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基泰岩画: 贺兰山草原上惊心动魄的猎狼与崇拜羊的生活

斯基泰岩画

贺兰山不仅处在我国的草原地带，扩而大之，还处在北半球欧亚大陆的草原带上。德国地理学家洪博特（Humboldt）认为中亚的地理范围西起里海，东达兴安岭，南自喜马拉雅山，北至阿尔泰山。如此广大的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着许多民族在生活、流动、迁徙、交流，包括了中国北方地区、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伊朗等。在这块广大而辽阔的土地上，孕育了人类最早的文明。

北方草原大道

这条又粗又长的大道，被称为北半球草原之路，处在欧亚大陆的35°～55°，正好与我国的北方草原相重合。总之，北方草原之路在人类发展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不仅对中华文明作出过积极的贡献，而且对人类的历史、文化、艺术同样做出过不同凡响的影响和作用。在这条草原带上，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这里更早的出现过草原畜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地质年代的第四纪末期，即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北半球的这条草原带上，气候适宜，介于温带荒漠和绿洲之间，水热条件保持着半干旱和半湿润的特点，星罗棋布的分布着湖泊、草原、森林、沙漠和荒野相间，互相影响又互相补充，互相争夺又互相包容，它博大的胸怀孕育和繁衍了历史上众多的部落、部族和民族，他们在这条大道上来回穿梭和流动，尤其是随着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草原带也随之扩缩和迁徙，多民族的草原文化也随之热闹起来，人们赖以生存的草原狩猎畜牧文化，以及农耕文化也随人而行，在广大的区域内进行着自然的演替和传播。因此，这条大道就称为草原之路或草原大道。

这幅画构图新颖，不同于其他的岩画，就是猎人所面对的猎物不是四散而逃，而似排队一样整整齐齐似走似跑，表现了动物笨拙和镇定。猎人身材修长，阳具外露，挽弓搭箭引而待发。

这是一幅写实的作品，不过多少有些理想化的成分。画面石面剥落证明作画的时间很有些年头了，这种斑驳的画面也表现了残缺之美，让人回味无穷。

大麦地岩画·射猎（41×25）cm

画面向南，凿刻制作

这条草原文化大道东头起于我国东北大兴安岭以西，处在燕山、阴山、贺兰山、祁连山、阿尔金山、天山两侧，成为人类交流的通道，成为人类交流、信息交流、文化与交换遗传因子的友谊大道。这条草原大道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距今约1.7万年前，就已经有原始先民活动，到了距今1.2万年冰河时期结束时，这里就是大陆性气候，夏季炎热，冬季严寒，气候干燥，适宜人类活动。人们摆脱了冰期的桎梏，自然界恢复了往日的绿色，动物奔驰在广阔的草原，狩猎与原始畜牧业成了人们主要生产活动。人们使用打制方法生产的长叶形又薄又利的石叶，镶嵌在有柄的骨器上制成了复合型刀具，大大方便了狩猎，此外又用尖利的小型石器制成了箭头，提高了狩猎的成果。弓箭早已成为人类得心应手的工具，事半功倍，每每有所收获，提升了征服自然的能力，也提升了人们生活的质量。这是人类利用火之后又一次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革命。

这是一幅写实性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麦地曾是一块富庶之地，水草丰茂，牛羊遍地。这幅作品的主角是北山羊，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培育和饲养的优良品种，适应环境能力强，产绒高，肉质好。作者凿刻了一大群形态各异，造型优美的北山羊，表现了人们对羊只的喜爱之情，对羊只的健康生长寄予了无限的厚望。

另外，岩画中众多羊的形象也反映了人们对羊的崇拜之情，反映了牧羊民族的生活。《说文解字》卷四上释羌云：“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有可能远古以来黄河之滨的大麦地一带是羌族人活动的地方。《国语·晋语》有“炎帝为羌”，证明大麦地一带属于黄河文化的范围，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区之一。

大麦地岩画·羊群（69×37）cm画面向南，凿刻制作

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在1932年《美国人类学杂志》上发表的《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对贝加尔湖地区，即南西伯利亚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群和华北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群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列举了黄河流域河套地区水洞沟和萨拉乌苏遗址与贝加尔湖地区阿丰托瓦和列塞兰邱斯杰以及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遗址情况。他在对两个地区旧石器堆积的地层顺序、动物和文化内容进行对比后，得出的结论是西伯利亚和华北十分接近，从地层的顺序看几乎相同，从动物群看，在草原大道的原始森林和湖泊繁殖着大量的兽类、鱼类和禽类，如熊、鹿、狼、貂、獾、狐、野羊、野牛、野马、野驴以及鸭、鹅和多种鱼类，为人们生存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保证了人们的需求。从对比分析，至少有四个种属是两地所共有的，使用的生产工具也相同，使用着船底形的锋利工具。人们居住在地穴和半地穴式房屋里。大致相似的气候，相似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要。在哪里也得生活，因此，也就造成了流动人口的相对稳定。对猎人游牧人来说，什么地方丰足什么地方就是好地方。

以上事实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次冰期结束，气候变暖，地球北方广大地区冰雪融化，草木复苏重新茂盛起来，随之大批的动物也由南向北迁徙，就如同今天的北非大草原一样，随着季节的变化而产生动物大迁徙大流动。那时，在黄河流域掌握了先进细石器的猎人和游牧人，也不断向北迁徙，他们跟在大群动物的后边，边走边猎，如同牧人一样，赶着大群大群的动物，顺着草原大道渐渐扩展到了贝加尔湖以及黑龙江流域，最早开辟了地球北温带的草原之路。根据考古资料，原始先民开辟的草原大道，就是从我国宁夏、内蒙古经过蒙古的赛音、山达市、曼达尔戈壁，鄂尔浑河（哈尔和林）等地到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并在乌兰哈达一带，在这些地方都发现了船底形刮削器，锥形石核，底部带凹档形的三角镞，石片制成的一端刮削器和石刀等工具。

这是一幅既真实又惊心动魄的岩画，描绘了一只狼在追捕鹿的情景。这幅写实图的特点是刻画了鹿的优美形象，而描写狼则是简单潦草，表现了作者鲜明爱憎观。也说明了鹿在游牧人心中的崇高地位。鹿在前面奔跑，张着大嘴在呼吸，狼在后面已经追上了鹿的情景。场面紧凑而完整，狼腾空跃起，鹿四蹄奔驰，一前一后奔驰，既惊险又富有想象。

归德沟岩画·狼与鹿（31×15）cm

画面向西，凿刻制作(www.xing528.com)

历史到了卡拉索克文化时代（公元前1200～前700年），青铜时代末，在贝加尔湖附近发掘出土的人种体形和青铜器都与中国北部的殷商文化一致，如卡拉索克的青铜曲柄刀、匕首、矛、斧等都与中国北方发现的一样。证明大批北方部落来到了西伯利亚，他们把中国文化、中国青铜器铸造技艺传到了欧亚草原，促进和推动了中国与中亚的联系。

不仅如此，在这条草原大道上，星罗棋布的分布着许多岩画，贝加尔湖一带的山间峭壁上有许多人物和动物岩画，这些镌刻岩画从风格和制作方法上看，与我国北方传统的岩画大致相同。动物形象大致相同。在叶尼塞河的岸边峭壁上，绘制了许多人面像岩画。另外，动物岩画的种类也很丰富。这许许多多的神灵岩画、人面像岩画，如同贺兰山与北山大麦地的神灵岩画一样，是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也是人们对祖先的思念和对家乡怀念的反映。这些岩画的内容和题材，同时出现在北方草原大道上，说明了人们的信仰一致性，表现了文化上的相似性和历史渊源的一致性。

岩画描绘了一头马鹿和3头北山羊。马鹿形象优美，高昂着头，鹿角多叉后仰，细长而圆大的眼睛，警惕地注视着前方。鹿姿呈行进状，动势较大。鹿身前胛与臀部有螺旋纹，表现了鹿的外在之美。鹿腰细而长，再现了鹿善奔跑的特性。总之，对鹿的头、眼、角、前胛、后臀、细腰等细节都作了精到的描写，是岩画中的精品之作。鹿肚下面3只北山羊虽然用笔简洁，且又是侧面描写，但动静不一，生动活泼且可爱喜人，表现了羊天性好动的一面。

贺兰口岩画·鹿与羊（40×30）cm

画面向北，凿磨制作

总而言之，在北方草原大道上，从旧石器时代以来，我们河套人和宁夏水洞沟人就开始了历史的“长征”，他们成为北半球最早的文化传播者和耕耘者，是文化的先驱，是人类战胜自然的先锋，他们身着兽皮、羽毛，手执利箭从贺兰山出发追逐着野兽，沿着北方草原之路开始了徒步的迁徙，将文明和艺术带到了地球的北端，并开始了同远方的氏族、部落进行文化的交流。应该说，是我们的先民最早开辟了北方草原大道。

据考古发现，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鬲，出现在中亚和西亚的地层中。后来，到了商代，制作于公元前16～前11世纪的商代马头刀、马具等，明显带有中亚、西亚文化的痕迹，只产于东南沿海的海菊贝制珠饰，在新疆罗布淖尔的原始社会墓群中发现。西亚新石器时代的“舞蹈纹”彩陶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大致相同，西安半坡彩陶“鱼网纹”与西亚彩陶“鱼网纹”饰一致；产于我国的谷子，通过草原大道落户于西亚两河流域，再向西南到达欧洲大陆的法国南部。贺兰山大致位于北纬38°19′09″～39°08′21″，正好位于北半球草原大道上。并且贺兰山又处在我国温带和暖温带草原与荒漠的过渡带，是季风气候与非季风气候的分界线，还是我国外流区和内陆区的分水岭。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连贯东西南北的地理位置，使贺兰山成为我国北方一条内陆草原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可以向东到达大兴安岭；向西抵达祁连山、阿尔泰山、到伊朗高原，经过西亚到达俄罗斯的南部草原，最后到南欧黑海沿岸；向北则穿越蒙古草原到西伯利亚，然后穿越白令海峡冰桥到达美洲。

在贺兰山数以万计的岩画中，尽管姹紫嫣红、百花争艳，却尤以斯基泰风格的岩画引人关注。斯基泰指公元前7～前3世纪生活在黑海北岸从多瑙河口至顿河河口的草原地带古斯基泰王国。民族以斯基泰人为主，即我国典籍中所称的塞种。这里属于北半球的森林与草原地带，向东延伸到西伯利亚广大的地区，地势相对平缓，广阔的草原和森林，成为游牧民族纵横驰骋的自由天堂。斯基泰文化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斯基泰的兽纹，也是其具有代表性的艺术，造型具有夸张性和装饰性，极富斯基泰人张扬和强悍的性格。主要表现在生活用具上充满了特有的纹饰，如在马具、武器、器皿等独有的野兽形象和鹿纹形象。有的学者认为，斯基泰动物造型与古伊朗的原始宗教有关，斯基泰典型动物造型“鹿”，则是伊朗语系诸民族共同的图腾形象。理由是“塞人”（亦称sacae或sahas）这个词的本意就是“鹿”，所以凡与斯基泰人有血缘关系的亚洲游牧民族皆可称为“塞人”。由此可知，那种头部高耸、大眼、有耳有四肢且吻部修长，角形长而弯曲多变化的鹿，亦称为斯基泰风格。

早在公元前8～前7世纪，在亚洲腹地的草原地带和伊朗高原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斯基泰鹿的造型，如在西伯利亚南部的阿尔疆地区（俄罗斯地名），就出土过斯基泰风格的鹿饰。又如在伊朗的基维埃地区和黑海沿岸斯基泰人居住过的地区都发现了斯基泰风格鹿的造型。这些独具匠意的斯基泰鹿饰，不仅反映了北方草原带西端黑海沿岸到西伯利亚广大地区游牧人的古老原始宗教观念，也体现了草原游牧民族对于动物的崇拜和信仰。“斯基泰鹿”是草原带上狩猎民族与游牧民族在艺术创作上的伟大创造，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斯基泰鹿

除了上述出土的青铜器斯基泰风格的鹿饰之外，在北方草原带的蒙古、外贝加尔湖、阿尔泰等广大地区还存在着一种称之为鹿石的石雕。这种石雕一般是制作在墓葬的石碑，或者墓碑人物（武士）雕像的背景。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文化现象，仍然同动物崇拜有关。这种鹿石分布甚至在哈萨克斯坦中部，乌拉尔南部、伏尔加河中游、格鲁吉亚、保加利亚东北易北河沿岸都有发现。鹿石的造型，亦属于典型的“斯基泰鹿”，一般为屈足，昂首，大眼，吻部修长，鹿角呈后仰或前置，造型多角多弯曲或修长或粗壮。在辽阔的外贝加尔湖和蒙古大草原上早期居住的塞人，或者说是与塞人有着密切交往的其他民族，由于游牧经济的一致和社会制度的相似，加之信仰的相同或相近，致使文化艺术的相同或相近，便产生了“斯基泰鹿”的风格一致性。在北方大草原带上出现的多种动物形象，除人面像之外，贺兰山岩画格外引人注目的就当属“斯基泰鹿”了。这种斯基泰风格鹿的造型，在贺兰山多处被发现，突出的地点有归德沟岩画点、苏峪口岩画点、广武口岩画点、贺兰口岩画点，这些地点不仅岩画密度高，而且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是通往西部的关隘枢纽。

画面的重要位置是两头马鹿相互求爱对舞对鸣。左侧马鹿无角，仰首，吻部修长，眼如铃，似站立，前腿上举，动势较大，为雌鹿；右侧马鹿仰首，似站立，前腿上举，吻部修长，眼如铃，鹿角多叉后仰，姿态高雅优美。贺兰山马鹿栖息于针阔混交林，喜食嫩绿的杨树枝叶。马鹿每年9～10月交配，在交配期公鹿发出吼叫声，可传出数公里。交配期公鹿之间常发生争偶斗争，一旦得胜就形成一雄多雌群体。在《诗经》中就有：“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佳句，表现爱情的执著和纯真，这正是这对鹿情侣的真实写照。画面右上部的人面，这个神灵见证了这场求爱的过程。

贺兰口岩画·两只鹿与人面像（108×86）cm

画面向东，凿磨制作

贺兰山岩画中的“斯基泰鹿”造型优美生动，同样是屈肢、昂首、大眼、吻部修长，鹿角后仰多角多叉似凤冠。贺兰山斯基泰鹿的风格同草原道上的斯基泰鹿异曲同工如出一辙。仅仅是大小不同，制作的质地不同而已，但从形式到方法以及形态几乎一模一样，天造地合一般。“斯基泰鹿”的形象生动活泼，其原型实际描绘了北方草原大道上的驯鹿与麋鹿的形象，长吻、大角，形体优美，是北方地区物种的代表，是北方动物文化的象征与标志。贺兰山地区岩画中出现斯基泰鹿足可以证明古代草原大道上各民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交流和文化沟通是何等亲近，起码反映几点重要信息：其一，在北方草原大道上公元前8～前3世纪，黑海沿岸及伊朗高原和西伯利亚的古斯基泰人，他们沿着草原大道一路东进狩猎一路游牧来到过贺兰山地区，在贺兰山的山石之上制作了传统斯基泰鹿，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斯基泰风格鹿的形象，成为2800～2300年来斯基泰人带来的友谊带来的独特文化信息。其二，那就有可能是贺兰山人沿着草原大道曾经游历到斯基泰广大地区，感受到斯基泰文化的独特韵味，然后有感而发，在贺兰山石上制作了斯基泰鹿。其三，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沿着草原大道一路将贺兰山文化传播到斯基泰地区以及文化交流，进行了艺术的夸张，使它更鲜明，特征更显著，成全了这种世界独有的斯基泰鹿的优美形象，全称应该是贺兰山鹿转化为斯基泰鹿。总之，贺兰山岩画斯基泰鹿与斯基泰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