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历史民族：岩画解读与多民族聚居

宁夏历史民族

宁夏回族自治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区。远在数万年之前，灵武水洞沟遗址就闪烁出人类文明的光芒；遍及全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雄辩地证明了宁夏曾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吴忠、固原地区古代民族墓葬的发掘和研究，又证明了宁夏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自公元前后的汉代开始，宁夏就处在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要冲上，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绳结之地。千万年来，我们的先民们就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劳动生产，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

这是一幅纪实的作品。画中的两个人一前一后做着跳舞的动作，前边的人双手置于胸前弯臂，双腿半屈，姿态优美；后边的那个人挺胸，双手似端着盘子，双腿下蹲式。总之，构图作了精心的安排，对腿和双臂的细节都作了准确的描绘，给人一种真实而自然的感受。

游牧人历来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生活在人烟稀少的草原山地，大自然熏陶了他们乐观的性格。

大麦地岩画·双人舞（11×11）cm

画面向南，凿刻制作

此处人面像群制作于山崖之上，有近百个，显得威风壮观，是贺兰山岩画中最大最突出的人面像群。被称为贺兰山圣像壁。右侧人面像头部呈放射状与太阳崇拜有关，面部呈凹形。中间人面头部呈放射状，与太阳崇拜有关，面部有眼鼻口之外还有弧形条纹。左侧为一大片密集人面像群，形态各异，造型奇特，充满了神秘、诡谲之感，有的似骷髅，有的似兽面，有的似猴面，有的似鬼脸，千奇百怪。这些人面，实质是神灵和鬼怪的化身。恩格斯说：“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这些岩画中形形色色的神，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

贺兰口岩画·人面像群（390×210）cm

画面向北，凿磨制作

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宁夏便有了人类活动的遗迹。灵武市水洞沟旧石器文化遗址处在鄂尔多斯台地西南边缘，海拔1200米。该遗址于1923年发现，是我国最早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1960年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1963年进行第三次发掘，1980年进行第四次发掘，2003年进行第五次考古发掘。通过碳－14测定，水洞沟下层文化距今4万～1.5万年，属第四纪更新世晚期，上层文化层包含有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5000年，属第四纪全新世早中期。水洞沟旧石器文化与北京猿人文化、许家窑文化、峙峪文化属于同一系统，是产生我国华北地区“细石器文化”的基础。出土化石有披毛犀、普氏野马、野驴、鹿属、牛属、羚羊属、鸵鸟属。此外，出土有动物骨片磨制的骨锥，用来缝缀兽皮，做成简单的衣服，并把鸵鸟蛋壳做成圆形穿孔装饰品，这表明人们有了美的追求。水洞沟文化遗址的居民尚处在原始氏族社会初级阶段，即母系氏族公社的前期。在贺兰山下，在黄河两岸，发现细石器时代遗址十余处，这些遗存主要分布在中卫、中宁、青铜峡、银川、贺兰、陶乐、平罗、石嘴山等属于荒漠草原地带，人们采集燧石、玛瑙、水晶等各种坚硬细密的石料，用压制法制成箭头和各类小型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工具，并且制造了把石刀片镶嵌在骨柄上的复合工具，同时存在有各种磨制的中小型石斧、石锛、石磨盘、磨棒等，在贺兰县暖泉的“细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当时人们居住的圆角方形半地穴式住房。在这些遗址上同时发现许多陶器，说明当时的居民在从事狩猎采集经济和畜牧业为主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已发明和掌握了陶器的烧制技术，陶器以泥质红陶、夹砂红陶为主，以素面为主，兼有刻划纹、线纹、附加堆纹等装饰纹饰。细石器文化是在我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晚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遗存，典型遗物以细石核、细石叶为代表，即以船底形和楔形、扁锥形、扁体石核为主，被称之为“船底形刮削器——雕刻器传统”。这种工艺方法，不仅在黄河流域、贝加尔湖和黑龙江流域存在，甚至日本的北海道和美洲西北部也都存在。这种以细石器为代表的工艺传统，无论从时代、数量、分布的集中情况看，都说明是起源于我国的华北地区，一万年前以华族为代表的中华先民是以华北为中心逐渐扩大到贝加尔湖、黑龙江、库页岛进入日本和通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西北部的。华族是我国悠久的原居民族。华夏之华，源自于花，是以花为图腾的古老民族，在我国史前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崧泽文化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发现了彩陶花瓣纹饰的华族图腾标志和象征。在北方草原带的贺兰山、阴山岩画中也发现了华族图腾岩画花。说明距今8000年前，我们的华族先民就在黄河之滨的贺兰山上创造了光照万古的岩画文化艺术，华族和其他古代民族共同开发和垦殖着这广袤万里的土地。宁夏南部山区孕育了我国较早的原始农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逐渐取代了妇女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社会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在隆德、西吉、海原、原州等县区，不断发现有属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类型的彩陶和遗物。

大致说宁夏南部的黄土高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范畴，应属于“仰韶文化”分支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类型，都属于以原始农业为主要社会经济生活的氏族社会时期文化。

距今三四千年的铜器时代，宁夏地区分布着华族以及“西戎”的许多游牧部落，史称鬼方（或者称“混夷”“獯鬻”。到了西周时称为“猃狁”或“犬戎”）。他们“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

这是一幅写实的作品，一头巨牛似站立又似在行走，表现出牛性格的温顺与平和。这头牛形态比例适度，身材修长，臀部隆起，身上布满了螺旋状的纹饰，显现出美丽的外观。牛角现有部分不太长，向两边分叉，因为岩石上部破损，无法得知向上延伸多少，但现有部分可以看出牛角并没有到此为止，有向上延伸的可能。可以说这头牛是巨牛。

在牛脊上有一个花形东西，可能是刻画者的标记，也可能是某种特别的象征符号，是有意刻制的符号。

大麦地岩画·花牛（36×23）cm

画面向东，凿刻制作

作为西戎一支的义渠戎，商、周时期就在今宁夏广大地区聚居。义渠戎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几乎贯穿了整个春秋、战国时期。近年来，固原市的杨郎、河川、彭堡、头营等地和中宁、西吉、中卫、灵武等县市，先后发现了一批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反映了当时居民以畜牧狩猎为主的游牧生活，当与义渠、朐衍、乌氏诸戎的青铜文化有关。义渠被秦灭之后，义渠和部分西戎残余势力融合到匈奴中去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匈奴便进入了铁器时代，以内蒙古西部的阴山一带为中心，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匈奴经常游牧于河套地区，南面直抵战国秦长城一带。月氏属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据史书记载，月氏即战国时的“禹氏”，因“月氏”与“禹氏”本是同音异译。汉代以前，月氏即活动在甘肃河西走廊的敦煌、祁连山等广大地区，他们“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史记·大宛传》）。后来匈奴冒顿单于强大起来，于公元前174年左右月氏被匈奴击败，留居故地和逃亡甘肃、宁夏一带的被称为小月氏。甘肃黑山岩画中的部分人物形象，与头部有羽状装饰的小西峰沟第二区左上部的人物形象十分相似，因此，有可能为月氏所为。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中国，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后为四十郡），宁夏属北地郡。以今银川为中心的广阔银川平原，为秦西北地区的重要屏障。“宁夏之境，贺兰山环于西北，黄河绕其东南，地险固，田肥美，屹为要会”。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史记》卷六），匈奴退居阴山以北之后，秦在银川平原和黄河河套广建城郭。匈奴族基本是过着游动的游牧生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匈奴族曾长时期使用青铜器，到春秋战国时已逐步使用铁器，兵器有“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匈奴族的氏族部落既是生产组织又是军事组织，“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史记·匈奴列传》）。王国维在论述我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时曾说过“见于商周间者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在宗周之际曰猃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1]。汉代时贺兰山一带实为古代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汉书·地理志》载：“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不仅少数民族以射猎为生，甚至连汉军将士也以射猎为生。

按匈奴族的习俗每年有三次大的集会，正月诸酋长小会于单于庭举行春祭；五月，大会于龙城，祭天地祖先和鬼神；秋天，马肥壮时大会于树林旁，绕树木而祭，清点本族人马。单于“朝出营拜日，夕拜月”。攻战也要看日月星辰，月盛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匈奴人有黥面的习俗，单于接见使节时，使节必须去其节，要墨黥其面，方可入庐拜见单于。《汉书·匈奴传》曾记载“匈奴法，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入庐，单于爱之”。

匈奴的文化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以草原为背景富有民族特色的动物形象的铜饰牌，是匈奴族游牧、狩猎生活，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特别是以猛虎形象作为装饰品，既反映了匈奴族在广阔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气势磅礴的山地经常同虎豹作斗争的生活现实，又反映出匈奴敢于降伏猛虎勇敢坚强的民族性格。羌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早在我国奴隶社会的商代甲骨文中已经有了记载。羌族的足迹遍布我国的西北和西南广大地区。羌族早期以畜牧、射猎为业，战国以后兼营田畜。

此处岩画分三大块。

上部人面像，似太阳神，面部有弧形纹（人面部的弧形在甲骨文中为“日”字，所以人面像中的弧形与日有关）；另一个似人面又似兽面，造型怪异奇特，制作刻痕也深。中部人面四周有放射状线条，分明是一个太阳神。令人称奇的是四个人面像均长在动物身上或头上。这种动物头上或身上有人面的岩画与神话传说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这种岩画就是神话。在《山海经》中就有大量的人面兽身的神话记载。《山海经》十八篇，刘歆《山海经叙录》《吴越春秋》皆云禹、益作。其实并非一人一时所作，而是战国至汉初楚人所作。如《大荒北经》载“有犬戎国，有人，人面兽身，名曰犬戎”，等等。

下部一人面头部有羽状和枝状装饰，两眼圆睁，似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或面具有关。总之，这是一方非常独特又耐人寻味的岩画。

贺兰口岩画·人面像群（93×268）cm

画面向南，凿磨制作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220～581年），三百多年中，宁夏地区再次成为北方各游牧民族角逐和相互融合的大舞台，先后有匈奴、鲜卑、羌、氐、羯等部族驻牧于贺兰山一带。《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廉（县）卑移山在西北”，即贺兰山在汉代称为卑移山。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原居于阴山一带的鲜卑族乞伏部来到贺兰山北部一带驻牧，因称这一带贺兰山为乞伏山。唐《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中记载：“贺兰山在保静县西九十三里，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马，北人呼为贺兰。其山与河东望云山形势相接，迤逦向北经灵武县，又西北经怀远县，又北经定远县西，又东北抵河，其抵河之处亦名乞伏山”。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先后建立了十六个较大政权，故称十六国时期，宁夏先后属于前赵（匈奴）、后赵（羯）、前秦（氐）、后秦（羌）、夏（匈奴）等国。其中夏国为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所建。铁弗部为汉代匈奴右贤王去卑的后裔，于4世纪初进入河套地区，一直在贺兰山一带活动。《晋书·北狄匈奴传》中记载：“入居塞者有屠各种……贺赖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错杂。”所谓贺赖种即贺兰部落，贺兰山由此而得名。鲜卑从1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取代匈奴，成为漠北大草原的主人。鲜卑族是游牧部落，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各自畜牧营产，以牛马羊为主”，畜牧和狩猎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住穹庐，临时搭扎。食畜肉，饮奶酪，以毛毳为衣。鲜卑人为了狩猎和攻战，制作的“角端弓”很有名。鲜卑“敬鬼神，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民者。”而且鲜卑人每年春季相聚，髠头宴饮，且嫁女娶妇。

这是一幅变形夸张人骑岩画。从画面看显得幼稚、可爱，具有天真烂漫的画风。(www.xing528.com)

画面上人体十分简单，像一把钥匙，而人骑似马非马是一头怪兽。这兽头似马，但舌长似蛇的信子，身似马但尾部细长似蛇，至于四肢则更是什么也不像了，权且称为龙马吧。

这幅画中的四不像形象可能与古老的传说和神话有关。

此外，这还是一幅有丰富想象力的画，显得幼稚而又可爱，生动且又笨拙，并且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生活本来就是丰富的，岩画的多样性正是生活多样性反映。

大麦地岩画·人骑（16×13）cm

画面向南，凿刻制作

这是一幅组合图。上部描绘了一辆车马图形，这辆车的形状是有田字形的车厢，车厢两边各有一个车轮，车轮有辐条，两轮由车轴相连。车厢前有一个单辕，在车辕两边各有一匹似马似牛在拉车。这种早期车辆同安阳殷墟孝民屯车马坑和大司空村出土的殷代车辆十分相似，而且这辆岩画车同甲骨文的”车”字十分相似。

在大麦地发现的车辆岩画大都是这种样子。至少说明在黄河之滨的大麦地，在北方草原大道上的大麦地，车辆的出现时代不会很晚。也有可能车辆是北方游牧先民的伟大创造。

另外，这个单辕车又绘制在一个长嘴的动物身上，可能与古老的传说和神话有关。

大麦地岩画·车与动物（48×42）cm

画面向南，凿刻制作

高车族也曾到过宁夏北部地区，“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勒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妇人则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萦屈发鬓而缀之，有似轩冕。高车人“庭徙随水草，衣皮食牛羊畜产”。高车族的特征是“唯车轮高大辐数至多”（《魏书·高车》）。以上民族，在贺兰山地区的岩画中都留下了珍贵的艺术，这些岩画是我们研究民族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的实物资料，虽然有的民族迁徙了，有的融合了，但这些彪炳千古的岩画却永远放射着夺目的光彩。隋唐时期（581～907年），宁夏地区成为众多民族的聚居地区，645年9月15日唐太宗曾亲至灵州接受各部族来降和进贡，赋诗曰：“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勒之以石，以纪念民族和好的集会。还设有七个羁縻州府，以安置内迁的各少数民族。吐谷浑，原属鲜卑东胡，以畜牧业为主，其俗与突厥等相同，过着游牧生活。吐谷浑于咸亨三年（672年）在唐王朝的卵翼下迁至灵州。突厥为铁勒的一个部落，兴起于五六世纪以前，强盛时其势力范围“东至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周书·突厥传》）。主要从事畜牧业，以毡帐为居室，食肉饮酪，衣裘褐，披发左衽，善骑射。“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旧唐书》），突厥敬日之东出，敬神鬼，信巫觋，重兵死，耻病终，大抵与匈奴同俗（《北史·突厥传》）。吐蕃自唐代以来向外扩张，在680年前后，吐蕃已是“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之比”（《资治通鉴》卷二○二）。建中四年（783年）唐蕃举行会盟仪式，定界“其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以北至大碛，直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由此可知当时宁夏贺兰山一带也在吐蕃的势力范围之内。吐蕃以畜牧为业，多时达到“畜牧被野的程度”。“其俗重鬼右巫，事羱羝为大神。喜浮图法，习咒诅”（《新唐书·吐蕃传》）。回纥早在公元前3世纪时，在贝加尔湖以南独洛河以北一带活动，原是游牧部落，逐水草迁徙，善骑射，647～849年形成一个强悍的民族，其俗与匈奴大体相同，自称狼种。唐时称回纥，后期称回鹘，文字借用突厥文字，信仰萨满教，在《宋史·卷四九○外国传》中记载：“回鹘都督石仁政么啰王子邈拏、王子越黜、黄水州巡检四族并居贺兰山下。”可见回纥兴盛时期称霸于漠北，其疆南逾贺兰山而临黄河。

以上这些我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曾经在宁夏北部先后活动过，自然在贺兰山上留下过岩画的手迹。特别是1976年、1991年在玉泉营农场发现的墓群实为铁勒人墓葬，墓主契苾氏是何力的孙女，其夫为左屯卫将军。铁勒在6世纪被突厥征服后但仍保持自己的力量，后归附唐朝。从契苾氏墓葬看，铁勒部落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贺兰山一带驻牧。

五代宋夏金时期（907～1234年），这段历史最为突出的是西夏的建立与灭亡。西夏是我国历史上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党项族早期活动在青海一带，唐代吐蕃崛起，迫使党项族徙至庆、灵、盐、银、夏诸州。唐末，居于夏、银、宥州的拓跋思恭因出兵助唐皇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赐皇姓李氏，封夏国公。宋初拓跋后裔李继迁及子李德明，乘宋辽对峙时扩张领地，至孙李元昊于1038年称帝，国号“大夏”（宋、辽、金称“西夏”），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其领地“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与宋、辽、金形成鼎立局势。于1227年被元蒙成吉思汗所灭，传十主，历时190年。

贺兰山峰峦叠嶂，是西夏皇家林苑，为王公贵族游猎避暑之地。贺兰山是兵家必争之地，《西夏纪》中载：“倚贺兰山为固，料兵设险：以七万人护卫兴庆，五万人镇守西平，五万人驻贺兰山。”在贺兰山的许多山口与腹地山石上发现许多西夏岩画，有石刻塔、放牧以及西夏文题记，反映了党项族的风尚和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为研究西夏文化艺术风土人情提供了宝贵资料。西夏陵更是雄伟壮观和富丽堂皇。灵武磁窑堡西夏瓷窑遗址，出土的釉色以黑白、褐、紫、青为主，装饰技法有素釉、刻花、剔花和点彩瓷器，精美喜人，独具特色。

这是一幅狩猎岩画的精品之作。猎手们集中在左侧，有骑马的有步行的，个个挽弓搭箭对准猎物，人物形象各异，但动作一致。画面右侧是一群猎狗将猎物向有人的方向驱赶，除了个别的漏网之外，大部分没有逃脱。还有，在画面的上方，有许多线条和齿形物交织在一起，可能是巨大的猎网，绞住或网住、套住猎物。既表现了围猎时的情景又表现了猎人的机智勇敢。

这是一幅写实性强画面又复杂的作品，从围猎图中无疑使我们也享受到了狩猎时的快慰和欢乐。

大麦地岩画·围猎图（72×63）cm

画面向东，凿刻制作

元明清时期（1234～1840年），蒙古在唐代时称“蒙兀室韦”，蒙古即天国、天族，源于萨满教的长生天。初居额尔古纳河流域，后逐渐向南发展，13世纪初年蒙古部首领成吉思汗统一大漠南北各部落，建立了统一的蒙古汗国。1227年灭西夏后，元中统二年（1261年）在今银川设西夏中兴行省，1288年又取“夏地安宁”之意，改为宁夏府路，并曾一度设宁夏行省，宁夏之名由此而来。蒙古族在贺兰山与北山一带驻牧，也留下了珍贵的岩画艺术，但岩画这一类文化瑰宝，到元代时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岩画从远古走来，经历了千万年的不断凿刻和锤炼，经过了历史风雨的侵蚀和考验，多少沧桑，多少兵燹，多少风霜雪雨，但历久而不衰，愈发显现出光彩。它有过激动人心的时刻，它也有过漫长的默默无闻的岁月，路漫漫其修远兮，但到了元代，宁夏岩画也就画上了句号，终于走完了光辉而又艰难的路程。

这是一幅写实的作品，有人骑着马追赶野羊，也有人挽弓搭箭在瞄准野羊。这些在狩猎岩画中司空见惯了，但令人称奇的是在射中或瞄准野羊时，有一头似大头羊或野牛的动物，前腿跪下后腿半蹲在向人求饶，祈求保住性命。在狩猎时这种情况多有发生，而且猎人往往产生怜悯之心不忍下手。在岩画中出现这种画面却是罕见的，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作者的仁慈之心，也告诫猎人适可而止，体现了对动物的保护意识。

大麦地岩画·狩猎图（43×26）cm

画面向南，凿刻制作

【注释】

[1]《王国维遗书》·《观堂集林·鬼方混夷猃狁考》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