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侯国地理及迁徙考察：王子侯表揭示内在关联

二、代王子侯国迁徙考

细检《汉书·王子侯表》，代王子侯国分封后，相继发生更封。《王子侯表》离石侯条载“（元朔三年）正月壬戌封，后更为涉侯”；蔺侯条，“后更为武原侯”；隰成侯条，“后更为端氏侯”；干章侯条，“后更为夏丘侯”；临河侯条，“后更为高俞侯”；土军侯条，“后更为钜乘侯”。^[27]

元朔年间所封九个代王子侯国，有六个更封他处。而没有更封记录的皋狼、邵、利昌三侯国，仍有深究之处。皋狼侯，《王子侯表》下注“临淮”。邵侯，《史记索隐》曰“《表》在山阳”，说明司马贞所见《汉书·王子侯表》邵侯条注有“山阳”。^[28]若本于《汉表》，皋狼、邵两侯国当分别地处临淮郡和山阳郡。前面提到，皋狼《汉志》属西河，邵虽地望不详，但也应位于河东地区，而临淮、山阳两郡远在太行山东，故梁玉绳、钱大昕以为“临淮”、“山阳”为《王子侯表》误注。^[29]梁、钱二人于古史考订用力甚勤，但对《汉表》下注郡名体例则未予细查。《汉表》所注郡名，主要利用西汉末年版籍资料，故有时所注侯国方位已非初封所在。《王子侯表》皋狼侯、邵侯下注郡名与侯国地望之间的矛盾也许正透露出两侯国发生过迁徙。清末学者王荣商似乎看出此中玄机，故称邵侯“山阳与代不相接，疑邵侯徙封山阳也”，称皋狼侯“疑此侯徙封临淮，故《表》以临淮系之”。^[30]临淮郡、山阳郡当是皋狼、邵两侯国迁徙后的方位。与其他六个代王子侯国不同的是，皋狼、邵两侯国徙封后，侯国名称并未改变，所以在侯表中不见“更封”的记载。^[31]

居延汉简常见昌邑国“”县，见诸简文有以下六例：

1．田卒昌邑国良里公士费涂人年廿三　　　　19·36^[32]

2．田卒昌邑国宜年公丁奉德年廿三　　　　　303·40

3．田卒昌邑国成里公士□叨之年廿四　　　　303·47

4．田卒昌邑国灵里公士包建　　　　　　　　509·30(www.xing528.com)

5．田卒昌邑国成里公士公丘异　　　　　　　513·8，513·41

6．田卒昌邑国灵里公士朱广年廿四　　　　　513·35

“”由劳榦释定，并为大多数学者接受。^[33]但《汉志》并无县，“”字亦不见于《说文》及历代字书，故该字释义的讨论余地很大。陈直认为，“”即《汉书·地理志》山阳郡橐县，“（）从石，存橐字之声；从邑，标地名之义”。^[34]于豪亮也持有同样的看法。^[35]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则把“”字全部改作“邡”。^[36]《甲乙编》的这种释法也许是受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观点的影响。日比野氏以为“”与居延简所见昌邑国“东邡”、“西邡”中的“邡”是一个字，依据是“隶书的邡、二字极为相似，几乎没有区别”。^[37]但细查汉简图版，邡、二字写法差别较大，且汉简中不见有“东”、“西”或“昌邑国邡”之类的词例，此说显然有误。裘锡圭、周振鹤两位先生在引用上述汉简材料时便不取“邡”字，而仍然采用“”字。^[38]今查各简图版，509·30简之“”字比较清晰，此字左半部从刀、从口，当释为“邵”字。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将509·30简之“”字改释作邵字是正确的。^[39]另外，洛阳南郊东汉刑徒墓地出土P10M35∶1墓志铭文砖中“汝南邵陵”之“邵”字也写作“”形。^[40]居延汉简中的“”字应为“邵”字的误释。《汉志》山阳郡昌邑县自注：“武帝天汉四年更山阳为昌邑国。”昌邑国为山阳郡改置而来，故昌邑国邵县与山阳郡邵侯国存在承继关系，即邵侯国后由上党郡迁徙至山阳郡，天汉元年邵侯获罪国除，邵侯国改置为邵县，一直延续到昌邑国时期。宣帝以后，邵县被省并，故不见于《汉志》。凭借居延汉简不仅证明《王子侯表》邵侯条下注“山阳”是可信的，也使邵侯国迁徙之事得到佐证。

利昌侯国《汉志》无载，且《王子侯表》利昌侯条亦无下注郡名，故利昌侯国地望向为悬案。^[41]而《居延新简》的公布则为探寻利昌侯国方位提供了线索。居延破城子EPT53∶63号汉简见有利昌侯国之名。简文内容有“今东郡遣利昌侯国相力白马司空佐梁将戍卒”。^[42]此记载可补史籍之阙，对校订《汉志》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并曾引起周振鹤先生的注意。但周先生以为利昌侯国在代王国附近，故怀疑此侯国地处河东郡，简文“东郡”前脱漏“河”字。^[43]但细读简文，“利昌侯国相力”之后书有“白马司空佐梁”，而白马县地属东郡无疑，故此简脱漏“河”字的可能甚微，其有关利昌侯国属东郡的记载是可靠的。更为难得的是，简文有明确纪年“元康二年”，据此可知宣帝时期的利昌侯国地处东郡，而本应分封于河东地区的利昌侯国在元康年间出现在东郡，说明此侯国发生过迁徙，东郡并非初封所在。

九个代王子侯国分封后全部发生了迁徙，显然不是孤立事件，应当存在内在关联，即代王子侯国是出于共同的原因而被集中迁徙。对于此次迁徙发生的年代，史无明载，但可作出大致判断。九个代王子侯中，临河侯、土军侯、千章侯皆“坐酎金免”，所谓“坐酎金”是指元鼎五年武帝以列侯所献酎金成色不足而废免106个列侯的事件。^[44]临河（时为高俞侯）、土军（时为钜乘侯）、千章（时为夏丘侯）三侯卷入“酎金案”，表明这次徙封发生在元鼎五年之前。而在元朔三年至元鼎四年的13年间，代王徙封清河事件显然与代王子侯国的集体迁徙存在关联。前人对此已有察觉，如梁玉绳称：“离石、蔺、临河、隰成、土军、千章六人书更封为某侯，亦无年月。考共王子义于元鼎四年徙清河，诸子更封，必因代王徙清河耳。”^[45]沈家本亦言：“离石、蔺、临河、土军、千章当亦同时改封。代王改封清河在元鼎三年。代既徙，故其子孙亦从之徙也。”^[46]梁玉绳称代王徙清河在元鼎四年，有误，应作元鼎三年。沈家本则遗漏了隰成侯。总之，梁玉绳、沈家本都认为代王子侯国更封与代王徙封存在关联。而代王是因武帝“广关”而徙封他处，因此有理由相信，代王子侯国的集体徙封也是汉王朝为配合“广关”政策而采取的调整举措。

代王子侯国因“广关”而迁徙，其徙封地域应在太行山以东。九个代王子侯国中除高俞、钜乘地望不详，其余七个有六个亦在太行山东，唯有隰成侯例外。《王子侯表》隰成侯条，“后更为端氏侯”。端氏，《汉志》属河东郡。但从“广关”政策的实质及用意来看，隰成侯不应留在河东地区。故今本《王子侯表》之“端氏”存在讹误的可能。^[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