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三家注中，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被公认为是质量最高的一部。明人毛晋曰：“读史家多尚《索隐》，宋儒尤雅推小司马《史记》，与小颜氏《汉书》如日月并照。”[16]又近人朱东润有言：“《索隐》语颇详密，又少异同，其所以凌驾裴、张，取重后世者，非无故也。”[17]而在《史记索隐》中，司马贞对《史表》中的侯国几乎都标注了方位。由于《史记索隐》对后世影响较大，故历来研究西汉侯国地望者，常引述《索隐》的说法。但唐代距西汉毕竟有千年之遥，司马贞何从知晓西汉时代的侯国方位，这还是让人怀疑。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司马贞的这些说法，从史料来源上进行考察。
仔细分析《史记索隐》的侯国注文，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条目都写作“县名，属某郡”，或是“《表》在某某”。《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汝阴侯条《索隐》曰：“凡县名皆据《地理志》，不言者，从省文也。”又《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朝侯条《索隐》曰：“凡侯不言郡县，皆《表》、《志》阙。”不难看出，司马贞对西汉侯国方位的确定，主要根据《汉志》、《汉表》。如果他对侯国方位没有标示，就说明在《汉志》和《汉表》中均找不到该侯国的定位信息。其实，除了《汉志》和《汉表》外，司马贞还利用了《晋书·地道记》（以下简称《晋记》）。如司马贞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阳都侯条曰：“《汉志》阙。《晋书·地道记》属琅邪。”又同篇蒯成侯条曰：“《汉志》阙。《晋书·地道记》属北地。”[18]以上记载表明，当《汉志》、《汉表》均无资料可供利用时，司马贞还会从《晋记》中寻找相关线索。遍检《史记索隐》侯国注文，不再见有司马贞利用其他文献资料。由此可见，司马贞在为《史表》侯国进行定位时，主要利用了《汉志》、《汉表》、《晋记》三种文献。
《汉志》、《汉表》为常见文献。王隐《晋书》虽已亡佚，但该书《地道记》所记为西晋初年之行政建制，其时距西汉已有三百余年，当然不会保留有西汉侯国信息，[19]故司马贞标注侯国方位时，此书仅作备考。从所用文献来看，司马贞并无出众之处，其对西汉侯国的定位自然难以得出过人的结论。
司马贞的西汉侯国定位乃是以《汉志》、《汉表》为基础，而分析《史记索隐》侯国注文，司马贞侯国定位的依据也是地名。如某侯国名称与《汉志》县邑名称相同，司马贞便将二者直接对应，故所犯“张冠李戴”的错误较《水经注》有过之而无不及。如齐王子刘雄渠之白石侯国（195），司马贞以为即《汉志》金城郡之白石县。殊不知西汉边郡不封侯国，且白石县地，文帝时尚未属汉。又如高帝功臣傅宽所封之阳陵侯国（5），《索隐》曰：“阳陵县，属冯翊。”殊不知西汉畿辅不置侯国，且阳陵为景帝陵邑，何以封予列侯？如果同样的地名两见于《汉志》，司马贞索性将两处地名全部标出，让读者自行判断。《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宜春侯条《索隐》曰：“《志》县名，属汝南，豫章亦有之。”又如《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平陆侯条《索隐》曰：“县名，属西河。又有东平陆，在东平。”类似这样的问题，《史记索隐》中比比皆是，究其原因，乃是司马贞附会地名，而不加辨析之故。杨守敬曰“《索隐》往往于侯国妄为之说”，[20]盖不虚矣。
《史记索隐》对侯国方位的解释主要抄录《汉志》、《汉表》，但司马贞对《汉志》、《汉表》的检核并不细心，一些明载于《汉志》的县邑名称，他却未能检出，概称“《志》阙”。钱大昕批评道：
《索隐》虽知讨寻《表》、《志》，亦多疏漏。如城阳有阳都，北海有都昌，辽西有海阳，东莱有曲成，胶东有昌武，楚有武原，东海有戚，南阳有山都，沛有广戚，临淮有盱眙，涿有阿武、樊舆，《志》文俱在，而小司马皆以为阙。南阳、清河皆有复阳，南阳、济南皆有朝阳，平原、琅邪皆有平昌，而小司马仅举其一。又如傅宽封阳陵侯，非冯翊之阳陵；虫达封曲成侯，非涿郡之曲成；吴程封义陵侯，非汝南之义阳；刘勃封安阳侯，非冯翊之安陵；父城侯刘光非辽西之文城。名同实异，小司马皆不能别白，乃知班氏得古史阙文之遗意也。[21]
钱大昕指出司马贞于《汉志》、《汉表》往往漏检，可见司马氏对《史表》的注释甚为随意，这样的考释结论自然不应作为我们引据的对象。
司马贞的西汉侯国定位基本抄录《汉志》、《汉表》，而他对《志》、《表》的检核又不细心。可以说，对于西汉侯国地理研究而言，《史记索隐》既无史料价值，又无学术价值，因此我们在进行相关侯国地望考证时，不应再引述《索隐》的说法，而应当直接引据《索隐》所本之《汉志》、《汉表》。不过，如果仔细分析《史记索隐》的侯国注文，可以发现司马贞所见《史表》、《汉表》与今本《史表》、《汉表》略有差异，因此也就具有了校勘今本《史表》、《汉表》的版本价值。
今本《汉书·王子侯表》柳宿侯条无下注郡名。《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柳宿侯条《索隐》曰“《表》在涿郡”。则司马贞所见唐本《汉表》柳宿侯条注有“涿”。查柳宿侯刘盖（395）为中山王子，而同日受封之中山王子侯国皆别属涿郡，则刘盖之柳宿侯国地处涿郡合乎情理。《汉书·外戚传》曰：“翁须乘长儿车马过门，呼曰：‘我果见行，当之柳宿。’”三国人苏林注曰：“聚邑名也，在中山卢奴东北三十里。”又《元和郡县志》定州望都县载：“柳宿城，县东南四十二里，宣帝母王夫人微时，泣别于柳宿城，即此地也。”[22]根据以上记载，柳宿城之地望于西汉正在中山国与涿郡之间，则《汉表》柳宿侯条下注“涿”字可信。今本《汉表》柳宿侯条当脱漏“涿”字。
又《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邵侯条《索隐》曰“《表》在山阳”。今本《汉书·王子侯表》邵侯条无下注郡名，则唐本《汉表》邵侯条注有“山阳”。居延汉简常见昌邑国邵县，昌邑国为武帝时以山阳郡改置，可知山阳郡确有邵侯国（335）。[23]《索隐》所引《汉表》可信。
以上是根据《索隐》校补今本《汉表》脱漏的两个例证，接下来再举两个利用《索隐》校正今本《汉表》讹误的例子。[24](www.xing528.com)
《汉书·王子侯表》东淮侯条注有“北海”，但东淮侯刘类（455）为城阳王子，北海郡不与城阳国相接，城阳王子侯国何以远至北海郡？查《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东淮侯条《索隐》曰：“《表》在东海”。东海郡与城阳国相邻，唐本《汉表》所注可信，今本《汉表》东淮侯条下注“北海”当为“东海”之讹误。
《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博成侯条下注“淮阳”，博成侯（595）受封于地节四年（前66年），然元康三年（前63年）以后淮阳为王国，王国境内不应置有侯国。且《汉表》下注“淮阳”者，仅此一例。查《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博成侯条，《索隐》曰“《表》在临淮”，则今本《汉表》博成侯条之“淮阳”乃“临淮”讹误。
上面所举的四个例证是利用《索隐》来对勘《汉表》下注郡名的脱漏和讹误。而事实上，利用《索隐》我们还可以对《史表》所记录的侯国名称进行校勘。[25]这里附带举两个例子。
《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载有清都侯驷钧（182）。而《史记·孝文本纪》记作清郭侯驷钧。《史表》清都侯条引《索隐》曰：“清郭侯驷钧。齐封田婴为清郭君。”显然，司马贞所见唐本《史表》写作“清郭”，与《孝文本纪》相合。又汲古阁刻十七史本《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所记驷钧封号亦为“清郭”。[26]由此可见，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表》之“清都”乃“清郭”讹误，[27]今可据《索隐》、汲古阁本《史记》改正。
《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载有父城侯刘光（447）。《汉书·王子侯表》作文成侯。《索隐》曰：“《志》在辽西。”查《汉志》辽西郡有文成县，则司马贞所见唐本《史表》亦作文成侯，今本《史表》之“父城”为“文成”讹误。
从这些例证可以看出，与今本《史表》、《汉表》相比，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引录的《史表》、《汉表》保留了某些唐代古本面貌。在文献流传过程中，《史表》、《汉表》侯国名称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讹误，而《汉表》下注郡县名发生脱漏、讹误、窜格的现象更为严重。利用《索隐》记录的古本信息，我们可以对今本《史表》、《汉表》进行校订和勘误，从这一点来讲，《史记索隐》具有一定文献校勘价值，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索隐》某些侯国注文所引用的《汉表》记载，同样不见于今本《汉表》相对应的侯国条目，这些还不能一概视作今本《汉表》之脱漏。如《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阳信侯条《索隐》曰：“《表》在新野。”查《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阳信侯条无下注县名，这是否意味着《汉表》阳信侯条原本注有“新野”，后因文献传抄而脱漏？[28]实则不然。《索隐》此注文乃移录自《汉书·外戚恩泽侯表》阳新侯条。对此，清人梁玉绳已有察觉，故曰：“考《汉表》并无‘新野’之文，因《外戚恩泽表》阳新侯郑业封下有‘新野’字而误。”[29]又《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遽侯条无下注郡名，但《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遽侯条《索隐》曰：“案《汉表》乡名，在常山。”此语显然抄自《汉书·王子侯表》遽乡侯条。考《索隐》侯国条目所引《汉表》下注郡县名，有相当比例移录自其他侯国条目。今试将《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中，司马贞转录《汉表》的侯国条目加以归纳，并列出各条的来源（见表2-1）。对于《索隐》引文的这一特点，还需留意。
表2-1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部分侯国条目《索隐》注文史料来源
明确了《索隐》的体例特点，我们可以对某些具体问题作深入考辨。《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载有商陵侯赵周（227）。《索隐》曰：“《汉表》在临淮。”查《汉表》商陵侯条无下注郡名，全祖望以为《汉表》脱漏“临淮”。[30]其实，《索隐》此注文乃转录《汉书·王子侯表》南陵侯条下注。王荣商已指出：“商陵侯赵周……《百官表》作南陵。《王子侯表》南陵在临淮。此《索隐》所本，非脱也。”[31]王氏所言极是，但称司马贞因《百官表》书有“南陵侯赵周”而转录《王子侯表》则未必属实。[32]前面已经提到，司马贞注《史表》主要依据《汉志》、《汉表》、《晋记》，并未参考《百官表》。且若《史表》明书“商陵”，司马贞仅据《百官表》而转引《汉表》南陵侯注文也显草率。显然，司马贞直接转引《王子侯表》南陵条注文，乃是因其所见唐本《史表》写作“南陵”，这一版本信息与《百官表》“南陵侯赵周”可相对应。今本《史表》之“商陵”当为“南陵”讹误。
虽然唐本《史表》所记赵周、刘庆封国名称皆为“南陵”，但司马贞据此定两侯国为一地的做法并不妥当。景帝时代之列侯为整县受封，而受封于武帝晚期的赵王子刘庆，其所封之南陵应为乡聚，[33]与赵周之南陵侯国绝非一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南阳郡属县见有南陵，秦封泥亦见“南陵丞印”，[34]知秦代已置有南陵县，延续至汉初，此南陵县当即赵周封国所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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