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或曰不同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往来，当依赖一定的地理通道。我国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有了文化的交流，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种文化的地域间交流活动空前活跃。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的观点，为早期文化的地域间交流提供了理论上、客观事实上的依据，即不同区域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的并存，为它们之间的交流创造了客观前提。按照苏秉琦先生的意见，文明起源的方式有三种，裂变、撞击和融合，三者的共同点都是反映出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相互影响关系。而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必然通过交流通道才能实现。在各文化群体之间沿着习惯性的地理通道碰撞、交流的时候，也一定受着自然地理的构成形态诸如山脉、河流、森林等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在这种既有通道便于扩散与传播、但又不可避免地在地理形势上受着限制的情况下，就形成了实际的区域考古学文化特色。
长江中游地处中国的中部，虽然四面环山，但并非是一个全封闭的地理单元。由于经过本区的一些河流对山脉的切割作用，打通了无数条向外的地理通道，如长江干流由西向东切割了南北向的巫山山脉和鄂东的低山丘陵，连通了四川盆地与长江下游平原；汉水由西北向东南切割了大巴山，连通了汉中盆地与江汉平原。此外，由四周山脉发源的河流也构成了向外的通道，如发源于秦岭山脉的丹江水道连通了河渭，发源于伏牛山的白河连通了淮河流域，发源于南岭的湘、资二江连通了珠江水系和两广，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沅水连通了云贵。本区四周的山脉也并非连贯的整体，而是有多条不同走向的山脉环绕。山脉与山脉之间多有豁口，这些豁口则成了本区向外的出口。如伏牛山与桐柏山之间的豁口可通向中原腹地，桐柏山与大别山之间的豁口可通向豫东和黄淮平原，幕阜山与罗霄山之间的豁口则连通了赣鄱。正是由于有这些自然形成的四通八达的地理通道，长江中游在历史上才成为东西南北文化交往的枢纽，汇聚交融的中心。由此，长江中游也形成了融四方文化为一体的富有特色的区域文化。而长江中游这种有融通特色的区域文化肇始于新石器时代。下面分南、北、东、西四面通道来分析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融通与交流通道的关系（图四一）。
一、北方地理通道——长江中游与河渭文化交流的桥梁
1.丹江通道
长江中游的北部为鄂豫陕三省的交界地区，正处于作为我国南北方地理分界线的秦岭—淮河一线以南。其北为秦岭及其余脉伏牛山、桐柏山环伺，其南为汉水中游主干。秦岭南坡的逐级减低使得地势由北向南倾斜，发源于秦岭的丹江顺西南坡向东南注入汉水，其间有许多小支流如武关河、淇河、淅河、滔河等汇入。丹江流域在地貌上最显著的特色为沿江峡谷与平地相间，从丹江口至秦岭依次为江口峡谷、李官桥盆地、关防滩峡谷、淅川荆紫关盆地、湘河街峡谷、竹林关普峪河宽谷、流岭峡谷、丹凤—商县盆地，最后为秦岭峡谷，由此构成连接河渭与江汉的水路通道。丹江流域的山区河流无论大小，都是顺山脚流淌，至少在河岸的一边总有一溜平地，道路两边山间的距离一般在20～150米。道路虽经常随地形而出现多处弯曲，但西北—东南的大致走向则始终未变，且平缓易行，由此构成与河流并行的陆路通道[1]。
图四一 长江中游地理通道图
A.丹江通道 B.南襄隘道 C.义阳三关 D.鄂皖通道 E.湘赣通道 F.南岭隘道 G.三峡通道
丹江通道始见于《新唐书·崔湜传》：“（景龙中）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挽山出石门，抵北兰田，可通
道。”另《旧唐书·崔湜传》：“湜景龙中献策开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陆之运，役工数万，死者十三四”，与此可互参。讲的是唐中宗末年，崔湜建言打通丹江与灞水之间漕运的事。此处指的就是丹灞通道。而在此之前虽然没有关于丹江通道的明确记载，但历史上一些事件的发生却与丹江通道有关。如两千四百多年前（春秋末，公元前505年），秦国的子虎、子蒲曾率领兵车五百辆，从这条道路南下援楚抗吴[2]；《史记·夏侯婴传》记载，秦末刘邦统兵数万从丹江通道直趋长安，居于灞上。秦岭之上，丹江通道西面另有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等南北通道。同这些通道相比，丹江通道占有秦岭东段地势渐趋下降的有利条件。丹江通道海拔最高的路段是葡萄沟至牧护关(均在商县境)一段，高程在1200～1400米之间，这在秦岭诸山口中，高程是比较低的。丹凤县以上的丹江陆路正是沿丹江岸边布设的，因为道路平缓，人们多选走此道。关于丹江开始通航的时间，未见前人有专文论及。《禹贡》里曾讲述荆州贡赋送达冀州的路线，“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近人李长傅对此的解释是：“就今地而言，自长江溯汉水而上，至老河口入丹江，至商县，陆行百余里至卢氏，顺洛水而下，达黄河”[3]。《禹贡》约成书于战国时代，若果如李氏所言，战国时代，丹江通道就已经很繁忙了。由此可知，丹江通道在历史上是长江中游地区与北方的黄河中游、关中地区进行交流的一条主要通道，我们称之为西道。事实上，丹江通道的开拓时间更早。
目前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发现的丹江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为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老官台文化，如丹江上游陕西商县紫荆遗址的第一期即为老官台文化的遗存[4]。从文化面貌看，虽然有一定的地方特点，但主体器物群与关中地区的老官台文化相近，显然它们系为同一文化谱系[5]。至于老官台文化是否继续向丹江下游发展，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关证据。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黄河中游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已经渗透到了汉水中游。老官台文化进入汉水中游应该走的就是丹江通道。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前，长江中游的文化中心在洞庭湖西北和鄂西的长江沿岸，汉水中游尚属空白之地，因而其邻近的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能轻易穿越秦岭，顺丹江而下来到汉水中游落脚。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游进入仰韶文化繁荣期，关中的一支仰韶文化再次通过丹江通道来到丹江流域。随后不久，豫西的仰韶文化也通过南洛河上行，绕过秦岭东坡经淅水而到丹江下游。这次，仰韶文化几乎占据了汉水中游的整个丹江流域。考古工作者在丹江流域发现了属于仰韶文化的遗存达200余处，从仰韶文化早期一直到晚期的遗存皆有。其中较重要的遗址有商县紫荆、赵源、庚源、代涧，商南过风楼，淅川下集、下王岗，郧县青龙泉、大寺、朱家台，均县乱石滩等遗址。从文化面貌看，仰韶早期与关中的半坡类型较一致，如紫荆遗址第二期文化中的小口尖底瓶、敞口圆底钵和肩部饰数道弦纹的大口鼓腹罐与关中半坡类型的器物一致[6]，又如下王岗遗址仰韶一期文化中出现的弦纹卷沿大口罐、大头细颈壶等与关中的半坡类型特点相似[7]；中期与豫西的庙底沟类型有相似之处，如下王岗遗址第二、三期出现的三角弧线、圆点勾叶图案及曲腹钵、曲腹盆等具有强烈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特点[8]。仰韶文化并未在丹江流域止步，而是顺汉水继续南下，沿大洪山西南通道来到江汉平原北部边缘的钟祥一带，与可能来自峡区的柳林溪文化相结合，发展成具有地域特色的边畈文化。两者的文化因素在边畈遗址中都有反映，如边畈遗址中大量出土的红陶鼎与下王岗仰韶文化一期的鼎较相似，器身均为大口或小口釜形，鼎足均作细圆锥或细扁圆锥形。显然，这是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而边畈遗址出土的细绳纹釜又和其邻近的宜都、枝江等地的柳林溪文化类型的釜相近，不排除后者曾一度扩展到此。随后，仰韶文化的一支继续沿江汉平原西部向西到长江边的枝江和枝城一带[9]，与峡江区的大溪文化进行了交流，如关庙山遗址第二期陶器上出现的圆点弧线勾叶纹、草叶纹、花瓣纹以及小口尖底瓶等器物具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特点[10]。而仰韶文化的另一支又沿江汉平原东部边缘的岗地平原向东南挺进，与汉水以东的大溪文化进行了交流，形成了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如京山油子岭遗址[11]的釜形鼎与黄冈螺蛳山遗址[12]的下层文化陶器上的弧线、圆点、勾叶纹等具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特点。但这些因素都较少，显然为仰韶文化影响的结果。仰韶文化晚期，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开始衰落，因而对长江中游的影响作用逐渐减弱。相反，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这时却开始繁荣，并向汉水中游渗透，而丹江通道则又成了大溪文化与仰韶文化交流的通道。如淅川下王岗的仰韶晚期遗存中的曲腹杯、粗筒形瓶、算珠形器盖、凹腰器座等均为大溪文化常见器形，青龙泉出土的曲腹杯同样是受大溪文化影响的产物。在河南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彩陶中，还发现有大溪文化的典型花纹图案平行线夹绳索纹等。但总的看，仰韶文化对长江中游的影响远大于大溪文化对黄河中游的影响。屈家岭文化时期，仰韶文化完全退出，丹江通道成为屈家岭文化的控制范围。丹江流域的大部分仰韶文化遗存都被屈家岭文化遗存所叠压，说明屈家岭文化完全取代了仰韶文化，成为该区域的主流文化。该区域因而也分出了一个屈家岭文化青龙泉类型，丹江通道因此也成了屈家岭文化外播的主要通道。
屈家岭文化对黄河中游的影响是大范围的，在黄河中游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有屈家岭文化的遗物，如郸城段寨[13]早期遗存中有个别瓦状足鼎。但屈家岭文化通过丹江通道对黄河中游的影响主要在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时期，我们称为庙底沟二期，它与屈家岭文化的晚期约略同时。由于两种文化平行发展的时间较长，所以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含有的屈家岭文化因素也就更多些。如垣曲东关遗址位于晋南垣曲县东南30公里处的古城镇东关，文化遗存包括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晚期三部分，以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最为丰富[14]。在这部分遗存中，屈家岭文化的器形有仰折腹高圈足豆和薄胎彩陶杯。从形态看，这两件器物的年代相当于屈家岭文化中晚期。偃师滑城遗址位于豫西偃师市城东南。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此进行了两次调查，地层中发现的遗物均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并发现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墓葬，编号M1。调查报告认为“墓葬的年代应与遗址相同或相近”。该墓出土的喇叭形薄胎杯的腹较深，体较瘦，为屈家岭文化晚期的典型器形。此外，渑池仰韶村遗址庙底沟二期遗存所出的双腹豆[15]、陕县庙底沟遗址二期所出的喇叭形薄胎杯[16]、平陆县盘南村所出的双腹豆[17]，也都属于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形。以上几处遗址皆在陕、晋、豫三省交界处，距离丹江通道最近。向西可通过渭河进入关中，然后沿灞河而上进入丹江通道，或往南沿南洛河而上进入丹江通道。所以，其来向很可能是丹江通道。从上面遗址中发现的屈家岭文化的器物形制看，属典型屈家岭文化的特点，但器类不是很多，数量较少。这显然不是屈家岭文化同化的结果，而更可能是通过交换，以物易物的产物。至于仰韶文化对屈家岭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石器和骨器上。屈家岭文化中习见的圭形凿在下王岗仰韶文化一期出土5件，在二期出土14件，在三期出土3件[18]；青龙泉仰韶文化中出土3件[19]，黄楝树仰韶文化层中出土2件[20]。因此，屈家岭文化的圭形凿可能受到了仰韶文化的影响。屈家岭文化的石镞呈宽树叶形，与鄂西北和豫西南仰韶文化中的石镞形状基本相同，可能也是受到了仰韶文化的影响[21]。但总的来说，屈家岭受黄河中游仰韶文化的影响大，而且主要是受来自本区北部汉水中游仰韶文化下王岗类型的影响。屈家岭文化时期正好是黄河中游仰韶文化走向衰落的时候，仰韶文化北退，屈家岭文化强势北进占据汉水中游地区，控制了丹江通道，对仰韶文化具有抑制作用。所以，更多地表现为屈家岭文化对仰韶文化的影响。屈家岭文化的制陶技术已经到了相当先进的程度，但石器原料的缺乏使屈家岭文化的农业受到影响。所以，屈家岭文化以自己的强项陶器与黄河中游交换来所需要的石器是最好的以优补劣的贸易往来。而丹江通道无疑在交流活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与黄河中游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这一时期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也就是石家河文化早中期，汉水中游仍为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的势力范围，该区域为石家河文化青龙泉类型。强势的石家河文化依然对黄河中游施加影响。河南伊川马回营[22]、临汝煤山[23]等遗址出土的陶塑与邓家湾遗址的十分相似，应为石家河文化影响的产物。两遗址都距离丹江通道较近，不排除当时的石家河文化仍是通过丹江通道与黄河中游进行交流的。后期，这种情况则发生了逆转。中期后的石家河文化迅速衰退，而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越来越强势，并很快向南扩张，占领了汉水中游。这时汉水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地层被龙山晚期文化的地层所叠压，文化性质更多地接近河南龙山文化。如下王岗、乱石滩、大寺等遗址中流行的三角形足鼎、方格纹深腹罐、小口高领篮纹瓮等与龙山文化较接近。因此，有人称之为龙山文化乱石滩类型[24]。龙山文化继续向南渗透，并使得整个长江中游晚期的石家河文化发生改变。如鬲、短颈粗袋足鬶、盉、假圈足碗、盆形擂钵、直领鼓肩小平底瓮等具有较多中原龙山文化煤山类型特点的器物出现，以致考古学者将其与早、中期的石家河文化加以区分，另命名为“龙山文化”[25]、“后石家河文化”[26]或“三房湾文化”[27]。
2.南襄隘道
伏牛山地与桐柏低山丘陵之间是南阳盆地，盆地东、北、西三面是山地和丘陵，几乎把盆地封闭包围起来，中部为平原，南与襄樊冲积平原相衔接。伏牛山东延到鲁山县东南逐渐下降为低缓的丘陵，桐柏山西延至桐柏县西形成一个向东北的拐角，并逐渐下降形成断续的低缓坡地。这样在南阳盆地东北部裂开了多个豁口，出豁口向北就可以进入中原地区，向东则可以进入淮河流域。古代文献上多以方城道称之。发源于伏牛山的唐、白二河南流穿过南阳盆地在襄樊注入汉水，伏牛山南坡之鲁阳关水（明清时改称鸦河，今名口子河）流入淯水（今名白河），与盆地北面隔着分水岭有一条流入沙河的鲁阳关水（唐宋时称为三鸦河，清代以后名为瀼河）相对应，因此，从洛阳经临汝、鲁山，沿瀼河、口子河河谷顺白河南下也可抵南阳，古文献多以三鵶路称之。因这一陆道、一水道都通过南阳盆地与襄阳平原相通，所以我们合称为南襄隘道。南襄隘道东与大洪山以东的随枣走廊相接，由此往东南可达鄂东，经过大洪山西南的山麓可达汉东；西南跨过汉水，经过武当山与大洪山组成的襄南隘口转南可进入江汉平原的北部。这也是长江中游文化与外部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通道，我们称之为中道。
文献中对于南襄隘道的交通情况多有记载，最早在南襄隘道设置关口的是楚国。最晚在春秋早期，楚国为了加强北方边疆的防御，巩固在江汉流域的统治地位，在南阳盆地东北的豁口上修筑了西起酈(今内乡县东北十里)、东南到沘阳（今泌阳西）的方城（即长城），以为屏障，阻塞诸夏各国向其侵扰、进攻的道路。楚人在此设障证明了此通道在当时非常重要。《左传·鲁僖公四年》记载，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各诸侯国讨伐楚国。当时齐桓公率诸侯之师侵伐蔡国，随后驻入方城之外的召陵，欲讨伐楚国。楚国派大夫屈完去说阻，齐桓公约楚使一起检阅军队，以示强大，并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体现了这条通道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而作为经济通道，它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考古发现的战国时期的鄂君启节舟节记载“自鄂往，……逾汉，庚黄，逾夏，入汜”，是指航程由今湖北出发，溯汉水而上渡至北岸，折入白河、溧河达于黄（今南阳市南）；自黄溯溧河北上，至今南阳市东北又折入白河，又北穿越夏路，仍循白河北上折入鸦河，再北行走三鵶陆路，故航道以邔为终点。车节记载“自鄂往庚阳丘，庚邡城，……庚郢”，言车行路线，先取道水路至今南阳盆地，然后舍舟登车，取道夏路，东抵阳丘（今方城县东六里），出方城伏牛山隘口，渡淮抵寿春。[28]方城路和三鵶路在当时时业已开拓成途从金节舟车路线的记述中得到了最直接确凿的证据[29]。
南北朝以后的著名舆地学者和舆地著作，对由南阳通往许昌、洛阳的方城通道，已有明确结论。南朝萧梁时，刘昭注《续汉书·郡国志》，于南郡襄阳下引盛弘之荆州记云：“襄阳，旧楚国之北津；从襄阳渡江，经南阳，出方关（按即方城之关口），是通周、郑、晋、卫之道。”之后的文献一直将南襄隘道作为十分重要的交通要道来记载。而事实上，南襄隘道的开拓可早到新石器时代。
考古发现的南襄隘道上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为距今7000年左右的中原裴李岗文化。如南阳盆地方城县的大张庄遗址一、二组遗存的文化面貌就同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30]。至于裴李岗文化是否继续向汉水中游发展，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关证据。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原的裴李岗文化已经渗透到了南阳盆地。裴李岗文化进入南阳盆地应该走的就是南襄隘道。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前，长江中游的文化中心在洞庭湖西北和鄂西的长江沿岸，南阳盆地尚属空白之地，因而其邻近的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能轻易穿过南襄隘道来到南阳盆地落脚。
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继续经过南襄隘道来到汉水中游地区。考古工作者在南襄隘道上的南阳盆地、襄樊及随枣走廊发现了一些仰韶文化遗存。其中较重要的有邓州八里岗、邓禹台、太子岗，枣阳雕龙碑等遗址。从文化面貌看，早期的罐形鼎、釜形鼎、盆形鼎、红顶碗、红顶钵以及器物上的正倒相间三角纹等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较接近，晚期的弧边三角形和圆点又与庙底沟类型相近，有人称之为仰韶文化八里岗类型[31]。这说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与庙底沟类型都曾影响过南阳盆地，而其来路很可能就是方城路和三鵶路。八里岗类型沿随枣走廊继续南下，影响到汉东的大溪文化，如黄陂程家墩、河李湾、黄冈螺蛳山等遗址出土的红顶钵、红顶碗等都具有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特点[32]。总的来说，仰韶时期，这条通道没有丹江通道繁荣。毕竟中原文化要走的路程远比关中地区要长远，因而文化的传播更艰难些。
屈家岭文化时期，由于屈家岭文化兴盛于距南襄隘道很近的汉东地区，而此时的仰韶文化开始衰退。所以，屈家岭文化很快占领了南阳盆地。此时的南阳盆地出现了屈家岭文化遗存叠压在仰韶文化遗存之上的情况。如邓州八里岗、唐河寨茨岗、茅草寺、影坑、泌阳三所楼、宜城曹家楼、枣阳雕龙碑等遗址的屈家岭遗存中出土有大量典型的屈家岭文化的器类，说明屈家岭文化的势力已经扩张至此。南襄隘道因此成为屈家岭文化进一步向中原拓展的重要通道。屈家岭文化对中原的影响主要是在河南中部的汝河和颍河流域，例如禹县谷水河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中，就有不少屈家岭文化的因素。谷水河遗址位于颍河上游禹县顺店东南2公里处，是一处面积约1.5平方公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第三期具有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性质[33]，谷水河三期和屈家岭文化中期大约同时。根据《1975年豫西考古调查》[34]发表的资料，谷水河遗址中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器形主要有扁腹壶、高圈足杯、双腹豆、外沿饰宽带形黑彩的喇叭形薄胎杯等，这几种器形都见于屈家岭文化中期。汝州北刘庄遗址[35]二期的Ⅲ式罐形鼎、Ⅳ式罐形鼎、Ⅱ、Ⅲ式双腹碗、圈足豆、Ⅱ式平底杯、簋形器等都为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驻马店党楼、河泥旺、高楼、刘楼、郭楼等遗址也发现有屈家岭文化的遗物。以上所说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中含有的屈家岭文化因素，都是在屈家岭文化直接影响下出现的。而受屈家岭文化影响最北的遗址是黄河岸边的郑州大河村遗址。大河村遗址[36]位于郑州市市郊，北距黄河约7.5公里，是一处大型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第四期属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期，已进入了屈家岭文化的时间范围。该期所出的Ⅲ式鼎、敞口厚胎锅、高足杯与屈家岭文化晚期的同类器基本相同。另外，有一部分彩陶纹饰也比较接近。这些显然是受屈家岭文化影响的结果。
石家河文化时期，南襄隘道的文化特色与丹江通道类似，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石家河文化。如邓州八里岗遗址第三期被认为是石家河文化遗存。唐河寨茨岗遗址，原报告认为属于屈家岭文化[37]，但它出土了厚胎红陶杯、漏斗形澄滤器等石家河文化的典型陶器，应已进入了石家河文化。驻马店杨庄遗址[38]既有大量红陶杯、宽扁式足鼎、高领罐、漏斗形擂钵等石家河文化的典型陶器，又有直领瓮、乳状足鼎、盆形擂钵等中原龙山文化因素和夹砂红褐色深腹罐等地方因素。其文化面貌与石家河文化青龙泉三期较为接近，说明其前期仍为石家河文化所控制。杨庄是目前所知的石家河文化最靠北的分布点之一，与中原地区河南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域直接相连。后期则为河南龙山文化。如位于南阳盆地南部边缘湖北襄樊牌坊岗遗址的石家河文化晚期的柱状鼎足、矮粗柄豆以及与下王岗龙山文化的Ⅱ式瓮极为相近的直领瓮都具有较强的龙山文化特点[39]。而杨庄遗址龙山时代晚期的陶器有夹砂罐、直领瓮、平底碗、钵等，皆为龙山文化典型器物。除少数实心红陶杯、漏斗形擂钵应属前期石家河文化因素的遗留外，主要体现了中原龙山文化的特色。又如八里岗遗址1998年同时发掘有石家河文化时期和龙山晚期的灰坑，而以龙山晚期的占大多数。龙山晚期灰坑中出土的陶器有灰陶篮纹三角足釜形鼎、方格纹鼎、卷沿大口瓮等器物，与石家河文化早中期殊异。而与河南龙山文化接近，应属龙山文化系统。强势的龙山文化的一支拓展至此，仍可能是从方城路和三鵶路突入的。它们占领南襄隘道后，继续南下，并同丹江通道南下的龙山文化一道渗透到江汉腹地，使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与之融通。
3.义阳三关
长江中游的东北为大别山与桐柏山所环围。桐柏山在鄂、豫两省交界处，属淮阳山地西段。山脉走向呈西北—东南向，平均海拔800米左右。桐柏山是长江、淮河水系分水岭，南坡河流多平行排列，顺坡势自北向南流，汇为汉江支流涢水；北侧除西北部唐河支流三夹河属汉江水系外，其余均为淮河水系。淮河即源于太白顶北麓。因两侧河流切割，山体多东北—西南走向岭谷，成为南北通道。大别山—桐柏山间有三处最易通行的山间豁口，即今湖北广水北的平靖关、武胜关，大悟县北的九里关，习称“义阳三关”。“义阳三关”之名最初出现于萧梁时期的著述中，如《南齐书》卷十五《州郡志下》云：“司州，镇义阳。……（宋）泰始（465～471年）中，立州于义阳郡。有三关之隘，北接陈、汝，控带许、洛。自此以来，常为边镇。”从史料上看，“义阳三关”渊源于春秋时的大隧、直辕、冥阨三塞，其中冥阨是著名的春秋九塞之一。《左传·宣公四年》：“左司马戌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遂、直辕、冥阨，子济汉而伐之’。”其在军事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义阳（今信阳）四周群山环抱，层峦叠嶂，地理条件优越，军事上易守难攻，又近淮源，便于从陆路北上南进。历史上义阳地处三关之地，南控全楚，北屏中原，有“鄂首豫尾”之称。因此豫南险塞，鄂豫漫道，春秋以来即成为军事咽喉，南北交往的纽带。而事实上，早在新石器时代，“义阳三关”就已经是豫东南与鄂东北交流的要道了。
考古发现的“义阳三关”一带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现于大溪文化时期，如麻城金罗家遗址[40]一期就出土有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釜形鼎、红顶钵等，而大量器物属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显然，金罗家遗址只是受到了仰韶文化的影响而已。至于影响是否来自顺“义阳三关”而下的仰韶文化，由于目前在豫东南还缺乏可资对比的材料，而鄂东北近义阳三关的大悟、广水等县也少见大溪文化时期的遗存，所以不得而知。但从中间出现如此大的空白地带来看，这种可能性较小。金罗家遗址的文化面貌更接近于长江边的黄冈螺蛳山遗址，而黄冈螺蛳山遗址的仰韶文化与黄陂河李湾、新洲香炉山、天门龙嘴、京山油子岭等遗址有共同之处，所以不排除金罗家遗址的仰韶文化是由西路传播来的。换句话说，“义阳三关”在大溪文化时期尚未开通。这可能与当时豫东南、鄂东北分属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边缘区有关。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则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义阳三关”成了屈家岭文化向黄淮地区传播的通道。在“义阳三关”两边发现了大量的这一时期的遗存，鄂东北有大悟土城[41]、桥头墩[42]、沈家城[43]、河墩子畈[44]、天灯岗[45]、团墩畈[46]、麻城吊尖[47]，广水观音畈[48]、吴家店[49]、周家畈[50]、熊家河、鸦张家畈，红安窑洼等遗址，从出土器物特点看，接近典型屈家岭文化；豫东南的信阳、罗山、息县、光山、潢川、新县、遂平、上蔡、正阳、确山等地均发现有屈家岭文化的遗址或遗存[51]。重要的有信阳阳山[52]、罗山擂台子[53]、李上湾[54]、上蔡十里铺[55]等,从出土器物看，典型屈家岭文化陶器与仰韶文化陶器均有，而属于仰韶文化器物的数量所占比例较大。由此看，豫东南显然是受到了屈家岭文化的影响，其影响很可能来自“义阳三关”通道。目前在关内还看不出来自豫东南仰韶文化影响的痕迹，可能是因为仰韶文化已开始衰退，而处在边缘的豫东南的仰韶文化的力量更是孱弱，还无力向南拓展。相反，屈家岭文化正处在典盛期，其北拓的欲望更强烈些。
石家河文化早期延续了屈家岭晚期的强势，其向豫东南拓展的力度显然也强过了屈家岭文化。这时的豫东南已经成了石家河文化的控制范围，而“义阳三关”则在石家河文化的北拓中起了重要的通道作用。这从“义阳三关”北边的石家河文化遗存的分布可见一斑，在豫东南大部分遗址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上直接叠压有石家河文化的遗存，如信阳阳山灰沟层、三里店下层、南山咀龙山层、罗山擂台子第9～6层等。此外罗山方湾、遂平唐岗、马台寺、杨台寺、汝南詹庄、天堂寺、刘备台、确山竹沟和光山谢套村后等遗址中都包含有石家河文化的特点。如陶质以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纹饰主要有篮纹、弦纹、附加堆纹，器形以平底、三足和圈足器为多，典型器类有红陶杯、高柄杯、宽扁足鼎、漏斗形擂钵、高领罐等。石家河文化控制范围的最北端已到了河南上蔡县一带[56]。从豫东南石家河文化的特点看，南部较接近石家河文化麻城栗山岗类型，如细颈鬶、高足杯、壶、侧装三角形足罐形鼎等，不排除是此类型北上拓展的结果。石家河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开始衰退，而龙山文化迅速崛起，并大举向南推进。此时的豫东南皆有龙山晚期遗存叠压在石家河文化遗存之上，说明豫东南又成了龙山文化的控制范围。
二、东方地理通道——长江中游与下游文化交流的桥梁
1.鄂皖通道
长江中游与下游的交界处为大别山与幕阜山之间的一个缺口，长江东南流至此后受南边幕阜山山势所逼转而折向东北方向形成一个较大的拐弯，使缺口主体移至江北。江北的大别山呈西北—东南走向，属淮阳山地的一部分。山势东北高，西南低，呈中山、低山和丘陵逐级下降的趋势，但以低山丘陵为主，海拔一般在1000米左右。大别山山势虽然较低矮，但历来是我国地理上东部南方与北方的天然分界线，也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西南侧倒、举、巴、浠、蕲诸水顺地势南流，地表受长期切割，形成河谷平原与丘峦平行错落的地貌景观。长江正好从其南坡边缘绕过，由于河流的长期下切及水流的回旋作用，在长江以北形成阶地、缓坡及沿江沉积平原相间的地貌。由于缺口地势较低，地表相对平坦，从而成为连通长江中游与长江下游的陆路交通要道。
鄂皖通道的开拓始于大溪文化时期，当时长江中游与长江下游的文化发展基本同步，都已进入了稻作农业阶段。长江中游的文化中心在洞庭湖西北，距离通道较近；长江下游的文化中心在杭嘉湖平原和宁镇地区，距离通道较远。因此，文化的交流表现为中游向下游的输出大于下游向中游的输入。考古发现的通道上最早的遗址为湖北黄梅塞墩遗址[57]，该遗址位于湖北与安徽、江西三省交界处。由于是调查资料，无地层依据。但其中发现的釜形鼎、敛口圈足红顶碗、折腹盆等器物与其东边的黄冈螺蛳山早期特点类似，也接近麻城金罗家遗址大溪文化早期的风格特点。所以，可以认为其早期仍属长江中游文化系统。长江下游距离通道最近的同时期遗址为安徽宿松黄鳝嘴遗址[58]，该遗址经过正式发掘，有明确的地层关系。因其不同于长江下游的同时期遗存文化特点，被有的学者命名为黄鳝嘴文化[59]。从黄鳝嘴文化特点看，其发达的压划纹和锥戳纹风格多见于长江中游的同时期遗存。与螺蛳山早期遗存相比，二者有较多的共性，如器类组合较接近，陶系都以红陶为主，都有刻点连线纹等纹饰。黄鳝嘴文化的釜形鼎、碟形豆、敛口碗、单耳杯、分别与螺蛳山遗址的同类器相近。报告认为，“黄鳝嘴遗存是一种新的原始文化遗存，在其发展过程中与江汉地区的原始文化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60]。塞墩遗址与黄鳝嘴遗址分别位于通道的两边，显然黄鳝嘴文化是受到了来自汉东区的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的直接影响，而位于通道上的塞墩遗址则成为文化传播的中转站。长江中游文化对下游的直接影响最远到达了安徽的安庆地区，如安徽潜山、枞阳、望江、庐江等地发现了与黄鳝嘴文化具有共同因素的文化遗存[61]。长江中游文化对下游的影响更是深入到了腹地，在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晚期出现，至汤家岗文化时期达到顶峰的印纹白陶成为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任式楠先生曾经对长江下游白陶的出现时间和分布范围进行了研究，从而对白陶的传播路线进行了清晰的勾勒：从洞庭湖汤家岗文化的腹地出发沿长江东行，经过鄂皖通道上的湖北黄梅塞墩、再南走安徽繁昌缪墩至浙江桐乡罗家角。大溪文化晚期后，长江下游的文化开始转强，并向中游渗透。距中游最近的长江下游文化为薛家岗文化，此时的薛家岗文化范围已经进入到了举水以东的鄂东一带。如麻城金罗家遗址第二期大溪文化遗存中出现的灰陶和黑陶，显然是受了薛家岗文化的影响。到了第三期，出现了部分具有薛家岗文化特点的器物，如鸭嘴形足鼎、宽沿平底盆、厚胎斜壁圈足杯等。黄冈螺蛳山遗址早期墓葬属大溪文化晚期，其中出土有壶、鸭嘴形足鼎、圈足鼓突的豆等，带有典型薛家岗文化的风格。武穴鼓山早期墓葬属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晚期，随葬器物中也多有薛家岗文化的因素。薛家岗文化的影响继续顺长江西进，一支至汉水后又沿汉水而上，一直深入到江汉平原北部的钟祥一带，并与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发生融合，从而衍生出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的黑陶制作技术应该是由长江下游输入的，而屈家岭文化中的一些典型器物如壶形器、盂形器、鸭嘴形足鼎、圈足杯等都打下了较深的长江下游文化的烙印，是一种典型的融通文化。另一支则西进到洞庭湖一带，对当地的大溪晚期文化产生了影响。如在华容车轱山、澧县城头山等大溪文化晚期遗存中都出现了有竹节柄的豆、鸭嘴形足的鼎等，车轱山、王家岗大溪晚期墓葬中出现了随葬鼎、豆、壶的组合，这些都是长江下游的文化特色。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对中游的影响一直未间断。武穴鼓山遗址属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墓葬中主要是薛家岗文化的因素，如多孔石刀、实足带柄鬶、竹节柄豆、领带形足鼎、粗短颈矮足壶等都是典型的薛家岗文化的器形。此外还出现了崧泽文化的器物，如长方形扁足鼎、三角形凿形足鼎、盆形豆、长颈腹部内弧下折矮圈足壶等。屈家岭文化晚期，长江下游进入了良渚文化时期，因而对于长江中游的影响有加强的趋势。如黄梅陆墩遗址[62]墓葬中出现的良渚文化的贯耳壶、觯形杯，显然是受到了下游良渚文化的影响。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下游文化对中游特别是鄂东的影响则直接导致了石家河文化麻城栗山岗类型的产生。而由长江下游传入的细颈鬶、高足杯、大镂孔圈足豆等则成了石家河文化的典型器类，其影响应是通过鄂皖通道进行的。
2.湘赣通道
幕阜山在鄂、赣、湘三省边境，属江南丘陵的一部分，为燕山运动形成的褶皱断块山地。山脉走向呈东北—西南向，海拔一般在1000米左右。罗霄山为湘、赣两省边界山地的总称，属江南丘陵的一部分。山脉走向呈东北—西南向，海拔一般在1000米上下，由于受“多”字形构造控制，表现为岭谷相间，镶嵌斜列，由此构成多条湘赣通道。
湘赣通道的开拓始于大溪文化时期。地处罗霄山以东、袁水北侧的拾年山遗址[63]一期遗存与一山之隔的湘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堆子岭类型有一定相似性，如以夹砂红陶、灰陶为主，盛行泥质红衣陶，器类以罐形鼎、罐、钵为主，造型多直腹、圜底，器类中的A型鼎、A型鼎足、B型罐口分别与堆子岭文化的磨山遗址[64]BⅡ式釜、独岭坳遗址[65]A型鼎足和A型罐相类同，不排除前者是受后者的影响。堆子岭文化中也有赣鄱文化的因素，如上端呈弓背形的鼎足、圈足上有密集小圆镂孔的豆、双腹盆或碗以及陶器上装饰的连珠纹等特点，不排除是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其影响途径应是溯湘江支流渌水经武功山和九岭山间的“醴萍走廊”，直抵袁水及赣江[66]。屈家岭文化时期，由于文化中心在汉东区，因此，长江下游文化对湘江流域的影响远大于屈家岭文化。如湘乡岱子坪一期遗存中的陶器纹饰以绳纹和篮纹多见，器类中的瓦足和足浅盘形鼎、带刻槽的锥形足鼎、圈足成台形的豆、圈足贯耳壶等特点都在长江下游的樊城堆文化或良渚文化中多见，以至有人将其与屈家岭文化加以区别，另命名为“岱子坪一期遗存或纳入赣鄱文化系统[67]。石家河文化时期，湘江流域为石家河文化所控制，属石家河文化岱子坪类型或陀上坪类型[68]。但仍有部分文化的因素与江西龙山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如细长颈乳尖足鬶、喇叭口大袋足盉、直口弦纹柄豆、高圈足浅盘豆、深腹圈足碗(盆)、圈足杯(簋形器)、大敞口平底壶、弓背形石锛、薅田器等，均可在江西龙山文化中找到相似器类。但这些因素较少，只是受到影响的结果。而石家河文化对赣鄱地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赣鄱地区出现的细颈鬶、按窝鬼脸式足鼎，及太极纹、轮旋纹纺轮等都为石家河文化的特征性器物。但这些因素极少，只是受到影响的结果。相互影响的路径仍可能是“醴萍走廊”。
三、南方地理通道——长江中游与珠江流域文化交流的桥梁
1.南岭隘道
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为南岭山脉，南岭山脉分布于江西、湖南、广东和广西的边境，东西绵延1400多公里。这些山岭之中，以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和大庚五个山岭最为有名，故南岭又称五岭，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但有许多山口隘道的海拔只有200～400米，如兴安隘、摺岭隘、梅岭隘等，历来是南北间的重要交通孔道。
南岭隘道的开拓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近年考古工作者在深圳龙岗区咸头岭村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包含了距今7000～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根据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将遗存分为三期，这三期属于一个考古学文化的3个连续发展阶段[69]。从陶器特点看，其第一期白陶较常见，多饰复杂的压印纹、戳印纹、刻划纹等，彩陶为浅黄色胎，纹饰以红褐色条纹为主，有的在压印纹中填彩。这些特点与沅水流域的松溪口文化极近似，不排除是后者直接通过南岭通道输入的。另外在珠江三角洲及其邻近诸岛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广东丰沙坎，增城金兰寺，东莞万福庵，高要蚬壳洲，中山龙穴，深圳大梅沙、小梅沙、大黄沙、咸头岭，珠海后湾，香港大湾、铜鼓、龙鼓滩、深湾、舂坎湾，澳门黑沙等距今5000多年的遗存中都出现了彩陶，器形主要为圈足盘，质地多为泥质红陶，表面或施红、白陶衣，其上绘赭红和黑彩，花纹主要为水波纹、波折纹、S纹、变体鸟头或鱼头纹。学者们认为其具有长江中游大溪文化的特点，可能是受大溪文化影响的产物[70]。同时在许多遗址中还出土少量白陶，白陶是洞庭湖地区大溪文化早期极具特色的陶系，是由皂市下层文化的白陶演化而来的。从所出器形看，绝大多数为圈足盘，偶见豆，型制与洞庭湖地区的极为相似，不排除是由后者直接输入的。从珠江水系的陶器装饰风格看，也与洞庭湖地区有相似之处，如纹饰中流行刻划纹、戳印纹、剔刺纹，往往几组纹饰组合出浅浮雕图案。由此可见，长江中游的制陶技术也通过南岭通道传入到了珠江流域[71]。
四、西方地理通道——长江中游与上游文化交流的桥梁
1.三峡通道
长江中游与上游的交界处为著名的长江三峡，峡江区的主要山脉为南北走向的横亘在四川盆地和江汉平原之间的巫山山脉。长江由西向东将巫山山脉横切，形成风光秀丽的巫峡，其东为低缓的西陵峡，其西为陡峻的瞿塘峡。在三个峡之间又分别分布着多个较平缓的宽谷，宽谷上往往都有一些支流注入长江，如大宁河、乌江、香溪河等，在入江口又形成河口或溪口滩地或坡地。这些滩地或坡地则成为人类生活和栖居之所，也成了文化传播的中继站。古诗云：“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群山。”虽然指的是瞿塘峡，但足以说明三峡为连通四川盆地和长江中游的重要地理通道。
文献记载的三峡行舟的历史可追溯至传说时代。据王隐的《蜀记》记载：大禹治水时，为了指挥治水工程，曾在四川砍下一棵特大的梓树，并把它的中间挖空，造就了一条既宽大又灵巧的独木舟。禹乘坐这艘独木舟指挥治水工程，经过13年的努力，终于制服了长江的洪水[72]。其后就是“廪君浮土舟于夷水”的传说。而历史上关于三峡交通的记载，最早见于《战国策》。《战国策·楚策》中张仪游说楚国时说：“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战国策·燕策》中也有苏仪游说燕国的记载：“蜀地之甲，轻舟起于汶，乘夏水布下江，五日而至郢。”周慎王五年（前316年）时，秦国准备灭巴蜀时，司马错和田真黄对秦惠王说：“(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73]说明至少在战国时期，三峡就已经是一条重要的东西交通要道了。事实上,三峡通道的开拓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前。由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极少，且年代缺失较多，本书暂不讨论。
长江上游东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存主要有距今7000年以上的重庆丰都玉溪遗址下层[74]和奉节藕塘遗址[75]，两处遗址中的陶器多为夹砂红褐陶，器类单一，有釜、盆、钵、盘等。器物周身饰绳纹，质地疏松，火候较低。制作均为泥片贴筑法，器物口部多有极浅的锯齿状花边。无论是器物形态，还是器物制作方法，以及纹样的装饰风格等，与三峡以东的楠木园文化的面貌区别不大。很明显，这一现象展示出：早在距今7000年时，三峡西部地区的原始人类就已与东部地区的原始人类有了密切的联系。或者说三峡东部地区的原始人类已溯江而上，穿过三峡，来到了丰都一带定居。
新石器时代晚期，三峡西部为哨棚嘴文化[76]。其早期相当于大溪文化中晚期，以1999年发掘的哨棚嘴遗址下层文化遗存和玉溪上层为代表[77]。其饰红陶衣的陶器及戳印纹装饰，在风格上同于三峡东部的大溪文化，显然是受大溪文化影响的产物。其中期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时期，以哨棚嘴1997年发掘的第一期、中坝遗址第一期为代表[78]。遗存中的陶器，如彩陶直颈折腹壶形器、中圈足内折沿豆、圈足状捉手器盖等,以及凹弦纹、凸弦纹、箍带纹等装饰风格为典型的屈家岭文化因素,其时代相当于屈家岭文化中晚期[79]。由此看，屈家岭文化时期，屈家岭文化对长江上游施加的影响比大溪文化时期更强烈。其晚期相当于石家河文化时期，这时三峡西部的文化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完全不同于东部。相反东部的文化遗存中却有哨棚嘴文化晚期的因素。白九江先生在中堡岛遗址中厘出了这些因素，并将其作为中堡岛遗址的C组因素，如卷沿圆肩平底罐、折沿深腹平底罐、卷沿花边罐等[80]。其形制和作器风格同于哨棚嘴文化晚期的特点，不排除是受哨棚嘴文化影响的产物。其原因可能是屈家岭晚期至石家河时期，峡江区来自东部平原的文化冲击减弱，而从西部而来的川东文化势力则逐渐加强，从而渗透到三峡东部地区。在三峡东西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三峡通道无疑起了重要的连通作用。
【注释】
[1]侯甬坚：《丹江通道述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2]史念海：《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吴镇烽： 《陕西地理沿革》，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1～62页。
[3]李长傅著，陈代光整理：《禹贡释地》，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72页。
[4]商县文化馆、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王世和、张宏彦：《1982年商县紫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文博》1987年第3期。
[5]周星、王昌富：《丹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史前史与考古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杨亚长：《丹江上游的古文化与古环境》，《环境考古》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6]樊力：《丹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存试析》，《江汉考古》1997年第4期。
[7]何介钧：《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8]同上。
[9]王红星：《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地理研究》，武汉大学1998年博士学位论文。
[10]李文杰：《大溪文化的类型和分期》，《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11]荆州博物馆：《湖北京山油子岭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试掘》，《考古》1994年第10期。
[12]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湖北发掘队：《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的探掘》，《考古》1962年第7期。
[13]曹桂岑：《郸城段寨遗址试掘》，《中原文物》1981年第8期。
[14]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1982—1984年山西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6期。
[1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渑池仰韶遗址1980—1981年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
[1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
[17]黄河水库考古队河南分队：《山西平陆新石器时代遗址复查试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8期。
[1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www.xing528.com)
[20]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3期。
[21]张绪球：《屈家岭文化》，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
[22]洛阳地区文物工作队：《河南伊川马回营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1期。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24]白云：《关于“石家河文化”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1993年第4期。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长江队：《湖北郧县和均县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学集刊》（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26]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时代文化结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27]王劲：《后石家河文化定名的思考》，《江汉考古》2007年第1期。
[28]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1962年第2辑。
[29]王文楚：《历史时期南阳盆地与中原地区间的交通发展》，《史学月刊》1964年第10期。
[30]南阳地区文物队等：《河南方城县大张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第5期。
[31]靳松安：《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交流与融合》，科学出版社，2006年。
[32]黄锂：《湖北武汉地区发现的红陶系史前文化遗存》，《考古》1996年第10期。
[33]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4期。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1975年豫西考古调查》，《考古》1978年第1期。
[3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临汝北刘庄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36]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3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唐河寨茨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第12期。
[38]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驻马店杨庄》，科学出版社，1998年。
[39]襄樊市考古队：《襄樊市牌坊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7年第4期。
[40]麻城市博物馆：《麻城金罗家调查简报》，《江汉考古》1992年第3期。
[41]孝感地区博物馆、大悟县博物馆：《大悟县土城古遗址探掘简报》，《江汉考古》1996年第2期。
[42]孝感地区博物馆、大悟县文化馆：《大悟县几处古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大悟县博物馆：《大悟县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1990年第2期；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孝感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试掘》，《考古》1990年第11期。
[43]同上。
[44]大悟县博物馆：《大悟县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1990年第2期。
[45]同上。
[46]同上。
[4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麻城吊尖遗址》，《江汉考古》2008年第1期。
[48]湖北省孝感地区博物馆：《1980年湖北广水市考古调查报告》，《考古》1995年第2期。
[49]同上。
[50]同上。
[51]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52]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信阳发掘小组：《河南信阳市阳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论》，《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
[5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991年河南罗山考古主要收获》，《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54]同上。
[55]尚景熙：《上蔡发现五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河南文博通讯》1979年第3期；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文管会：《河南上蔡十里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56]韩建业：《论豫东南地区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
[57]黄冈地区文物普查队：《黄梅龙感湖三处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83年第4期。
[58]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宿松黄鳍嘴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
[59]同上。
[60]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宿松黄鳍嘴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
[61]安徽省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文物出版社，2004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极阳、庐江古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
[62]黄冈地区文物普查队：《黄梅龙感湖三处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83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队：《湖北黄梅陆墩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91年第6期。
[63]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新余市博物馆：《江西新余市拾年山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新余市博物馆：《新余市拾年山遗址第三次发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6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株洲县磨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6），岳麓书社，1994年。
[65]株洲市文物管理处：《茶陵独岭坳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7），岳麓书社，1999年。
[66]尹检顺：《湘江流域原始文化初论》，《南方文物》1999年第4期。
[67]何介钧：《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68]同上。
[69]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深圳市博物馆：《广东深圳市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
[70]区家发：《浅谈长江中下游诸原始文化向广东地区的传播与消亡》，《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香港市政局，1993年；邓聪：《环珠江口史前考古刍议》，《环珠江口史前文化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年；何介钧：《环珠江口的史前彩陶与大溪文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71]何介钧：《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72]赵冬菊：《三峡航运史述略》，《三峡文化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69～369页。
[73]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191页。
[74]邹后曦、袁东山：《重庆丰都玉溪遗址群——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中国三峡建设》2007年第6期。
[75]赵杰、宋艳花：《重庆奉节藕塘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7年9月12日。
[76]哨棚嘴文化以重庆忠县哨棚嘴遗址命名，也称“老关庙下层文化”或“魏家梁子文化”。目前对于其文化性质、年代分期及分布范围的研究尚处在探究阶段，本书在此仅作为一个文化时期的概念提出。具体了解请参考如下文章：吉林大学考古系等：《奉节县老关庙遗址第三次发掘》，《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赵宾福、王鲁茂：《老关庙下层文化初论》，载《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四川巫山县魏家梁子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8期；吴耀利、丛德新：《试论魏家梁子文化》，《考古》1996年第8期；王鑫：《忠县甘井沟遗址群哨棚嘴遗址分析——兼论川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及早期青铜文化》，《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三峡考古队等：《忠县甘井沟遗址群哨棚嘴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赵宾福：《考古学文化的“命名”与“易名”——以“老关庙下层文化”和“哨棚嘴文化”概念为例》，《东南文化》2004年第4期。
[77]1999年度哨棚嘴遗址发现的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物，被叠压在发现有彩陶扁腹壶的典型屈家岭文化遗物之下，根据地层关系和类型学判断，它比1997年度哨棚嘴遗址发掘所划分的哨棚嘴文化第一期早，孙华先生将其单称哨棚嘴文化。参见樊力、唐飞、钟治：《川渝新石器文化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1年2月7日；孙华：《渝东地区新发现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忠县哨棚嘴遗址的发掘》，《永不失落的文明——三峡文物抢救纪实》，山东画报社，2003年；杨华、龚玉龙、罗建平：《对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认识》，《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
[78]孙智彬：《论中坝遗址与老关庙遗址下层和哨棚嘴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间的关系》，《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4期。
[79]樊力、唐飞、钟治：《川渝新石器文化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1年2月7日。
[80]白九江：《宜昌中堡岛遗址大溪、屈家岭和哨棚嘴三种文化因素的分析》，《江汉考古》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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