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对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 以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为例

第五章　生态环境对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通过以上各章节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基本复原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变迁过程，并揭示出生态环境与文化的产生、发展、衰亡存在着的密切关系。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是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先决条件，生态环境的变迁是催生文化和促使文化演替的动因之一，而区域微生态环境的差异则为区域文化类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就地理位置而言，冰期结束后的长江中游地区处在热带和温带之间的亚热带，气候既没有热带湿热，又没有温带干凉，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动植物既有热带型，又有温带型，生态资源丰富多样。这种复杂的生态环境能够为人类提供多种生存资源，极有利于人类的生息繁衍和文化的发展。所以，冰期结束后，长江中游能够较早地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并迅速地繁荣起来。长江中游居于东西南北之中的枢纽位置又有利于它与四邻文化的交流，从而吸收其他文化的先进成果。因此，在和平时期，长江中游较其他区域的新石器文化发展步伐要快。但在区域冲突和战乱时期，这种地理优势转为劣势，更容易受到冲击。因此，在战乱时期，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历经磨难并最终衰落。

就地形地貌而言，长江中游的地势由外及内依次递降，山地、丘陵、岗地、平原地貌由外及内环形分布，植被也是环状层级分布，四周的河流则顺地势汇入中心区的长江，形成向心水网。这种内聚式的生态环境有利于文化沿河流水系的走向或向中心汇聚，或向外扩散，形成统一的文化区。这种环状体系内部又往往被大江大河及低山分割出多个局地微环境，这些局地微环境又非常有利于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类型的形成和发展。因此，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具有在中心区孕育形成，然后沿水系向四周扩散，再向中心区汇聚的特点。如大溪文化以前的各阶段文化在中心区——两湖平原的西南部产生，然后再向四周发展；大溪文化之后的各阶段文化在中心区——两湖平原的东北部产生，然后再向四周发展。虽然文化中心发生了转移，但文化中心始终未远离地理中心区域。这也是由长江中游环状内聚的向心地理特点造成的。正是长江中游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才造就了既有自身个性又融四方文化共性于一身的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特色。

就生态环境的变迁而言，地形、地貌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因素，而气候是生态环境中最主要的变动因素，它不仅会改变土壤、水文、动植物等地表景观，而且对人类的影响作用也大。气候的冷暖变化可以造成海平面的高低变化，海平面的上下波动又会使河流的水位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到人类的居住环境。气候的突变则会造成洪水和干旱等自然灾害，严重地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新石器时代，虽然农业已经产生，但当时人类的生产力还较低下，对抗大自然的力量还较弱小，生产技术原始，还不能对大自然进行大规模的改造以满足生存的需要。所以仍处在被动适应为主的状况，受生态环境制约的程度较大，尤其是生态环境的变迁能直接影响到人类的居住方式、食物获取方式、技术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等，从而促使人类社会不断地演化和进步。

通过本书的研究表明，全新世早、中期的气候总的趋势是转暖但经过了几次冷暖期的交替变化过程，而这几次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对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各个阶段文化的兴衰和演替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气候冷暖期具体划分为：距今10 000～8 500年为温暖期，距今8 500～7 800年为降温期，距今7 800～5 600年为温暖期，距今5 600～5 400年为降温期，距今5 400～4 700年为温暖期，距今4 700～4 200年为降温期，距今4 200～3 000年为温暖期，距今3 000年后处在降温期。在冷暖转换期，气候的波动性大，气温变化快，降水不稳定，极易出现水旱灾害。居住环境受到威胁、粮食减产、食物短缺等一系列因素促使了人群的大规模迁移活动。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和食物资源，社群之间冲突不断，其最终结果就是出现贫富分化、社会分层、聚落等级化、城市防御体系化，强者兼并弱者，从而产生更大的社群。社群之间交往的频繁势必使文化产生碰撞和融合，其结果是旧文化的消亡，新文化的产生。而气候突变事件则会造成更大范围内的社群流动和战争，其结果是促使了区域之间的文化碰撞和融通，甚至是本土文化的毁灭。在全新世早、中期有两次气候突变事件的发生，一次是距今5 500年左右的降温事件，一次是距今4 000年左右的降温事件。前一次降温导致了黄河流域、长江下游文化与长江中游文化的融通产生了屈家岭文化，后一次降温则导致了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衰落。

具体而言，末次冰期向间冰期过渡期（始于距今12 000年前）的气候转换所造成的食物短缺催生了南岭北坡的人类对野生稻的栽培，从而产生了稻作农业。全新世初期的温暖期又使得南岭北坡的人们迁移到了更适宜水稻种植的洞庭湖平原。稻作农业的特点使得人们选择了在河、湖边的岗地或台地上定居下来，因此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的定居聚落诞生了。至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城背溪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农业聚落。但距今8 600年的城背溪文化初期处在全新世的第一个降温期，年均气温比现今低1℃～2℃，气候干凉。气候条件抑制了稻作农业的发展。所以，城背溪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规模较小，粮食产量较低，还不足以维系人们的生活，社会经济还是以渔猎为主、稻作农业为辅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要求全体聚落成员共同劳动，共同分配食物。因此，当时的人们家庭观念不强，还是一种集体居住的生活方式。这种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又决定了当时的社会人人平等，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贫富分化，没有等级差别，处于简单氏族社会阶段。而低温和低产又不利于人口的大量增长，所以城背溪文化时期的人口数量不多，人口较集中。聚落数量较少，分布范围小，聚落之间的距离较大，属散漫型聚落形态。城背溪文化晚期正处在冷暖转换期，气候波动频繁，气温的回升也使得水域面积扩大，居住在低地的人们向高地迁移，这使得文化有了一次交流的机会，而气候的转暖也使社会的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这一系列的变化导致了城背溪文化演变为皂市下层文化。

从距今7 800年开始，长江中游进入了一个温暖期。气温逐渐升高，气候的转暖使得生物资源得以繁荣，适宜稻作农业的水热条件开始出现，因此稻作农业得以发展。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石制农具的增加说明水稻种植已经成为人们的主要劳动和食物获取方式。至大溪文化时期，气候进入大暖期最盛期，气温最高时比现在的年均温高2～3℃，一年四季的气候都较稳定，风调雨顺，稻作农业迅速发展，稻作农业的范围不断扩大，稻作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灌溉系统，粮食产量大增。粮食富足，气候适宜，因此人口激增，由于原来的聚落规模不能容纳更多的人口，于是一部分人从原聚落中分离出来，另辟新地，组成新的聚落。由于他们还与原聚落存在血缘上的关系，因此，它们分布在原聚落的附近，便于互相照应，这样就形成了聚落群。由于稻作农业不需要集体的劳动就能开展，所用的劳动力也少，所以，大溪文化时期的劳动单位为对偶婚家庭和扩大家庭，属于家庭协作制的劳动方式，这种家庭管理方式有利于水稻的精耕细作。但水稻的生产需要一定的工具才能进行，而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活动使得生产工具归家庭所有。家庭式的生产管理也使得劳动成果归家庭所有和消费。因此，出现了最初的私有财产——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家庭劳动力的强弱决定了家庭生产规模的大小，也导致了劳动收成的丰寡。因此，这时出现了初级的贫富分化，如大溪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现了随葬品多少的差别。稻作农业的发展也促使了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如汤家岗文化时期出现了刻纹白陶，大溪文化时期出现了彩陶。一部分生产者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生产资料品和生活资料品的生产，并以此来交换生活所需。这样就出现了初级的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但这时大家都只要劳动就有所得，家庭都比较富足，没有出现强占他人所得的现象，所以整个社会还是基本平等的。(www.xing528.com)

在距今5 500年左右，出现了全球性的气温突降事件。降温带来了气候的反常，其表现是气温高低变化快，气候反复，洪水灾害频仍，这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构成了威胁。粮食减产，资源紧张，人群居无定所。而邻区避难的人群也纷纷涌入长江中游，加剧了长江中游的生存危机，尤以文化较发达的长江下游和黄河中游为甚。他们一方面为长江中游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又带来了冲突和战争。屈家岭文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资源的缺乏使私有财产的占有更加明显，资源的掠夺使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而战争加速了社会分层。这在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墓葬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墓葬规模大小不一，随葬品多寡悬殊，有些墓葬中出现了象征财富的猪头骨^[1]，在中心区更是出现了超级大墓^[2]，有的墓地还出现了墓葬中大量随葬武器的现象^[3]。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激化，冲突不断，战争频仍的现实。掠夺与反掠夺使得一些社群纷纷联合起来，组成更大的社团——酋邦，而社群之间的协调和管理又造就了一批酋长式的精英集团。屈家岭文化初期突然形成的大量以城为核心的中心聚落与从属聚落的形式，是长江中游的人们为了捍卫生存资源和保护社团利益，抵抗外族掠夺所采取的防御行为的具体表现。为了对付社会矛盾，屈家岭文化时期的聚落成员都是以血缘为纽带、亲族为主体的扩大家庭的形式来居住的。这一方面有利于生产，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增加凝聚力，保护私有财产和参与社群事务。屈家岭文化时期也有一个气候稳定期，出现在屈家岭文化中晚期，这时达到了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巅峰。随着气候的再次转暖，适宜稻作农业的环境条件重新出现，农业得到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由于先进技术的引进，粮食产量迅速提高，社会财富得以积累，家庭富足。因此，人们没有了衣食之虞，开始追求生活的质量，如这时出现的大粒粳稻，粒大而饱满，是优化培育稻种的结果；又如造型奇美的双腹器、蛋壳彩陶器等都表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暖期结束前的石家河文化早、中期。距今4000年左右的降温事件再次打破了这种宁静，气温的降低、气候的突变，造成了长江中游水旱频发，瘟疫流行，粮食减产，人们居无定所。由此造成人口减少，社会动荡，城市衰落。长江中游的人群无力抵挡因同样原因而汹涌南侵的中原民族，最终走向衰亡。

就微区域生态环境的差异而言，长江中游环状成层结构的生态环境及生态资源分布的区域不平衡性造成了层级间和区域间的微环境差异，这种差异又造成了区域生计类型和文化类型的差别。从地貌环境看，峡江区为山地型地貌，多高山和河流峡谷，平地较少。因此，峡江区的生计类型以渔猎经济为主。汉水中游区也为山地型地貌，但多低山和河流冲积平地，土壤较肥沃。因此，汉水中游区的生计类型以水旱种植农业为主，渔猎也较发达。两湖平原及周边为平原岗地区，多为较平坦的岗地和河流下游冲积平原及湖泽，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因此，两湖平原及周边地区的生计类型以水稻种植为主。就生态资源的不平衡性看，峡江区和汉水中游区多石料资源，因此，这两个区域的石器制造业发达；两湖平原及周边地区多泥土资源，因此，该区域的陶器制造业发达。总之，长江中游复杂多样的微地貌环境、丰富多样的生态资源为具有区域特色的生计类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多种多样的区域生计类型又是区域文化类型形成的基础。

将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历程与中国的其他区域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在具体文化阶段的起止时间上有先有后，但经历的过程几乎是同步的，这说明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具有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普遍性特征，可以纳入到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大系统中。但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这就是它有自己的文化源地，有自己的文化发展体系，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尤其是在文明形成期的前段，出现了最早的稻作农业、最早的城市，这表明了长江中游文化的进步性。这种进步性成为其他区域文化学习和效仿的榜样。因此，长江中游在早期文明的起源及形成中曾经起过带头作用，引领了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发展，而生态环境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注释】

[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房县七里河》，科学出版社，2008年。

[2]屈家岭考古发掘队：《屈家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3]贾汉清：《从顾家坡墓地的发掘看史前时代文化交叉地带的部落冲突》，《华夏考古》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