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族岩画解密：重要历史秘密揭开！

华族岩画

贺兰山岩画博大精深，其中有许多独特图形隐藏着早已尘封的历史秘密，解开和诠释这些历史之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中国人自称为华族华人，其来历有几个版本。其一，华，指的是华贵美丽。如《汉书·律历志》：“黄帝与炎帝之后战于坂泉遂王天下，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曰轩辕氏。”以服饰的华丽区别文明与落后。虽然勉强，但也说得过去。其二，华指的是文明与进步。如《左传》谓“比于诸华，光又甚文”，说华族是文明的光彩四射的民族，比起四周的其他民族如夷、蛮、戎、荤粥等先进得多。其三，我国古代氏族或民族的来历与名称往往以居地而取名，这是通常的惯例。《禹贡》里有“华阴”“华阳”“太华”，说的是西岳华山一带。“华山一带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国家起源和中华民族起源的发祥地区。”^[1]在历史钟情的这个地方，又偏偏在华山脚下的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和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中发现了距今6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花卉陶盆。这两种花卉图案彩陶盆，有两种花卉形式，第一种是覆瓦状花冠，属蔷薇科的玫瑰（或月季）；第二种是合瓣花（整体结构又称为盘状花序），属菊科（花）。黄河流域的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大汶沟文化和长江流域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崧泽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同一彩陶花瓣纹母题图案。这是非同一般的文化现象。

如此广大地区、如此众多的花瓣纹图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首先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2]。花瓣纹图案是华族首创的，作为图腾象征和标志留在了彩陶上得以广泛流传，并作为文化信使随着华族的迁徙和流动而广为传播到东夷、西戎、南蛮的居住之地。

在我国古文字金文中，花字的上部就像花的形状，下部是花蒂，甲骨文也是如此，小篆花字的形体也是如此。另外，“华”字的本意就是“花”，如《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桐始华”。就是说，春末季节梧桐树开花。可见“花”与“华”是同音同义，又如《诗·周南·桃夭》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3]，说的是桃花盛开也就是华。又如《尔雅·释草》云：“木谓之华，草谓之荣。”《尔雅·释木》云：“瓜曰华之。”这里的华，有花之意，也有华美之意。还有屈原《九歌》中“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就是山上长着扶苏，池塘里开着荷花。“华”与“花”同音同义，而且有实物为证（见图1）。新石器时代彩陶盆，在世界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质朴明快，绚丽多彩。彩陶是在砖红色器皿上用赭石和氧化锰作呈色元素，所绘图案烧制后呈赭红和黑色花纹的陶器且经久不衰。庙底沟花纹彩陶盆，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因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而得名。此时仰韶文化进入了繁荣时期，它的分布很广，东抵郑州，南达长江汉江，西至洮河，北到河套地区。由此不难看出河套地区的贺兰山和阴山广大的地区都有华族在活动，华族在贺兰山与阴山一带早在公元前10000～前6000年，就活跃在大河两岸及贺兰山、阴山之上，辽阔的大地他们纵横驰骋，繁衍生息，劳动生产，狩猎游牧，制陶作画，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文化史上、艺术史上放射着夺目的光彩。

图1　花纹彩陶盆、仰韶文化、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

华族的另一支早在夏朝之前，虞舜母族太昊部落称谓“华胥”。依据“因生以赐姓，因以为族”的氏族惯例，太昊之族其后裔称华族，居地称“华”。由此可知虞舜是先夏的一个世代，其部落联盟则为“诸华”，也就是“华族”的最初形式和称谓。由此可知，华族不仅分布很广，而且也处在大流动，大分化、大交融的状态。

在“诸华”之地的江苏北部连云港市锦屏山南麓，叫将军崖的地方，崖长22米，宽15米处，有岩画三组，其中刻制在最高处的一个似人头又似鸟头的岩画，许多人认为是鸟身人面，是少昊氏奉为祖先图腾的鸟头（见图2）。我们认为此图并不是鸟头，而是“花人”即“华人”，在人面上部长的并不是似孔雀一样的羽毛，而是戴着或插着一朵正在开放的花朵，是一个用花装饰的“花人”—华人的标准像，表现了“花人”（华人）的优美形象，反映了“华人”对花的崇拜与敬仰之情，这朵花也是“华”字。此图的形象十分清楚，在人面上部有3朵在开放的花骨朵，花下有一根长长的花茎，在花茎下有两片又长又大向上挺立的叶子。这是一只茁壮成长又挺拔向上的美丽花朵。用花朵来装饰和表现自己的民族属性，正是华人的独到之处、特别之处。

图2　将军崖岩画“花人面”（华人）

在连云港锦屏山将军崖的岩画中，还有更惊人的花人（华人）岩画，一丛丛茂盛的鲜花从植物中生长出来，个个挺拔向上，而长出的花朵却是似人面形，又似葵花形、弧形等，但有一个基本的形态都是人面形，均有人的双眼具有人面的基本形态。这些人面像与贺兰山岩画的人面像有点类似，但又具有自己独特的造型。

总之，将军崖人面像是植根在植物之上，是植物上长出的人面花朵。这些花（华）朵是华族来历或者说是华（花）族的起源形象解读。

需要强调的是连云港锦屏山将军崖这个地方看似临近大海，又是山区，实际上这个地方在遥远的时代就是黄河的故道和入海口，是属于黄河的下游地区。这样，连云港一带岩画应该是属华族文化区的一部分，岩画仍然是华（花）族先民反映自己族属的作品（见图3）。

图3　将军崖植物花（华）人形象

2006年3月，北方民族大学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岩画研究中心在调查贺兰山贺兰口岩画时，幸运地发现了一朵岩画花。这朵岩画花原本在羊圈的围墙里，后来农牧民搬迁拆围墙后被安放在岩画馆内陈列（见图4、图5）。

图4　贺兰山贺兰口岩画花（华）

图5　贺兰山贺兰口岩画花（华）线描图

这朵岩画花长16厘米，宽19厘米，花的上部为花骨朵，下部为花蒂，是一朵朝气勃勃花蕾绽放的花。这朵美丽的花，同连云港将军崖上部的那朵花十分相似，仅是花骨朵多少不同而已。这朵在贺兰山贺兰口发现的“花”，是华族图腾徽号与象征，也是上古时代图画“华”字。图腾崇拜，意为“亲属”。原始人相信，每个氏族与某种动物或植物有着亲属特殊关系，而且每个族属借以图腾物作为自己的祖先、保护神、徽号、标志和象征。岩画花作为华族的图腾象征，实质是表现了原始华族的族性、族源以及华族的采集生活和原始农业的发端。由于人类对食物的追求欲望和唯实精神，于是食物成为原始先民与大自然之间的根本联系。说的更明确一些，“花”就是华族的图腾，“花”是华族的图腾表象^[4]。

贺兰山贺兰口岩画这朵岩画花，是华族的徽号，是华族的一支，说明早在距今10000～8000年，贺兰山岩画区域是中华黄河文化的发祥地区之一，是华族先民在黄河之滨的贺兰山地区繁衍生息、劳动创造，并在山石之上创造了中华灿烂的岩画文化。

不仅仅如此，在贺兰口岩画中还有许多十分珍贵的岩画花，只不过这一朵是最鲜艳、最美丽、最典型的一朵罢了。这都是华族文化的骄傲。

岩画的右上部为花，左下部为牛，似牛在仰视花。花上部是花骨朵，其下为花蒂，是一朵花蕾绽放的花。这朵岩画“花”，是华族图腾徽号与象征，也是上古时代图画“华”字。如诗《周南桃夭》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屈原《九歌》有“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可见，上古时代“花”与“华”同音同义。这朵岩画花，是上古时代华族的代表标志。此外，岩画花作为华族的图腾象征，实质是表现了原始华族的采集生活，更说明华族先民在黄河之滨的贺兰山地区创造了灿烂的岩画文化。另外，牛正好代表炎帝，是炎帝的象征，此图是炎黄的示意图。华族的首领是黄帝，牛的代表是炎帝，炎黄二帝的结合，正是中华民族起源的最有力佐证。

贺兰口岩画·花与牛（42×38）cm

画面向北，凿磨制作

还有需要印证的是，除了连云港将军崖岩画有花样人面之外，无独有偶，在贺兰山岩画中也发现了花人，此花人（华人）面部有五官之外，有两个弧形，这是贺兰山人面的特有装饰。而人面外部则是独有的花瓣样式，表现了鲜花怒放的可爱形态。可以说，这个花人就是华族不同于其他氏族和族人的装饰，反映了华族以花为图腾崇拜的原始信仰和崇拜；同时也证明了华族曾经在贺兰山一带居住和生活，并留下了自己的形象。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国古老文明的源头活水。有了黄河母亲的哺育，我们才创造了世界无与伦比的文化和艺术（见图6）。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有华美的“轩冕之服”，他征服四方，打破了以往地理阻隔和种族界限，开启了交往与交流的局面。

图6　花人（华人)

这是一幅写实性很突出的作品。凸显骆驼的特点——双峰高耸、昂首、长颈、短尾、细长腰、圆臀、肉垫脚，虽然简单寥寥几笔却达到了几十笔上百笔难以达到的效果。只有丹青高手才能达到这种形似神似的程度。(www.xing528.com)

大西峰沟岩画·骆驼（30×20）cm

画面向东，凿刻制作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纪》中写道，黄帝“北逐荤粥”，说明华族始祖黄帝时代就已经占据了我国北方的大片土地并繁衍生息。今天的贺兰山与阴山一带，似乎很遥远，但由于地处黄河之畔，有黄河文化的养育和滋润，有华族先民的开发垦殖，无疑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贺兰山与阴山地区，还是我国北方的重要绳结之地，是中华先民通往我们这个星球北方草原大道的必经之路和组成部分。贺兰山与阴山是北方草原大道的重要驿站。

无独有偶，2007年10月，北方民族大学与巴彦淖尔市合作进行阴山岩画调查时，也有重大发现。在调查默勒赫图沟岩画时，甚幸发现了一朵岩画花。这是一朵盛开的花。这朵花长15厘米，宽20厘米，形象生动优雅（见图7、图8）。这朵阴山之花，上部是花蕾绽放的花朵，下部是下垂的花叶和花茎；此外，这朵阴山之花又似一个头顶花蕾在行走的人，下部又恰似一个人的双腿。总之，这朵花，既是花—华，又是“花人”—“华人”形象。这种岩画花，仍然是华族图腾崇拜的象征，其象征意义即形象化代替了抽象的含义，“花”即“华”，其本质及本源为集体性的，而非个体的象征，本意表明了人是由“花”演变而来的，从而强调对花的崇拜，对“花”图腾的膜拜，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人与花的关系是亲属关系，人与花有着血肉联系。因此，告示人们，人类的生存，氏族的生存是以花为象征，为族徽、为标志，人是花的产物，也是花的后人，以花为生命的源泉，揭示和宣告了本氏族以花为图腾的血缘关系。由此可知，阴山的这支“花”族（华族），仍然是以采集业为主的农牧民族，在山上狩猎和采集，在河套平原进行原始的农业生产。

此次合作中，在默勒赫图沟岩画旁还发现一枚细石器石核，高4.5厘米，呈半锥形，十分精致。

细石器文化是在我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晚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遗存，典型遗物以细石核、细石叶为代表，即以船底形和楔形、扁锥形、扁体石核为主，被称为“船底形刮削器—雕刻器传统”。

图7　阴山岩画花（华）照片

图8　阴山岩画花（华）线描图

这些情况说明，在我国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大舞台，同时，也是以农耕为主的华族先民活动的大舞台，他们与各族人民交流文化也交流遗传基因。在这辽阔的草原，气势磅礴的山地，到处创造了光照千古的草原和畜牧文化，并以岩画作为杰出的文化代表保存在岩石之上。

同样，北方民族大学在进行卫宁北山大麦地岩画和贺兰山岩画调查时，采集到一大批珍贵的细石器如刮削器、石核以及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球等，如今都陈列在学校的“岩画与西夏文献中心”的展厅中。

这是一只站立之虎，威风凛凛，显示了百兽之王的尊容。我国古代匈奴族就有崇拜老虎的风尚，他们以虎的形象作为尚武精神象征。虎被视为神兽，虎啸山林，威震四方，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岩画虎不仅仅是一个强悍凶猛的形象，也是人们敬仰的圣物，更是人们崇拜的对象。

这只岩画虎制作精细，头、眼、耳、身、四肢、纹饰雕琢的都很精到，一雕一凿都体现了精品意识和崇敬的心态。在贺兰山岩画中出现如此精美的作品，这是我们这个文化古国的骄傲。

大西峰沟岩画·虎（75×38）cm画面向南，凿刻制作

通过贺兰山与阴山岩画花的展示，使我们知道了在远古的时代，贺兰山与阴山一带的自然环境是相当的优越，山林葱茏、花木繁盛、水草丰饶，是华族生存繁衍的理想家园。贺兰山与阴山花图腾符号的产生，是人类能动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是区别氏族和部落的徽章，展现了华族先民的智慧，宣告了他们的来历，回答了人是什么这样一个古老而悠久的问题；同时也表明了，这里是“花”（华）图腾部落的领地，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个生命的呼唤，永远记住自己的根和本源，永不忘本。

更为神奇的是，在中华大地的中原地区河南省禹州市具茨山上，1988年刘俊杰发现了数以万计的石刻岩画花，是在石头上凿一个大的圆穴（亦称杯状穴）四周再凿6～8个小的圆穴，组成一个梅花的花瓣形状，这种岩画花遍及山间，令人目不暇接又惊叹不已^[5]。华族先民认为花是植物生长的标志，花不仅美丽、芬芳，而且结实成果，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有花才有果，春华秋实，是华族对农耕文明的总结，更是人们心中的神圣标志和象征。具茨山岩画是我国岩画断代较明确的地区，根据地层关系，岩画下限距今4000年，上限可达10000年。具茨山岩画花又一次证明了这里是华族的诞生地，也是华族祭祀之地。在河南禹州具茨山发现大量岩画花，无疑证明中原大地是中华先民的发祥地区，大约在第四纪最后一次冰川之后的温暖期开始向西北迁徙，所到之地不仅发展了农牧业，也在山石和陶器上制作了自己的族徽、族号、标志和象征（见图9）。

图9　具茨山岩画花（华）照片

1986年10月，在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距今7000年的陶器，在陶碗底或腹部及其他器物上刻画了许多鱼、猪、鹿、蚕、鸟、虫等象形文字符号，更为可贵的是出土了四叶“花”形象，无疑是华族的徽号、象征和标志（见图10），同其他地区的花（华）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

贺兰山、阴山、具茨山岩画花（华），向我们呈现了深邃的思想和丰富的内涵，成为我们研究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历史学、符号学的活标本。

在东海之滨的连云港，在中华大地的腹地河南具茨山、在安徽蚌埠双墩遗址陶碗上、在陕西华山、华县和河南陕县庙底沟，在北方草原带上的贺兰山与阴山，都发现了华族的徽号与象征，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证明了早在10000年前的远古时代，我们的先民——华族，就已经形成，并且活动在中华大地上，我们的华族先民同其他羌、西戎、猃狁、荤粥等北方诸民族不仅有了交往，而且互相交融共同开发着我国中原和北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不仅是这一大片土地的主人，而且是这一大片土地的拓荒者、建设者。

图10　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四叶“花”形象

【注释】

[1]庄春波.华夏东西说.新华文摘，1997.1

[2]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1

[3]左民安.细说汉字.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4]罗进贵.李祥石发现贺兰口岩画有华族徽号.宁夏日报，2006.4

[5]刘俊杰.具茨山史前文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