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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图腾崇拜岩画的分析介绍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羊图腾崇拜岩画图腾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种社会形式、宗教形式、文化形式,图腾也是一个氏族或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灵魂和精神的支柱,还是一个氏族或民族的象征、标志、图徽。图腾崇拜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界物类的超自然观念,这种观念产生于人类征服自然的狩猎和采集的劳动中。表现了羌人戴羊角的习俗是出于对羊图腾祖先的信仰,是对动物祖先形象的象征性模仿。可见,羌人对羊图腾崇拜深深植根于血脉之中。

羊图腾崇拜岩画的分析介绍

图腾崇拜岩画

图腾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种社会形式、宗教形式、文化形式,图腾也是一个氏族或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灵魂和精神的支柱,还是一个氏族或民族的象征、标志、图徽。总之,图腾是人类早期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中伴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图腾文化渗透到了氏族的血脉之中,同一切的社会关系、自然关系,包括人类的社会观念、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等息息相关生命相连。图腾岩画是人类早期文化的表现形式。

岩画也是图腾艺术的物化载体,图腾艺术通过岩画而展示了深邃的思想和广阔的精神世界,成为沟通原始人们感情的纽带和表达思想情感的交际手段。

图腾(Totem)源于北美印第安人鄂吉布瓦人的方言,意为“我的亲属”。原始人相信,每个氏族与某种动物植物有着亲属和其他特殊关系,而且每个氏族都借以图腾物作为标志相互区别。图腾崇拜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界物类的超自然观念,这种观念产生于人类征服自然的狩猎和采集的劳动中。因为,人最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和动物的区别,他们借助于对自己的认识去理解动物,认为人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血缘关系,每个氏族都起源于相关的动物或植物,这种图腾就是该氏族的祖先、保护神,也是该氏族的徽号、标志和象征。

羌族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是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同时在地理分布上也最广阔。羌的疆域广大,在商代羌常被作为商王朝征服对象。《诗·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竹书纪年》中记成汤与武丁时,两次“氐羌来宾”。在甲骨文中就有羌字的记载。羌字,殷墟卜辞上从羊,下从人。《说文解字[1]卷四上释羌云:“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大体可通。于省吾教授谓:“追溯羌字构形的由来,因为羌族有戴羊角的习俗,造字者遂取以为象。此说与卜辞中羌字形相合。然古代羌人是否戴羊角,不可考。今四川西北部羌民无戴羊角之习,唯以两羊角象征羊神,供于壁上。又端公(羌民巫师)所戴的羊皮帽有两角,亦由羊皮做成……羌的自称‘芊’‘绵’或‘玛’。……羌者,以其人牧羊为业,供祀羊神,端公戴羊皮帽并饰两角以祈禳,故谓之羌。”

此鹿为马鹿,在低头吃草,形象生动优美。整个造型简洁明快,动感强烈,表现了马鹿的优雅与高贵。这是一头正处青年时期的马鹿,身强体壮,活泼可爱,充满了无限的活力和生命之力,是青春的礼赞和颂歌,也是动物崇拜的展现。这种马鹿生命力极强,生活在高山丛林中,机敏灵活,时至今日贺兰山麓仍可以看到马鹿的身影。

贺兰山马鹿又叫八叉鹿,属偶蹄目、鹿科。成年鹿体重200公斤,肩高1米。母鹿在两岁以后开始繁殖,怀孕期为250天,初生仔鹿约10公斤,1个月后开始吃草。公鹿在5~7岁时达到最大体重。马鹿可产鹿茸、鹿肉、鹿皮等,是珍贵的野生动物

贺兰口岩画·鹿(26×19)cm

画面向东,减地阴刻制作

用这种半人半羊的字形来标记羌人,似乎已透露了该族以羊为图腾先祖的情况。于省吾先生在专著《甲骨文字释林》中精辟地认识到“原始社会早期,人们为了猎取野兽,往往披皮戴角,装扮成野兽的样子,以便接近于野兽而射击之。后来戴角逐渐普及为一般人的装饰,以表示美观。有的贵族妇女或部落酋长戴着双角冠,以显示尊荣。有的民族到奴隶社会甚至近现代,仍然保持着这种风尚。至于《说文解字》谓羌从人从羊,羊亦声,已成为会意兼形声”[2]。表现了羌人戴羊角的习俗是出于对羊图腾祖先的信仰,是对动物祖先形象的象征性模仿。图腾信仰的重要标志,则是将最有代表性最具个性和风格的图腾形象或符号刻画在自己的住处、岩石、树上、用具上,这样做是相信通过描绘使图腾祖先的神力通过模仿行为由交感巫术而传到自己身上,从而获得生命力和安全感,并成为其中的一员,达到崇拜与威慑作用。这种羊图腾符号(或称为羊字),在贺兰山岩画中不少,贺兰口、插旗口、树林沟岩画中常常可以见到。关于羊图腾的历史记载也为数不少,史载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载:“西戎用羊卜,谓之跋焦;卜师谓之厮乩。以艾灼羊髀骨,视其兆,谓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为上‘神明’……又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则摇其首,乃杀羊视其五脏,谓之生跋焦。其言及有验,委细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又如《辽史》载:“西夏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胛骨……三咒羊,其夜牵羊,焚香祷之,又焚火毂于野,次晨屠羊,肠胃通则吉。羊心有血则败……”“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妇人则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萦屈发鬓而缀之有似轩冕。”由此可知,羌人是以养羊为主的畜牧民族,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人们对羊的热爱有着深厚的生活与文化积淀。

角形符号

早在10000多年前羊就生活在甘青草原上,由于羊性温顺、肉食鲜美、皮毛御寒,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也就成为了人们崇拜的对象,期望得到好处和庇护,也就与人结下了血缘和亲族关系。

羊伴随着羌族部落集团自身来源的传说,种族的繁衍活动以及人们的社会组织和制度而发展起来,羊也就成了羌人氏族的标志和符号,继而演进到羊图腾崇拜。自古羌人对羊有特殊的感情。以羊祭山是羌人的重大典礼,羌民所供奉的神都是“羊身人面”,视羊为祖先,同羊有血缘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羌人多养羊,穿羊皮褂,用羊毛织线,用羊作祭品。羌族少年成年礼时,羌族巫师用白羊毛线拴在被祝福者的脖子上,以求羊神保佑。羌族巫师(端公)戴的帽子有两个羊角,巫师的法器用羊角、皮、骨制成。羌人死后杀羊为死者引路,并认为羊是人的一半,将羊血抹在死者手掌上,可乘羊归西,还有用羊骨和毛线占卜,以测吉凶祸福。可见,羌人对羊图腾崇拜深深植根于血脉之中。

关于吐蕃族,《新唐书·吐蕃传》云:“吐蕃本西羌属,散处河、湟、江、岷间。”可知羌与吐蕃有着渊源关系。吐蕃“其俗重鬼右巫,事羱羝为大神。”羝是大角公羊。关于用羊作宗教仪轨也很多,如治病盟誓、祭祀祖先或山神等。但一般来说,羊则多用于殡葬仪式,如在青海卡约墓葬中大多都殉以羊骨。在苯教教义中,羊能引导亡灵将死者通往“福乐之国”和“死神之地”,死者在那里幸福地生活。羊本来是中国的古称。《尔雅》云:“羱如羊。”郭璞注:“羱羊似是吴羊而大角,角椭,出西方。”郝懿行《尔雅义疏》:“今羱羊出甘肃,有两种,大者重百斤,角大盘环,郭注所说是也;小者角细长,说文所说是也。”《埤雅》卷五:“羊……大角……善斗至死……不可牢畜也。”由此而知羱羊角大,是人们崇拜的羊神或羊图腾之一,是生长在水草丰茂崇山峻岭之中的野羊。其实经考证,羱羊就是北山羊。贺兰山岩画中的北山羊就是羱羊,距今约上万年。在河北武安磁山出土的绵羊骨骸,经碳-14测定距今约8000年,此地在新石器时代是古华夏族活动的区域,应该说古代羌族活动的西方(自然包括贺兰山地区),驯化羱羊的时间最低限度不会迟于距今8000年前。羊,《说文解字》称:“羊,祥也。”汉代刘君墓出土石羊,器身刻“中吉羊”;元嘉刀铭作“大吉羊”;十二辰鉴铭文“辟除石羊”及汉代的羊形肖像印等均以羊为“祥”。可见古人把羊看成是吉利祥瑞之兽。又据《礼记》载有“大祥”“小祥”,即为“大祭”“小祭”。《续汉书·礼仪志》载:每月“朔前后各二日,皆牵羊酒至社下以祭日”。从墓葬来看羊的造型多为卧式,为祭祀之羊。在游牧民族中,杀牲供祭过的羊,人们吃肉后,还把羊骨中某些骨块留下,做萨满占卜术时用,其中羊肩胛用于萨满占卜时最为重要,认为十分灵验。另外还有一种不吃的神羊,神羊中以头部发黄的白公羊为最有灵性,蒙古语称为“腾格里特亥”,意思是“天的公羊”。对它不去势,也不买卖,到老再杀,吃肉,烧骨脂,头和皮悬挂在树上,然后再另选神羊。蒙古萨满请跳神中有“乌胡那昂道”,即种公羊神,是畜牧神中羊的保护神、繁殖神。

藏族中广泛流行一种放生现象,这种放生其实就是图腾禁忌中禁食的遗风和变态,曲折地反映了远古时代的图腾意识。所谓放生,就是一个活祭形式。这些祭羊是神羊,只能是自生自灭。这是图腾崇拜中最敏感的问题,然而现实中却依然千万年来保留着。当然这种图腾禁忌的数量是有限的,是象征性的,一则表达了人们的图腾敬仰,二则对保护物种繁衍羊只、保护生态环境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与放生相反,藏区还有一种活祭形式,藏语称“玛却”(红祭),是在煨桑后,将活羊推入火里烧死,以取悦年神。据老辈人讲,这种形式也可用在诅咒发誓中。如两人有仇,可用烧山羊煨桑火祭来决断诉讼。甲方说我若无罪山羊会在祭火中爆裂,发出巨响;乙方说我若无罪山羊会在祭火中平静烧死。观察山羊在祭火中的情状,以断定谁有负于谁。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献祭羊神、求得圣裁的方法。

岩画上部人面轮廓外周有一圈似花瓣形的装饰,面部有弧形纹,看似一个女性的扮装,实际这是一个变形的太阳神,或者叫做太阳女神。同时,这幅图也是华族的形象,人面似花(华),表现了华(花)族的图腾崇拜。其下部人面形有双角,面部为叉形,口部似衔一根骨头。这个形象是古代巫师的形象,表现了人们在巫师的带领下敬天地礼鬼神祛病禳灾以求平安。一个是太阳女神或花神,一个是巫师,描绘了一幅古代巫师通天理地的活动场景。

贺兰口岩画·两个人面像(60×78)cm

画面向南,凿磨制作

角文化乃是图腾崇拜的一个方面,是简化了的或是抽象化了的图腾崇拜。

角文化即“有角的反刍动物给人以威武之感”,它那坚硬、刚挺的角就是主要武器,是其战斗力之所在,游牧部落对此有着深刻的印象。渐渐地,兽角在人们心目中就成了勇敢、力量的象征,在我国先秦时期的礼仪、民俗、艺术等各个领域,都不乏它的影响。早在甲骨文之前的岩画中就有了选择其头部角的特殊象征意义加以描绘,令人一望而知这种象形符号或文字,应该说是角文化的起端。有角的怪兽有令人望而生畏的感觉,因为锐利的角可以致人于死地。

这幅画位于石羊沟,由此可知沟名因岩画羊群而得名。

这是一幅写实的作品,羊只形态各异,有的在食草,有的似在喂小羊奶,再现了羊群的活动场面。

古代游牧人生活来源是以畜牧为主,主要还是依靠羊只来生活,羊可以说是游牧人的生命保障线。因此游牧人的艺术就离不开放牧和狩猎。他们对羊只的一举一动和生活习性了如指掌,并且充满了深厚的情感,所以作起画来得心应手,简单几笔就描绘出了羊只的形态和神态,下笔如有神助一般。艺术来源于生活此话信然。

石羊沟岩画·羊群(76×63)cm

画面向南,凿刻制作

在商代羊与殷商似乎有一种神秘的特殊关系,因此,在风俗中羊被视为吉兽,故“吉祥”的祥字从羊,美善二字亦从羊。“羊人为美”的观点认为人头上戴着羊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美;有的人则认为“羊大为美”,羊肥大是一种美。在商代的青铜器器物的纹饰中常看到羊纹。这些器物中最多的莫如各种兽头,学者多称之为饕餮,其说本于《吕氏春秋》。考吕氏《先识览》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究竟饕餮为何物,其说未明。后人或说为怪兽形,或说为夷狄形,有人竟说为人首。丁山先生在总结了大量饕餮纹饰之后,他认为饕餮纹饰面目描写虽有繁简的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特征则是皆有半环形的巨角。他认为饕餮纹与金文所见之字的环角相似,如《尔雅》释兽,“灵,大羊”。郭注:“灵羊,似羊而大,角圆锐,好在山崖间。”《本草拾遗》亦云:“羚(同灵)羊有神,夜宿防患,以角挂树,不着地,角弯,中深锐紧小,犹有挂痕。”“然则已觚所图之象,殆是羚羊侧写,鼎彝所饰的饕餮纹,当是灵羊头部的正写”。这种羊头弧角的饕餮纹,时见于甲骨文,其写法亦时有不同,丁氏所辑达数十个,这些甲骨文皆同羊形纹有关。从艺术的角度和审美的角度看待羊与角,人们又引发了对美的认识。美是什么?“从字源学看,根据《说文解字》:羊大为美,认为羊长得很肥大就美”。这说明,美与感性存在、与满足人的感情需要和享受(好吃)有直接关系。我们的看法是羊人为美。从原始艺术、图腾舞蹈的材料,人戴着羊头跳舞才是“美”字的起源,“美”与“舞”字最早是同一个字。说明“美”与原始的巫术礼仪活动有关,具有某种社会含义在内。综上所述,我们从羊图腾的出现、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得知,在史前时期,岩画中的羊纹饰并不单单是装饰艺术或一般图形,而是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经过无数次的过滤、筛选,而成为一种物质文化的表现,成为氏族的共同标志,最终成为氏族图腾的标志符号而载入史册。羊神为大角羊,羊的写实就突出了羊角的粗壮有力威武,然后简化为单线条的羊角、羊身和四肢,再后是仅有羊角和羊身而没有四肢,最后简化为羊角(即羊的象征符号、图腾符号)。岩画由写实、写意,最后又回到写实,不过这最后的写实,已经具有丰富的想象性、装饰性和趣味性及艺术性,缺少了原始性和朴素性。写实—写意—象征—写实正好符合艺术上的一般规律,可以说岩画的发展变化符合一般艺术规律。卡西勒认为哪里存在着符号形式哪里就有着表象世界。符号即通过抽象化了的附着于物质的视觉标志传递实在意义,这种标志即实物符号,它是人们交际过程中的有意义的媒介物。人体装饰,无论是文身、凿齿,还是服饰、佩饰,最普遍最深层的意义源于图腾信仰,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图腾部族、氏族的成员,为使自己受到图腾的保护,就采取自己同化于图腾的习惯和方式。如华族的花、侗族蜘蛛满族的柳、彝族的竹(或虎),在神话中它们是生命之源,在习惯中它们仍然和人的思想、安危、身体健康与否直接相关,甚至它们是宇宙万物之源,这是典型的同类相生联想,是物我同形、物我混杂、融为一体的表现,是图腾深入内心的表现。

角图腾演变过程

贺兰山与大麦地岩画羊符号解读使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羊图腾崇拜的象征意义和演化过程。

此图人面像多而密集,而且形态各异。这一方岩画有可能为羌族岩画,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风貌,而且也表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

史载:党项人其俗男子服长裙、僧帽或冠,妇女辫发萦后,缀珠贝。元人马祖常在《同西歌》中记述西夏时期:“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瞿昙做夫婿。”女郎挽高髻起云鬓在这幅图右侧表现得十分真切又生动。其他的西夏人面像也都与历史记载相差无几,李元昊曾下秃发令,“元昊欲革银、夏旧俗,先自秃其发”。(www.xing528.com)

从岩画中不难看出人秃其发而两鬓有发饰的情景。

另外,党项人又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尤为喜爱音乐,“尚以琵琶、萧、笛、击缶为节”(《北史·党项传》)。其中羌笛一直为广大羌人所珍爱。笛属于气鸣类,后汉马融《长笛赋》说“近世双笛从羌起”,描绘了羌人吹笛的不凡身手。在此处右上部分有的人面像嘴部有一横笛,正描绘了羌人吹笛时的场面,真实地反映了塞外边关的民族风情。

贺兰口岩画·人面像群(259×72)cm

画面向南,凿磨制作

在贺兰山与北山的许多类人首的图像中,经过组合、重构和解读,同样可以了解到其中的一些人面像,并不单纯地表现人物的面部,而是有着深刻的内涵,剥开动物与人面的面罩,穿透其表层硬壳,就会明白其中包藏着抽象的图腾崇拜和隐喻。因此,可以说岩画密码式的双重结构形态组合成了类人首的图像,究其深层的含义实为通过人与羊的结合,表现了对图腾的崇拜,使氏族图腾永驻灵魂,永葆氏族繁荣昌盛。

图像的形态。

写实的图像[即客观自然原型大角羊和人面(因为人面是人的灵魂的所在,是灵魂的表象)]——写意图像(即人面与羊结合,成为人戴羊角的图腾崇拜图像和人面上有羊的图像;并进一步结合成为仅有人面轮廓而内部结构为羊的写意图像)——象征图形(外部人面轮廓,内部仅有羊角状图腾符号),从而完成了由写实到抽象符号的发展序列。这一过程是由实物到抽象符号的提炼过程,也是人们原始形象思维的发展过程。这一演变过程中最后的结局是简化了的符号式的羊图腾象征意义。

此岩画在山头的一个凹槽中,常人难以见到。岩画中两只羊似北山羊,公羊体态肥壮,头小,角大呈弯曲形,而母羊明显个小,肥壮,头小,无双角。两只羊呈静态,形象优美,加之岩石呈浅黄色的衬托,使得这两只羊更加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左侧的人面瓜子脸型,仅有鼻子和嘴,无眼无耳,却面对着两只羊,无疑这是交感巫术的表现。弗雷泽认为“物体通过某种神秘的感应可以超越时间、超越距离地相互作用,把一物体的推动力(控制力)传输给另一物体”(《金枝》)。

贺兰口岩画·双羊与人面像(69×32)cm

画面向南,凿磨制作

象征意义的形象化代替抽象的含义。

象征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一切象征之中,最重要的象征,是那些其本质及本源为集体性的,而非个体性的象征。这类象征主要是一些宗教性的意象(当然包括原始图腾)……这种象征经历过很多次转换变形,经历过程度不同的意识发展演化的漫长过程,并由此而成为社会悦纳的集体意象。这类文化象征依然保持着本源的神秘性或曰“魔力”。在多种象征的意义中,动物的象征尤为值得重视,因为人类童年与动物生死相依。其实,在每一民族的宗教和宗教艺术中,动物的特征皆视为是至高无上的神明的特征,或者诸神由动物来代表。岩画中这象征意义在图腾羊与人结合而成为人的崇拜对象。

图像的社会目的。

羊图腾崇拜

这是一幅写实的作品,画面上的动物是北山羊,形态各异,充满了活力。

北山羊是原始的野羊,后来经过原始先民的驯化,在距今10000~ 8000年时驯化成了今天的家山羊。尽管人们饲养的山羊已经是家养的,但山羊仍然保留着北山羊的许多特性,如爬山能力强,可攀上很高的山峰,适应性强,吃粗草、干草,耐饥渴,善奔跑,等等。

这幅图中的北山羊从形态看,可能已经驯化成山羊了,成为游牧人的财富了。

在画面中有一个人物,似在放牧,不过这是后来人添补上去的,同原来的岩画无疑相去很远了。

横山岩画·动物图(34×37)cm

画面向南,凿刻制作

从整个演化过程中都体现了人与羊的结合,最终表明人是由羊演变而来的,从而强调对羊的崇拜,对羊图腾的膜拜,是为了人的生存与发展,人与羊的关系是亲戚关系,人与羊有着血肉联系,舍此人类则无法生存,因此告示人们:人类的生存(直接说)氏族的生存是以羊为本,人是羊的产物,也是羊的后人,以羊为生命的源泉,揭示和宣告了本氏族以羊为图腾的血缘关系。

羊图腾演变过程

图腾符号的产生。

图腾符号的产生是融合了人与羊的生物特性演变而来的,这种图腾符号来自两个方面,即心理符号系统和物化形态的符号系统。心理符号系统成为人类的创造性显意识和主动性心理欲求,这使审美心理各要素几乎完全摆脱了生物性机能的羁绊,使审美意识获得了精神性活动能力。物质化符号凝聚而成为人类最早的艺术形态,使人类文化信息的演化和传播成为可能,而且使文化积累和再生成为可能。

这种图腾符号的产生,是人类能动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是区别氏族和部落的徽章和标志。这种图腾类人首的出现,展示了游牧先民的智慧,宣告了他们的来历,回答了人是什么这样一个古老而悠久的问题。同时也标示了:这里是羊图腾的子民和领地,让人们世世代代记住这生命的呼唤。

在贺兰山众多的图腾崇拜岩画中,尤为引人注目的还算永宁县红旗沟第二区中的类人面岩画。在这组岩画的上部3个图形中左侧为羊的形象,弯角,有躯干、四肢和尾,又似象形羊字;右侧上部类人面仅突出了弯弯的大角;而下部类人面则是将左侧的羊形图案完全植入人面之中。这幅图不仅耐人寻味,而且印证了羊人结合的图腾崇拜。这一组岩画无疑道出了贺兰山与北山岩画中图腾崇拜的奥妙和密码,成为文化人类学中弥足珍贵的形象史料。

【注释】

[1]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2]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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