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人地关系与聚落分布

第二节　聚落的分布与环境的关系

一、聚落的时空分布

聚落是人类生活和居住的形式体现。史前的聚落以遗址的形式呈现在今人面前。考古发现出来的遗址虽然已经不少，但并非史前的全部，仍有不少遗址深埋在地下，河湖密布的长江中游更是如此。全新世早中期，洞庭湖正好在抬升的过程中，为一种河网交错的平原景观。优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使之成为新石器时代居民开发稻作农业的首选地区，留下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可是后来洞庭湖成为一个大湖，这些遗址都被淹没了，若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围湖造田运动，也许我们并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江汉平原也经过了多次演变，全新世初期为长江泛滥平原，河流和湖沼相间，有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但随着中全新世大暖期的到来，海平面的上升，使得长江及其支流的水位上升。大片洼地壅积成湖，加之洪积物的大量沉积，使得新石器时代遗址或沉入湖底，或被淤埋得很深，如不进行深度挖掘，则不易被发现。即使没有被淹没或淤积聚落遗址，也被历史上的开垦农田活动毁坏殆尽了。因此，现在发现的遗址分布并非当时的真实情况，这就给我们进行聚落分布的研究增添了一定的难度。好在几十年的考古工作，还是为我们积累了不少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研究的资料。

田野考古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考古发掘，一是考古调查。发掘能对一个遗址中各个时期的文化面貌和人类居住及活动遗迹进行揭露，调查则只能通过地面的遗物来对遗址的文化性质加以判断，而无法揭示人类当时的居住和生活状况。因此，聚落研究的材料主要来自考古发掘。但考古发掘也有其局限性，由于经费及保护等方面的原因，主动发掘极少，不能配合研究有目的地去选取发掘点和大面积揭露。而被动性的发掘多数是配合基本建设工程进行的抢救发掘，遗址的发掘带有偶然性，哪里工程多，哪里的发掘就多；反之就少。因此各地发掘点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有的地区密，有的地区疏。对于一个遗址的发掘也是局部的揭露，往往不及遗址范围的十分之一，并不能反映遗址的全貌。因此对于一个遗址的聚落规模、布局、各种功能房屋的组合情况的研究更多的是靠推理的方式，对聚落的研究是不全面的。这也是聚落考古研究的困难所在。目前的聚落研究还只能是宏观层面的，即对各个时期或同时期房屋的建筑形式、聚落的结构变化、聚落群的组合状况、分布特点等的规律性的研究。就这一层面而言，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来说，目前的材料还是可以满足研究所需的。这是因为定量分析（即统计学分析方法）以研究随机现象及其规律的概率论为基础，对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并据此对事物的属性做出推断。所谓随机现象，是指当我们对某个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时，在每次试验或探索之前，其结果是不确定的^[10]。在考古学中存在着大量的随机现象，本书所利用的古代聚落遗址资料，其发现都是带有偶然性的，未揭露前其文化内涵是难以确定的，故基本可以看成是一种随机现象，可用于统计分析。而大量的调查材料为我们研究聚落群的组合及分布提供了抽样支持。有鉴于此，我们的研究才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

对于聚落遗址分布的研究主要包括聚落遗址的时空位置和聚落遗址自身文化层堆积的研究。前者主要是研究一个文化时期不同阶段聚落的发展规模和区域性聚落的分布状况，后者则是对聚落遗址发展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研究人类生存活动与环境的关系。本书将从时间、平面空间、垂直空间三个角度，对不同文化时期或同一文化不同阶段长江中游的聚落分布与环境的关系加以研究。

长江中游经过调查和发掘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有2162个^[11]，其中能确定具体文化性质的聚落遗址有996处，占比为46%，远远超过抽样比例，可以作为我们考查的基础。这些聚落遗址最早的距今86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最晚的距今4000年，属新石器时代末期。时间跨度有4600年，包括了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几个连续发展的阶段，基本能反映新石器时代聚落发展的几个主要时期。

（一）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8 600～7 000年）

目前新石器时代中期聚落遗址的发现不多。据统计，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的聚落遗址共46处（附表三）,属于城背溪文化（距今8 600～7 800年）和皂市下层文化（距今7 800～7 000年）两个发展时期。

1.城背溪文化时期（距今8 600～7 800年）

城背溪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共发现18处，能进行分期的有11处，占全部发现遗址的61%（图一二）。

（1）时间分布

遗址中，早期1处，中期3处，晚期11处，成逐渐增长的趋势，晚期的增长幅度较大。这一方面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气候的因素。城背溪文化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处在全新世第一个大暖期的初始阶段^[12]。气温开始上升，但幅度不是太大，其中也经历了几次升温和降温的波动，而城背溪文化早期正处在降温期^[13]。这一阶段的彭头山遗址的孢粉材料显示，木本植物占有优势，其中喜温的杉、松等针叶占有绝对多数，但也出现了枫香、蕨等喜暖的亚热带种属，说明当时的年均气温比现在低0.5～1℃，气候温凉^[14]。这种气候条件不太适宜稻作农业的开展。正因为如此，城背溪文化早期的生计方式以渔猎为主，兼及稻作，稻作农业的发展规模不大。彭头山遗址中生产工具的情况也可证明，在遗址中，几乎未发现磨制石器，而在打制石器中，采猎工具如刮削器、砍砸器、石锤等占80%以上，极少有农业工具。这些都说明当时农业的落后。由于粮食产量少，人口的增长也比较缓慢。但是到了晚期则有很大的变化，这时进入了升温期。八十垱遗址属城背溪文化晚期地层的孢粉分析表明，当时的植被以针叶林—亚热带落叶阔叶林组合为主，也有少量常绿植物和水生植物，气候温和，但气温仍略低于现在^[15]。

图一二　城背溪文化时期各区域聚落数量比较图及百分比图

八十垱遗址的埋藏环境及埋藏过程的变化也能说明当时的气候变化情况。八十垱遗址位于古河道的一级阶地上，三面为古河流环绕，地势较低，海拔仅33米。距今18 000年前，即最后冰期最盛时，八十垱为下蜀土堆积，说明当时的八十垱还是陆地。而到了距今9 000年左右，八十垱为水域环境，其地层堆积为一种静水沉积，土层中含有水生环纹藻及铁锰结核。距今9 000年前正是全新世初期的第一个升温期，气温的回升使得古河流的水位升高，从而水域面积扩大，将陆地淹没。而到了距今8 000年前，即人们在此定居前，八十垱已开始重新回退成陆地。此时期正是全新世的第一个降温期，即城背溪文化早、中期。气温的下降、气候的转凉使得水位下降，水域退缩，八十垱重新成为陆地，因而八十垱的人们能在此居住生活。但随着第二个升温期的到来，即距今7 800年前后，八十垱遗址被水淹没。城背溪文化层之上再次出现灰褐色淤积土层，八十垱聚落因此而废弃^[16]。八十垱遗址距今7 800年前及以后的埋藏环境及埋藏过程与全新世之初的升温期到降温期再到升温期的变化过程一致。八十垱遗址的城背溪文化晚期正处于第二个升温期中，这一气候环境有利于稻作农业的发展，八十垱遗址发现的大量稻谷遗存也说明了这一点。粮食的增多使人类能养活更多的人口，所以城背溪文化晚期的人口数量大增，聚落遗址的数量也增多。

（2）平面分布

洞庭湖区发现的聚落遗址共14处，集中分布在洞庭湖以西的丘陵、岗地区；峡江区则只有4处，大部分分布于峡外的沿江低山区，且靠近洞庭湖区，数量明显少于前者。由此看，洞庭湖区似乎是城背溪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图一五）。从各区域早、中、晚三个不同阶段聚落分布的数量也可以看出城背溪文化发展的轨迹，早期聚落遗址只有1处，位于洞庭湖区；中期聚落遗址3处，2处在洞庭湖区，1处在峡江区；晚期聚落遗址有11处，洞庭湖区有17处，峡江区有4处。由此看，早期只在洞庭湖区有分布，中期时在峡江区也有了分布，晚期时两区皆有，且以洞庭湖区的分布密度较高。这说明城背溪文化是在洞庭湖西部的丘陵岗地开始产生的，然后向西北扩展，洞庭湖区一直为城背溪文化的主要发展区。城背溪文化最先产生在洞庭湖区西北的丘岗地区与当地的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地形地貌看，这里为湘西山地与洞庭湖的过渡地带，号称“九里丘陵”的边缘，多为较平坦的岗地，海拔在30～50米之间，地势稍高于其东的湖区。澧水下游及其支流相间穿流其间，水生资源十分丰富。全新世初，洞庭湖盆地还是湘、资、沅、澧四水冲积形成的河网平原和一些零星湖盆，水位远低于现在的洞庭湖。钱粮湖坟山堡遗址位于现在的洞庭湖中，系20世纪50年代围湖造田时出露的。其原始地貌为一湖滨台地，海拔高度为28米^[17]。按现在遗址一般高于其周围2～5米的高差算，当时的水位不会超过26米。周凤琴推算的5 000年前的洪水位比现今的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低13.6米^[18]，当时洞庭湖湖盆的水位可能只有12米左右。因此，当时洞庭湖西北的岗地距澧水水面的高度应该比现在还要高一点，即使高洪水期也是很难淹到的。“九里丘陵”系湘西山地与洞庭湖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为武陵山的余脉，多为低山丘陵地形，海拔高度在100～200米。其上林木葱郁，动植物资源丰富。对于刚从山洞走向平原的早期人类而言，虽然他们已经懂得了栽培农作物的方法，但仍处在一种渔猎为主的广谱食物阶段^[19]。因此，他们最初选择露天居所时要优先考虑能够获得多种食物来源地方，而介于山地与湖滨平原的岗地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因为这里有河流，距湖区较近，较宜捕捞；山地距其居处也不远，可以去山林中狩猎；河流冲积的肥沃土地上还可以进行水稻栽培。这种岗地便于各种食物的获取，极适宜早期人类的生活。因此，人类走向平原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介于平原与低山丘陵之间的岗地。因此，南岭以北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一支离开洞穴后首先来到洞庭湖西北的岗地上居住和生活，由此创造了城背溪文化。与洞庭湖西北相邻的湖北宜都长江沿岸与洞庭湖西北岗地属一个地理环境系统，所以其地成为城背溪文化向外扩展的首选之地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气候的转暖是城背溪文化产生的一个契机。

（3）垂直分布

早、中、晚三期文化层堆积都有的聚落遗址有1处，在洞庭湖区；早、中期文化层堆积都有的聚落遗址无；中、晚期文化层堆积都有的聚落遗址有2处，洞庭湖区1处，峡江区1处；只有早期或中期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无，只有晚期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有8处，洞庭湖区5处，峡江区3处。

从堆积特点看，城背溪文化聚落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大多都比较单一，厚度一般在1米左右，且三期文化层堆积都有的聚落遗址极少，大部分聚落遗址缺失早期和中期的文化层堆积。这种现象说明早、中期的聚落尚处在一种不太稳定的状态，这可能与当时人们的渔猎经济为主，兼及植物栽培的生计方式有关。这种取食方式受季节性的影响较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在一地长久居住，因而造成早、中期地层堆积极薄，文化遗物较少。而城背溪文化向峡江区扩展的原因也应与渔猎有关，因为峡外的长江沿岸低山区的自然环境非常利于渔猎兼稻作。这里有长江干流及众多的支流，如清江、松滋河等，水生资源丰富，便利渔猎；而河流交汇处的小平地，土壤肥沃，适宜耕种。所以，城背溪文化将此区域作为优先扩展区。中期以后，随着稻作农业的发展，食物结构的转变，洞庭湖区的人们在一地居住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如彭头山遗址第二期出现了地面建筑，而八十垱环壕聚落的出现标志着稳定居住聚落时期的开始。在地层上的表现是，有了中期和晚期两个连续发展阶段的文化层堆积，这是长期定居的结果。而峡江区并没有多少改变，仍然是渔猎为主，地层上仍极少有两个连续发展阶段的文化层堆积情况。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看，洞庭湖区有从早期至晚期的连续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如彭头山遗址。而峡江区主要为晚期文化层堆积，只有极少的中期文化层堆积，而且文化层也极薄，这说明该区的聚落不具有长久性。从聚落遗址的规模看，峡江区的聚落遗址都不大，一般在1 000平方米左右，最大的也只有3 000平方米，如枝城北遗址。而洞庭湖区的聚落遗址大多都在10 000平方米以上，最大的达到40 000平方米，如坟山堡遗址。这说明洞庭湖区的人口数量远多于峡江区，聚落的规模也大于峡江区。在文化遗物的丰富度上，峡江区也不及洞庭湖区。这些差异都说明城背溪文化最先在洞庭湖区产生，然后再向其邻近地区发展，峡江区（主要是峡外的枝城一线）即为扩展区之一。向外扩展的原因可能与缓解人口增长过快的压力有关。

2.皂市下层文化时期（距今7 800～7 000年）

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共发现26处，有具体文化分期的有14处，占全部发现遗址的54%（图一三）。

（1）时间分布

遗址中，早期8处，中期7处，晚期10处。与城背溪文化时期相比，聚落数量有了一定的增长，但幅度不大，其早期甚至比城背溪文化晚期略有减少。本时期从早期至晚期，聚落数量的增长也不明显，说明这时的聚落处在较稳定的发展状况中。皂市下层文化时期聚落发展的稳定状况与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皂市下层文化时期正处在全新世大暖期的第二个升温期，气温逐渐升高，气候的转暖使得生物资源得以繁盛。据胡家屋场遗址的孢粉分析看，文化层中的木本植物以松、枫杨和栎为主，也有常绿阔叶树青冈栎和杨梅，还有反映温暖气候的落叶阔叶树山核桃和枫香，草本植物以禾本科和蒿科为主，还有蓼科、莎草科，另有个别水生植物香蒲和蕨类植物^[20]，表现的是亚热带的植被环境。特别是在属于皂市下层文化早期地层中的孢粉含量与种类都达到峰值，说明水热条件适宜，气候比现在暖湿。八十垱遗址皂市下层文化层中的孢粉反映了同样的现象^[21]。这种气候环境有利于稻作农业的发展，只是目前还缺乏与稻作农业有关的充分证据。但从城背溪文化晚期的八十垱遗址已经发现有大量的稻谷遗存，而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胡家屋场遗址也发现有稻谷遗存看，这时的稻作农业应该已经成为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在皂市下层文化的遗址中，用于农业生产的石器如石锛、石斧、石刀已明显增多，作为谷物加工工具的碾磨器、石杵也有较多发现，这些都说明了农业的进步。家畜业的出现，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农业的进步。在胡家屋场遗址中出土有较多的家猪遗骸，养猪是需要粮食作为饲料的，这就必须以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为条件。尽管如此，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仍处在初期发展阶段，粮食产量虽然逐渐在增长，但增长得不是太快，因而人口的增长也比较缓慢，表现在考古上就是聚落遗址数量的增长不明显。

图一三　皂市下层文化时期各区域聚落数量比较图及百分比图

（2）平面分布

峡江区1处，洞庭湖区21处，湘江中下游区1处，沅水中上游区2处。显然，这一时期的分布区域与城背溪文化时期相比有所扩大。从各区域的数量比较看，洞庭湖区仍是高密度分布区，其他各区为扩展区。从各区域早、中、晚三个不同阶段聚落分布的数量看，皂市下层文化早期，洞庭湖区有聚落遗址7处，峡江区1处，其他区则无。洞庭湖区的聚落数量占绝对多数，这一情况说明洞庭湖区应是皂市下层文化的发源地。峡江区虽然也有1处，但从其位置看，与洞庭湖区西北紧紧相邻，显然是洞庭湖区的皂市下层文化向北扩展的结果。皂市下层文化中期，洞庭湖区有聚落遗址7处，其他地区无。这说明皂市下层文化继续在洞庭湖区发展，而峡江区皂市下层文化消失的原因可能是那里的环境不太适合大规模的稻作农业。皂市下层文化晚期，洞庭湖区7处，湘江中下游区1处，沅水中上游区2处。从分布区域的变化看，湘江中下游区、沅水中上游区应该是皂市下层文化向东和南稍高的丘岗区扩展的结果。

从皂市下层文化聚落遗址的分布看，有从低地向高地发展的趋势，如石门皂市遗址、湘江中下游和沅水中上游分布的遗址。这种趋势可能与水域的大量出现有关，据张晓阳、蔡述明等先生对洞庭地区的沉积研究，此时已出现大湖，湖中心在沅江口、东洞庭、安乡一带^[22]。关于这次大湖的出现，在八十垱遗址、三元宫遗址、监利福田、柳关等遗址中都有地层证据，八十垱遗址在距今7 800年的皂市下层文化时期逐渐被淹没成湖区，澧县三元宫遗址，监利福田、柳关等遗址在大溪文化层之下相当于皂市下层时期的生土层皆为淤泥层。据任晓华研究，淤泥层的时间大致在距今7 200年左右^[23]，成湖时间应该早于淤积层。

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也反映了当时的环境。在皂市下层文化时期，胡家屋场遗址出土了较多的水鹿、水牛骨。鹿骨大量的发现，说明了林地的景观；水牛骨的较多出现，一方面说明多雨炎热的亚热带气候，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附近湖沼的存在。

大湖的出现，显然与高温多雨的气候有关。研究表明，此时正值大暖期的开始，海平面的上升，降水的增多抬高了水位，因而使得原来不相连续的小湖变成了连接在一起的大湖。水位的升高，也使人们的居所受到洪水淹没的威胁，迫使人们不断地迁移，向高地拓展。人们大多居住在河流阶地和平原的高台地上，以避水害。

（3）垂直分布

早、中、晚三期文化层堆积都有的遗址有3处，皆在洞庭湖区；早、中期文化层堆积都有的聚落遗址无，中、晚期文化层堆积都有的聚落遗址也有3处，仍在洞庭湖区；只有早期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有4处，1处在峡江区，3处在洞庭湖区；只有晚期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有4处，洞庭湖区1处，湘江中下游区1处，沅水中上游区2处。

这一时期有连续文化层堆积的遗址较多的现象，说明人们更乐于在一地长期定居。其原因一方面是自然环境处在比较稳定的状态，迫使人们迁移的自然灾害较少；另一方面可能是这时的稻作农业得到了较大发展，人们在生活上对其依赖性增强，必须留下来照看农田。而只有单一发展阶段文化层堆积的遗址较少的现象，一方面说明这时的聚落规模有所扩大，足以容纳不断增长的人口；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时的稻作农业为人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足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所以极少有人迁移他处。单一发展阶段文化层堆积的遗址主要集中在洞庭湖区的情况说明，洞庭湖区的人口还没有达到饱和，新增人口可以在本区另寻新的开发地。湘江下游区这一时期的文化与皂市下层文化有一定的共性特征，可能是皂市下层文化向东影响的结果；沅水中上游区这一时期的文化与皂市下层文化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可能是皂市下层文化向南影响的结果。

考古类型学已经证明，皂市下层文化系城背溪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城背溪遗址、金鸡岗遗址、八十垱遗址、坟山堡遗址等都有皂市下层文化叠压在晚期城背溪文化之上的现象，这些遗址皆在洞庭湖区和峡江区，地层上的早晚叠压关系也证明了它们的渊源关系。与城背溪文化时期相比，无论是聚落遗址的数量、分布范围，还是聚落遗址的大小、定居的长久性，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而这又与大暖期的第二个升温期的到来有密切关系。皂市下层文化正处在大暖期的第二个升温期，气候比现在暖湿，适宜的气候有利于人类的发展。因此，这时的聚落处在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

（二）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7 000～4 000年）

新石器时代晚期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最繁荣的时期。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的聚落遗址达2000处以上，遗址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也大，分布广，遍布整个长江中游地区。根据考古学文化演变的特点，这一时期可以分为汤家岗文化时期、大溪文化时期、屈家岭文化时期和石家河文化时期几个阶段。

1.汤家岗文化时期（距今6 800～6 500年）

汤家岗文化时期实际是皂市文化向大溪文化的过渡期，时间较短，只有300年左右。因这一时期的文化有自身特点，也有一定的分布区域，且对各区域的后续文化都有一定的影响，故单独作为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聚落遗址有41处（附表四），根据其分布可划为洞庭湖区（6处），汉东区（6处），湘江中下游区（6处），峡江区（14处）和汉水中游区（9处）（图一四）。

这一时期的文化堆积层普遍较薄，因而还无法分期。从各区聚落遗址的分布数量看，除峡江区略多外，其他各区基本均衡。峡江区聚落遗址的数量虽多，但面积都不大，有些遗址甚至只有几百平方米，且无居住遗迹，不排除有些遗址为临时营地的可能。除去这些因素，实际上与其他区域的情况差不多。

从各区域的文化来源看，洞庭湖区是直接由皂市下层文化发展演化而来的汤家岗文化，汉东区是由西方来的城背溪文化与北方来的仰韶文化相互融合形成的一支新文化（边畈文化），湘江中下游区则是南方来的一支文化与洞庭湖西方来的皂市下层文化相结合形成的一支新文化（大塘文化），峡江区是本地的前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洞庭湖区的影响而形成的一支地域文化（柳林溪文化）,汉水中游区则是北方的仰韶文化向南扩展的一个分支（仰韶一期）。这一时期的聚落分布区域与前一时期相比较，除原来的两个分布区向临近区有所扩大外，所不同的是在较北的汉水中游和江汉平原以北的汉水以东新出现了两个区。汉水中游区与汉东区开始出现人类居住聚落的原因，很可能与气候的转暖有关系。汤家岗文化时期进入大暖期的鼎盛期，这时的气温比现在高2～3℃，降水丰沛，动植物资源丰富，非常适合人类繁衍发展。充裕的食物资源使人口数量猛增，大量的聚落遗址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的许多新区域出现。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向南扩展，证据是汉水中游地区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这些聚落遗址沿丹江、淅水、唐、白河的上游向下游发展，甚至有一部分通过南襄隘道和随枣走廊到达汉水下游的钟祥、云梦、黄陂一线。而洞庭湖和峡江区的文化也向东和向北拓展，向北的一支在江汉平原以北的钟祥与南来的仰韶文化相会而形成边畈文化，向东的一支到湘江中下游的长湘一带变异为大塘文化。这些新出现的文化构成了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各区域文化的最初格局。

图一四　汤家岗文化时期各区域聚落数量比较图及百分比图

2.大溪文化时期（距今6500～5300年）

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有198处，可以进行分期的有112处（附表五），占全部遗址的57%（图一五）。

(1)时间分布

遗址中，早期53处，中期77处，晚期88处，聚落遗址的数量呈逐渐增长的趋势。中期与早期相比，增长明显，但中期与晚期相比，变化不大。与汤家岗文化期相比，大溪文化早期在前者的基础上增加了12处，增长幅度为29%，增幅不大，说明这时的聚落处在扩张中。从大溪早期到中期增加了24处，增长幅度为45%，与前者相比，增幅有所扩大，说明这时的聚落仍在扩张中，但力度有所增强。从大溪中期到晚期只增加了10处，增长幅度为13%，增幅明显减小，说明这时聚落的扩张渐渐达到饱和状态，聚落发展趋于稳定。

大溪文化时期聚落遗址从早至晚期的数量变化反映了当时人类繁衍与环境的关系。大溪文化时期正处在大暖期的鼎盛期。据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层的孢粉分析，大溪早期文化层中的孢粉含量非常丰富，以常绿阔叶栎、栗—栲为主，落叶和针叶很少，主要有榆、胡桃、枫杨、山核桃、桦、鹅耳栎、杉科、松科等。草本植物以禾本科为主，次有苋科、石竹科、伞形科，水生植物有香蒲和环纹藻，蕨类植物有喜热的风丫蕨、石松、车前蕨、假蹄盖蕨、鳞盖蕨、水龙骨等。大溪文化中期的孢粉情况与早期差不多，只是含量略有减少。从孢粉分析看，大溪文化早、中期的气候环境状况差不多，只是早期略比中期湿热^[24]。当时的植被是以常绿阔叶林为主的常绿落叶混交林，林木高大，草木繁盛，水域宽广。这时的气温较高，高于现在2～3℃，一年四季的气候较稳定，风调雨顺，动植物的生长也较有规律，生机盎然。这种自然条件非常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可耕地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得食物资源供给稳定充足，因此人口的增长也处在有序之中。大溪文化晚期时，气候有所波动。距今5500年左右有一次全球性降温事件的发生，在中国南方地区也有较为明显的反映^[25]。我国数十个孢粉剖面、西部冰川前进、东部海平面停滞年代资料,也都明确并且同步显示了这次降温事件,在考古学上称为仰韶中期的寒冷期^[26]。降温带来了气候的反常，导致气温高低变化快，洪水灾害频仍。这种现象在考古地层中也有反映，如监利柳关、福田遗址地处长江干流的古自然堤上，相距6公里，遗址高程分别为20.6米和20.9米。在大溪文化中期文化层之上都有厚达4.5～4.8米的不同土质的淤砂土地层叠压，这种多层淤积砂土是多次洪水泛滥所形成的。这两处遗址废弃的时间几乎是同时的，显然是遭受同一时期的洪水所致。沙市张家台遗址和贾家荒遗址的海拔高程为30米左右，在地表下1米厚的淤积砂土层下同样叠压有大溪文化中期的文化层。其废弃的原因应该同于前两个遗址。以上几处遗址都距长江干流较近，且位于荆江三角洲的冲积扇上，地势较低，更容易受长江洪水的侵害。然而在地势较高的长江三峡中也有洪水泛滥的证据，宜昌中堡岛遗址海拔70米，在大溪中期和晚期文化层之间也有一层0.15～0.2米的浅黄色淤砂层。说明该遗址在大溪文化中期后曾一度被洪水淹没过。以上几处不同地点的遗址受洪水之灾的时期如此吻合，这也说明大溪文化中期以后，洪灾频发，确实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麻烦。

图一五　大溪文化时期各区域聚落数量比较图及百分比图

（2）平面分布

洞庭湖区有77处，汉水中游区有43处，峡江区有29处，汉东区有19处，湘江中下游区有15处，江汉平原区有10处，沅水中上游区有5处。从各区的数量看，洞庭湖区最多，占全部聚落遗址的39%。显然，洞庭湖区的聚落分布密度极高，仍是大溪文化发展的中心。最少的是沅水中游区，只占全部聚落遗址的2.6%，说明沅水流域并非理想的生存之地。由于大溪文化时期的人口增长实在太快，使得过多的人口不得不向这种偏僻的山谷中迁移。此外，汉水中游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生态环境成为各个社群争抢的宝地。此时，仰韶文化继续向该地渗透，而大溪文化晚期的势力也扩张至此，两种文化在此汇聚融合。表现在考古上就是聚落遗址的激增，从汤家岗文化时期的9处增加到了40余处。其他几个区域的聚落数量也有大幅度的增长，如湘江中游区增长了1.5倍，汉东区增长了2倍多，在河湖交错的江汉平原也出现了聚落。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大溪文化时期，各区域的聚落都有较大的发展。

从各区域早、中、晚三个不同阶段聚落的数量变化可以看出聚落扩张的轨迹。大溪早期，洞庭湖区有7处，峡江区有14处，江汉平原有4处，汉水中游区有43处，其他区无。这说明峡江区和洞庭湖区这些传统的文化区仍处在稳步发展中，而新出现的江汉平原区显然是大溪文化最先扩张到的邻近区。但江汉平原区的聚落数量没有增加多少，且都靠近平原的西部，并没有伸入到江汉平原的腹心地区。这说明江汉平原区的大部分地区在当时仍是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江河的经常泛滥对人类的长期居住构成了威胁。大溪中期，洞庭湖区有7处，峡江区有7处，江汉平原区有8处，汉东区有8处，湘江中下游区有5处，沅水中上游区有3处，汉水中游区有43处。这种变化说明大溪文化向四周扩张的力度开始增强，不仅向江汉平原区西部的扩张没有停步，而且沿江汉平原区的北缘向汉东区继续拓展，而汉水中游区的仰韶文化也继续向南渗透。与此同时，洞庭湖区的大溪文化还向东边的湘江中下游区和西南的沅水中上游区发展。大溪晚期，汉水中游区有43处，洞庭湖区有6处，江汉平原区有4处，汉东区有17处，峡江区有13处，湘江中下游区有5处，沅水中上游区有3处。与前一阶段相比，除汉东区的聚落增长幅度较大外，其他区的变化不大。这说明汉东区的自然条件优于其他区域，因而能吸引更多的农耕聚落在此定居。从汉东区大溪文化聚落的分布看，聚落遗址大多集中分布在汉水以东，大别山以西，大洪山以南，长江以北的这片丘陵岗地。这里一方面是大洪山向南延伸的余脉，多为较平坦的岗地平原，上有许多小河沟；一方面是大别山西延的低坡，多为低矮的山丘，其间有众多的小河，形成了许多的冲积河谷小平原。该区域的地形、地貌极似洞庭湖西北的岗地平原，具备了人类生存的地理条件。大溪文化时期正值全新世大暖期的鼎盛期，高温多雨的气候为该区域开展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水热条件，因而吸引了西部的大溪文化的居民来此定居生活。考古学上的表现是大溪文化中期以后，该区域的聚落遗址明显增多。汉东区聚落遗址增多的另一个原因与江汉平原区这一时期受到频繁水患的困扰有关。江汉平原区在大溪文化早、中期时聚落数量稳步增长，但是晚期时却突然减少，其发展有悖常理。是什么原因使江汉平原区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呢？从前面的分析看，应该是降温事件造成的气候突变改变了江汉平原的生态环境，使之由优越转化为恶劣，由此迫使江汉平原区的居民迁移他处，而邻近的汉东区成为其首选目标。

（3）垂直分布

早、中、晚三期文化层堆积都有的遗址有37处，洞庭湖区3处，峡江区4处，汉水中游区30处；有早、中期文化层堆积的遗址有5处，洞庭湖区3处，江汉平原区2处；有中、晚期文化层堆积的遗址有29处，洞庭湖区1处，汉东区6处，峡江区3处，汉水中游区13处，湘江中下游区6处。只有早期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有11处，10处在峡江区，1处在洞庭湖区；只有中期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有6处，汉东区2处，江汉平原区4处；只有晚期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有22处，洞庭湖区4处，江汉平原区2处，峡江区6处，汉东区10处，沅水中上游区2处。从三期文化层堆积都有的聚落遗址的分布看，主要集中在洞庭湖区的西北、澧水下游的丘陵岗地和峡江以外的沿江低山区。这里主要为丘陵岗地地形，海拔相对平原地区略高，洪水不宜侵害，使得这里的自然环境及生物资源处在稳定的状态，因此人类在此能长久定居。从两期文化层堆积都有的聚落遗址看，早、中期文化层堆积的聚落主要集中分布在汉水中游区，而其文化属性为仰韶文化，应该是仰韶文化南扩的结果。江汉平原区的西部边缘此时出现聚落遗址，应该是大溪文化东扩的结果。中、晚期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仍然集中在汉水中游区，应该是仰韶文化继续发展的结果。新出现的汉东区中、晚期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迅速增多，说明随着温度的进一步上升，气候的转暖，汉东区的生态条件变得更好，特别是其类似洞庭湖西北丘陵岗地的地形条件有利于稻作农业的发展，因而成为大溪文化新发展的重点区，且聚落的发展处在较稳定的状态。而早、中期只有一个阶段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多见于峡江区和江汉平原区，这充分说明当时峡江区沿岸和江汉平原区的生态环境有利于渔猎活动的开展。但由于其地经常遭受洪水的侵害，自然环境和生物资源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因而人类在此处都只能作短暂的居住。只有晚期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在汉东区的激增是大溪文化东拓及仰韶文化南扩的结果。

3.屈家岭文化时期（距今5500～4600年）

屈家岭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有222处，其中能进行分期的遗址有130处（附表六），占全部遗址的59%（图一六）。

（1）时间分布

遗址中，早期24处，中期39处，晚期112处。聚落遗址的数量呈增长的趋势，早期到中期的增长不明显，晚期激增。与大溪文化晚期相比，屈家岭文化早期的聚落遗址数量剧减了66处。聚落遗址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屈家岭文化是完全不同于前期文化的一种新文化，其孕育产生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一过程最早在某一区域发生时，其他区域仍在延续前期文化的发展。因此，表现在考古上就是屈家岭早期聚落遗址的数量较少，分布区域也不大。一个文化代替另一个文化非一时之变，必定有一个渗透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漫长而渐进的。所以，直到屈家岭文化中期，聚落遗址的数量只是有了小幅度的增加。但到了晚期时，则出现了一个飞跃，数量超过了大溪文化晚期的聚落数量，这说明屈家岭文化彻底替代了大溪文化。另一个原因是气候因素，屈家岭文化早期处在气候的不稳定期。枣阳雕龙碑遗址的孢粉分析材料显示，雕龙碑遗址第二期距今5 800～5 300年，正好处在大溪晚期和屈家岭文化早期的时间范围内。雕龙碑第二期偏早时期的气候同于第一期，温暖湿润，植被为暖温带针阔混交林，其中有较多的亚热带植物成分及蕨类植物。第二期偏晚时期，气候稍微变凉变干，针阔混交林植被中的亚热带成分几乎消失，而以温带植物种属为主。这一时期气候波动频繁，有温和湿润向温凉湿润的变化过程。雕龙碑第三期距今5 300～4 800年，正处在屈家岭文化中期。这时的气候开始好转，在暖温带针阔混交林中有较多的亚热带植物成分，气候变得相对温暖湿润^[27]。随州金鸡岭遗址文化层中的植硅石分析表明，屈家岭时期的气候经历了寒冷—暖湿—寒冷的变化过程^[28]。气候的频繁波动会造成气温的高低变化、降水量的多寡不匀，从而使得水热条件失衡，水旱灾害频仍。这些都可能严重影响稻作农业的发展，丰年寡年的交替也增加了生活的不稳定性，因而对人口的增长和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所以，表现在考古上就是这时的聚落发展比较缓慢。但是从中期到晚期，随着气候的渐趋稳定，水热条件变得适宜，有利于稻作农业生产的环境再次出现，粮食产量得以提高。食物的富足有利于人类的繁衍，因此人口迅速增长。这时聚落遗址的数量激增，并向四周扩散。

图一六　屈家岭文化时期区域聚落数量比较图及百分比图

（2）平面分布

汉东区有84处，洞庭湖区有77处，汉水中游区有36处，峡江区有16处，江汉平原区有9处。从各区域的数量看，汉东区最多，占全部发现聚落遗址的38%，且第一次超过了洞庭湖区。这种变化说明，文化中心开始向汉东区转移。江汉平原区最少，这说明江汉平原区仍是不适宜居住的地方。但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的聚落遗址已经开始伸入到江汉平原的腹地，说明当时的人们在努力地寻找生存空间，这也反映了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人口增长仍较旺盛。与大溪文化时期相比，洞庭湖区、汉水中游区的聚落遗址数量变化不大，说明这些传统稻作农业文化区的聚落发展比较稳定，新旧时代的交替仅仅是文化的更新，并没有影响到原聚落的发展。峡江区则有所减少，且这些聚落遗址主要集中分布在靠近洞庭湖区的峡江区东部，说明这一时期的峡江区的生态环境越来越不适宜人类的居住和生活。由于屈家岭时期有更多的人靠稻作农业为生，而峡江区的大部分地区不适宜种稻，因而也就不再具有吸引力，所以，迁移到此的人口就大大减少了。汉东区的聚落遗址数量在原来的基础上激增了近4倍，而且聚落遗址的规模也有所扩大，说明汉东区的聚落发展有了质的飞跃，而这种飞跃是新文化发展的结果。学者们认为屈家岭文化是从汉东区产生和发展起来的^[29]，而聚落遗址数量在各区域的变化情况也印证了该结论。

从各区域早、中、晚三个不同发展阶段聚落数量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文化转化的轨迹。屈家岭文化早期，汉东区有15处，主要分布在环江汉平原东北部的岗地丘陵区；洞庭湖区有8处，主要集中在洞庭湖西北的澧阳平原；江汉平原区只有1处，位于平原西部边缘；其他区无。汉东区的聚落遗址数量几乎比洞庭湖区多1倍，显然聚落发展的中心已经由洞庭湖区转移到了汉东区，这种变化应该是新文化带来的。屈家岭文化先在汉东区产生，然后沿江汉平原的北、西部传播到洞庭湖区的西北。屈家岭文化中期，汉东区有14处，洞庭湖区有7处，分布范围同于早期，说明这两区的聚落仍在稳健地发展。江汉平原区有5处，主要分布在长江沿岸的二级台地上，说明这时长江洪水的泛滥减少，人们开始迁到长江干流边的阶地上生活。汉水中游区有6处，汉水中游区出现屈家岭文化的聚落，说明屈家岭文化已经向北有了拓展，影响到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峡江区也有6处，集中分布在峡江区的东部，说明屈家岭文化也开始沿长江向上拓展。与早期相比，汉东区和洞庭湖区的聚落变化不大，说明这两个区的人口数量基本处于饱和状态。这时过多的人口主要是向江汉平原区、峡江区和汉水中游区扩散。屈家岭文化晚期，汉东区有44处，新增加的聚落大部分位于鄂东北和鄂东南的丘陵岗地区；洞庭湖区有11处，新增加的聚落多位于洞庭湖东、南边；江汉平原区有7处，新增加的几处位于平原腹地；汉水中游区有36处，新增加的聚落基本涵盖了原仰韶文化分布的范围；峡江区有14处，新增的几处深入到了峡江区的西部。屈家岭文化晚期聚落遗址数量的激增、分布范围的扩大，一方面表明屈家岭文化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另一方面也是屈家岭文化向外扩张的结果。因为这些新增的聚落遗址中有许多聚落遗址的文化内涵是典型的屈家岭文化，绝非仅仅用影响就能说明问题，而更可能是屈家岭部落向外移民的产物，如鄂东北、汉水中游、江汉平原腹地、洞庭湖东部的聚落遗址。屈家岭文化晚期的大量移民行动显然是为了缓解人口的激增。人口增长的另一个证据是，这时的聚落遗址规模都非常大，面积在50万平方米以上的聚落遗址就有7处，其中还有面积高达100万平方米以上的超大型聚落遗址，如石家河古城、门板湾古城等。如此大规模的聚落所容纳的人口数量可想而知，而中期以前最大的聚落遗址面积也不到50万平方米，中期与晚期的聚落遗址面积出现如此大的反差说明，晚期聚落容纳人口数量的剧增造成了聚落规模的扩大。

（3）垂直分布

早、中、晚三期文化层堆积都有的遗址有11处，汉东区7处，洞庭湖区4处，其他区无；有早、中期文化层堆积的遗址有3处，洞庭湖区1处，江汉平原区1处，汉东区1处；有中、晚期文化层堆积的遗址有19处，洞庭湖区1处，汉东区4处，峡江区4处，汉水中游区有6处，江汉平原有4处。只有早期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有10处，7处在汉东区，3处在洞庭湖区；只有中期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有6处，汉东区有2处，洞庭湖区有1处，江汉平原区1处，峡江区有2处；只有晚期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有82处，洞庭湖区6处，江汉平原区3处，峡江区10处，汉东区33处，汉水中游区有30处。

从三期文化层堆积都有的聚落遗址的分布看，主要集中在洞庭湖区的西北岗地边缘和汉水以东近江汉平原的岗地区，这里主要为丘陵岗地地形，海拔相对平原地区略高，洪水不宜侵害，使得这里的自然环境及生物资源处在稳定状态，因此人类在此能长久定居。从两期文化层堆积都有的聚落遗址的分布看，早、中期文化层连续堆积的聚落遗址较少，这反映了早、中期生态环境的不稳定使得人类很少向外移民。而中、晚期文化层连续堆积的聚落遗址增多，则反映了随着生态环境的趋稳，向外移民定居的人逐渐增多。从只有一个阶段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看，只有早期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主要集中在洞庭湖区和汉东区近湖或河边地势较低的地方。由于气候的波动容易造成洪涝灾害，对聚落的安全构成威胁，从而人们被迫迁移他处。只有中期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虽然一度扩大到了江汉平原区和峡江区，但由于气候的波动使得这两个区域的生态环境仍处于不稳定状态，所以人们只能短暂地居住一段时期，就迁居他地。晚期聚落遗址不仅大增，而且多分布于峡江区、江汉平原区腹地、汉水中游区、汉东区的鄂东北和鄂东南。一方面，屈家岭文化在这一时期迅猛扩张；另一方面，屈家岭文化晚期的气候波动减少，生态环境渐趋稳定，宜居范围越来越广，一些容易季节性泛滥的河流如鄂东的举水、巴水、涢水、澴水等河流的阶地上，以及江汉平原腹地、长江三峡宽谷沿岸曾经常受洪涝之灾的缓坡都成了人类的定居之所。

4.石家河文化时期（距今4600～4000年）

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有763处，由于有些并不属于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且这些遗址的文化性质还未弄清楚，故在本书的论述中予以剔除。这样实际上有628处。其中能进行分期的有167处（附表七），占全部聚落遗址数量的27%。占比较小，但仍可以反映基本情况（图一七）。

图一七　石家河文化各时期区域聚落数量比较图及百分比图(www.xing528.com)

（1）时间分布

遗址中，早期有51处，中期有57处，晚期有118处。聚落遗址的数量呈增长的趋势，早期到中期增加不明显，晚期激增。石家河文化的孕育、发生、发展过程与屈家岭文化有相似之处，都是最先从汉东区产生，然后逐渐向四周扩散。因此，表现在考古上就是聚落遗址从早至晚的数量变化与屈家岭时期非常相似，早、中期，聚落遗址的数量增长缓慢。但是到了晚期，则出现了一个飞跃，数量超过了早、中期聚落数量的总和。但石家河文化晚期聚落遗址数量的激增原因，与屈家岭文化晚期有着本质的不同。石家河文化晚期新增加的聚落大部分是来自北方黄河流域的移民所建的。从考古学文化来看，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的文化面貌与屈家岭文化具有承继性，但其晚期文化面貌则有了很大的改变，融入了多种文化因素。作为石家河文化分期主要依据的两个报告《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和《肖家屋脊》都认为，石家河文化早、中期与晚期的文化面貌有较大差别，晚期遗存只继承了早期的少部分文化因素，却融入了大量非本地文化传统的新文化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因素，形成了有别于石家河文化早期遗存的自身特色。有的学者干脆以后石家河文化来以示区别^[30]，还有学者称其为三房湾文化^[31]。由此看，石家河文化晚期聚落数量的激增并非本地聚落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外来因素与本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现象看，这种变化固然是其他文化的渗透造成的，但实际上与气候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关系。虽然大暖期结束于距今3 000年，但在距今4 000年就已经有了转冷的趋势。我国学者研究得出，距今4 000年前后有一次全球性的降温事件，这次事件被认为可能是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以来最为寒冷的一次降温过程，是历史时期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小冰期，也是世界上许多地区全新世气候演化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标志着当地气候最适宜期的结束和全新世后期的开始。在湖北随州金鸡岭遗址的文化层中有这次降温事件的证据，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地层中提取的距今4 000年左右的植硅石以冷形为主，表明当时气候寒冷^[32]。在我国，经历这次事件后，尽管全新世气候发生了多次冷干—暖湿的波动过程，并在某些地区的某些阶段有明显的好转，但总体上未再出现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状况。这次降温事件的特点有：降温幅度大，当时大西洋地区的亚极和亚热带地区的海水表面温度下降了1°～2℃；持续时间长，有300～600年；波及范围广，几乎是全球性的，在我国受影响较严重的是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33]。具体表现是气温突变快，气候波动剧烈，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处在极不稳定状态。长江中游这一时期的遗址地层中有洪水发生的证据，如沔阳月洲湖遗址，地处故月洲湖边，海拔高程23.2米，其石家河文化中、晚期之际的文化层上，叠压有0.4～1.2米的淤积土层；洪湖乌林矶遗址位于长江北岸一级台地上，海拔高程28米，在石家河文化中期文化层之上叠压有一层淤砂层；江陵蔡台遗址位于太白湖南岸，海拔高程32米，在石家河文化晚期文化层之上叠压有近1米的淤泥层。以上几处遗址都距长江较近，容易受洪水之灾并不奇怪，但它们却几乎是同在石家河文化中期后出现洪水，这一时期又恰在4 000年左右的降温事件发生后，这种巧合就不能不让我们将其与降温事件联系起来。这说明降温事件确实造成了洪水、干旱等灾害，并由此造成了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频繁的文化碰撞、战争冲突和大规模的移民活动等。石家河文化中期后正好处在降温事件的发生期，其文化表现出明显的衰退迹象。从石家河文化早期聚落遗址的发现看，基本上是在屈家岭文化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的。考古学上的表现就是石家河文化早期的遗存直接叠压在屈家岭文化的遗存之上，聚落的分布范围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基本重合。如在天门石家河的邓家湾、谭家岭、罗家柏岭、钟祥六合、随州西花园、淅川下王岗、郧县青龙泉、安乡划城岗等遗址中都有石家河文化层直接叠压在屈家岭文化晚期地层之上的现象。文化层的遗物较丰富，出土器物的特征与屈家岭文化晚期具有承继性。一句话，其文化发展仍是循序渐进的。但是从中期开始就出现了一些变化，如遗址范围较早期略有缩小，文化层遗物不如早期丰富，生活用器的形制及装饰没有早期精致，器胎变厚重，器类也减少，主要是实用器，开始出现少量外来器型。很多较大型的聚落遗址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后衰落了。如石家河古城在石家河早期废弃了，门板湾古城在石家河中期废弃了，马家垸古城、阴湘城也是在石家河早期后遭到废弃的。种种迹象表明，石家河文化早期后，文化上开始表现出一定的退步倾向。有学者将石家河文化衰退的原因归咎为战争带来的外来文化的侵入^[34]，这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强势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一定的抵御能力，只有弱势文化才容易遭受入侵。从石家河文化的发展看，早期处在强势期，中期开始衰退，但更多的表现是文化自身的衰变，而外来因素较少（在后面的章节中将有详论）。我们认为石家河文化在中期后的衰退与降温事件有很大的关系，气温的降低、气候的突变造成水旱灾害频发，瘟疫流行，粮食减产，人们居无定所。由此造成人口减少，社会动荡，文化衰落。这种现象非4 000年前的长江中游所独有，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都有类似的衰退现象发生。

（2）平面分布

洞庭湖区有367处，汉东区有151处，汉水中游区有40处，峡江区有29处，湘东鄂东南区有28处，江汉平原区有13处。洞庭湖区的聚落数量是汉东区的两倍，再次超过汉东区而位居第一。这是否意味着洞庭湖区再次成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中心呢？其实不然，在一个自然生态环境不稳定，社会政治状态动荡的时期，聚落人群也处在一种游移状态。因此聚落数量不能作为判定文化中心的唯一标准，还要分不同阶段对聚落数量的变化加以考察。各区域早、中、晚期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聚落遗址数量变化可以反映石家河文化的发展轨迹。石家河文化早期，汉东区有29处，主要集中分布在汉水以东的江汉平原区边缘岗地及鄂东北的低山丘陵地区；洞庭湖区有9处，主要集中分布在洞庭湖区的西北岗地；汉水中游区有5处，主要分布在随枣走廊沿线；江汉平原区有4处，主要分布于平原西部的长江二级台地上；峡江区有3处，主要分布于峡江的中东部；湘东鄂东南区有1处，位于鄂东南幕阜山丘陵地区。从早期的聚落遗址数量看，汉东区最多，超过了其他几个区域聚落数量的总和，说明汉东区应该是石家河文化的发源地。石家河文化在汉东区产生后，就开始向四周辐射。首先是沿江汉平原区西部边缘向洞庭湖区西北和峡江区发展，然后再向北部的汉水中游区渗透，同时，向南拓展。其向外扩张的力度远超过屈家岭文化早期。石家河文化中期，汉东区有20处，洞庭湖区有12处，峡江区有10处，汉水中游区有9处，江汉平原区有5处，湘东鄂东南区有1处。从中期聚落遗址在各区域的数量变化看，除汉东区的数量较早期略有减少外，其他区域都有增加，特别是峡江区和汉水中游区增加较快。说明这时汉东区的聚落发展趋于饱和，而向其他区域扩展的势头仍然未减，峡江区、汉水中游区成为拓展的重点区域。但总的看，中期向外扩展的力度远不及早期。石家河文化晚期，汉东区有26处，洞庭湖区有44处，峡江区有22处，汉水中游区有16处，湘东鄂东南区有5处，江汉平原区有4处。从晚期聚落遗址的数量看，洞庭湖区最多，江汉平原最少。与中期相比，除江汉平原区略有减少、汉东区略有增加外，其他区域几乎是成倍的增长。增长最快的是湘东鄂东南区，增长了4倍；其次是洞庭湖区，增长了3倍；峡江区增长了一倍；汉水中游区也增长了将近一倍。这种变化情况一方面是石家河文化继续外拓的结果，同时也是黄河中游文化向南冲击的结果。石家河文化晚期之初，其向北的拓展力度继续加强，一度占据了汉水中游区的丹淅流域。表现在考古上，这时的汉水中游区考古学文化表现出较强的石家河文化的特色。但其还立足未稳，就受到黄河中游龙山文化南下的强烈冲击，很快退缩回汉东区。表现在考古学文化上，晚期之末的汉水中游区的文化具有浓烈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特征，已经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控制范围。但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并未就此停步，而是继续向石家河文化的中心渗透。表现在考古文化特征上，这时石家河文化中心区的文化内涵中开始有河南龙山文化因素的大量渗入。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本地文化的发展受到抑制。表现在考古上，这时汉东的聚落遗址数量没有多大的增长。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威胁，大量的石家河文化的聚落人群开始向南、向西迁移。表现在考古上，这时湘东鄂东南区、洞庭湖区、峡江区的聚落数量都有了较大的增长，文化内涵上仍保有传统的石家河文化特色。

（3）垂直分布

早、中、晚三期文化层堆积都有的聚落遗址有11处，汉东区有9处，洞庭湖区有1处，汉水中游区有1处。早、中期文化层堆积都有的聚落遗址有15处，汉东区有8处，洞庭湖区有3处，江汉平原区有2处，峡江区有2处。中、晚期文化层堆积都有的聚落遗址有22处，汉水中游区有8处，洞庭湖区有6处，峡江区有4处，汉东区有3处，江汉平原区有1处，湘东鄂东南区有1处。只有早期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有25处，汉东区有12处，洞庭湖区有5处，汉水中游区有4处，江汉平原区有2处，峡江区有1处，湘东鄂东南区有1处。只有中期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有8处，峡江区有3处，洞庭湖区有2处，江汉平原区有2处，汉东区有1处。只有晚期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有84处，洞庭湖区有37处，峡江区有18处，汉东区有15处，汉水中游区有7处，湘东鄂东南区有4处，江汉平原区有3处。

三期文化层堆积都有的聚落遗址数量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一样多，但占比远不及屈家岭文化时期，因为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聚落数量是屈家岭文化时期的3倍。由此可见，石家河文化时期三期文化层堆积都有的聚落遗址是很少的，说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人们能长久定居一地的情况极少。从分布数量看，汉东区最多，说明汉东区是人们长久居住的主要区域。从早、中期文化层堆积都有的聚落遗址的分布看，汉东区数量仍是最多，说明汉东区早、中期聚落的发展具有稳定性。从中、晚期文化层堆积都有的聚落遗址分布看，除汉东区和江汉平原区有较大的减少外，其他区域都有增加，这说明中、晚期，汉东区和江汉平原区的聚落出现了动荡。相对而言，洞庭湖区的聚落比较稳定，汉水中游区和峡江区的聚落则发展较快。从只有一期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的分布情况更能看出石家河文化扩张与收缩的过程。早期，各区域都有一定数量的分布，尤其是汉东区最多。这说明石家河文化的早期聚落发展有一个迅速膨胀的过程，但这种发展势头并没有延续下去。因为仅仅经历了一个早期，就中断了，即早期的人们一度向外扩张，但很快又退回原聚落或聚集在少数几个较大的聚落中。中期的分布范围有所缩小，数量也不及早期，尤其是汉东区的数量急剧减少，表明当时的人们极少向外开辟新居地。这种现象与降温事件如此巧合，不能不说是受到了降温事件的影响。晚期，聚落遗址数量又有所增加，表明聚落再次出现扩张，但这次的扩张是黄河中游的河南龙山文化向汉东区的渗透，以及石家河文化向洞庭湖区、峡江区退缩的结果。

（三）从时空分布特征看聚落的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聚落遗址在各个时期的数量变化反映了人类的发展规模和聚集规模，聚落遗址在各个区域的数量变化则反映了人类的发展轨迹和活动规模。而这些都与人类的活动程度和生态环境的变迁有关。

从时间分布看，从城背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聚落数量的发展趋势总体上是增长的，中间也有小幅的波动，如皂市下层文化早期、屈家岭文化早期、石家河文化早期的聚落数量有所减少等。这种变化应该是新的文化产生初期的一种现象。一个新文化在某一个区域的聚落产生的时候，其他区域的聚落也许仍在延续传统文化，只有新文化传播到此，才会慢慢取代原来的文化。因此，新文化发展的初期，其分布范围小于旧文化的分布范围也就不足为怪了。

各个文化时期不同发展阶段聚落增长的速度不一，这反映了各个发展阶段人类聚集的规模和活动程度，而这与生态环境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城背溪文化早、中期，聚落增长的速度较缓，但晚期增长的速度较快。而城背溪文化早期正处在暖期的第一个降温期，气温比现在低0.5～1℃，低温气候不利于稻作农业生产，因而造成食物缺乏，这就抑制了人口的增长，因而聚落也增长缓慢。城背溪文化晚期，降温期结束，气温回升，有利于稻作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再次出现，粮食产量提高，人口增长，因而晚期的聚落数量大增。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聚落增长速度较均匀，这与皂市下层文化时期正值升温期有关，气温逐渐升高，气候的转暖使得生物资源得以繁荣。而稳定的气候环境也有利于稻作农业的发展，因而人口的增长也处在稳定的增长中。大溪文化早、中期，聚落的增长较快，这与大溪文化正处在大暖期的鼎盛期不无关系，这时的气温较高，高于现在2～3℃。气候较稳定，风调雨顺，动植物的生长也较有规律，生机盎然。这种自然条件非常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可耕地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得食物资源供给稳定充足，更大范围的宜居环境也使得人口飞速增长，因而聚落增长速度较快。大溪晚期又正好处于气候的波动期，气候的频繁波动会造成气温的高低变化、降水的多寡不均，从而使得水热条件失衡，水旱灾害频仍。这都可能严重影响稻作农业的发展，丰年寡年的交替也增加了生活的不稳定性，对人类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因而聚落增速呈放缓趋势。这种气候一直延续到屈家岭文化早期，所以屈家岭文化早期的聚落发展比较缓慢。但是从中期到晚期，随着气候的渐趋稳定，水热条件变得适宜，有利于稻作农业生产的环境再次出现，粮食产量得以提高。食物的富足有利于人类的繁衍，因此人口迅速增长。表现在考古上就是聚落遗址数量的激增，并向四周扩散。石家河文化早期仍在延续屈家岭文化晚期的气候，因而聚落的增长比较稳健。但是从中期开始，由于降温事件，气候的突变造成水旱灾害的频发，瘟疫流行，粮食减产，人们居无定所。因此，聚落只在早期的基础上略有增长。石家河文化晚期，气候又趋平稳，因而聚落的数量又猛增。

从平面分布看，城背溪文化时期，聚落遗址主要分布在洞庭湖以西的丘陵岗地和宜都以下长江两侧的山前地带。海拔高度约33～60米，海拔最低的聚落遗址为坟山堡遗址，遗址处在洞庭湖边的一个台地上，海拔仅高28米；海拔最高的为宜都城背溪遗址，海拔56米。皂市下层文化时期，聚落遗址的分布范围较城背溪文化时期有所扩大，主要是向东和向南两个方向扩展，东边到了湘江中下游，南部伸展到了沅水中上游。整个趋势是由低海拔地区向高海拔地区移动。汤家岗文化时期，聚落分布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最北到了汉水以东的江汉平原北缘，最东到了鄂东北的大别山西麓，最西扩展到了峡江以内的巫峡口。但聚落的分布不均匀，峡江区、洞庭湖区的分布密度较大，而沅水中上游区的密度最小。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分布范围基本同于汤家岗文化时期，但各区域的聚落密度明显增大，特别是洞庭湖区、峡江区的聚落密度远高于其他区域，这时新增加了江汉平原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和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的分布范围同于大溪文化时期，但聚落的分布密度开始向汉东区转移，汉东区的聚落数量和规模超过洞庭湖区而成为新的聚落高密度区。洞庭湖区和峡江区仍保持了较高的分布密度。屈家岭文化时期，汉东区的聚落主要是向鄂东北和鄂东扩散，其他区域的分布密度只是略有增加。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情况同于屈家岭文化时期，但各区域的聚落密度进一步增大。

从垂直分布看，汉东区、洞庭湖区、汉水中游区有连续发展阶段文化层堆积的遗址远多于其他几个区，表明这三个区域聚落的连续使用率较高。其中汉水中游区连续使用的聚落最多，其次是汉东区，再次是洞庭湖区。从这些连续使用聚落的分布看，汉水中游区主要集中分布于汉水中游两岸及其几大支流如丹江、淅河、唐河、白河、堵河的二级台地上，海拔高度一般在145米以上，地势较高，台地距水面的高差在6～8米以上，极难遭水患，其附近3～4米的低处都有河谷平原可供耕垦，生态环境非常稳定。所以，人们能够长期定居。洞庭湖区主要集中分布于其西北的丘陵岗地区，汉东区则主要集中分布于汉水以东的江汉平原区东北部的丘岗地区。这两个区有着类似的地理环境，如二者都处在平原与山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地形为丘陵岗地，海拔40～50米之间，其间有众多的河流穿行，丘岗上林木繁盛，动植物资源异常丰富。聚落多位于距河流较近的岗地边缘，水面高差在3～4米，不易遭受水患，其附近又有广阔的平原可供开垦，因此，非常适宜人类长期定居。江汉平原区和峡江区单一发展阶段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比例最高，表明这两个区域聚落的重复使用率较低，使用时期较短，人群的游移性较大。从聚落的分布看，峡江区主要集中分布于峡内的几个宽谷地带和峡外的低山丘陵带。聚落或位于支流和溪水流入长江所形成的冲积滩上，或位于山前缓坡上。这些地方受长江水位涨落的影响较大，还极易遭受山洪、滑坡及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许多聚落遗址的地层中都发现有淤沙层、乱石块等堆积，显系自然灾害所为。但峡江区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能为人类提供充足的食物。因此，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有人类在此居住和生活。由于环境的不稳定性，人们不得不处在游移中，即在一地居住的时间较短，聚落的连续使用率不高。江汉平原区的聚落主要集中分布于平原西部近丘陵带及长江主河道的二级阶地上，极少有在平原腹地的。即使如此，仍然受长江江水涨落的影响。由于平原地形平坦，地势较低，海拔高度在20～40米，其间又分布有大量湖泊，极易遭受水患。近长江河道的聚落遗址上面都有厚厚的淤积层，显系水患所为。但平原地区肥沃的土地、充足的水源是稻作农业的理想环境，所以，从大溪文化开始，就有人类来此居住和生活。但由于环境的不稳定，各个文化时期的人们都只能在此作短期的停留。从各个时期地层的垂直分布看，城背溪文化时期，大部分聚落遗址的文化层都较薄，平均厚度不足一米；大多数聚落遗址为单个发展阶段的文化层堆积，具有连续发展阶段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较少；大部分聚落遗址缺失早期和中期的文化层堆积。这些现象说明城背溪文化时期的大部分聚落还处在游移中，聚落发展处在不稳定状态。皂市下层文化时期，具有连续发展阶段文化层堆积的聚落遗址较城背溪文化时期增多，说明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聚落发展较城背溪文化时稳定。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不仅数量激增，而且连续文化层堆积也较厚，一般都在1米以上，最厚可达5米。表明人们在一地居住的时间很长，聚落发展进入繁荣期。屈家岭文化时期至石家河文化中期，无论是聚落数量还是连续文化层堆积的厚度都表明聚落的发展达到顶峰，而石家河文化晚期则开始衰退。

由上可知，聚落分布密度的变化以及分布区域的变化与各个时期文化中心的变化具有一致性，文化中心转移到哪个区域，哪个区域的聚落分布密度就增大。同一时期，区域聚落分布的密度又随距离中心区域的远近发生变化，距离越近，密度越大；距离越远，密度越小。而聚落分布密度的变化以及分布区域的变化又与地理环境的变化和气候的波动周期相对应。生态环境比较稳定的区域，其聚落分布密度较大，且各个时期的变化不大；环境不稳定的区域，其聚落分布的密度较小，且各个时期的变化较大。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断，生态环境对聚落的分布密度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生态环境优越时，聚落的数量就增加，人们在一聚落居住的时间就较长，聚落分布范围也扩大；反之，生态环境恶劣时，聚落数量就减少，人们在一聚落居住的时间较短，聚落分布范围就缩小。这就是聚落分布区域密度与环境变迁之间存在的一种客观规律。

二、聚落的类型分布

各个时期的人们对于居住环境的选择受到当时的生态环境以及自身的生产力水平状况、生活需要等条件的制约，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微生态环境决定了人们对居住点的不同选择取向，从而形成了不同特点的聚落类型。长江中游地貌环境的多样性，造成了古人在选择居住场所上的多态性。下面对聚落遗址所属类型的划分，虽然以现代地貌为对象，但也有助于我们透过现代地貌分析原始地貌的变迁原因与过程。

根据聚落的分布环境可以将长江中游的聚落划分为岗地型、台地型两大类。

（一）岗地型

位于自然形成的土岗上，故名。

1.典型聚落举例

彭头山聚落：位于湖南省澧县县城西北，距县城的直线距离约12公里。聚落所在为澧水北岸澧阳平原的西北部。澧阳平原位于武陵山余脉与洞庭湖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东连湖区，西北与山地毗邻，主要由澧水、涔水、松滋河等河流冲积而成，属河湖冲积平原，地势开阔平坦，水域面积广阔。聚落坐落在澧水下游的一支流—涔水边的岗地上，海拔45米，岗地高于四周2～4米。岗地形状不规则，东西长190米，南北宽160米，面积3万平方米。岗地西南部地势较缓，东北部略陡。

李家岗聚落：位于湖南省澧县大坪乡白塘堰村，东距县城约18公里。聚落坐落在一长方形岗地上，长约300米，宽50～100米。聚落东北方向不远处有一条古河道和大面积水面的白塘堰。

汤家岗聚落：位于湖南省安乡县北部，离安乡县与湖北省公安县黄山头镇仅5公里。汤家岗聚落现存面积约2万平方米，坐落在一个较四周平地高出1米左右的小土岗上。聚落南面100多米处，有一条久已淤塞废弃、并已改作农田的古老河道。

六合聚落：位于湖北省钟祥市长城乡高庙村，西距郢中镇约2公里，南临汉钟公路及南湖，北部为大洪山脉西南部的低山丘陵，南部为江汉平原。聚落坐落在一处高出周围十多米的岗地上，南北长300米，东西宽200米，原有面积60000平方米。

屈家岭聚落：位于湖北省京山县县城西南约30公里的屈家岭村，北部为大洪山脉南部的低山丘陵，南部为岗状平原。青木垱河和青木河分别从其东南边和西边流过，到屈家岭村南约750米处合二为一。两河之间的地形为椭圆形，聚落坐落在一个长3550、宽1930米，海拔43～51米的不规则岗地上，高出周围平原5～7米。

肖家屋脊聚落：位于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镇北0.5公里处，其北为大洪山脉南部的低山丘陵，南为江汉平原，属石家河聚落群南面的一部分。聚落坐落在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土岗上，海拔33.3米，高出平地4米左右。聚落面积15万平方米，聚落的东边紧邻东河，西河从聚落南部流过。

青龙泉聚落：位于湖北省郧县县城东5公里。聚落坐落在汉江北岸、玉钱山南麓的二级阶地上，南距汉江约190米，高出河床约18米。聚落附近地势为北向南低的缓坡，聚落中部偏西处有一条排泄雨水的宽沟。从地貌观察，遗址大体为一长条形岗地，东西长450米，南北宽80～160米，现存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从遗址所处的自然环境看，这里地势较高，依山傍水，土壤肥沃，林木茂盛，风景秀丽，是一处既可避免水患，又适宜生产和生活的良好场所。

八里岗聚落：位于河南省邓州市东约3公里处的湍河南岸第二级台地上，隶属城郊乡白庄村。地形为坡状高岗，岗顶高出周围地面约4米，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约200米，面积约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3～4米。

2.岗地型聚落的特点

一般分丘陵岗地与平原岗地两小类，多分布于河流和湖沼沿岸的自然岗地上。岗地一般为长方形土岗，高出平地2～15米。聚落多坐落在岗地边缘的缓坡上，距水源50～1 000米。有些聚落遗址现在与周围的地面一样高，甚至低于现在的地面。如监利柳关、福田等遗址就是在新开的防洪排涝河河底发现的，被埋藏在深5.8～6.5米的河流相沉积物之下，低于现代长江水位13.5～15.1米。但它却是在当时的自然河堤上的，显然当时它位于长江边的阶地岗地上。由于江汉湖盆在新构造运动中仍处于缓慢下降中，而河流泥沙的冲积、洪积作用在全新世平原地貌的塑造过程中一直未停歇，因此新石器时代江汉平原地区的地面起伏较现在要大得多。当时人类所选择居住的聚落位置，与周围地面之间的高差要比现在高得多，只是由于在长期的冲积、洪积过程中，遗址周围地面接受了较多的沉积。洞庭湖区西北、汉东区、汉水中游区的鄂北岗地平原及南阳盆地的大多数聚落属此种类型聚落。

（二）台地型

位于自然土丘或人工土台上，故名。

1.典型聚落举例

八十垱聚落：位于湖南省澧县东北梦溪镇五福村，距县城的直线距离为20公里。聚落地处澧水支流涔水以北，属澧阳平原的北部边缘地带。其北去约4公里，即进入第四纪更新世形成的网纹红土阶地，地貌景观为东西向的绵延丘陵；东进约2公里，地表落差约3米，属古湖泊的边缘地带，海拔33～34米。八十垱聚落及其周围的自然景观大致与澧阳平原相似。经钻探得知，聚落原生地貌要高出周围的原始地面，属古河床一级阶地，地势由西向东倾斜，北部和西部环绕的水域实际为古河道。聚落坐落在古河流旁的一南北长270米，东西宽180米，面积约4.8万平方米的不规则台地上。

关庙山聚落：位于湖北省枝江市老县城城东北11.5公里平原上，南距长江8公里。聚落坐落在南北长230米，东西宽130米，面积3万平方米的一个高出周围水田1～4米的台地上。

朱家台聚落：位于湖北省江陵县纪南乡朱集村，聚落坐落在一个高出周围农田1～3米的椭圆形土台上，面积2万平方米。朱河绕聚落东南入纪南城。

下王岗聚落：位于河南省淅川县西南35公里的宋湾乡下王岗村东的红石岗上，东、北、南三面临丹江。聚落坐落在河旁台地上，现存面积6000平方米。

放鹰台聚落：位于武汉市水果湖南岸和东湖南端的西岸湖滨，东、北两面环水，系一湖滨土丘。聚落坐落在一个椭圆形台地上，台地高于湖面5～7米。台地中心与东南部较平，为聚落最高处，海拔32米。聚落中部偏北渐向北平缓，聚落四面都为平缓的坡地。

雕龙碑聚落：位于湖北省枣阳市鹿头镇北3公里的武庄村南，聚落的东、北两侧被桐柏山的余脉包围，附近的最高山为大阜山。源于桐柏山的沙河和黄河支流分别从东向西和从北向东流经聚落的南、西两侧。聚落则坐落在两河交汇的三角台地上。其南距沙河河床250米，西距小黄河河床150米，高出河床约10米。聚落原为一个椭圆形的台地，高出周围农田3～4米，南北长250米，东西宽200米，面积5万平方米。

2.台地型聚落的特点

一般分河旁台地和湖滨台地两小类。聚落大多位于河流的阶地上或湖沼旁，形状有椭圆形、圆形和近似长方形。台地高于四周1～8米，台地有平坦的也有馒头形的，台地有人工的，也有自然形成的。聚落位于台地中部，距水源20～200米。汉水中上游的干流及支流沿岸、长江中游干流及支流沿岸、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的湖沼边多分布有此类型的聚落。

（三）聚落类型分布的特点与环境的关系

综观长江中游的聚落，它们有几个共同的特征：一是近水源，二是周围有能提供食物保证的环境，三是居住的安全。这也是新石器时代的人们选择聚落位置的基本取向。首先是近水源，因为人类的生活离不开水，农业也离不开水。所以，在选择聚落位置时，都要尽量离水近一点。从考古发现看，几乎新石器时代所有的聚落遗址都在河流或湖泊附近。其次是食物的来源，食物是人类存在得以维系的根本保证，任何时代的人类在选择居住场所时都要考虑食物的获取。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才刚开始不久，人类还处在狩猎、渔捞、种植等多种获取食物手段相互补充的阶段。山地与平原之间的丘陵岗地区条件适宜，这里既有河流的冲积平原便于耕种，又离山地区较近，便于狩猎。处在山地和平原两种生态环境之间过渡地带的丘陵岗地区，生态资源丰富，能够满足人类的各种生活所需，所以遗址等都位于近山地的丘陵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稻作农业成为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人们又迁到了距离平原更近的高地上居住和生活，因为平原是稻作农业生产的主要场所。再其次是考虑安全，居住点一般选择河边或湖边地势较高的位置，如河旁岗地、湖边台地。这里地下水位低，居住面干燥，也便于防止因河湖的水位在汛期和洪水期上涨而淹没居住点。此外，土地的肥沃程度也是人们选择居地的一个重要依据。人们一般选择在河流的冲积平原上居住和生活，因为那里的土壤含腐殖质高，土质疏松，宜于耕种。新石器时代人类对居住地的选择理念一直作为人类的传统观念延续下来，直至现在。

三、聚落的规模分布

聚落规模是指聚落的范围大小。目前长江中游还没有一处经过完全揭露的聚落遗址，要精确了解某个具体聚落的规模存在一定难度。对聚落规模的测算依据是考古调查的遗址面积。考古调查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确定遗址的范围，因而这方面的数据不少，可以为我们提供较为丰富的信息。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存在多个文化时期聚落重叠在一处的遗址，我们只能认定为堆积最为丰富的那个时期的聚落遗址。对于一个文化时期重复利用率较高的聚落遗址，目前考古资料提供的单一数据还难以使我们的分析研究细化到每个阶段。因此，我们的统计只能到文化时期。

1.城背溪文化时期的聚落规模

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有7处，最大的是坟山堡遗址，面积达4万平方米。但坟山堡遗址同时还包含有皂市下层文化时期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存，不能作为参考。比较可靠的是彭头山遗址，上面虽然有少量石家河文化的遗物，但文化堆积单一，主要是城背溪文化时期的遗存，面积3万平方米，可以作为这个时期最大聚落规模的参考标准。面积在5000平方米至1万平方米的有2处；面积在1000平方米至5000平方米的有8处；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下的有1处，由于面积只有260平方米，不能构成一个聚落规模的，故略去。

城背溪文化时期的聚落规模不均衡，大多数遗址的面积集中在1万平方米以上和1000平方米至5000平方米两个级别，前者占比为39%，后者占比为45%。5000平方米至1万平方米之间的聚落较少。从分布区域看，1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集中分布在洞庭湖以西的澧水下游，靠近澧阳平原。这一方面说明澧阳平原优越的地理条件十分适宜农业群落的聚集生活；另一方面也说明单个聚落人群的聚集较适中，各地人群的分布较均匀。峡江区的聚落遗址都只有几千平方米，规模较小，且集中分布在近洞庭湖西北的长江沿岸低山丘陵区。这一方面说明峡江区的地理条件不大适宜较大规模人群的聚集生活；另一方面也说明峡江区的聚落多是以渔猎为主兼及农业的生存方式，单个聚落较小的人口规模使得聚落的季节性游移更具有灵活性。

2.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聚落规模

1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有14处，最大的是高庙遗址，面积达12万平方米。但该遗址远在沅水中上游，属特例，不能作为参考。比较可靠的是胡家屋场遗址，主要堆积为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遗存，其他时期的遗物极少，面积在4万平方米左右，可以作这个时期最大聚落规模的参考标准。面积5000平方米至1万平方米的有7处；面积1000平方米至5000平方米的有4处；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下的有1处，但面积只有300平方米，不能构成一个聚落的规模，故略去。

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聚落规模比较均衡，各个级别的聚落都有，以1万平方米以上的聚落最多，占比为52%；其次为面积5000平方米至1万平方米的聚落，占比为26%。这说明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聚落规模普遍都较大，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聚落人群的聚集程度较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气候转暖，水位升高，使得一些适宜居住的低地相应减少，人群呈汇聚趋势。从分布区域看，同于城背溪文化时期。

3.汤家岗文化时期的聚落规模

10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有6处；5万平方米至10万平方米的有1处；1万平方米至5万平方米的有10处；5 000平方米至1万平方米的有4处；1 000平方米至5 000平方米的有7处；500平方米至1 000平方米的有2处。500平方米以下的不能构成一个聚落的规模，故略去。

汤家岗文化时期的聚落规模比皂市下层文化时期扩大了许多，出现了10万平方米以上的超大型聚落和5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而以1万平方米至5万平方米之间的中型聚落最多，占比为30%，基本同于皂市下层文化时期；其他级别的聚落比皂市下层文化时期也略有增加。这说明汤家岗文化时期聚落人群的密集程度仍有所提高。从分布区域看，1万平方米以上的聚落多分布在洞庭湖区西北的澧水下游冲积平原上和汉东区紧临江汉平原东、北部的丘岗地带，但数量较少；而1万平方米以下的聚落主要集中在峡江区，且数量较多。这说明洞庭湖区和汉东区单体聚落的人群聚集密度较高，但聚落分布的密集度不高；而峡江区单体聚落聚集的人群密度较低，但聚落分布的密集度较高。

4.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规模

10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有15处，最大的为中堡岛遗址，面积达30万平方米。5万平方米至10万平方米的有14处；1万平方米至5万平方米的有65处；5 000平方米至1万平方米的有27处；1 000平方米至5 000平方米的有46处；500平方米至1 000平方米的有3处。500平方米以下的不能构成一个聚落的规模，故略去。

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规模基本同于汤家岗文化时期，只是各个级别的聚落数量在前者的基础上有成倍的增长，特别是大、中、小型聚落的数量增长幅度较大。这说明大溪文化时期，聚落向外扩展的势头较猛。从分布区域看，10万平方米以上的聚落以汉东区分布最多，占比为33%，洞庭湖区、汉水中游区和峡江区的数量基本持平。5万平方米至10万平方米的聚落以洞庭湖区和汉水中游区分布最多，分别占比为36%；其次是汉东区，占比为14%。1万平方米至5万平方米的聚落以洞庭湖区分布最多，占比为31%；其次是汉水中游区，占比为32%，其他几个区的分布数量持平。1万平方米以下的聚落以洞庭湖区分布最多，占比为41%；其次为峡江区，占比为19%。由此可以看出，汉东区的单体聚落人群聚集密度最高，但聚落分布密度则不如洞庭湖区和汉水中游区高。总的来说，洞庭湖区无论是单体聚落人群的聚集程度还是聚落分布的密集度都较高，说明洞庭湖区是大溪文化的主要发展区域。而峡江区的聚落分布密度较高，但单体聚落的规模普遍较小，说明峡江区的人群为离散式居住。

5.屈家岭文化时期的聚落规模

10万平方米以上的超大型遗址有36处，最大的为石家河古城，面积达120万平方米。5万平方米至10万平方米的有22处；1万平方米至5万平方米的有84处；5 000平方米至1万平方米的有30处；1 000平方米至5 000平方米的有34处；500平方米至1 000平方米的有5处。500平方米以下的不能构成聚落的规模，故略去。

屈家岭文化时期的聚落规模在大溪文化时期的基础上有了一些变化，一是超大型聚落的规模急剧彭胀，出现了50万平方米以上的特大型聚落，甚至有的面积达到100万平方米以上。二是1 000平方米至5 000平方米的聚落数量有所减少。这说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人群有一个收缩聚集的过程，而这些聚集的聚落发展成了城镇。屈家岭文化时期出现的大量古城应该是人群聚集的结果。从分布区域看，10万平方米以上的聚落以汉东区分布最多，占比为53%；其次为江汉平原区和汉水中游区，占比分别为16%和14%。5万平方米至10万平方米的聚落以汉东区和汉水中游区分布最多，占比分别为41%和32%；再其次是洞庭湖区，占比为18%；峡江区和江汉平原区基本持平，占比为4.6%。1万平方米至5万平方米的聚落以汉东区和洞庭湖区分布最多，占比分别为37%和35%；其次是汉水中游区，占比为18%。1万平方米以下的聚落以洞庭湖区分布最多，占比为49%；其次为汉东区，占比为32%；其他几个区基本持平。由此可以看出，汉东区无论是单体聚落人群聚集程度还是聚落分布密度都是最高的，特别是出现了面积达100万平方米以上的特大型人群聚集中心。这说明汉东区是屈家岭文化发展的中心区域。江汉平原区紧临汉东区，单体聚落人群的聚集程度也较高，说明江汉平原区也是屈家岭文化发展的主要区域。洞庭湖区的单体聚落人群的聚集程度及聚落分布的密集度也较高，说明洞庭湖区也是屈家岭文化的一个重要发展区域。峡江区的聚落分布密度较高，但单体聚落的规模普遍较小，说明峡江区的人群为离散式居住。汉水中游区各级别的聚落数量同屈家岭文化时期一样比较均匀，这反映了汉水中游的聚落发展比较稳定。

6.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聚落规模

10万平方米以上的超大型遗址有33处，最大的为云梦好石桥东城，面积达80万平方米。5万平方米至10万平方米的有36处；1万平方米至5万平方米的有208处；5 000平方米至1万平方米的有117处；1 000平方米至5 000平方米的有156处；500平方米至1 000平方米的有29处。500平方米以下的不能构成聚落的规模，故略去。

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聚落规模在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变化，一是超大型聚落的规模有所减小；二是1万平方米至5万平方米的聚落、5 000平方米至1万平方米的聚落、1 000平方米至5 000平方米的聚落、500平方米至1 000平方米的聚落数量在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基础上成倍的增长；三是5万平方米至1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与屈家岭文化时期基本持平。这种变化说明，单体聚落规模的发展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基本趋于稳定，但聚落向外扩散的势头有所加强。这反映了当时各聚落的人群规模达到饱和，过多的人群大量向外离散。从分布区域看，10万平方米以上的聚落以汉东区分布最多，占比为64%；其次为江汉平原区和汉水中游区，占比分别为15%；洞庭湖区与峡江区基本持平；湘东鄂南区较少。5万平方米至10万平方米的聚落以洞庭湖区分布最多，占比为36%；其次是汉水中游区和汉东区，占比分别为28%和25%；峡江区、江汉平原区、湘东鄂南区基本持平。1万平方米至5万平方米的聚落以洞庭湖区分布最多，占比为55%；其次是汉东区，占比为28%；再其次为汉水中游区和峡江区，占比分别为7%和6%；江汉平原区与湘东鄂南区基本持平。1万平方米以下的聚落以洞庭湖区分布最多，占比为68%；其次为汉东区，占比为21%；峡地区、湘东鄂南区和汉水中游区基本持平，占比分别为4%和3%。由此可以看出汉东区的单体聚落人群聚集密度最高，但聚落分布密度则不如洞庭湖区，说明汉东区的人群有一个收缩聚集的过程，类似的过程在江汉平原区也有发生。洞庭湖区虽然超大型聚落的数量不及汉东区，但其他几个级别的聚落数量则都占比非常高。这说明洞庭湖区的聚落人群有一个从聚集到离散的过程，类似的过程在峡江区、湘东鄂南区也有发生。汉水中游区各级别的聚落数量同屈家岭文化时期一样比较均匀，这也反映了汉水中游的聚落发展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