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古城兴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第四节　古城的兴废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古城历来是文明起源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作为文明标尺的城市在文明化的进程中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文明化进程之始的新石器时代，古城的出现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先生称其为“城市革命”。长江中游不仅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中国最早的古城，而且发现的古城数量、规模也首屈一指。因此，长江中游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故本书单列一节对古城的兴废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加以探讨。

一、古城的发现及概况

1.石家河古城

城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北约1公里处。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地区博物馆联合对天门石家河遗址群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和调查，基本弄清了石家河古城的年代、布局以及周边遗址群的初步情况。2008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大洪山南麓以石家河为中心的区域进行了系统调查，进一步丰富了对该区域史前聚落的数量、规模、年代、文化内涵、分布及其关系等方面的认识。以现存的城垣推测，城址近似圆角方形，南北和东西各1 000米左右。西城垣比较完整。南垣仅见西段，有200米长。北垣东段可能被年代稍晚的另一座土城破坏。西垣和南垣的外侧可见护城河遗迹。护城河周长约4800米，东北角可能利用天然低地相连接，其余部分为人工挖成。护城河一般宽80～100米，河底与城垣顶面的高差有6米左右，城垣内面积约120万平方米。石家河城的年代上限不晚于屈家岭文化中期，下限不晚于石家河文化中期。石家河文化早期是其鼎盛时期，石家河文化晚期该城已废弃^[56]。

2.马家垸古城

1989年文物调查时，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在五里镇显灵村马家垸发现一座古城，通过对现存城墙断面及采集陶片的分析，其被确认是一处重要的史前古城。城址北距荆门市26公里，南距江陵楚故都纪南城约28公里。城址东北5公里为荆山余脉，东港河紧靠古城西城垣，由北往南经鲍湖、长湖注入汉水。城址选择在一片比较平坦的岗地上，保存基本完整。南北略呈梯形，北城垣比南城垣长。东城垣长640米，西城垣长约740米，南城垣长约440米，北城垣长约250米，总面积约24万平方米。南垣宽约32米，现存高度比城内高5米，比城外高约6米，坡度外陡内缓。城垣上有若干处高台，可能是防御性建筑台基。城垣南、北、西、中间和东垣的南端各有一个缺口，可能是城门，其中西垣和东垣南端的缺口处有一条流经城内的古河连接，似为水门。城垣外有护城河环绕，河宽30～80米。西边的护城河与一条顺西垣向南流，又流经城内的古河道连接。从城垣断面上采集的陶片看，为屈家岭文化时期。由此推断，城址的时代为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早期^[57]。

3.走马岭古城

1990年至1992年，荆州地区博物馆配合基本建设对石首市走马岭遗址进行发掘并解剖城墙，使得对走马岭古城的性质、年代、规模等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2004年5月，荆州博物馆与石首市博物馆对走马岭古城周边又进行了调查和勘探，发现了走马岭北边的屯子山及南边的陀子岭。后续调查认定走马岭古城与东北的屯子山古城是一对“姊妹城”，而走马岭南边的陀子岭则是一段未闭合的人工土垣。城址位于湖北省石首市焦山河乡走马岭村。北距长江约4公里，西距澧县的鸡叫城70公里，西北距公安县鸡鸣城56公里。城址平面呈不规则的椭圆形，东西长，南北短。有城垣，垣宽20～27米，城垣周长约1200米，城址面积7.8万平方米。城垣上有数处缺口，其中有的可能为城门。缺口两边有的有圆形土台，可能是城门附属建筑物台基。西南垣以外不远处是石首市最大的湖泊上津湖，城内积水可顺地势从西南水门直接排入湖中。最高处距城内地面约5米，距城外地面7.8米。从现有情况观察，城垣是连接自然岗地修筑而成的，周围有明显的护城河遗迹，护城河宽25～30米。走马岭城垣的内坡脚上叠压着屈家岭文化层，该层又被石家河文化早期的一座瓮棺葬和一个灰坑打破，说明城垣的建筑年代不会晚于屈家岭文化。城内地层堆积情况是：下层为大溪文化晚期，中层为屈家岭文化，上层为石家河文化早、中期，遗存的主要部分是屈家岭文化。城址废弃年代可能为屈家岭文化晚期^[58]。

4.城头山古城

1991年至2001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澧县城头山进行了大规模长期发掘，基本弄清了这座迄今为止年代最早古城的范围、年代、城内布局以及城垣、城壕等一系列问题。城头山古城的概况前面一节有所介绍，在此不再详述。

5.阴湘城古城

1983年，荆州地区博物馆等对阴湘城进行了考古调查，确认该城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至周代的遗址，并且有城垣的存在。1991年10月至1992年2月，为配合荆江大堤的加固工程，荆州地区博物馆对古城东城墙进行了发掘，初步搞清了古城的构筑和使用年代。1995年3月至5月，荆州博物馆与日本福冈市教育委员会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进一步搞清了城址的平面布局。城址在今湖北省江陵县城西北，距县城34公里，地处纪南城西北约20公里，城垣现已不明显。据《江陵县志》记载，此城在清代“垣址宛然，冈阜方平，土人以城名之”。城址为圆角长方形台地，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240米，面积12万平方米。四面都有缺口，可能为城门，其中北面缺口最低，并与菱角湖相通，当为水门。城内东南及东北部较高，中部偏西较低。城南、城东都有护城河，宽约20米，城北、城西的护城河已被湖水淹没。城垣与护城河的高差约为5～6米。从南城垣残存的剖面观察，城垣夯筑的夯层厚薄不均。城址中部有一条南北向的洼地纵断城内为东西两部分^[59]。对城址的复原研究表明，大溪文化时期，洼地为一条小河谷的一段，在其东西两侧均已形成聚落。大溪文化中期，河谷西边的聚落在其外围挖掘有壕沟，形成环壕聚落。聚落周围是茂密的森林，中部低处可能为稻田。屈家岭文化时期筑城时，将两个聚落都纳于城中。在东部城垣外侧挖掘壕沟，将取出的土堆筑在沟内侧形成城垣。修南侧城垣时，将小河堵于城外，并将河水引入城垣南部的壕沟内，在西南汇入张家板河。在北部则利用张家板河的天然河道作护城河，并在河道南侧堆筑城垣。据城垣下的出土物分析，城垣打破大溪文化层，年代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早期，一直沿用到石家河文化早期，其后即遭废弃^[60]。

6.鸡鸣城古城

1996年，荆州博物馆贾汉清先生对湖北公安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重点调查时发现了位于狮子口镇的鸡鸣城。2004年7月，荆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又对该城进行了调查，进一步确认了该城的范围。鸡鸣城位于湖北省公安县狮子口镇龙船嘴村、合顺大垸的南部，东北距公安县城28公里，北距阴湘城65公里。城址平面大约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南北的最大距离约500米，东西约400米，总面积15万平方米。城垣周长1100米，顶宽15、底宽30米，一般高出城内外2～3米，其中西北部城垣又比城垣其他部位高出1米左右。城外护城河周长约1300米，宽20～30米，残深1～2米。城垣内中部有一块高出周围约1米的台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台地上的文化遗物非常丰富，文化层堆积厚约2米，分布有大面积红烧土，可能是居住区。该城未经发掘，从城垣中采集到的遗物判断，其始建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时期^[61]。

7.门板湾古城

1998年1月，为配合长荆铁路工程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应城门板湾遗址进行了发掘并解剖了城墙，对古城的年代和城内布局有了初步认识。城址位于湖北省应城市西南3公里的星光村，地处大洪山余脉与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西南距天门石家河城47公里，大富水从城东流过。城垣平面近方形，南北550米，东西宽400米，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其城墙上部残宽13.5～14.7米，底宽近40米，残存高度比壕沟开口处高出5.25～6米，比城内地面高出3.5米。城墙外坡陡峻，内坡稍缓。在西垣中段有一处40米宽的豁口，推测为西城门。城外有壕沟环绕，沟口宽59米，深1.8～2.5米。西城墙处原是一片岗地，在筑城前是人口密集的居住区，筑城时部分房屋被城垣所叠压。城内北部高地为居住区，西北部可能为墓葬区。门板湾城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早期，至石家河文化中期废弃^[62]。

8.鸡叫城古城

1995年冬，在城头山遗址发掘的启发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澧县鸡叫城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并对西城墙和城中台地进行了解剖，解决了该城的年代问题。古城位于湖南省澧县涔南乡复兴村十组，东北距公安鸡鸣城30公里。现为一方形台地，高出周围约2～3米，四周城垣高出城外地面4米多。东西长400、南北宽370米，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垣外有宽阔的洼地或水域环绕，宽40～70米，估计为护城河。环形洼地与涔水支流在城西北处汇合，并与北垣中部缺口遥相呼应，后者可能是一处“水门”。试掘表明，城垣修筑之前已经形成聚落壕沟，壕沟内显露出类似于“桥”的木构遗迹。城垣在屈家岭文化早期和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经过两次修筑，石家河文化时期是该城最为繁盛的时期。屈家岭文化早期修筑的一期城垣剖面近似三角形，底宽30米，高4.5米。石家河文化时期修筑的二期城垣规模较大，墙体附筑于一期城墙内侧，叠压于屈家岭文化晚期地层之上，其内坡又被石家河文化晚期地层所压。其剖面似平行四边形，宽约60米，残高2～2.5米。在城外护城壕中发现大量规格相当高的屈家岭文化中、晚期陶片。另在二期城墙中部之下发现一处直径约10米的“圆锥形”土台，坐落于屈家岭文化晚期地层之上，四周被二期墙体所环覆，台中心有一直径约2.5、厚约1米的红烧土堆，大多数土块因多次烧灼而成炭黑色，内含少量陶片，可能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63]。

9.陶家湖古城

1998年12月，为配合长荆铁路工程建设，继在应城门板湾发现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址之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原“泗龙河遗址”进行了调查。通过这次调查，发现了保存较好的陶家湖古城，并确定了城址范围。陶家湖古城位于应城市区以西约18公里的泗龙河中游，在陶家河与泗龙河的交汇处。今泗龙河自北向南穿过城内，城址隶属汤池镇方集村。地理坐标为东经113°21′，北纬30°45′，海拔高度为40.9～44.2米。城址地处鄂中丘陵地区，与门板湾一样，是大洪山南麓余脉向平原湖区的过渡地带，属江汉平原的北部边缘地区。西城墙略直，其他三面城墙呈圆弧形。以外径算，南北最长径1000米，东西最短径850米，总面积约67万平方米。城墙外有护城河环绕，以西墙外护城河保存最好，宽20～45米，残长860米。西北角内侧还有一段长约160米的壕沟，不知是筑城取土留下的，还是在筑城之前聚落的环壕。北墙外以陶家河为护城河，北墙顶部至今仍高出河床近6米。东城墙外护城河不明显，但在距东墙50～100米处有一处与之平行的带状洼地，疑为古河道。调查者推测，泗龙河曾经从城东流过，可能被当做东墙外的护城河。整个城址有5处缺口可能为城门。建城的上限为屈家岭文化晚期^[64]。

10.青河城古城

湖北公安青河城最早在《湖北公安鸡鸣城遗址的调查》一文中被提及，因为其地表极难见到文化遗物，故当时否定了城址的存在。2004年，荆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青河城遗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调查和钻探。此次调查基本确定了青河城的范围、规模，并通过采集到的陶片和城内钻探得知，该城年代在屈家岭文化晚期到石家河文化阶段^[65]。

11.龙嘴古城

1983年文物普查时发现。2005年3月至9月，在随州至岳阳高速公路建设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通过勘探和解剖城墙，基本弄清了龙嘴古城的年代、平面特点、建筑规模、堆筑方式以及城垣结构等。古城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吴刘村三组与张巷村一组境内。地理坐标为东经113°07′16″，北纬30°43′23″。南距天门市区6.5公里，北距石河镇5.6公里。龙嘴古城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过渡的山前地带，位于龙嘴岗地的南端，广沟溪绕遗址的西南注入西汊湖，海拔在25.6～31.6米。龙嘴遗址的地表并无城垣痕迹，其城垣是在勘探过程中发现的。勘探结果显示，城垣依地势而建，残高1～3.2米，底宽约17米。城垣平面近圆形，南北长约305米，东西宽约269米，面积约8.2万平方米，城内面积约6万平方米。其中，东城垣、南城垣和西城垣分别建筑在龙嘴岗地边缘的缓坡地带，北城垣建筑在龙嘴岗地的中段，而北城垣北侧的一条东西向壕沟将整个岗地人为切断。东城垣、南城垣和西城垣外侧的地势较低，系灰褐色淤土，深度超过2.7米，可能系古湖汊区。壕沟南距北城垣约12米，宽约18米，其上部堆积为淤积层，底部为灰白色淤泥，一般深1.5米左右，最深的地方超过2.7米。整体形成三面环湖、一面为壕的相对封闭的城垣结构，遗址的文化堆积多分布于城垣范围之内。城址时代为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早期^[66]。

12.笑城古城

2005年7月25日至9月10日，在武汉—荆门高速公路建设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天门笑城城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解剖城墙探沟3条，城内布方2个。通过此次试掘，基本确定了笑城城址的分布范围及其年代。笑城古城位于湖北天门皂市镇笑城村，距天门市区36.4公里，距皂市镇7.5公里。古城地处山地向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城址位于熊家岭岗地南端，海拔高程26～29.5米，其东、南、西面地势较低，海拔高程20～22米。岗地南北长约1、东西宽约0.5公里。姚家河自西而东从城址南侧流入新皂市河。城址坐北朝南。城址东西长250～360米，南北宽156～305米，城址面积约9.8万平方米，城内面积约6.3万平方米。经勘探得知，笑城城址除城北有壕外，其余三面均为湖泊，充分证明当时的城址是三面环湖，一面为壕的布局。由于笑城城墙修建在岗地的缓坡上，形成城墙外高内低，城墙一般高出地面约2.5～4.6米，底部宽约20～22米，上部宽约8～10米。在解剖的过程中未发现夯筑痕迹，从北城墙的堆积方式分析，城墙应为堆筑而成。根据出土遗物和地层，以及遗迹叠压、打破关系分析，古城的始建年代不晚于石家河文化早期^[67]。

13.城河古城

1983年文物普查时，被荆州地区博物馆发现，并命名为“草家湾遗址”。2006年10月，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址进行了考古调查，确认了城址的年代和范围，并初步弄清了城内布局。古城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后港镇城河村六组，地处江汉平原西北，属荆山余脉的丘陵岗地向平原的过渡地带，汉江西岸，长湖北岸。北距荆门市的直线距离约50公里，南距荆州古城的直线距离约40公里，东距汉江24公里，南距长湖北岸约8公里。城河从城址西北0.6公里的龙挡水库流出，经古城址西南，在古城东南折向南后经长湖注入汉江。城河城址东北倚西北—东南向的高岗地，以自然高岗为东北边的天然城墙，东、南、西、西北城垣以平地起筑。城址的海拔高度约为35米，城址中心的地理坐标为北纬30°35′20″，东经112°24′33.6″。从残存的城墙痕迹看，城址呈不规则的椭圆形，西北部略内凹。城垣南北长600～800、东西宽550～650米，不包括城壕，面积近50万平方米。城墙为土筑，堆筑层次清楚。保存较好的城墙主要是南城墙和北城墙西段。从城墙土层的堆积状况看，城墙为垒筑。南城墙长约650、宽5～38米、高6～7米。从南城墙保存情况来看，城墙外壁较陡直，内坡平缓。西城墙长约800、宽15～50、残高3～5米。北城墙长约300、残宽8～50米。东北自然高岗地长500米、宽50～300、高2～5米。东城墙残长130、宽20～40、高1～1.5米。西北、南、西城墙外有宽约30～50米的城壕，东北部自然岗地外城壕不清楚。包括城壕在内，城址总面积约70万平方米。城址外有一条古河道从城西、南两个方向经南城墙向东流后，再折向南流注入长湖，古河道距城墙50～240米不等，河宽20～30米，河床距地表约410米。城河古城的时代不晚于石家河文化时期^[68]。

14.叶家庙古城

2008年3月至6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孝感叶家庙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由此探明了城址的范围及城内布局，并推测该城址形成于屈家岭文化时期。此外，还初步弄清了城址周边的聚落分布情况。叶家庙古城遗址位于孝感市西北角，距孝感市区6公里。孝感至白沙的公路从遗址东面通过，西面和西北角为澴水故道。海拔高度为28～30米，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13°54′，北纬34°30′。叶家庙城址平面呈较规整的长方形,发现了城垣和环壕系统。以环壕的外沟边为界,南北长560、东西宽550米,面积达30万平方米。城垣内侧南北长420、东西宽350米,城内面积大约为15万平方米。北城垣保存较好,顶宽约30、高出周围低地2～3米。南城垣的东段被现代村落占压,中段保存较好,顶宽27～30、高出现地表4～5米。总体上看,南城垣以堆筑为主,夯筑痕迹在西城垣北段保存较好,地表仍可见到较明显的南北向台地,高出平地2～3米；尤以南段地势最高,高出周围低地近6米。东城垣在地面已不存。勘探发掘表明，该城址城外有完整的环形壕沟，构成一道防御系统。除了环壕,可能还存在贯通城内南北的沟,环壕的西北角有一条壕沟与古澴水相连。环壕的东南部向外亦有一南北向的沟,地面痕迹清楚,应为整个环壕的出水口。整个壕沟构成一个可与自然水系相连的自动水循环的防御系统。城中布局清晰，地势较高的东、南面有建筑遗迹，为居住区，西面为墓葬区，北面地势低洼，可能为种植区。考古部门推测，该城址形成于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废弃。通过调查，并结合以前的普查资料，周围至少存在11个同时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吴家坟和徐家坟遗址已被发掘。在澴水东岸，以叶家庙遗址为中心，该区域存在一个规模巨大的新时代聚落群^[69]。

15.张西湾古城

2008年9月至1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武汉黄陂张西湾古城进行了选择性发掘，初步认定了该城的年代和分布范围。古城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祁家湾镇建安村，东南距黄陂城区8公里，南距武汉市区约45公里。海拔高度在40米左右，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14°17′16.53″、北纬30°54′48.65″。古城地属江汉平原东北部，为略有起伏的低岗波状平原。古城位于一个东西向台地上,城址现存部分南北长295、东西宽335米，面积约9.8万平方米。从地面形态看，北城垣高出外侧低地约2～3米。东城垣高于北城垣，以东南角保存最高，高出地面约4.5米。城垣未发现夯打痕迹，推测为堆筑。城垣基底现存宽24、现存高度约1.5米。壕沟围绕北城垣和东城垣呈环状分布，北部和东北环壕的地面迹象较明显，至今仍可见到弧形洼地。估计壕沟的实际宽度可能在25～35米。城址的时代为石家河文化时期^[70]。

二、古城的地理位置与环境的关系

据图显示这些古城的地理位置分布很有特点，即他们都处在古代的地理通道上，如孝感叶家庙古城处于出大洪山后的随枣走廊南关口，同时又近澴水；黄陂张西湾古城处于长江与大别山之间的东西向通道和沿随枣走廊下来的南北通道的交汇处，也近于澴水；天门龙嘴古城、石家河古城、笑城以及应城门板湾古城、陶家湖古城则处在大洪山与汉水之间南北向通道的南关口和由东进入江汉平原的关口上；江陵阴湘城古城、荆门马家垸古城、城河古城则处在襄宜平原南向出大荆山与大洪山之间隘口后南通江汉平原的关口上，澧县城头山古城、鸡叫城及公安鸡鸣城、石首走马岭—屯子山古城则处在武陵山与两湖平原之间的南下通道的关口上，同时又近澧水及其支流（图三○）。

这些地理通道是自然形成的，较之其他非地理通道具有通畅性和便捷性。对于早期人类而言，由于缺乏交通运输工具，这些地理通道便成为他们主要的交通路线。这些关口处在狭窄通道与开阔平地之间，一方面是人们行走的必经之地，另一方面又是人们长途旅行时休息和补充给养的停留之地。因此人流较大，较容易聚集人群，成为贸易集市。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先生认为城市就是由集市发展来的^[71]。从这些古城及周围遗址的分布看，这些古城也确实处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如石家河的屈家岭时期古城，在其周围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13处同时期聚落^[72]（图三一）；又如叶家庙古城，在其周围五公里范围内还有11个同时期的聚落^[73]；阴湘城周围也有2～3个聚落^[74]；在应城门板湾、陶家湖古城周围也存在多个聚落^[75]。以上这些实例说明，古城就是在人群聚集较密集的地方形成的。古城往往又是聚落群中最大的聚落，如石家河古城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其周围最大的聚落也不过6万平方米，相差20倍^[76]；又如叶家庙古城，面积有30万平方米，其周围最大的聚落也不过6万平方米，相差5倍^[77]；即使最小的龙嘴古城也有8万平方米。有学者认为古城之所以最大，是因为他们是聚落群中最高等级的聚落^[78]，这个看法是对的，但其为什么会成为最高等级的聚落呢？本人认为这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其在聚落群中的位置优势有很大关系。从这些古城在聚落群中的位置看，多处在较中心的位置。如石家河古城石家河时期城址周边共有同期聚落39个，它们构成至少6个聚落群，环绕在城址的外围，距离最近的仅100～200米，远的也不超过1.5公里^[79]（图三二）。叶家庙古城也是处在聚落群的中心。根据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理论：中心城具有向四周聚落提供物品和服务（主要是指精神服务）的功能。这些古城所处的位置不仅便利于财富的汇入、流通和传输，也便利于人口的集中，因而聚落的规模越来越大，很容易从聚落发展到集市，再由集市发展到城市。通过考察，长江中游的古城多是由聚落所处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聚落中心的优势而形成的。

图三〇　长江中游史前城址位置与分布图

1.城头山　2.鸡叫城　3.鸡鸣城　4.青河城　5.走马岭　6.阴湘城　7.城河　8.马家垸　9.张西湾10.叶家庙　11.门板湾　12.陶家湖　13.石家河　14.笑城　15.龙嘴

（采自闻磊：《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图三一　石家河城址屈家岭文化时期周边聚落分布图

（采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江汉考古》2009年第1期）

三、古城的建造环境

古城多处在平原与山地之间的过渡地带。澧县城头山古城、鸡叫城处于武陵山脉前沿低山向澧阳平原过渡的丘陵岗地带；荆门马家垸古城、城河古城处于荆山余脉与江汉平原过渡地带的丘岗地带；天门龙嘴古城、笑城古城、石家河古城，以及应城门板湾古城、陶家湖古城都集中位于大洪山南麓与江汉平原之间的丘岗上；叶家庙古城则处在桐柏山余脉大悟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按照景观生态学的理论，过渡地带又名“生态过渡带”，往往具有“边缘效应”^[80]。“边缘效应”在平原与山地之间过渡带的表现就是，这里有丘陵、岗地、河湖平原、洼地等多种地貌，景观异质性强，生物具有多样性，动植物资源密度高，适用于多种经济类型。古城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还有几大好处，一是丘岗地带地势较高，地下水位低，相对于平原湿地干燥些，而且丘岗地带远离大湖和大河，受水灾的影响较小，若遇因恶劣气候造成的大洪水时也更容易应对，不会积涝，较适宜居住；二是丘岗地带林木繁多，便于获取用于建造居屋和制作工具的材料；三是多样的地貌形式便于采取多种食物获取方式，同时还便于从平原和山地获取所需的资源。因此，古代居民多选择丘陵岗地环境居住。

图三二　石家河城址石家河文化时期周边聚落分布图

（采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江汉考古》2009年第1期）

古城多位于河流和湖泊附近，尤其是大江大河的支流上。走马岭古城的西南有上津湖；阴湘城北有菱角湖；城头山古城位于澧水的一条小支流鞭子河的西侧；鸡叫城西北有涔水经过；马家垸古城临近东港河；叶家庙古城的西面和西北角为澴水故道；鸡鸣城南距洈水河约1公里；陶家湖古城位于泗龙河中游，在陶家河与泗龙河的交汇处；龙嘴古城的西南有广沟溪绕过注入西汊湖；城河古城的西南外有一条城河；石家河古城位于东西两河的交汇处；笑城位于姚家河边。

水是人类定居的第一选择，但长江中游的早期人类并没有选择水网密布、河湖众多且陆生和水生生物资源都非常丰富的两湖平原作为主要的居住处，而是选择了其周围的丘陵岗地区。从长江中游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范围看，只有不到10%的人类居住在平原中，90%以上的人都居于平原周围。据张修桂先生研究，长江出三峡后进入山前冲积扇平原和其下的江汉湖沼区。长江河道在沙市以上形成多个分汊，河床呈现主汊交替形式，长江河道南北摆动。而到了沙市以下的江汉湖沼区，由于江汉平原的沉降，长江主道淹没于其中，水体以漫流方式向东汇注，若遇洪水，江汉地区则会成为一片泽国^[81]。早期人类生产力低下，还只能去适应环境，对于这样的恶劣环境，他们还无法应对。尽管湖沼地区土地肥沃，他们也只能放弃，而另觅他处。丘陵岗地区，虽然水域小，但却是发源于山地河流的必经之地，加之还有小湖泊相间，虽然不大，但足以满足早期人类的日常需求。丘陵岗地区的河流多是长江的支流，水源丰富，水流平缓，河床浅，河面不宽，水生植物也很丰富，易被早期人类利用。因此，人类多选择在丘岗地带的河流附近居住。

古城多修建在岗地和河旁台地上。城头山古城建于徐家岗的南端；城河城址东北倚西北—东南向的高岗地；龙嘴古城的东城垣、南城垣和西城垣分别建筑在龙嘴岗地边缘的缓坡地带，北城垣建筑在龙嘴岗地的中段；笑城位于熊家岭岗地的南端；门板湾、陶家湖古城也在一岗地上；张西湾古城位于一个东西向台地上；阴湘城位于长湖边的一台地上；鸡叫城位于涔水边的一台地上。古城选择岗地和台地的原因，除了前面说的地势较高外，更主要的是因为岗地和台地地形相对丘陵要平缓些，更适合大范围、大面积的居住，所以古城也就出现在这些大面积聚集居住的群落中了。古城多依岗地和台地的地势而建，形状大多不规整。阴湘城、鸡叫城、石家河古城城址近似圆角方形；城头山古城、龙嘴古城呈圆形；走马岭及城河城呈不规则椭圆形；叶家庙古城呈长方形；陶家湖古城呈半圆形；马家垸古城、鸡鸣城、青河城呈梯形；门板湾古城呈方形；笑城呈曲尺形。城垣多建在岗地或台地的边缘，如笑城城垣修建在岗地的缓坡上，形成城垣外高内低的形式。有的甚至直接与岗地相连，使岗地也成为城垣的一部分。走马岭古城的城垣是连接自然岗地修筑而成的。城河古城以自然高岗为东北边的天然城墙，东、南、西、西北城垣则为平地起筑的。这种建法一方面是受地形、地貌的限制所至，另一方面也能借助岗地或台地的高度，节省工程量。

四、古城的结构与环境

古城都有护城河和水门，有的是人工挖掘而成的，有的是部分挖掘、部分利用自然低地连通的，还有的利用了自然河道。因为大部分古城只有调查资料，尚未发掘，所以只能以发掘过的古城来说明。石家河古城的护城河周长约4800米，东北角利用了天然的低地相连接，其余部分为人工挖成。护城河都与自然河流相连，还有水沟通过城垣的水门进入城内。护城河宽80～100米。马家垸古城外的护城河宽30～80米。西边的护城河与一条顺西垣向南流，又流经城内的古河道连接。城内的河道由西北向东南贯穿城垣西北、东南缺口，沟通城西东港河及城东自然水系，形成名副其实的水门。陶家湖古城西垣外的护城河保存较好，宽20～45米，残长860米，可能为筑城取土留下的。北垣外则以陶家河为护城河，东垣外则以泗龙河为护城河。龙嘴及笑城古城北城垣外为人工挖掘的护城河，其他三面则是湖汊。叶家庙古城的护城河可能是人工挖掘的，护城河西北角有一条水沟与古澴水相连。城头山的水门位于城最北端的地表凹陷区，斗状，与城垣北部缺口相连，低于城内地表3米以上，与城外地表持平。鸡叫城的北城垣也有大豁口，其外连通城壕，其内连通几口大堰塘，当是水门遗存。鸡鸣城城垣北部的豁口外是古河道，往内则地势较低，可能也是水门所在。走马岭城内西部有大型堰塘，而西城垣缺口往外直通上津湖，应为该城址的水门。城河城内从西北城墙缺口处有一条低洼地在城内弯曲向南后折向东，与城墙东南角缺口及城外堰塘相连，城墙东南缺口可能为水门所在。阴湘城北部虽被余家湖冲毁，但从钻探得知，城内由南向北有一条古河道注入北部水域，这就意味在城址原北部城垣上也应该设有水门^[82]。

城外有护城河应该是由环壕聚落演变而来的，前面一节中已经探讨过了环壕的作用，不再赘述。

古城的城垣系土筑，建筑方式多为平地堆筑，即直接在地面起建。鸡叫城一期城墙即直接修筑在地势较高的生土面上，墙体分层夯筑，夯层厚薄不均。鸡鸣城西城垣剖面上也可见极其明显的人工堆筑层次。当然，为了防止堆筑墙体的下滑，有的城址还对墙体进行了挡土处理。如城头山墙体外坡就留有密集的柱洞，应为修建挡土栅栏遗留的。阴湘城东城墙的构筑方式为，在生土上填平基脚，再在基脚上层层堆垒，似经夯打，但夯层不明显，墙体下部坡度平缓，形状不太规整，似乎采用了挡土堆筑的方法。马家垸城垣为土筑，夯层清楚，厚14～30厘米，城内还有护坡，宽度达5米。城河城城墙堆筑层次共有7层。多数城址的城垣及护坡是同时筑成的，但阴湘城的墙体与护坡却是分筑而成的。由发掘得知，阴湘城内护坡与城墙顶部高差约为3米，其土质、土色与墙体差别明显，应是在墙体建成后再堆筑而成的，以加固墙体。石家河古城西城垣局部剖面观察表明，城墙至少是分两次筑成的，多用原生粘土一层层堆筑。笑城城墙直接修筑在生土上，未见夯筑痕迹，外坡陡高，内坡较平缓。此外，龙嘴城墙的修筑有两种方法。其中，北城垣中部的墙体预挖墙基，其基槽深约1.8米，再由若干层填土堆积而成；东南城垣主墙体则直接堆筑在生土上，且没有夯打痕迹。

这种筑城方式不同于中原挖基槽版筑的方式。究其原因，可能与长江中游的土质和气候有关。长江中游的土壤有两种，长江以北为黄棕壤，长江以南为红棕壤，都是由下蜀黄土发育而成。这两种土壤具有共同特点：土质含铁、锰、硅、磷等矿物质较多，含砂较少，结理细密，紧实，粘性强，容易贴合，成形后，不易渗水。当时的人类已经掌握了长江中游土壤的这种特性，所以采取了堆筑的方式修筑城垣。长江中游属亚热带，湿润多雨，特别是雷暴雨，容易造成洪涝积水，如果城墙挖有基槽，水容易从槽口渗下浸蚀基底，从而分离墙体与地面的结合，破坏城垣的基础。相反，如果直接平地堆筑，随着墙体一层层的夯打，增高，墙体底部就能越来越紧密地与地面咬合，从而成为一个整体。因为城墙底部是平的，水就不容易渗透，从而很难破坏城墙基底。当时的人类掌握了长江中游的气候特点，采用了平地起建的方式，也是为了使城垣能更好地抵御洪涝的破坏。由此可见，当时长江中游人类已经具有了较高的劳动智慧。

五、古城产生与消亡的环境因素

古城是由聚落演变而来的，实际上是一个更大规模的聚落群，不同于一般的聚落的是它有了城墙。考古发掘已经揭示了聚落演变到古城的过程。1995年3月至1996年5月，荆州博物馆和日本福冈市教育委员会合作，对阴湘城进行了小面积发掘，主要解剖了东、西两面城墙，并在东、西城墙内侧之下均发现了大溪文化末期的环壕。1997年10月至1998年1月，荆州博物馆对阴湘城进行了第四次发掘，紧靠东城墙内侧，开了一大探沟，清理出屈家岭文化城壕的西部边缘，即内坡基脚和大溪文化末期城壕的东部边界。城墙内坡基脚叠压着大溪文化末期环壕，说明这里原先是一处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在屈家岭文化时期扩大并修造城垣^[83]。城头山古城同样如此，城头山古城建城于大溪文化一期，而其下叠压着汤家岗文化的农田。这一发现说明在大溪文化时期建城之前，此地还是一个汤家岗文化时期的普通聚落^[84]。石家河古城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晚期，考古工作者在城内的谭家岭遗址发现了大溪文化时期的房址，出土了丰富的大溪文化时期的遗物^[85]，说明石家河古城在建城之前为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

为什么从大溪文化早期起，长江中游开始陆续出现古城呢？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探讨。有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整个聚落社会进入了“军事民主制”阶段，出现史前城址是必然也是可行的。但当时的细胞家族尚未瓦解和破坏，所以其属性跟龙山文化古城的“奴隶制”属性有根本区别。城的主要功能是抵御外敌，因此普遍规模较大^[86]。有的学者指出，在长江中游特有的地理环境下，随着史前原始生产力的提高、人口的增加、聚落分布密度的增大，出现了争夺生存空间和财富的文化内部冲突。在吸收该地区环壕聚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这个地区出现了史前环壕城址这一重要文明因素。古城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抵御敌对势力的入侵，保卫本聚落或聚落群的生存空间和财富^[87]。还有学者认为长江中游古城的出现固然是中原部落与长江中游部落战争的结果，但更主要的是部落内部等级差异造成的^[88]。以上这些结论多是从社会形态发展和战争的层面出发的，很少有从生态环境的因素来考虑问题。前面已经指出，古城是由聚落演变而来的。长江中游的聚落多是环壕聚落，最早的环壕聚落出现于距今8 000年前的澧县八十垱，前面已经对环壕的功能作用进行了分析。环壕固然有提供聚落生活用水、保护人生和财产安全以及对外交通的作用。但正如良药也有副作用，环壕也会引来洪灾。随着全新世的到来，气温开始回升，特别是大暖期升温较快，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极易发生洪水。有人将全新世的气温与洪水发生率进行了比对，绘出了洪水水位变化曲线（图三三）。

从图中可以看出，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洪水水位线都很高，说明洪水量大、势猛。这必将影响到聚落的安全。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时期出现了较大的聚落和聚落群。若遇大洪水，是无法及时进行迁移的，会对人员和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为了应对这些不期而至的洪水，人们只好将护城河加以拓宽以便缓解洪水的冲击，同时将河中挖出的泥土堆筑在护城河内侧以抵挡洪水。龙嘴古城就受到过洪水侵袭。2008年，考古工作者在对东南城墙结合部解剖时，在城墙外侧发现了洪积层。洪积层分两层，为第8层和第6层。第8层厚60厘米，又分为4个小层，系多次淤积而成。第7层为一期主墙体的护坡，第6层位于第7层的外侧，又被第二期主墙体第5层所压，第5层外也修有护坡第4层^[89]。说明龙嘴古城曾经遭到过洪水的多次威胁，因而多次加固城垣以自保。而门板湾古城的城垣解剖也揭示了同样的现象。考古工作者在对门板湾的西城垣进行解剖发掘时发现了一座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房子。房子保存非常完整，连墙体和窗户都还在，房子内没有生活用品，面积达83平方米。这么大的房子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居住的。这个房子显然不是自然废弃的，而是因突发变故而被埋入城垣下的。它埋入城垣下时没有拆除，是非常完整的，这也反映城垣是在匆忙的情形下修建的。为什么会如此？门板湾古城建在一岗地上，有几条河流和一条古河道从北、东、南三方环绕着门板湾遗址，其中之一为大富水水系，源于大洪山，另一条长港小河源出京山。上述两条河流的来水量季节性非常明显，1954、1969、1995年的几次大洪水季节，最高水位都达到了32米，而门板湾城壕聚落海拔高程的最低点是29米，洪水对这一地区的威胁很大，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90]。西垣外的低洼处也应该是壕沟，它当时是与这三条河相连通的，构成古城的护城河。如果遇到大洪水，壕沟里的水是很容易灌进城内的。考古工作者还在城内找到了曾经发生洪水的证据。他们在城内不同的地方发掘了F2、F3。这批房屋的年代都是屈家岭文化晚期。最重要的是，在不同地点的房屋外较低的使用面上，均发现有厚5～7厘米的淤泥层^[91]，这应该就是洪水侵袭的遗留。经过多次洪水之苦的门板湾聚落为了抵御更大的洪水，不得不将壕沟边的居户迁往他处，拓宽壕沟，修筑城垣以自保。

图三三　新石器时代晚期气温、洪水水位变化曲线图

左：中国东部全新世气温变化曲线图　右：江汉平原东部洪泛区全新世各时段平均洪水位曲线图

（采自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长江中游的古城恰好都出现在多洪水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早、中期。这绝不是偶然现象，应该与升温期相伴而来的洪水相关。考古工作者在八十垱遗址也找到了证据。距今8000年前，八十垱是一个较大的环壕聚落，稻作农业非常发达，但是后来却因洪水而废弃了。其证据就是，考古工作者在八十垱遗址城背溪文化的地层上发现了一层较厚的淤积层。后人吸取了前人的惨痛教训，修建城垣来应对洪水，从而造就了长江中游的古城。

古城为什么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又突然全部消失了呢？本人认为这应该与4000年左右的一次降温事件有关。前文对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聚落演变与环境的关系已论述得很详细，在此不复述。总之，降温事件直接导致了石家河文化的衰退，而中原文化的大举南下与本地文化的激烈冲突最终导致了古城的衰亡。

【注释】

[1]金其铭：《聚落地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

[2]Steward J.,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Chie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5.

[3]Walter W., Taylor, “A Study of Archaeology”, Memoir， No.69,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on.

[4]G. R. Willy, “Prehistoric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Viru Valley, Peru”, Bulletin 155，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Smitthsonian Institute, 1953, p. 1.

[5]陈淳：《聚落·居址与围墙·城址》，《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555页。

[6]严文明：《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文物》1997年第6期。

[7]张忠培：《聚落考古初论》，《中原文物》1999年第1期。

[8]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83页。

[9]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87～89页。

[10]陈铁梅：《数学研究在考古学研究中应用的探讨》，《考古学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11]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和《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中的统计数据。

[12]本书采纳施雅风关于大暖期时间范围的划定，即距今8500～3000年。见施雅风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波动与重要事件》，《中国科学》1992年第12期。

[13]见本论文第一章有关气候的论述。

[1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孢粉实验室：《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孢粉分析与古环境探讨》，《文物》1990年第8期。

[1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76～577页。(www.xing528.com)

[16]同上。

[17]岳阳市文物工作队：《钱粮湖农场坟山堡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6），岳麓书社，1994年。

[18]周凤琴：《荆江近5000年来洪水位变迁的初步探讨》，《历史地理》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9]见本书第二章。

[2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附录），《考古学报》1993年第2期。

[2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76～577页。

[22]张晓阳等：《全新世以来洞庭湖的演变》，《湖泊科学》第6卷，1994年第1期。

[23]任晓华：《考古遗址在研究古环境方面的应用》，《江汉考古》1993年第2期。

[2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澧县城头山——中日合作澧阳平原环境考古与有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85～86页。

[25]施雅风、孔昭宸、王苏民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的基本特征》，《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第1～18页。

[26]吕厚远：《新石器以来的北温带草原文化与气候变迁》，《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第3卷,1991年第2期，第43～50页。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枣阳雕龙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06～407页。

[2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金鸡岭》，科学出版社，2011年。

[29]王劲：《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综述》，《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30]白云：《关于石家河文化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1993年第4期。

[31]王劲：《后石家河文化的定名问题》，《江汉考古》2007年第1期。

[3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金鸡岭》，科学出版社，2011年。

[33]吴文祥、刘东生：《4000aB.P.前后降温事件与中华文明的诞生》，《第四纪研究》第21卷，2001年第5期。

[34]王红星：《石家河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外力作用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

[3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

[3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

[37]岳阳市文物工作队：《钱粮湖农场坟山堡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6），岳麓书社，1994年。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县关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4期。

[3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

[41]北京大学考古系、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9期；张驰：《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枣阳雕龙碑》，科学出版社，2006年。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队：《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15号房址》，《考古》2000年第3期。

[4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45]李桃元：《应城门板湾遗址大型房屋建筑》，《江汉考古》2000年第1期。

[46]何介钧：《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张弛：《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

[47]何介钧：《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张弛：《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

[4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江陵朱家台1991年的发掘》，《考古学报》1996年第4期。

[49]张弛：《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

[50]张弛：《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

[51]刘德银：《长江中游史前古城与稻作农业》，《江汉考古》2004年第3期。

[52]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3期。

[5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

[54]江陵县文物局：《江陵阴湘城的调查与探索》，《江汉考古》1986年第1期。

[55]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马家垸屈家岭文化城址的调查》，《文物》1997年第7期。

[56]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57]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马家垸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文物》1997年第7期。

[58]荆州市博物馆、石首市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湖北石首市走马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4期。

[59]江陵县文物局：《江陵阴湘城的调查与探索》，《江汉考古》1986年第1期；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市阴湘城1995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冈村秀典、张绪球编：《湖北阴湘城遗址研究（1）——一九九五年日中联合考古发掘报告》，《东方学报》第69册，第459～510页。

[60]冈村秀典、张绪球编：《湖北阴湘城遗址研究（1）——一九九五年日中联合考古发掘报告》，《东方学报》第69册，第459～510页。

[61]荆州博物馆贾汉清：《湖北公安鸡鸣城址的调查》，《文物》1998年第6期。

[62]陈树祥、李桃元：《应城门板湾遗址发掘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9年4月4日。

[63]尹检顺：《澧县鸡叫城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又有新发现》，《中国文物报》1999年6月23日。

[64]李桃元、夏丰：《湖北应城陶家湖古城址调查》，《文物》2001年第4期。

[65]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古代文明》第4卷，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97页。

[6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天门市龙嘴遗址2005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

[6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门市博物馆：《湖北天门笑城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7年第4期。

[68]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门市后港城河城址调查报告》，《江汉考古》2008年第2期。

[6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市博物馆、考南区博物馆：《湖北孝感市叶家庙新石器时代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8期。

[7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黄陂区文物管理所：《武汉市黄陂区张西湾新石器时代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8期。

[71]Childde V.G., Town Planning Review, 1950.21：PP.3～17.

[7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江汉考古》2009年第1期。

[7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市博物馆、孝南区博物馆：《湖北孝感市叶家庙新石器时代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8期。

[74]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土)》，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

[75]陈树祥等：《应城门板湾遗址发掘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9年4月4日；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上)》，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

[7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江汉考古》2009年第1期。

[7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市博物馆、孝南区博物馆：《湖北孝感市叶家庙新石器时代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8期；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土)》，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

[78]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早期城址管窥》，《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第252页。

[79]闻磊：《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7页。

[80]1942年，植物学家Beechar发现不同地貌单元及生物群落的界面地带，其结构往往比较复杂，不同生境的物种于此共生，种群密度大，生产力水平也相应较高。他称这种现象为“边缘效应”。

[81]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82]闻磊：《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83]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市阴湘城1995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冈村秀典、张绪球编：《湖北阴湘城遗址研究（1）——一九九五年日中联合考古发掘报告》，《东方学报》第69册，第459～510页。

[84]何介钧：《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31页。

[85]湖北荆州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三——谭家岭》，文物出版社，2011年。

[86]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第7期。

[87]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早期城址管窥》，《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第252页；何介钧：《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57页。

[88]张之恒：《长江流域史前古城的初步研究》，《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

[8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天门市龙嘴遗址2005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

[90]王红星：《从门板湾城壕聚落看长江中游地区城壕聚落的起源与功用》，《考古》2003年第9期。

[91]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