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侯国地理：广汉郡汁方县考

附：汁防侯国非“广汉郡汁方县”考

高帝六年三月，刘邦分封同乡雍齿为汁防侯（30）。《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有汁方县（今四川省什邡市南）。《水经注》、《括地志》、《通典·州郡典》、《元和郡县志》等书均载此汁方县为雍齿之封国。雍齿受封于广汉郡汁方县已成为定论，从未引起人们的怀疑。

不过，留意史籍中的相关记载，“雍齿受封于广汉郡汁方县”实有可疑之处。两汉之广汉郡地处四川盆地，而秦汉时代的四川盆地路途险远、人烟稀少，乃是政府流放犯人之地。如秦王政平定嫪毐之乱，将嫪毐舍人党羽“夺爵迁蜀四千余家”。^[113]而秦王惩处失势的吕不韦，亦是“其与家属徙处蜀”。^[114]秦朝灭亡后，项羽分封天下，因对刘邦有所顾忌，将其封于巴蜀，项羽的考虑是“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115]而韩信则为刘邦鸣不平曰：“项羽背约而王君王于南郑，是迁也。”^[116]在韩信看来，刘邦受封于巴蜀实与流放无异。西汉时代，四川盆地作为犯人流放之所的地位仍未改变。如梁王彭越获罪，刘邦“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而彭越不愿前往巴蜀，在向吕后哭诉时唯一的请求是“愿处故昌邑”。^[117]文帝废淮南王刘长，亦将其流放蜀郡严道。刘长对这样的惩处结果显然不能接受，于是以“不食而死”的方式以示抗争。可见西汉时代人们仍视巴蜀为险途，即使是犯人也不愿被流放到蜀地。而刘邦竟把功臣雍齿分封到连犯人都不愿去的地方，岂非咄咄怪事？

清人全祖望注意到这个问题，故曰：“汉人不以巴、蜀为封国，汁防终以宿憾。”^[118]全氏留意到西汉不在巴蜀封置侯国，但又对雍齿受封于广汉郡的说法深信不疑，只得以“宿憾”作解。此处的“宿憾”即《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所言雍齿“与上有隙”。在全氏看来，雍齿与刘邦曾有矛盾，刘邦封雍齿于蜀地，乃是借分封之名，行流放之实。王恢对全氏的说法深表赞同。^[119]其实若仔细推敲有关史实，全氏之说并不能成立。《史记·留侯世家》对雍齿封侯始末有详细记载：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在天下初定之时，由于行封未遍，功臣中出现了谋反的苗头。面对这一紧迫局面，张良建议刘邦先行分封“平生所憎”的雍齿为列侯，以平息众人的疑怨情绪。张良此议的关键在于刘邦必须厚待雍齿，才能使功臣们打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的疑虑。不妨试想，刘邦虽然采纳张良的意见，却借“封侯”之名把雍齿流放到蜀地，岂不是向众人展现自己睚眦必报的心态。这不仅与张良献策的初衷背道而驰，更会加重功臣们的恐惧情绪。在这种气氛下，功臣们又何以发出“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的欣喜之辞？

从《留侯世家》的记载不难看出，雍齿乃得到刘邦优厚对待，绝无被“流放”蜀地的可能。让我们再来看看“雍齿受封于广汉郡汁方县”说法的由来。检阅两汉魏晋相关史籍，并无雍齿受封于巴蜀的记载。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对蜀中掌故记述尤详，也没有提到雍齿封于汁方县之事。最早把广汉郡汁方县与雍齿联系起来的是北魏时代的郦道元。《水经·江水注》曰：“洛水迳什邡县，汉高帝六年封雍齿为侯国。”唐代志书《括地志》、《通典·州郡典》、《元和郡县志》应该都是沿袭了郦道元的说法。

郦道元的《水经注》虽然是北朝时代的地理类名著，但在记述西汉侯国时却错误百出，滥定侯国地望的现象屡见不鲜。^[120]郦道元称汁方县为雍齿封国所在，很有可能是因地名相同而引发的联想，并无坚实的依据，因此将《水经注》的记载视为判定汁防侯国地望的唯一依据，显然是不妥当的。

如果我们对西汉所封八百余个侯国的地理方位进行梳理，会发现所有地望明确的侯国都分布在关东地区。在《汉书·地理志》中，巴、蜀、广汉、汉中等关西诸郡皆无侯国分布。^[121]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的这一特征与《史记·货殖列传》所言“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的记载正相吻合。这可进一步辅证汁邡侯国必不封置于巴蜀地区，有关“雍齿受封于广汉郡汁方县”的说法完全可以摒弃。

汉帝国幅员辽阔，疆域之内常有异地同名的现象。^[122]因此在高帝六年，关东地区应当另有一处汁防县。关东地区的这个汁防县并非毫无线索可寻，上世纪居延汉简的发现及公布为我们探寻雍齿封国所在提供了新的契机。

在居延汉简中常见“昌邑国西邡”和“昌邑国东邡”，为方便叙述，今各举两例：

昌邑国东邡西安里丁　　　　　　　　　90·14^[123]

昌邑东邡望中里宋当时二百一十七　　　299·9A，299·32A

田卒昌邑国西邡西道里张　　　　　　　510·29

戍卒昌邑国西邡西土里朱广德　假有方一完　　　　　　512·24

《汉书·地理志》山阳郡昌邑县自注：“武帝天汉四年更山阳郡为昌邑国。”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昌邑国除，复为山阳郡，^[124]故居延汉简所见“昌邑国西邡”和“昌邑国东邡”反映的是武帝末年至昭帝时期（前97—前74年）的建制。《汉书·地理志》及《续汉书·郡国志》山阳郡并无西邡、东邡二县。其实，《后汉书》不乏有关“西防”的记载。《后汉书·刘永传》：“（刘永）遣使拜西防贼帅山阳佼强为横行将军。”李贤注曰：“西防，县名，故城在今宋州单父县北。”^[125]同书《盖延传》：“（盖延）因率平狄将军庞明攻西防，拔之。”^[126]另《杜茂传》：“茂率补虏将军马武进攻西防，数月拔之。”^[127]上述记载可证东汉初年置有西防县。^[128]《太平寰宇记·单州单父县》：“西防故城，在县北四十九里。汉为防置兵戍于此。故城在今县北，犹存。”根据李贤注及《太平寰宇记》的记载，汉西防故城约在今山东省单县北。^[129]至于汉简中的“东邡”，学者们普遍认为与《续汉书·郡国志》山阳郡之防东县有关。^[130]《后汉书·张俭传》载：“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李贤注曰：“县名，属山阳郡，故城在今兖州金乡县南。”^[131]《读史方舆纪要·山东兖州金乡县》：“防东城，在县南。后汉置县，属山阳郡，晋省。”^[132]据此，汉防东故城应在今山东金乡县南。史籍所记载西防故城和防东故城的方位都在山阳郡境内，因此称上述二城与居延汉简中的昌邑国西邡、东邡存在关联，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对照地图可以发现，汉代西防、防东两地相邻，从地名上分析，两地或存在渊源关系。《左传·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晋人杜预注曰：“高平昌邑县西南有西防城。”^[133]又东汉《金乡长侯成碑》载侯成为山阳郡防东人，其先世“以功佐国，要盟齐、鲁，嘉会自邡，因以为家焉”。^[134]不难看出，“东邡”、“西邡”的前身即宋国之防邑。笔者推测，此防邑即为汁防侯国所在，^[135]居延汉简中的“东邡”和“西邡”极有可能是由汁防侯国改置而来。虽然雍齿初封户数只有两千五百，但司马迁云：“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136]汁防侯国受封于高帝六年（前201年），除国于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国祚延续近百年，在高帝所封百余个侯国中，已属国运长久。^[137]元鼎年间汁防侯国的人口已逾万户。^[138]当其除国之时，把万余户的汁防侯国直接改置为汁防县显然难以治理。想必正是考虑到这一情况，汉廷方将汁防侯国析置为东防、西防两县。

综上，笔者以为居延汉简中的“东邡”、“西邡”应与汁防侯国有关，雍齿之汁防侯国当在今山东省单县、金乡县一带。巧合的是，雍齿的故乡丰邑正在今天单县、金乡县以东的江苏省丰县境内。而刘邦在分封功臣时，多遵循故国本籍受封原则。根据这一原则，雍齿应该封在丰邑，但丰邑同为刘邦故乡，刘邦显然不会把自己的故乡分封给雍齿，而与丰邑相邻的汁防县无疑是分封雍齿的最佳选择。这样看来，把与丰邑相邻的防邑定为雍齿之汁防侯国所在，也是合乎情理的。

【注释】

[1]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第205—206页。

[2]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卷四，第2555页。

[3]齐召南：《汉书考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第16页。

[5]王国维：《汉郡考》，收入《观堂集林》卷一二，王国维遗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6]谭其骧：《西汉地理杂考》，收入《长水集》（上），第96—97页。

[7]《资治通鉴》卷一二《汉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93页。另据银雀山汉墓所出西汉古历谱推算，高帝十一年三月确为“丙辰朔”。见陈久金、陈美东：《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文物》1974年第3期。

[8]《汉书·诸侯王表》“赵共王恢”条载“十一年三月丙午，为梁王”。此“三月”乃“二月”之讹误。班固应当是根据《诸侯王表》的记载，误将刘恢封王编入高帝十一年三月纪事。

[9]《汉书》卷三《文帝纪》。

[10]《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955页。

[11]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二，第2501页。

[12]晏昌贵：《〈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治地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第21辑。

[13]周振鹤先生已指出《水经注》有关高帝六年分置广汉郡的记载，其实录自《华阳国志》。见《西汉政区地理》，第142页。

[14]参见拙作《高后元年汉中央直辖区域行政区划复原》，待刊。

[15]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

[16]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第12页。

[17]《汉书》卷一《高帝纪》，第70页。

[18]何慕：《秦代政区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9年博士毕业论文。

[19]《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高帝九年“陈豨拜为钜鹿守，辞于淮阴侯”。《史记·樊哙传》载高帝十年樊哙“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县”。可证高帝十年时，确有巨鹿、恒山二郡。

[20]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76页。

[21]傅嘉仪：《秦封泥汇考》1190、1587，上海：上海书店，2007年，第173、261页。

[22]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郡名考略》，《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23]《汉书》卷一《高帝纪》，第67页。

[24]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山东北部诸郡”，第9—10页。

[25]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99页。

[26]傅嘉仪：《秦封泥汇考》1578、1579、1594，第259、262页。

[27]新近出土的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见有苍梧、洞庭两郡名，学者们已趋向于认定苍梧郡为长沙郡前身、洞庭郡为武陵郡前身。见陈伟：《秦苍梧、洞庭二郡刍论》，《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周振鹤：《秦代洞庭苍梧两郡悬想》，《复旦学报》2005年第5期。

[28]对《秦图》各郡辖域范围的考证，请参看谭其骧：《秦郡界址考》，收入《长水集》（上册），第13—21页。1996年版《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时期图组”又增补庐江、鄣两郡，两郡名目及郡域范围的确认，主要采纳周振鹤先生的意见（周振鹤：《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两项较大修改的说明》，《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近十年来，学界出现许多研究秦代政区的专著和文章，代表性的成果有辛德勇：《秦三十六郡新考》（收入《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何慕：《秦代政区研究》。但这些研究基本着力于秦代郡目的考订，对秦郡界址范围鲜有涉及，特别是《秦代政区地理》一书，虽然附有多幅秦代政区图，但基本复制《中国历史地图集》。因此就秦代郡域范围而言，尚无人突破谭其骧先生的研究成果。

[29]《秦图》虽然没有明确的断代，但从图中绘出桂林、南海、象三郡以及西北边境以黄河为界来看，其所反映的行政区划显然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平定岭南及蒙恬夺取“河南地”以后的情形。

[30]有关高后元年汉中央直辖区域行政地理的复原，请参看拙作《高后元年汉中央直辖区域行政区划复原》，待刊。以下所引述《秩律》相关内容俱出自该文，不再一一注明。

[31]《史记·匈奴列传》载秦末“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32]参见拙文《松柏汉墓35号木牍侯国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2期。

[33]谭其骧：《秦郡界址考》，载《长水集》（上册），第15页。

[34]《秦图》之“陈郡”当更名为“淮阳郡”。见何慕：《秦代政区研究》，第43—46页。

[35]见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12页；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

[36]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收入《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第256—284页。

[37]辛德勇先生也留意到《绛侯周勃世家》的记载。辛先生转述了周振鹤先生的看法，认为高帝十一年刘邦析云中郡为云中、定襄两郡，故高帝十一年以后云中郡只辖七县。其实，定襄郡并非析置于云中郡。郑宗贤曾有简要辨析（见《国境之北：西汉云中郡的政区变迁蠡测》，《兴大历史学报》第21期，2009年，第107—133页）。而在笔者看来，定襄郡乃析置雁门郡设置，设置的时代不会早于景帝时期。

[38]《史记·匈奴列传》载文帝初：“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史记·田叔列传》载文帝初“孟舒坐虏大入塞盗劫，云中尤甚”。阴山一带为汉中央直辖区域最接近匈奴的地带，很难想象在云中郡连年受到匈奴攻略的情况下，与之邻近的九原郡却没有留下任何遭受匈奴攻击的记载，可见当时没有九原郡。又《史记·卫将军列传》载武帝元朔元年“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如当时有九原郡，当作出九原以西。

[39]朱郑勇：《西汉初期北部诸郡边界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

[40]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卷六，第2614页。

[41]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第24页。

[42]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6年，第615页。

[43]高帝十一年诏有言“颇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属代”，则太原郡北界恒山。《汉书》卷一《高帝纪》，第70页。

[44]关于汉初清河郡辖域范围之考订过程，笔者将另撰文叙述，此处暂列入考订后的结论。

[45]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85页。

[46]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地图十六，第77页。

[47]李启文：《西汉勃海郡初置领县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第13辑。

[48]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69页。

[49]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08页。

[50]周振鹤先生以为汉初胶西郡不滨海。此看法有误。详见下编第七章第一节考述。

[51]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17页。

[52]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14页。

[53]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齐鲁宋”，第39—40页。

[54]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11页。

[55]参见拙文《西汉梁国封域变迁研究（附济阴郡）》，《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

[56]《秦图》之“泗水郡”当正名为“四川郡”。见何慕：《秦代政区研究》，第46页。

[57]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28页。另周先生以为景帝三年以前之彭城郡有《汉志》沛郡之广戚，理由是成帝河平三年曾封楚王子为广戚侯。其实，此广戚侯乃裂汉地分封，非裂楚地分封。郑威已有考辨，请参看《西汉东海郡所辖戚县、建陵、东安侯国地望考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期。

[58]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27页。

[59]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第85页。

[60]见拙文《荆州松柏汉墓35号木牍侯国问题初探》。(www.xing528.com)

[61]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48页。

[62]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50—51页。

[63]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24—125页。

[64]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荆州刺史部”，第22—23页。

[65]谭其骧：《秦郡界址考》，第20—21页。

[66]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28页。

[67]周世荣：《从出土官印看汉长沙国的南北边界》，《考古》1995年第3期。

[68]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淮汉以南诸郡”，第11—12页。

[69]谭其骧：《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收入《长水集》（下册），第246—262页。

[70]孙慰祖：《古封泥集存》436、437、438，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75—76页。

[71]崔大庸、房道国、宁荫堂：《章丘发现洛庄汉墓》，《中国文物报》2000年6月7日。

[72]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一六，第264页。另外，周振鹤先生也曾有类似的看法，他在《西汉长沙国封域变迁考》提到“（汉初）王国独立性很大，也跟中央政权一样将封域分为内史和支郡”，“吴姓长沙国在分封之后曾分为长沙内史和桂阳郡，武陵郡三部分”（载《文物集刊》第2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73]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

[74]秦汉之际，人们也常常以“大关中”的概念来指代“关西”。见王子今：《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人文杂志》2003年第1期。

[75]参见王子今、刘华祝：《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见五关》，《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杨建：《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第二章《津关布局与关中区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76]见序章第一节。

[77]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四《王子侯者年表》，第509页。

[78]钱穆：《汉初侯邑分布》。

[79]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第205页。

[80]《太平寰宇记》卷六三，第1286页。

[81]钱坫：《新斠注地理志集释》，《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第1056页。

[82]《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载武帝元鼎元年封城阳王子刘买为栒侯（456），可知城阳郡有栒县。

[83]王恢曰：“当以河东郇县为是，在今山西猗氏县西南。”（《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第172页）聊备一说。

[84]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一，第547页、第581页。

[85]《后汉书》卷二六《宋弘传》，第904页。

[86]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0065，第12页。

[87]两条分见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卷六，第2604、2613页。

[88]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第205页。

[89]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第23页。

[90]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一，第596页。

[91]《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第2044页。此处张良乃是以大关中的概念指代关西。

[92]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卷三《壹通》，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3页。

[93]《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80页。

[94]《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3268页。

[95]《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407页。

[96]《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第2840页。

[97]周振鹤指出：“秦汉时期的边郡是指直接与敌对的政权相邻的郡。”见《中国历史上两种基本政治地理格局的分析》。

[98]廖伯源：《汉代爵位制度试释（上）》，《新亚学报》第十卷，第120—124页。

[99]如文帝二年十月诏曰：“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422页）

[100]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山东”与通常意义上的“关东”并不完全一致。辛德勇先生将《货殖列传》中的“山东”称为“小关东”，与通常概念的“关东”加以区别。见辛德勇《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收入《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第307—322页。

[101]《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第527页。

[102]廖伯源：《汉代爵位制度试释》，第124—125页。

[103]参见辛德勇《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第四节《赣榆“秦始皇碑”与秦“东门阙”之本来面目》，《文史》2010年第1辑。

[104]钱穆：《汉初侯邑分布》。

[105]考虑到尚有14个侯国的所处郡目不明，故实际比值应高于表2-4的统计。

[106]汉初东阳郡约辖有十七县，见《西汉政区地理》，第37页。

[107]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卷三《壹通》，第113页。

[108]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三《天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页。

[109]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卷一四，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817页。

[110]《史记》卷九九《刘敬列传》，第2719—2720页。《汉书·高帝纪》系此事于高帝九年十一月。

[111]辛德勇先生明确提出：“秦汉时期在地缘政治和军事地理意义上曾经奉行过一项非常强烈的‘关中本位’政策，或者说是‘关中本位’战略。这一政策或者战略的思想核心内容，是区别对待关中和关东地区，依托关中，控御关东，特别是中原地带。”（《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

[112]杨建先生指出西汉初年汉中央曾执行一项以充实、保障关中实力为主要内容的“关中政策”。见《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第七章第二节《强化皇权与“关中政策”》，第139—168页。

[11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27页。

[114]《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第2513页。

[115]《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16页。

[116]《汉书》卷一《高帝纪》，第30页。

[117]《史记》卷九〇《彭越列传》，第2594页。

[118]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卷六，《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2604页。

[119]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第151页。另张至皋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其称汉高祖“最讨厌雍齿，……什邡是川西比较差的地方，所以才用来对付雍齿。”见任乃强、张至皋《温江地区十二县（下）》，《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1期。

[120]参见上编第二章第一节考述。

[121]参见本编第一章图1-1。

[122]清人钱大昕及王鸣盛对《汉书·地理志》中的多地同名现象曾进行归纳。参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一“汉地理志县目相同”条，第305—306页；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七“县名相同”条，上海：上海书店，2005年，第121—123页。

[123]此类简号见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

[124]《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65页。

[125]《后汉书》卷一二《刘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94页。

[126]《后汉书》卷一八《盖延传》，第687页。

[127]《后汉书》卷二二《杜茂传》，第776页。

[128]清人钱大昕以为《汉志》山阳郡之西阳侯国即《后汉书》之西防（《廿二史考异》卷一一，第198页）。《中国历史地图集》采信钱大昕之说，将山阳郡之“西阳”更为“西防”（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第19—20页）。

[129]《太平寰宇记》卷一四，第284页。

[130]［日］日比野丈夫：《汉简所见地名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39—351页；于豪亮：《居延汉简释地》，氏著《于豪亮学术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5—226页。

[131]《后汉书》卷六七《张俭传》，第2210页。

[132]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534页。

[133]《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2页。笔者按，西晋泰始元年（265年）更山阳郡为高平国。

[134]碑文录自洪适《隶释》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2页。

[135]汁防，《汉书》卷二二《礼乐志》作“兹邡”（第1073页）。笔者以为“汁”、“兹”为发语词，仅用于记音，并无实际的意义。

[136]《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877—878页。

[137]高帝共分封侯国143个，延续到武帝元鼎五年的，只有平阳、梁邹、新阳、汁防、故市、斥丘、安国、乐成、平皋、阳河、中水、稁、清、阏氏、襄平、陆梁、开封、临辕、戴、中牟、德、壮、桃23个侯国。

[138]如与雍齿同日受封的东武侯郭蒙（29），其初封户数为三千户，至景帝六年（前151年）国除时封国户数已达一万一百户。汁防侯国除国在东武侯国除国40年后，其封国户数超逾万户应当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