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地区功臣侯国变动—西汉侯国地理

三、河东地区功臣侯国之变动

“广关”政策执行后，代王子侯与代王一并徙封太行山以东。而高帝、景帝所封五功臣侯的状况又是如何？

阳阿（69）　《汉表》阳河侯条：“埤山。元鼎四年，共侯章更封。”《史表》记作：“埤山。元鼎四年，恭侯章元年。”《史记》、《汉书》载阳阿侯于元鼎四年更封，这一时间与“广关”之元鼎三年略有出入。而对照阳阿侯世系，此次更封恰好发生在第三代、第四代阳阿侯侯位更替之时。秦汉时期，帝王纪年采用逾年称元法，即“前代君主去世之年继续被当作前代君主的年代，直到逾年后新君才于正月称元年的方法”。^[48]而西汉列侯与诸侯王一样有独立的纪年。^[49]元鼎三年正是第三代阳阿侯去世之年。笔者推测，元鼎三年第四代阳阿侯继位后正值汉廷推行“广关”政策，阳阿侯被更封为埤山侯。但这一年在纪年上已经是第三代阳阿侯三十三年，故史家只能将更封之事推延记于埤山侯元年，即元鼎四年。

以上推论还可以找到两条辅证。元鼎三年，常山宪王刘舜薨，太子刘勃即位数月因罪废免，常山国除。一个多月后，武帝复封常山宪王子刘平为真定王。^[50]至于真定王受封之年，《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系于元鼎四年，而《汉书·诸侯王表》明言“元鼎三年，（真定）顷王平以宪王子绍封”。据清人杨于果考订，《史表》、《汉表》之间的分歧正与“逾年称元法”有关，“《史记》于元鼎四年始书（真定王）元年者，常山宪王以元鼎三年薨，国君逾岁乃称元年也”。^[51]同样是在元鼎三年，代王徙封清河，次年改元为清河王元年。^[52]但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清河”一栏中，因元鼎三年尚无清河王纪年，故将此事推延一年，记于“元鼎四年”格。想必梁玉绳根据这条记载才误称代王“于元鼎四年徙清河”。第四代阳阿侯卞章更封为埤山侯，同样是受“广关”的影响。埤山地望，史籍无载，从“广关”政策的实质来看，埤山当在太行山东。《汉志》琅邪郡有椑县，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音裨。”^[53]《说文·禾部》：“稗，禾别也，从禾，卑声。琅邪有稗县。”埤、椑、稗、裨四字古音相同，不知琅邪郡椑县与埤山侯国是否有关。^[54]

平阳（1）　《史记》、《汉书》皆不见平阳侯国更封的记载。但细察史籍，似乎可以找到平阳侯国迁徙的线索。《史记·夏侯婴列传》载第四代汝阴侯：“（夏侯）颇尚平阳公主。立十九岁，元鼎二年，坐与父御婢奸罪，自杀，国除。”《汉书·夏侯婴传》所记相同。武帝长姊号平阳公主，但夏侯颇所尚平阳公主显非武帝长姊。梁玉绳曰：

孝景长女阳信公主，后为平阳公主者，乃武帝之姊，王皇后所生。《汉书·夏侯婴传》云“主随外家姓，号孙公主”，盖别一公主也。^[55](www.xing528.com)

汉代，常借用生母的姓氏来称呼皇子和皇女。^[56]夏侯频所尚平阳公主号“孙公主”，显然与王皇后之女平阳公主有别。另王先谦指出，卫青于元朔五年尚武帝姊平阳公主，元封六年卒后与主合葬，则平阳公主决无再嫁夏侯颇的可能，《夏侯婴传》之“平阳”二字有误。^[57]王先谦所言有理，但称《夏侯婴传》中的“平阳”有误，则失之武断。据西汉制度，公主称谓有两种情况。一是以公主所食汤沐邑名称为号；一是以公主所嫁列侯封名为号。^[58]如武帝长姊本以所食汤沐邑号“阳信长公主”，嫁与平阳侯后改称平阳公主。据此，夏侯颇所尚公主之称号“平阳”当得自所食汤沐邑之名。从年代上推断，此平阳公主为武帝之女。平阳，高帝以来为平阳侯封邑，且平阳侯至武帝元鼎年间尚存。平阳侯、平阳公主岂能同食一邑？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元鼎年间平阳侯国已迁出河东郡，故武帝方可将平阳作为自己女儿的汤沐邑。若以上推断不误，平阳侯国在元鼎二年以前已徙封他处，此徙封与“广关”无关。如此，元鼎二年河东地区的侯国数目可修正为十三个。

垣（243）　《史表》曲城侯条：“元鼎三年，侯皋柔坐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侧钱为赋，国除。”《汉表》系此事于元鼎二年。查《史记·平准书》，汉廷于元鼎二年始行赤侧钱，元鼎四年废。故垣侯因不纳赤侧钱而获罪除国，于元鼎二年、三年皆有可能。^[59]垣侯国之废除与“广关”无关。

阏氏（93）　经过一一排除，除垣侯国先前废免外，元鼎三年“广关”政策推行后，河东地区的十二个侯国有十个被迁出。若以此推论，阏氏侯国、下麾侯国亦应在迁徙之列。但细察阏氏侯国地理方位，也许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这可先从武安县、涉县的隶属问题谈起。

武安、涉两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在《汉志》中隶属魏郡。但两县与魏郡治所邺县之间隔有武始县（见图5 1），而武始县本赵国地，武帝元朔三年因封赵肃敬王子刘昌（351）而别属魏郡。这样一来，元朔三年之前魏郡如何跨越赵国管辖武安县、涉县便成为一个难题，周振鹤先生因而提出“元朔二年以前魏郡的武安、涉县两地将属何郡”的疑问。^[60]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公布使这一难题终获破解。武安、涉两县均见于《秩律》，根据简文中的位置关系，两县属上党郡。^[61]可见元朔二年之前，两县由上党郡管辖，其转属魏郡发生在元朔三年以后。笔者推测，两县转属魏郡亦与“广关”举措有关，因为“广关”的用意在于利用太行山作为天然的界限和屏障，将“关西”与东部其他地区隔绝开来。但上党郡原本横跨太行山东西，“广关”之后势必造成上党郡领有关东县的局面。而若将武安、涉两县调整入魏郡，则可以使上党郡的东部界址与太行山走势重合，从而使“关西”在地理上形成完整的封闭空间。武安、涉两县由上党郡转属魏郡同样是为了配合“广关”政策而进行的政区调整。^[62]而与武安、涉县相邻，且地处太行山隘口的阏氏侯国也可能随之转属魏郡，但同时也不排除阏氏侯国徙封他郡的可能。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汉武帝元鼎年间河东地区的侯国分布出现剧烈变动，该变动与元鼎三年“广关”密切相关。“广关”政策执行后，河东地区的侯国或被迁出，或别属他郡，从而使拓展后的“关西”地域范围不再存有诸侯王国和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