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武帝晚期河东地区封置侯国的考辨

四、武帝晚期河东地区封置侯国考辨

元鼎三年，随着“广关”政策的执行，河东地区的侯国被集中迁出，从而形成“河东无侯国”的局面。不过，检阅《汉表》，武帝晚期河东地区似乎又分封有三个侯国。

元鼎五年，汉廷分封驹几为骐侯（471）；元封四年分封小月氏降将扜者为瓡讘侯（506）。骐侯国，《汉志》属河东郡，《汉表》骐侯条下注“北屈”，北屈为河东郡属县。依据《汉表》体例，骐侯国地处北屈县境。又《汉表》瓡讘侯条下注“河东”，查《汉志》河东郡有狐讘县，前人均以为河东郡之狐讘县即瓡讘侯国所在。^[63]据此，至武帝元封四年，河东地区存有骐侯国、瓡讘侯国。

另元封四年汉廷封朝鲜王子张为幾侯（507），《汉表》幾侯条下注“河东”。其实幾侯国地处魏郡，《汉表》所注郡名有误，本编第三章第二节已有考述，兹不赘言。

经过分析，幾侯国虽然可以排除。但骐侯国、瓡讘侯国地处河东郡似乎了无疑问。关西之地何以出现侯国，实在令人费解。这一现象是否暗示“广关”政策仅是权宜之举，并未长期执行？邢义田、大栉敦弘、辛德勇三位先生都曾留意《汉书》中的两条记载：

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汉书·食货志》）(www.xing528.com)

（阳朔二年）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汉书·成帝纪》）

第一条记载中，耿寿昌将河东、上党、太原与三辅、弘农并举，且与“关东”加以区别，说明河东、上党、太原三郡仍属关西地域范围。第二条记载提到的天井、壶口、五阮三关皆是太行山关隘（见图5-1），显然成帝时期太行山仍是关西与关东的分界。基于两条记载，西汉末年河东地区仍属关西地域范围，以太行山为关西、关东界限的区域划分格局至汉末仍被遵行。

河东地区的河东、上党、太原三郡直至汉末仍被视为关西地域范畴，这在《汉志》中同样有所反映。《汉志》分叙西汉郡国，首叙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河内、河南。曾有学者试图从“州部”的角度解释《汉志》的郡国排序，但对于为何在同属司隶校尉部的三辅、弘农、三河中插入属于并州刺史部的上党、太原两郡，一直难以得出合理的解说。如侯甬坚先生便提出：“汉志郡国（尤其是郡）之排序，从州域的角度来看，是不太理想的，何以司隶部未叙完，就要去叙太原、上党，何以不在完全兼顾州域的前提下，按‘地域毗连法’去排完全部郡和王国。”^[64]现在看来，《汉志》之所以在首叙三辅、弘农郡之后，接以河东、上党、太原三郡，正是因为这七个行政区属于“关西”范畴。《汉志》的郡国排序显然存在首叙京师（三辅），再叙关西郡（弘农、河东、上党、太原），再叙关东郡（河内—零陵），再叙边郡（汉中—日南），最后叙诸侯王国（赵国—长沙国）的编排顺序。这便使《汉志》展现出一种以京师为核心，外层再环绕以内郡（由里至外又可分为关西郡、关东郡两个层次）、边郡的“圈层式结构”。^[65]《汉志》郡国排序的“义例”进一步证实汉末“关西”仍包括河东地区。

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元鼎年间以后以太行山为关西、关东分界的政治区划格局被延续下来，直至西汉灭亡。细检《汉表》，武帝元封四年以后河东地区不再有侯国分封，说明“关西不置侯国”通例在河东地区同样被严格执行。以此反观《汉书》骐侯国、瓡讘侯国相关记载，未免令人生疑。特别是骐侯国，昭帝以后只有该侯国孤悬于关西地区。从《汉志》所反映的西汉末年侯国地理分布来看，太行山、新函谷关一线以西的关西范围仅存有骐侯国一例。查《史记》、《汉书》，骐侯驹几并无显赫功绩，其事迹仅见于侯表“以属国骑击匈奴，捕单于兄功侯”一条，看不出驹几有何理由独享封邑于关西。因此若本于“关西不置侯国”之通例，《汉书》有关骐侯国、瓡讘侯国地处河东郡的记载可能存在讹误。

元封四年所封瓡讘侯扜者为小月氏降将，而同年所封另一位小月氏降将騠兹侯稽谷姑（504），其封国地处琅邪郡。元鼎元年武帝封城阳王子刘息为瓡侯（453），从城阳王子侯国封置的情况看，瓡侯国别属琅邪郡的可能性很大。这个瓡县有可能就是后来扜者的封国。^[66]元封四年所封小月氏降将的封国均在琅邪郡。笔者推测，东汉班昭在为瓡讘侯国标注方位时，因看到河东郡有狐讘县，误将狐讘县当作瓡讘侯国所在，故在“瓡讘侯”条下标注“河东”，从而造成讹误。至于骐侯国方位记述之讹误缘何产生，目前还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只能先将问题提出，有待以后作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