研究古代文字,考释古铜器,整理竹简,记述古迹。但研究者少,无专著问世,没有形成一门学科。北宋统治者奖励经学,提倡恢复礼制,当时对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现了热潮;墨拓术及印刷术的发展,为金石文字流传提供了条件,金石学逐渐产生。宋仁宗时的刘敞,刻《先秦古器图碑》,对研究金石有开创之功。吕大临撰《考古图》,在编古器物书的体例方面多有建树,该书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古器物图录。其后又有《宣和博古图》《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等铜器著录书,《集古录》《金石录》《隶释》等石刻著录书,金石研究已相当兴盛。元明时期金石学成就较少,《河朔访古记》和《古玉图》为代表性著作。另有《格古要论》,是中国早期的文物鉴赏书。

金石学和考古学成为独立研究的部门,是宋代学术的一大成就。宋代金石学、考古学发端于真宗时期对古铜器的研究。公元1000年(咸平三年),乾州获得古铜鼎一件,方形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真宗命儒臣考证,验其款识,认为是“史信父畓”。但把古代器物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还是朱仁宗以后的事。

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于公元1063年成书。此书收录了上千件金石器物,是学术史上第一部金石考古学专著。所收集器物,上自周穆王,下至隋唐五代,内容极为广泛。随得随录,不依时代编次。1069年,欧阳修“撮其大要,别为录目”,成《集古录跋尾》十卷传世。

赵明诚的《金石录》——共三十卷。赵明诚,宋徽宗时人,每得书画鼎彝,即与妻李清照研究整理,指摘疵病。他经过二十年的努力访求,收辑金石刻词两千卷,包括所见夏、商、周到隋、唐、五代的钟鼎彝器铭文款识,以及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又据两千卷刻词逐件鉴别考订,撰成《金石录》三十卷。前十卷共两千条,记述古代金石器物、碑刻、书画近两千件的目录,后二十卷收录这些器物的跋文,叙述器物出土的时间、地点、收藏者以及器物的内容,是当时所见金石文字的总录。

还有著名的北宋人物沈括的《梦溪笔谈》、郑樵的《通志》等书,也包括金石考古方面的内容。沈括不仅记录这些古物的形状和款识,而且进一步研究器物的制作方法和原理。如从冶金学理论来解释古剑,用光学原理来解释古镜,用几何学原理来解释弩机上“望山”的用法,都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郑樵在他的《通志》二十略中,专列《金石略》,记录他一生中见到的古代器物,并且做了考订。其中证明石鼓为秦代遗物,是可信的定论。

洪遵的《泉志》十五卷、龙大渊等的《古玉图谱》一百卷、郑文宝的《玉玺记》、王厚之的《汉晋印章图谱》各一卷、岳河的《程史·古冢桴盂记》等专门研究古代某些器物的著述,这些都是宋以前学者不曾注意的学问。

宋代学者在金石考古学方面的主要成绩是:第一,辛勤收录古代文物,使原来的奇器珍玩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为清代的汉学研究开拓了先河。第二,创造了传拓文字和绘制图形的方法。依据拓本刻本上石,以求长久。用画图描写每一器物的形状体制,并说明尺寸、轻重,以及出土地点、收藏者,款式则摹写文字。第三,肯定了古代器物的名称。如钟、鼎、鬲、畓、敦、尊、壶等,都是古器自载其名称,宋人因以定名的。

由此可见,金石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始于宋代,并出现了一批对其影响深远的金石学家和专著,赵明诚便是其中杰出代表,他历经二十年搜集收藏两千卷金石碑刻整理成集撰成宋代金石学集大成之作《金石录》,共三十卷,力图完整阐释金石收藏领域的地位及其内在的史学价值。(www.xing528.com)

2.金石学的性质金石学是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前,以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近似欧洲的铭刻学,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研究对象为零星出土文物或传世品,未经科学发掘;偏重于铭文的著录和考证,以证经补史为研究目的。形成于北宋,至清代正式有“金石之学”的命名。

清代以后的金石学进入鼎盛,这便形成了金石学发展的成熟期。乾隆年间曾据清宫所藏古物,御纂《西清古鉴》等书,推动了金石研究的复兴。这一时期研究范围扩大,对铜镜、兵符、砖瓦、封泥等开始有专门研究,鉴别和考释水平也显著提高。清末民初,金石学研究范围又包括新发现的甲骨和简牍,并扩及明器和各种杂器。罗振玉和王国维是此时的集大成的学者。

综上所述,传统金石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著录式研究到诠释性研究的过程。其目的始终离不开传统史学早已设立的问题,可以说,金石学自始至终是史学的衍生物,是传统史学框架下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之所以在形式上有别于文献史学,而实质上又无法独立自成体系,其症结在于,虽然将研究材料扩展至文献以外的实物上,但是由于无法解决材料来源的科学性、系统性等关键问题,使得金石学者们不能够依据文献以外的信息研究实物本身的问题。

3.瓦当与金石学的联系金石学首先涉及古器物、古文字。在这两者的统领下,所产生的内部结构相当复杂,把许多细小的学科联系在了一起。比如石刻文字一项就包括刻石、碑、造像、画像、瓦当、建筑附刻等内容。其中涉及典章文献、文字进化、文字规范、书法雕刻、图案艺术、雕凿工艺等等。在金石学中,对石刻文字的研究并不是孤立的,是与其他项目相互联系的。因此,可以说金石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把许多学科从中心到边缘联系在了一起。例如:马衡先生研究认为《石鼓文》是周时秦刻文,平息了千百年来对石鼓文的争议;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校正了清人程瑶田的旧说;对度量衡研究解决了古尺的制度,至今还是研究古尺的依据等。再如:古代的建筑艺术也涉及到了金石学的范畴,陕西秦咸阳宫的花砖雕,精妙的雕刻艺术正是属于金石学的细小分类之一,因此相继而生的当然是我们的瓦当艺术,因为,金石学石刻文字的记载不仅仅有石刻、画像等,同时还规范了文字和书法雕刻以及图案艺术,这些都对我国瓦当艺术的发展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如图1.34中的文字瓦当为陕西长乐宫出土的“4字瓦当”。所以金石学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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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 陕西长乐宫四字瓦当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考古学新的研究领域,受到作为人文学科主流的史学传统的影响,证经补史开始。这就使得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具有相同功能的金石学息息相关。作为有很高艺术价值,还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瓦当,它的图案、文字有助于了解古人的历史渊源、习俗好尚,并对古代历史地理、思想意识的研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正因如此,唐宋以来,瓦当已引起了好古者的重视,在唐宋文献中有记载当时人用瓦当做成砚台使用。清代随着金石学的兴盛,瓦当收藏之风大盛,许多大家,例如陈介祺、罗振玉这样的大学者都倾心于瓦当的搜集与研究,清时期开始了对瓦当的专题著录,而对它的专题研究则是近代了。

所以,从上文充分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们有着足够的理由相信,古时的金石学具有等同于如今考古学一般的作用,在《梦溪笔谈》等一些著作中都提及了对雕刻、建筑、工艺方面的赏析,而通过这些文献,也对这些艺术形式有了一定的归类以及鉴赏观点,自然其中也涉及到了瓦当艺术的文献。而这些优秀艺术作品的归类鉴赏,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工艺者的创作热情以及一个时期的人们对艺术的全新要求,因此也会引领一些瓦当艺术形式的发展,甚至会在金石学的研究中诞生某种新型的装饰图案。另外,金石学的范畴中通过对相关学科的相互联系,也是一个使得相似学科互相融合和借鉴的机会,如瓦当艺术早期成素面或几何图形居多,但在金石学的研究下,我们不难发现书法雕刻和文字艺术相继融入于瓦当艺术发展中,如一字瓦当、二字瓦当和著名的四字瓦当。可见瓦当与金石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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