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的手工业生产主要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礼仪用品的生产。生产工具主要包括石器和纺轮，生活用具主要为陶容器，礼仪用品则主要是玉器。各个区域手工业生产的门类受该区域原材料资源的限制作用较大，该区域某一门类手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丰富，则这一门类手工业在该区就成为主业，反之亦然。由于各个区域的微地貌环境不一样，造成各类资源的分布千差万别，因而各个区域的手工业发展的水平不一，主业也各不相同。
一、石器制造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石器是新石器时代人类主要的生产工具。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技术及工具落后，加之运输能力有限，人们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开山采石活动，更不可能去遥远的山区搬运制作石器的原材料。石器的原料大多是就地取材，即捡拾暴露在地表和河滩上的小石块或鹅卵石作为石器制作的原材料。不同地区石资源的多寡程度对各区域的石器制造业的规模、生产技术和石器的型制及类别有一定的影响，从而形成石器制造业的区域差异。
（一）峡江区
峡江区，长江干流及其支流河道落差较大，加之受到两岸崇山峻岭的夹压，河道狭窄，水流湍急。每遇洪水，强大的水流将上游两岸或支流两岸的岩石冲刷下来，至宽谷地带和支流入江口，减缓的水流又会使这些岩石沉积下来。洪水一退，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鹅卵石就暴露在河滩上，成为天然的石料场，为新石器时代的峡江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石器原料。因此，峡江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普遍发现大量的石器。由于选材的方便，故石器制作不求技术而求数量。石器体形较大，制作粗糙，极少精加工，因而石器的更新较快。
峡江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不仅都发现有大量石器，而且有的遗址中发现的石器数量惊人。如1979年冬，宜昌地区博物馆在中堡岛遗址发掘时，在240平方米的范围内、厚达4米的大溪文化层中，就发现石器3 644件，其中打制石器2 188件，约占石器总数的63.2%。这些打制石器多是选取鹅卵石制作的，往往只有一个打击点，大都保留有原始砾面，器形较简单，制作粗糙。这些石器往往打击出形状就行，很少进行第二步加工。磨制石器也只是对刃部稍加琢磨，器身上的打制痕迹较明显，器形不太规整[190]。杨家湾遗址发掘了44平方米，共出土石器270件。78件石片石器似为斧、锛类石器打制过程中留下的角料，成形石斧139件。石凿9件、石锛6件，其他如锄、杵、球、磨石等数件[191]。很多石器未经琢磨。1979年，清水滩遗址发掘了323平方米，出土石器1 300余件。未经第二步加工的石器坯料占三分之二以上，其中一、二期成形的石斧就有300多件，其他如砍砸器、刮削器的数量也较多，形制不规整[192]。楠木园遗址发现的石器共3 127件，器类丰富。峡江区的石器石料多为就地取材。经鉴定，中堡岛遗址的石器质地种类有凝灰岩、流纹岩、闪长岩、角闪岩、辉绿岩、细粒花岗岩、片岩、灰岩、石英、砂岩、燧石等[193]。其中一部分来自上游金沙江，系冲刷下来的；还有一部分为本地，系山石崩塌下来的。巴东楠木园遗址的石器多以江边砾石为原料，岩性包括石英砂岩、砾岩、火山岩、泥质岩、粗(细)砂岩、石英、硅质岩、粉砂岩等。其中，砾岩在石制品中较多见，是从遗址所在的山坡取材的，中间夹杂很多细石颗粒。泥质岩也是一种较常见的石料，也系就地取材。石英砂岩在石制品中占有相当比重，其硬度在6度到7度之间，在当地不见分布，是由水从长江上游搬运而来的。粗砂岩或细砂岩在当地所见不多，可能是支流冲刷下来的。它们在石制品中也有一定比重，受其质地影响，绝大部分用作砺石。其余种类的石料在石制品中的比例很小[194]。
峡江区的石器有如下特点：石器以打制为主，磨制较少。打制石器则以砍伐类的砍砸器、尖状器及斧，挖掘类的锛、锄及切割类的刮削器为多。打制石器往往打制简单，只有一个打击点，更多保持原始砾面，第二步加工少，制作技术原始。磨制石器也只见琢磨刃部，极少通体磨光，器类较少，只有斧、锛、凿等。由此看，峡江区的人们对石器制作的理念是快速实用，随用随弃，不考虑使用的长久性，对使用功能也不加区分。这一方面体现了峡江区石器原料的丰富，另一方面也说明峡江区人们的生产活动较简单，不需要太精致的工具。这些特点与峡江区以渔猎为主的生计类型相符。
峡江区的石器制作技术虽然较简单，但对于制作石器的石料的选取却非常讲究。不同的石料可以制作出不同类型的石器，如斧、铲、锄、尖状器等砍伐工具多用石质较坚硬的火山岩（包括凝灰质岩、流纹岩），侵入岩类次之（包括闪长岩、角闪岩及部分辉绿岩、细粒花岗岩等），沉积岩再次之；石锛、石镞等小型器则用火山岩、变质岩及沉积岩等中等坚硬的石料制作；雕刻器、刮削器以及石杵、石锤多用变质岩（如燧石、石英岩等）；纺轮、磨石则以石质软的沉积岩（如泥岩、灰岩、砂岩等）制作[195]。说明当时的人们对石料特性的了解很深入，能够因材而用。多处石器制作场的发现则可以让我们一窥新石器时代峡江区石器制造业的规模和专业化程度。峡区内发现的石器制作场主要有杨家湾、官渡口等。其中官渡口石器制作场上堆积了厚达1米的石料、废料和半成品，还有石砧、石台等[196]。杨家湾遗址的石器制作场，位于遗址的东北角，部分被江水淹没，剩下了1 000多平方米。制作场下面为花岗岩原生台面，台面上有准备制作石器的坯料，而各种石器、石片、石核、石坯等石制品满地皆是[197]。楠木园遗址虽然没有发现石器制作场遗迹，但大量石器制作工具的出土说明楠木园遗址也应该存在石器制作场。峡区外的石器制作场有宜都红花套遗址、枝江马家溪遗址。宜都红花套遗址的石器制作场为一些直径2～3米或3～4米的圆形半地穴式建筑，其周围有柱洞，为立柱之用。这些建筑可能为工棚。其内的地面上大多放有几块冬瓜大小的砾石作为工作台，砾石上有砸击留下的密密麻麻的坑痕，台面旁边还放有用来打坯的大石锤和用来琢坯的皆有使用痕迹的小石锤。大量的作石料的砾石、废料和半成品散布于四周，有的工棚内还有磨制石器的砺石。在整个发掘区内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石器、残石器、半成品和石片，其中H1就出土了1 500多件石制品，但成形的仅7件[198]。红花套遗址的石器形制、制作方式同于峡区内的其他遗址，但表现出较高的专业化程度[199]。枝江虢亭马家溪遗址位于红花套遗址对岸，石器半成品、废品、废料和石料非常丰富[200]。由于峡江区石材丰富，分布广泛，每个居民点周围都有大量的石料，这些石料足以满足其生产所需，且石器制作技术要求不是太高，花费的时间成本也少，各遗址的居民应该都会自己制作石器，根本不需要专门的石器制作场来为他们提供石器。如此多的石器制作场显然是为了满足某种需求而产生的，从其生产规模来看，远远超过了自身的需要。那么这种需求来自何方呢？笔者认为应该来自缺乏石料的两湖平原和长江下游平原。两湖平原及长江下游平原都是稻作农业生产区，需要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而本地的石材较少，根本无法满足生产所需，峡江区丰富的石料则可以解燃眉之急。因此，两湖平原极可能用峡江区所缺的稻米等粮食来换取石制生产工具。从峡江区石器制作场所处的位置看，正好在峡江的几个宽谷地带，这一带的石料显然更加丰富些。然而过多的石头堆积也造成可供耕垦的土地大量减少，这可能会导致该地粮食的短缺。因此，当地的人们用石器与两湖平原交换稻米等以弥补食物的不足。随着这种交换关系的长期发展，由此出现了专门化的石器制造业，而这促使了峡江区的石器工业发展。
（二）两湖平原区
两湖平原区地势低平，河流落差小，广大地区都覆盖着厚厚的河流冲积来的泥沙沉积地层，裸露在外的岩石极少，河滩上也少见较大体积的砾石。因此，能制作石器的原料远不及峡江区和汉水中游区。两湖地区的稻作农业需要大量的生产工具，而两湖平原的石材稀缺使得石器弥足珍贵。这表现在遗址中就是石器的数量少，但石器的制作却很精致。
就石器数量而言，一般的遗址发现有10件左右，较大的遗址发现有几十件，中心聚落遗址才有上百件。如公安王家岗遗址的发掘面积达633平方米，出土的大溪中期石器才18件[201]；屈家岭墓地的74座墓中出土石器43件，占随葬器物的6.6%[202]；监利福田和柳关遗址的发掘面积为330平方米，出土大溪中晚期石器13件[203]；钟祥六合遗址的发掘面积达875平方米，大溪文化中晚期地层中出土石器8件，大溪晚期墓葬中出土石器6件，占随葬品总数的4.5%[204]；京山屈家岭遗址的第二次发掘面积为858平方米，出土大溪晚期石器40件[205]；京山油子岭的发掘面积为100平方米，出土大溪中期石器4件，墓葬中未见石器[206]；麻城金罗家遗址发掘出了93座大溪文化墓葬，只有3座墓有石器随葬[207]；澧县丁家岗遗址的发掘面积为300平方米，在早中期文化层中出土磨制石器21件，同时期墓葬中则未见石器出土，晚期墓葬中仅有1座墓葬出土有石锛1件[208]；澧县三元宫遗址的发掘面积为296平方米，在大溪中晚期地层中出土石器38件，屈家岭文化层出土石器20件[209]；汤家岗遗址的第一次发掘面积为308平方米，出土大溪早中期石器40余件[210]；划城岗遗址的第一次发掘面积为200平方米，出土大溪中期石器6件，晚期墓葬出土石器8件，出土屈家岭早中期石器11件，出土石家河文化石器42件[211]。
就石器制作技术而言，两湖平原区的石器以磨制为主，采用了切割、管钻等技术，器形规整，制作精巧，器体较小，器身较薄，刃部锋利，往往通体磨光。器类主要为斧、锛、凿、铲、刀、镰。从石器的形制看，与峡江区差不多；从石器的分布看，近峡江区的遗址石器较多，如枝江关庙山、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等鄂西遗址，越远则越少。由此看，两湖平原区的石器主要来自峡江区和汉水中游区。两湖平原区发现的石器皆为成品，不见半成品和石坯，说明石器多不是本地自产的。由于缺乏石质鉴定的材料，目前对于石器的材质还无法了解，也就不能推定其原料的产地。
（三）汉水中游区
汉水中游区的地形为山地、河流相间排列，其间夹有大量的山间盆地、平原。上游的水将两岸的岩石搬运到平缓的盆地、平原上堆积，为平原上生活的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石料。因此，汉水中游区同峡江区一样也是石器产地，所不同的是其为自产自销。因为汉水中游区以旱作和水作农业为主，需要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而砂石质的埂土则更需要石制的生产工具。所以，汉水中游的石器制作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虽然汉水中游发现的石器数量与峡江区相差无几，器类及器形也类似，但石器的制作技术则相反，表现为小巧精致。
汉水中游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发现有大量石器。如1959年10月～1962年5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湖北分队在郧县青龙泉进行了5次发掘，发掘面积1144平方米，文化层最厚处达6.5米。仰韶文化层中发现有石制生产工具172件，分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的22件，占总数的12.8%，打制技术复杂。器形有盘状器、锄、两侧有缺口的石刀，以及常见的斧、刮割器和网坠等。磨制的150件，占总数的87.2%，制法以磨制为主，也有打磨兼施的，器形有斧、铲、锛、刀、凿，镞、弹丸、锤、杵、磨石和研磨器等。其中除铲、刀穿孔通体磨光外，有的利用天然砾石磨光，有的打制后部分磨光，有些则为琢磨，磨光者一般器形比较规整。石铲已采用钻孔技术，从发现的三个石芯看，是用管钻法穿孔的。屈家岭早期地层发现石制工具288件，有打制和磨制两类。打制的54件，占石器总数的18.8%，器形有盘状器、斧、锄和网坠；磨制的234件，占石器总数的81.3%，器形有斧、铲、锛、凿、刀、镞、球和砺石。其中少数铲、刀、镰穿孔，并通体磨光，多数琢磨和部分磨光，还有的打制后部分磨光。打制的多数是石锄，次为盘状器及一些常见的斧和网坠。屈家岭晚期石制工具379件，有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的108件，器形有盘状器、刮削器、斧、锄、杵、网坠六种；磨制石器271件，器形有斧、铲、锛、凿、刀、镰、镞、研磨器、盘形器和磨石等。制法比早期进步，多数形制较定型，棱角分明，铲、刀多穿孔，通体磨光。个别的铲扁薄、石质疏松，似非实用器。石家河文化石制工具371件，有打制和磨制两类，前者很少。打制的39件，器形有盘状器、刮削器、锄、斧和尖刃器；磨制的332件，大多数通体磨光，有的琢磨，有的仍留有打制的痕迹，器形比较规整，刃部磨制锋利，器形有斧、锛、凿、刀、矛、镞、研磨器、刻划器、杵和磨石[212]。1965年4月～1966年7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在淅川县黄楝树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掘总面积980平方米，文化层最厚处达3米左右。在仰韶文化层中发现石器48件，以打制为主，但刃部多加琢磨，形制规整，器体较小，器形有斧、锛、凿、镰、镞、网坠等。在屈家岭文化地层中发现石器323件，以磨制为主，多通体磨光，有的还有钻孔，形制规整，器体轻巧。器形中新增了石刀。在石家河文化地层中发现石器181件，皆磨制，形制同于屈家岭文化[213]。1971年5月～1974年6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对淅川下王岗进行了4次发掘，发掘面积达2309平方米，文化层最厚处达3.5米。在仰韶文化一期遗存中，发现石器180件，其中打制的89件，占石器总数的49.44%；磨制的84件，占46.67%；还有一部分直接使用自然砾石。石器刃部多琢磨，形制较规整。器形主要有斧、锛、镰、刀、锄、凿、镞、网坠等。石料多选用青石，也有少量砂岩、石英等。仰韶文化二期出土石器868件，其中打制的和磨制的各占50%，石器制作、器形大小、类别同于一期。仰韶文化三期出土石器198件，其中磨制石器较多，石器质地多样，器形以中等为主。屈家岭文化晚期出土石器127件，磨制为主，少量打制。石家河文化早期出土石器38件，皆为磨制。该遗址的石器经过了石质的鉴定。从结果看，该区域的石料比较丰富，主要有火成岩、石灰岩、板岩、砂岩、石英岩、细晶岩、大理岩、蛇纹岩、透闪岩等[214]。石斧、凿、铲多用较坚硬的火成岩制作，石刀、镰则用较薄的板岩制作。这说明汉水中游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对石料能因材而用，也反映了该区域石料资源丰富，石材也是多种多样。
石器制作场的发现表明了该区域存在专门的石器制造工业。在郧县青龙泉遗址屈家岭晚期遗存中发现一处石器作坊。该石器作坊位于F2北墙外和F1之间的地段，宽约3.5米。在烧土硬面上堆置有六七堆打制和磨制的锄、斧、锛、铲等石器和石料，其旁放置有盛水的带流盆、高领罐和饮水的高圈足杯等陶器，这应是一处小型的制作石器的场所[215]。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有多处石器制作场，如仰韶文化一期的F6与F4构成一个作坊。F6为一圆形地面式建筑，直径4.2米，有墙基槽，基槽内外有柱洞，室内则只有中部有一柱洞，复原起来应为一攒尖顶式的圆形房屋。在房屋中部居住面上散布有很多大小不等的鹅卵石，像是加工石器的原料，室内偏西处还有一烧火的灶坑。F4在F6东边约2米处，为一圆形半地穴式建筑，直径2.4米，开在南壁的斜坡门道向西拐处，朝向F6。坑穴很浅，四周有一圈11个柱洞，室内无柱洞，复原起来应为一窝棚式房屋。室内铺满黄土的地面上遍布石料，还有少量石斧、石镞等工具。从其结构和遗物推断，F6应为作坊主居住和生活之用，F4因其简陋窄小，不排除是作坊主加工制作石器的工棚。类似的作坊建筑还有F28和F53[216]。
从汉水中游区的石器制作场遗迹看，石器制作场就在聚落中，规模不是太大，往往与居所紧临，石器的制作场所形似工棚。从石料及成器的数量看，石器的产量不高，更像是小作坊式的石器工业，这说明汉水中游区的人们制作石器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生产的需要。从遗址中发现的石器数量巨大，且以磨制精致的石器为多看，汉水中游的人们掌握了较高水平的石器制作技术，更追求石器的制作质量。汉水中游的人们对石器如此重视说明石器在农业生产中不仅需求量大，而且起着很重要作用。
二、陶器制造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人类日常使用的最为基本的生活用具。色彩艳丽、图案繁缛的彩陶、蛋壳陶以及各种造型奇特的陶器都体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高超的制陶工艺水平和独特的审美意识。因此，陶器成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物。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最多的是陶器，因而陶器成为考古工作者研究的主要对象。由于陶器为非耐用品，容易破碎，具有更新快的特点，更能反映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社会文化特征。所以，陶器成为考古工作者研究文化性质、文化类型，进行分期断代、排列谱系的重要标型器。以往的考古学者对陶器的研究更注重其文化和制作技术方面的意义，而很少关注陶器与环境的关系。一个时期某个区域中的陶器共性特征是同一社会人群文化生活意识的反映，我们往往称其为某考古学文化。差异性特征则除了异质文化的影响外，更多的是环境因素造成的，我们往往称其为文化类型。我们能比较出文化类型，却没有去深究文化类型形成的原因。
（一）陶土资源分布对陶器质地的影响
陶器的制作原料为泥土。地表上都覆盖着泥土，因此各地制作陶器的原料都不缺乏，但各地泥土的成分却存在一定的差别。长江中游第四纪的土层为下蜀土，下蜀土是我国区域性分布的一种特殊的风尘沉积性土壤,形成于第四纪晚更新世,普遍发育于长江中下游地区[217]。由于各地的气候差异及风化程度不一，因此造成土层中化学元素的溶蚀度有别，因而形成了不同成分的土质，如长江以南广泛分布有含铁锰质较高的网纹红土，又如部分地区中有含硅质较高的白色高岭土等。由于各地地形、地貌特征的差别，因此造成土层堆积的厚度有别，一般平原堆积较厚，山地堆积较薄。由于岩石风化物与土层的不断混合，使得山地的土层含砂质较高。平原地区的土层与河流的冲积物相混，层层叠压，加之雨水、地下水的渗透，因此质地细腻粘稠。河流阶地上的土层由于水流的淘洗作用，使得土质松散。不同区域泥土的特质决定了制陶原料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人类制陶技术比较落后，对陶土要求不是太高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峡江区的陶器大多以夹砂陶为主，如秭归朝天嘴遗址城背溪文化晚期的陶器以夹砂、夹蚌陶为主，约占全部陶片的80%[218]，湖北巴东楠木园遗址的陶器中夹砂陶占了80%以上[219]，宜昌中堡岛遗址大溪文化二期遗存中夹砂陶占65%，三期遗存中的比例则为60%[220]。峡江区的人类大都生活在长江及支流两岸的阶地上，阶地为河流不断下切后露出的河床，因曾经长期受到冲刷，其上的土层中含砂质较多。因此，峡江区的人类从河流阶地上或现河漫滩上获取的制陶原料多含砂质，所以陶器多为夹砂陶。两湖平原区则以泥质陶较多，夹砂陶较少，如钟祥边畈遗址第一、二期遗存的陶器以粗泥红陶为主，夹炭陶占有一定比例，还有一部分细泥红陶[221]；京山油子岭遗址第一期遗存的陶器以泥质陶为主[222]；屈家岭遗址大溪文化的泥质陶占51%[223]；城背溪文化时期彭头山遗址、八十垱遗址的陶器皆为夹炭陶（实为夹植物的泥质陶）[224]；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胡家屋场遗址也以夹炭陶为主[225]；汤家岗遗址的汤家岗文化时期泥质陶占59.1%，大溪文化时期的泥质陶占61%[226]；三元宫遗址大溪文化时期的泥质陶占96.4%[227]；划城岗遗址大溪文化时期的泥质陶占50%[228]；柳关大溪文化时期的泥质陶占80%[229]。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两湖平原区的人类主要聚居在江汉平原北部和洞庭湖西部，这里的地形为丘陵岗地，其上堆积有第四纪下蜀黄土，露头的泥质粘土较多。因此，两湖平原区的人类获取的制陶原料主要是泥质土。汉水中游区的陶器不像峡江区和两湖平原区比例差别明显，有的遗址泥质陶多，有的遗址夹砂陶多，如郧县青龙泉、大寺遗址的仰韶文化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较少[230]；淅川下王岗遗址、黄楝树遗址、邓州八里岗遗址则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较少[231]。汉水中游的低山丘陵区同两湖平原的岗地一样，也堆积有较厚的第四纪下蜀黄土。但汉水中游区的人类有的居住在丘陵岗地，有的居住在河流阶地平原上，其附近也有大量的河滩砂性土，所以汉水中游的人类获取制陶的原料有较多选择。局地环境的陶土资源对制陶也有一定的影响，如长江中游在新石器时代流行一种白陶，这种白陶系由一种含硅质较高的高岭土制成，质地细腻。这种高岭土在长江中游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平原周边的某些地区，因此这种白陶也是最早产生于洞庭湖西北的丘陵地区，然后向四周传播的。
（二）环境对制陶技术的影响
新石器时代的城背溪文化至大溪文化时期的陶器中大多夹炭，这些炭都是植物籽实、茎秆经过火烧后变成的，其中包括稻壳、稻草等，考古学上习称“羼和料”，顾名思义是人们和陶土时加入进去的。有的学者认为其是有意识掺入的，其作用一是为了减少粘土泥料在成型时的粘性，便于制作，而对于大型器物来说还可以增加成型强度；二是为了减少坯体的干燥收缩，提高干燥速度，缩短干燥时间；三是为了增加胎壁的强度，减少应力，防止开裂[232]。为了分析这些炭是在烧制的过程中形成的还是烧制前添加的，考古学者做了专门实验。结果表明,大部分陶器用已炭化的稻壳作为羼和料，少部分用未经炭化的稻壳作为羼和料[233]。陶器中的夹炭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该遗址中发现的唯一一件厚胎的罐釜陶胎中就夹有炭块，这些炭块为植物炭化而成[234]。从陶器的形式和制作水平看，这件陶器显然是制陶初期的产物。玉蟾岩遗址的陶器胎中夹有炭块，分布不均匀，显然不是有意识掺入的。因此，这些炭块是人们在取土过程中偶然夹带的。因为当时制陶都是就近取土，而地表浅土层中含有植物根茎，在没有掌握一定的淘洗技术之前，是很难将这些植物根茎清理干净的。因此陶胎中有少数遗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些夹在陶胎中的植物经过火烧后并没有对陶器的使用产生多大影响，所以人们也就没有在意陶土的纯度。随着人类垦荒规模的扩大，稻作农业的发展，其居住地周围的开垦垃圾会越积越多。早期人类开垦稻田的方式是“火耕而水耨”，即先用砍伐工具将较大的树或灌木砍掉，然后用火烧掉剩余的残枝及杂草，再用耕垦工具松土垅土，开出农田，称“火耕”；引入河水，浸泡农田，种上水稻，称“水耨”。耕作方式为轮耕，一地往往耕种一年抛荒两年，然后再回原地用同样的方法开垦耕种。因此，经过重复的“火耕水耨”，土层中就会积聚起大量的烧荒时的炭化植物，其中也包括大量人类遗留的稻谷壳、草之类的炭化物，而且时间越长，土层中夹杂的这类植物就越多。当时人类的耕地就在居址周围或居址本身就在原来的耕地上，人们制陶都是就近取土，自然就夹有大量的这类炭化或未炭化的植物。起初这些植物含量小，对制陶无影响，人们也不在意。这也是处在稻作农业初期的城背溪文化至大溪文化早期一直都存在大量夹炭陶的原因。但大溪文化早期之后，大暖期的到来使稻作农业迅速发展，开垦规模扩大，开垦深度加深，因而在地层中积聚起大量的炭化垃圾。陶土中杂质的大量增加影响了制陶的进行，也破坏了陶器的美观。人们虽然意识到了要清除掉这些炭化物，但在缺乏精细过滤设施的情况下，很难将陶土中的植物根茎清除掉。所以，夹炭陶器一直到大溪文化晚期都存在，只是由早至晚逐渐减少，这表明淘洗技术在不断进步。直至陶器制作技术发展的巅峰——屈家岭文化时期，陶器胎中夹炭的现象才消失。早期人类对清除陶胎中的杂质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如他们到河滩上去寻找制作陶器的原料，或通过淘洗的方法来减少杂质。所以，城背溪文化后开始出现了夹砂陶，泥质陶也逐渐增多，如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遗址中多夹砂陶和少量泥质陶。但河滩上取得的砂土中仍会含少量杂质，如柳林溪文化的夹砂陶中就夹有残蚌壳[235]。由于去较远的河滩取土既耗时又费力，制陶效果并不一定理想。所以，人们也并没有丢弃就近取土的方法。这表现在当时的遗址中就是夹炭、夹砂、泥质陶并存，只是有的多，有的少。
随着制陶技术的提高，人们审美意识的增强，人们对陶器的造型及颜色要求越来越高，制作不同的器类采用不同的陶土。由于大型的炊具及水具如釜、罐、盆类主要放置于灶塘边，经常被火烤，移动较少，就不需要过多考虑其外表的美观和胎质。因此，大溪文化以前的这类器物的胎质中多夹炭或夹砂，器体较大，器表颜色不均。小型的器具如碗、盘、豆、碟等用于日常饮食，则需要注意外形的美观及胎质的细腻。因此，从大溪文化开始，这类器物的胎质多是泥质，少部分为夹细砂质，且制作精美。从夹炭陶兴盛到消亡的过程可以看出，夹炭陶并非因为人类的意识而出现，而是为环境的因素而出现，为人类的意识而消亡。如果“羼和料”果真能起如上所言的作用（这也正是早期人类制陶所期望的），那么，当时的“羼和料”陶器（包括夹炭和夹蚌陶器）应该不断发扬光大才对，而结果却是走向衰亡，最终为泥质和夹砂陶所取代。这显然于理不通。专家所言的“羼和料”的作用也经不起推敲。早期制陶采取的是泥片贴塑法，即先做出一个个的小泥片，再将它们贴在一起，这就需要泥片粘性较强才能连在一起，只有泥片粘性强才好塑型，而不是去减少粘性。这些植物含在泥土中，因为有水分，体积较大，当晒干或烧制时，水分蒸发，植物的体积就会缩小，其在陶土中的作用正好与专家所言的相反，而不能减小干燥时的收缩。植物在陶土中收缩后会出现空隙，这不但不会增加胎壁的强度，反而会使胎质变得疏松。考古发现的夹炭陶都极易破碎，这也说明夹炭陶的胎壁强度并非较高。从以上这些分析看，夹炭陶实乃环境因素在人类制陶中的反映，夹炭陶中稻谷、稻壳、稻秆的数量变化揭示了当时人类稻作农业发展的过程及程度，夹炭陶兴衰的发展历程则反映了人类应对环境变化的智慧和能力。
（三）环境对陶器造型的影响
环境因素对于陶器的造型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峡江区和洞庭湖西部丘陵岗地的陶器多圜底器、平底器和圈足器。圜底器多为大型的釜、罐之类，这些器物底下多有烟炱痕迹，为火烤过遗留的，应该为炊器。与之相配套的还有支座，应该是定稳用的。与之不同的是，东部平原盛行三足器鼎，这些器物底下也有烟炱痕迹，应该为炊器。在江汉平原北端，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钟祥边畈遗址，时代相当于汤家岗文化至大溪文化时期。陶器以鼎为主要炊器，鼎占了陶器总数的一半。在江汉平原西部边缘，大溪文化关庙山类型仍延续了洞庭湖西部、峡江区，以釜、罐为主要炊器的传统，但为适应平地生活开始出现了一些三足器。最初出现的三足器不过是在圜底器下附加三个小足而已，并无实用价值。他们的三足器是从圜底器改造而来的，而改造的动因则是由于圜底器不能适应平原的生活。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西部丘陵岗地的人类也向洞庭湖边迁移，为了适应平原生活，他们也开始用三足器。屈家岭文化时期，洞庭湖平原的人们基本上也使用三足炊器了。
炊器和使用环境的关系最密切，尤其是在早期人类对环境还主要是以适应来对待时，就更是如此。东西部的差异应该是环境因素造成的。峡江区内地域狭小，很少有大块的平地可供人类居住，人类只能居住在峡江两岸的缓坡上，而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也不大可能把这些坡地开辟成平地。从考古发掘中可知，峡江区的古文化遗址都分布在两岸的坡地上，地层堆积基本上也是倾斜的。由此可知，峡江区的古人类是生活在倾斜地面上的。洞庭湖西部多为丘陵岗地，地形也是高低不平的，当时的人类技术还无法将地面整理得比较平坦。所以，圜底器正是为适应这种地面而产生的。因为炊器下面要留出空间烧柴火，圜底器下面只要垫上三块石头或支座就行，通过调整器物的角度就可以保持器内的水面水平，而地面平坦与否并不会对使用产生什么影响。而三足器在高低不平的地面则很难立得稳，更不用说倾斜的地面了。相反，在平坦的地面上，三足器则能立得很稳，所以平原地区较适宜用三足炊器。由此可见，圜底炊器可能是古人类适应峡江区和洞庭湖西部岗地自然环境的结果，而三足炊器则可能是古人类适应平原地区自然环境的结果。炊器作为一种最经常使用的陶器，和使用环境发生直接关系。因此，炊器不单是反映了考古学文化最本质的特征，反映了考古学文化的演变及不同考古学文化间的区别，同时也体现着考古学文化中的环境因素[236]。
（四）环境对制陶业发展的影响
环境因素对制陶业的发展也有较大的影响。一般而言，陶土资源的丰寡程度与质量好坏能影响制陶的技术水平。汉东区和洞庭湖西部平原区分布有丰富的粘土资源。这种泥土土质细腻，含杂质少，粘性大，较宜拉坯成形。因而陶工把精力更多地放在陶器制作的工艺，讲究陶器的精致程度和修饰，如陶器胎壁的厚薄、造型、器表的纹饰等，造出的陶器精美绝伦。器壁薄如蛋壳的陶器、造型奇特的曲腹陶器、色彩绚丽的彩陶器、胎质如玉的白陶器等都最先诞生于汉东和洞庭湖区，显示了高超的制陶技术。而峡江区没有丰富的粘土资源，只有含杂质较多的砂土。因而陶工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剔除杂质，很少在陶器的工艺上下工夫。其制作的陶器都较粗糙，器型简单，以实用为主。代表陶器制造技术的另一个表现是提高制陶效率的快轮制陶技术，这种技术出现在大溪文化晚期。快轮制陶技术的使用使得陶器在制作工艺、制作流程上更加规范化，从而有利于陶器专门化的生产。有学者认为这种技术最先出现在汉东地区[237]。本人同意这种观点。
制陶业的专门化生产与陶土资源的分布区也有关系。汉水中游区、江汉平原区、汉东区和洞庭湖区因为有较好的陶土资源分布，所以陶器制造业发达，出现了专门的陶器制造作坊。目前在汉东区、江汉平原区、洞庭湖区和汉水中游区都发现有陶窑遗迹，因为发掘面积较小，对陶窑的揭露大多是单个的。如阴湘城[238]、走马岭[239]、划城岗[240]、丁家岗[241]、王家岗[242]、朱家台[243]、肖家屋脊[244]、七里河[245]、青龙泉[246]、下王岗[247]遗址等发现有陶窑遗迹，但都只发现1～2座，只作了局部的发掘，因而对这些遗址的陶器制作场的整体布局还无法揭示。唯一的较全面揭露的是洞庭湖区的城头山古城遗址的陶器制作场。1997年和1998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城头山古城的中间偏西部位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了7座陶窑，附近还有多条挖取陶土的坑道、和泥坑、贮水坑以及用作晾干陶坯的工棚等遗迹[248]。从其集中分布的布局以及各种附属设施看，此处应该是古城中的一处专门制作陶器的作坊。从地层时代看，为大溪文化时期。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以上那些遗址中也可能存在专门制作陶器的作坊。如此规模的陶器作坊生产出来的陶器除能满足本聚落的需要外，可能还有一部分用于对外贸易和交换。峡江区发现的少量泥质陶和彩陶可能就来自两湖平原区。因为这些陶器的形制、装饰及烧制风格与前面两个地区如出一辙，而且峡江区缺乏纯净的粘土，至今也未见新石器时代烧制陶器的作坊和窑场。显然，这些陶器并非是本地烧造的，应该是通过贸易和交换来的，而用于交换的商品很可能是石器。
我们还可以从一些器物坑中的陶器埋藏情况找到当时专门化生产的证据。石家河考古队1978年和1987年在天门石家河遗址群中的邓家湾遗址发现大量陶塑品，其中H67和H69的直径不到2米，但埋藏有成百个陶俑和数千个陶塑动物，陶俑的形体几乎相同[249]。三房湾东台面积有6000平方米，其上的堆积中有数万个红陶杯残件，大小形体十分一致[250]。枯柏树后台遗址曾经采集到不计其数的彩绘纺轮[251]，毛家岭遗址曾采集到大量的红陶钵等[252]。这些器物在其他遗址中也常见，如陶塑动物在天门谭家岭[253]、肖家屋脊[254]、土城[255]，华容车轱山[256]、安乡划城岗[257]、澧县城头山[258]、随州西花园[259]、均县乱石滩[260]、当阳季家湖[261]、宜都石板巷子[262]、津市打鼓台[263]等遗址中都有发现，甚至在河南伊川马回营[264]、临汝煤山[265]等遗址也出土有同邓家湾遗址一模一样的陶塑。但这些陶塑都散见于地层中，数量也没有那么多，不像邓家湾遗址如此集中地放置在一起。有学者推测，邓家湾遗址的陶塑人和动物是作为宗教祭祀物埋藏的[266]。但从其他遗址中同类陶塑品直接发现于文化层中，周围也没有任何人为的迹象看，它们系当时的人们随意弃置的，似乎与宗教行为无关。从邓家湾出土的陶塑品看，也不像是宗教之物，如出土陶塑品最多的H67中的陶塑品都有缺陷，和陶塑品同出的还有残陶器和大量窑渣，且堆放凌乱，毫无规律，更像是扔弃的一窑废品。而红陶杯、彩绘纺轮和陶钵在这一时期的各遗址中更是随处可见。以上这些陶塑品和器物都是极普通的日常用具和装饰品，而其在邓家湾、三房湾东台、枯柏树后台以及毛家岭等几处聚落中都有大批量生产，说明这几处遗址有专门烧制这些器物的窑场。从器物大小和形制的相似程度看，显系较熟练的窑工所为。由以上几点可以推断，当时的汉东区已经存在大规模的专门化陶器制造业。这些专门生产出来的陶器除部分满足本聚落的生活需要外，其他的产品很可能用于交换。以上那些遗址中所出的同类型的陶塑用品可能是从邓家湾聚落交换而来的。
（五）环境对陶器装饰艺术的影响
陶器的装饰图案、纹样及陶塑装饰品等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艺术理念。就陶器的装饰图案及纹样而言，汤家岗文化白陶上刻划的锯齿纹、三角形纹是人们从单个山及远方连绵的山形得到的灵感，高庙文化陶器上刻划的太阳纹、汤家岗文化陶器上的弯月纹、屈家岭文化陶器上的圆圈纹和卷云纹等反映了人们的天体观，大溪文化时期彩陶上流行的水波纹、屈家岭文化彩陶上流行的波浪纹和旋涡纹是人们对于河流及水流的认识，而高庙文化陶器上出现的亭楼纹、大溪文化陶器上流行的网格纹、屈家岭文化陶器上流行的菱形纹等则是人们对于自己的居住和渔捞活动的艺术写照。就陶塑装饰品而言，石家河文化时期出现了大量形态生动的陶塑小动物，主要有鸡、鸟、鸭、鹰、象、猴、兔、黄鼠狼、土拨鼠、猪、狗、羊、鳖、鱼、龟（图一一）。这些动物有的是生活在人们居住地周围的，有的是家养的，当时的人们将其进行了艺术化的塑造。
图一一 石家河文化的陶塑
（采自何介钧：《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从陶器的装饰图案、纹样及陶塑艺术品形象多取自大自然来看，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生存、发展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将其进行艺术化的描绘则表明了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或可以说，这是天人合一思想在人类意识中早期的表现形式，反映了当时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
【注释】
[1]Childe V. G., Man Makes Himself, London： Wattsl, 1948.
[2]Wright G. A., “Origin of Food Production in Southwesten Asia： A Survey of Ideas”,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2. 33(1)： pp.109～139.
[3]Candolle A.d., Origin of Cultivated Plant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1884.
[4]Bender B., “Gahter-hunter to Farmer： A Social Perpective”， World Archaeology, 1978. 10(2)： pp.204～222.
[5][美] 路易斯·宾福德著，曹兵武译： 《后更新世的适应》，《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67～292页。
[6]Flannery K.V.,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73. 2： pp.271～310．
[7]Cohen M.N., The Food Crisis in Pre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Cohen M.N. and Armelagos G.J., Paleopathology at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4.[美]贾里德·戴蒙德著，高星译：《人类史上最大的失误》，《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12～322页。
[8][印度]P.C.切塔吉著，陈星灿译：《食物质量从采集和狩猎到农业的变迁： 民族志的重建》，《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64～267页。
[9]Rdeeing R.W., “A General Explanation of Subsistence Change： From Hunting and Gathering to Food Productio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oaeology, 1988. 7： pp.56～97.
[10]Bronson B., “The Earliest Farming: Demograpgy as Cause and Gonsequence”,Origins of Agriculture, De Grugter Mouton, 1977, pp.23～48.
[11]Henry D.O., Considering a Universal Cause for Agriculture. From Foraging to Agriculture. The Levant at the End of the Ice Age， Philsdeoph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m Press, 1989，pp.228～236.
[12]Green S. W., “Toward a General Modle of Agricultural Systems”, Methodand The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3]Rindos D., “Symbiosis, Instability, and the Oringins and Spread of Agriculture： A New Model”，Current Anthpology, 1980. 21(6)： pp.751～772. RiMes 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4. Blumler M. A. and Byrne R., “The Ecological Genetics of Domestic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1. 32(1)： pp.25～54. O’Brien M.J. and Wilson H.A, “Paradigmatic Shift in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88. 90(4) ： pp.958～965.
[14]Kabo V., “The Origins of the Food—producing Economy”, Current Anthropology, 1985. 26(5)：pp.601～616. Bender B., “Gahter-hunter to Fainter： A Social Perpective”, World Archaeology, 1978. 10(2) ： pp.204～222. Green S.W., “Toward a General Model of Agricultural Systems”, Method and The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311～355.
[15][加]布赖思·海登著，陈淳译：《驯化的模式》，《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第25～40页。
[16]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90～205页。
[17]Harris D. R., “New Light on Plant Domestic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A Review”, Geographi cal Review, 1967. 57(1)： pp.90～107. Cohen D.J., “The origins of Domesticated Cereals and the Pleistocene—Holocene Transition in East Asia”, The Review of Archaeology, 1998. 19(2)： pp.22～29.
[18]McCorriston J. and Hole F., “The Ecology of Seasonal Stress an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the Near Eas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1. 93(1): pp.46～49.
[19]华南说：此说是著名农学家丁颖教授率先提出来的。丁氏通过对我国浩瀚的古文献进行梳理，“认定我国稻作可能发轫于距今5 000年前的神农时代，扩展于4 000年前的禹稷时代”，“我国的栽培稻是起源于华南”、“为世界稻作最古的国家”（《农业学报》第8卷，1957年第3期）。丁先生的观点得到了童恩正教授的支持，也认为中国栽培稻“可能是在纬度较南的云南、广东、广西地区。”（《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日本学者安藤广太郎先生和我国的李润权先生也主张华南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李氏指出：“在我国范围内追溯稻作栽培的起源中心应该在江西、广东和广西三省的旧石器晚期遗址多作努力，其中西江流域是最值得重视的。”（《农史研究》第5辑，1985年）。
[20]云贵高原说：此说以我国柳子明教授和日本渡部忠世教授为代表。渡部氏提出亚洲稻起源于“阿萨姆·云南”；柳氏则主张源自云贵主高原，然后“沿着西江、长江及其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河流顺流而下，分布于其流域或平原地区各处”（《遗传学报》第2卷，1975年第1期）。汪宁生、李昆声认为云南拥有热带、亚热带植物种类多达15 000种，素有“植物王国”之称，现有稻种资料达3 000多个品种，从海拔40米直到2 600米都有分布，更因其地理环境、气候和特点，云南成为作物变异的中心，因之稻作起源于云南的可能性最大。（《思想战线》1977年第1期；《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日本的鸟越宪三郎便直截了当地主张稻作起源于滇池一带。游修龄教授根据酶谱变异分析，也倾向西南起源中心说，并认为从此中心“分为西路沿金沙江四川长江上游，一直至陕西；中路从粤北、桂北经汀赣至华中，然后至黄河中游；东路沿海则在太湖地区形成独特的内容丰富的中心”（《中国农史》1986年第1期）。
[21]黄河下游说：这是李江浙在《大费育稻考》（《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文中提出的，李氏主张“中国稻作的创始人是秦之先人大费，发源地是其族居地在今日鲁南、苏北和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地区，时间大约是至少在距今7 800年”。
[22]此说为闵宗殿先生率先提出（《江苏农业科学》1979年第1期），然对此全面论证的要数严文明教授。严氏以历史文献中的野生稻记录，栽培稻的直接祖本，即普通野生稻的分布，根据1980年以前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按年代早晚和分布地域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考古学角度结合作物学、生态学、历史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进行研究后，认为中国史前栽培稻的分布“是以长江下游为中心逐级扩大的”，从而勾画出中国栽培稻发展的一个大轮廓（《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23]此说安志敏和林华东先生为代表。安氏认为“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由于气候温暖湿润，沼泽众多，较早地产生了稻作农耕，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普遍有所发现。……这些发现不仅证明从新石器时代起这里广泛发展着稻作农耕，并且长江中、下游可能是它的起源中心”（《考古》1984年第5期）。林华东先生在《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与东传日本》一文中指出华南说、云贵高原说和黄河下游说，大多缺乏考古学证据，尤其黄河下游说和云贵高原说证据更是十分薄弱。李江浙主张的黄河下游说，单靠文字训诂与强解典籍，缺乏作物学、生态学支持，难为学术界接受。云贵高原说虽占有“天时”、“地利”，然其致命之处是缺乏“人为”因素。须知道原始人从普通野生稻驯化成栽培稻，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不但要有萌发栽培植物的心理欲望，而且还须具备较先进、发达的文化土壤。《吕氏春秋·审时篇》所云“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便是这个道理。云南、贵州地处崇山峻岭的高原地带，人烟稀少，原始文化发展迟缓，因之，作为稻作农业起源地可以排除。华南地区“天时”、“地利”优势显著，然史前稻谷遗存发现很少，年代也不早。究其原因，或许同两广地区采集食物来源充裕，因而缺乏萌生栽培作物的欲望有关。相比之下，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但具有“天时”、“地利”，同时还拥有“人为”条件，而考古出土的众多早期稻谷遗存及定居聚落遗址，更可以为长江中、下游是中国栽培稻起源地找到合理的答案（见林华东著《河姆渡文化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24]卫斯先生在1994年“枝江关庙山稻作文化研讨会上”，就提出了中国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中游的新主张。他“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全新世中期生态环境的考察，和对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不同阶段遗址在这一地区分布情况的考察，以及对史前稻谷遗存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情况的考察，其结果是：（1）种种迹象表明，全新世中期长江中游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不仅适合水稻的栽培，而且这一地区有野生稻的广泛分布；（2）考古学发现说明，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一直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长江中游地区一直有人类活动、生栖、繁衍。从文化年代上看，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从文化谱系上看，也具有一定的延缓性；（3）考古学提供的资料表明，长江中游不仅有中国最早的稻作遗存发现，而且有仅次于这一发现年代的稻作遗存的普遍发现。故而最后认定：中国稻作的起源地在长江中游。尤其是鄂西、湘西北地区当是中国栽培稻的最早发生地。”（《中国农史》1996年第3期)
[25]如日本的冈彦一博士明确指出，“栽培稻是多元起源或分散起源的”（《中国水稻研究所丛刊之四》，1985年）。裴安平先生也认为“在中国，与其将长江流域当作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不如将其看作是稻作农业的早期发达区域。即使认为这些区域就是某种意义的中心，那么在中国也不止一个或二个，而是更多。而且，所有的中心，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经历”（《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26]卫斯：《关于中国稻作起源地问题的再探讨》，《中国农史》1996年第3期。
[27]王海明：《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与考古发掘》，《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28]向安强：《长江中游是中国稻作文化的发祥地》，《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29]陈淳：《稻作、旱地农业与中华远古文明发展轨迹》、《最佳觅食模式与农业起源研究》，《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
[30]Childe V. G., Man Makes Himself, New York: Mentor, 1951.
[31]Candolle A.D., Origin of Cultivated Plant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1884.
[32]王红星：《驯化水稻和稻作农业的源地研究》，《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33]龚子同、陈鸿昭、袁大刚、赵玉国、吴运金、张甘霖： 《中国古水稻的时空分布及其启示意义》，《科学通报》第52卷，2007年第5期。
[34]全国野生稻资源考察协作组：《我国野生稻资源的普查与考察》，《中国农业科学》1984年第6期。
[35]全国野生稻资源考察协作组：《我国野生稻资源的普查与考察》，《中国农业科学》1984年第6期。
[36]郭文韬：《试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http://www.agri-history.net。
[37]袁家荣：《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放射性碳素测定报告（二四）》，《考古》1997年第7期，第38页。
[39]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2期。
[40]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
[41]赵志军：《吊桶环遗址稻属植硅石研究》，《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
[42]盛丹平、郑云飞、蒋乐平：《浙江浦江县上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长江下游万年前稻作遗存的最新发现》，《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
[43]英德市博物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编： 《英德史前考古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44]张正洪等：《英德牛栏洞史老墩遗址发掘有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1998年9月20日。
[4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
[46]李国斌：《湖南考古年终大盘点》，《湖南日报》2012年1月9日。
[4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
[4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跨湖桥——浦阳江流域考古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4年。
[49]裴安平：《彭头山文化初论》，《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第88页。
[5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都城背溪》，文物出版社，2001年。
[51]罗家角考古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张明华： 《罗家角遗址的动物群》，均载《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
[52]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53]李洪甫：《连云港地区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5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
[55]魏京武等：《从考古资料看陕西古代农业的发展》，《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56]同上。
[5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郧县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58]许春华、张银运、陈才弟、方笃生：《安徽巢县发现的人类枕骨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人类学学报》1984年第3期。
[59]裴文中、吴汝康：《资阳人》，科学出版社，1957年。
[60]陈淳：《最佳觅食模式与农业起源研究》，《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
[61]有学者认为最先是英国人卡莱尔1888年提出的中石器概念，后布朗（J.A.Brown）在一篇讨论石器时代的文章中对石器时代四分法中正式提出。也有学者认为是由韦斯特罗普最早提出的。尽管在谁提出这一概念上存在分歧，但欧洲考古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即中石器时代是不同于新旧石器的一个独立的阶段。参见Brinford L. R., “Post-Pleistocene Adaptation”, In： Binford L. R. eds， New Perspective in Archaeology， Chieago: Aldine, 1988, pp.313～341. Price T. D., “The Mesolithic of Western Europe”,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1987. 1(3)： pp.225～303.
[62]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广西民族学院历史系：《广西柳州白莲洞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文物考古》第一辑，1987年。
[63]柳州市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83年9期。
[64]傅宪国：《临桂县大岩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2001年），文物出版社，2002年。
[65]谌世龙：《桂林庙岩洞穴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66]邱立诚：《广东阳春独石仔洞穴文化遗址发掘简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年第3期。
[67]邱立诚等：《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英德史前考古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68]张文绪、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初步研究》，《作物学报》1998年第4期。
[69]湖南、湖北的考古调查资料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大量遗存发现于河流二级或一级阶地的网纹红土中。
[70]施雅风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的基本特征》，《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
[71]赵志军：《对华南地区原始农业的再认识》，《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72]早期人类的生存能力应该指人类应对自然环境的能力，包括应对恶劣气候、抵御疾病、防止其他动物的侵袭等。
[73]“载能”指一个区域利用生产技术而不破坏该地资源所能供养的人口水平。见Redding R. W., “A General Explanation of Subsistence Chang： From Hunter-gathering to Food Productio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988. （7）: pp.56～97.
[74]Parlman S. M., “An Optimum Diet Model, Coast Variability, and Hunter-gatherer Behavior”, Advance in Archaeoloy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80. （3）： pp.257～310.
[75]Bettinger R. L., “Explanation, Predictive Models of Hunter-gatherer Adaptation”, Advance in Archaeoloy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80. （3）： pp.189～255.
[76]Redding R. W., “A General Explanation of Subsistence Chang： From Hunter-gathering to Food Productio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988. （7）: pp.56～97.
[77]Steward J. H.，“Cultural Ecology”,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68, pp.337～344.
[78]彭适凡、周广明：《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原文中将地层分为二期三段，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新石器时代早期早段、晚段，本书在引用时对时代划分略作变化。
[79]现在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新石器时代到来的标志是农业的发生、家养动物的出现。磨制石器和陶器不再是时代划分的标准。
[80]考古资料表明：在日本九州岛，距今12000年就出现了陶器，而九州岛的农业却发生在公元前400年。这表明陶器的出现与农业没有必然联系。
[81]Allan R. Holmberg., Nomads of the Long Bow—The Siriono of Eastern Bolivia, Garden City, New York： The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69. [英] 马林诺夫斯基著，梁永佳等译：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
[82]Pyke G. H., “Optimal Foraging Theory: A Critical Review”,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84. 15： pp.532～575.
[83]Stephens D. and Krebs J., Foraging Theo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84]Bettinger R. L., “Explanation, Predictive Models of Hunter-gatherer Adaptation”, Advance in Archaeoloyical Method and Theory, 1980. 3： pp.189～255.
[85]陈淳：《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468页。
[86]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2期。
[87]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
[88]袁家荣：《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
[89]何介钧：《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12页。
[90]赵志军：《吊桶环遗址稻属植硅石研究》，《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
[91]裴安平：《彭头山文化初论》，《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第88页。
[92]盛丹平、郑云飞、蒋乐平：《浙江浦江县上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长江下游万年前稻作遗存的最新发现》，《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
[93]石月：《世界稻作农业起源地应在常德》，《长沙晚报》2011年11月23日。
[9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都城背溪》，文物出版社，2001年。
[9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第2期。
[96]岳阳市文物工作队：《钱粮湖农场坟山堡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6），岳麓书社，1994年。
[97]魏京武等：《从考古资料看陕西古代农业的发展》，《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98]湖南省博物馆：《澧县东田丁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南考古辑刊》（1），岳麓书社，1982年。
[9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
[100]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0年第4期。
[101]郭胜斌：《汨罗市附山园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年），文物出版社，1995年。
[102]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秭归柳林溪》，科学出版社，2003年。
[10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关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1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 《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3年第1期。
[104]林春：《长江西陵峡远古文化初探》，《葛洲坝工程文物考古成果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105]纪南城文物考古发掘队：《江陵毛家山发掘记》，《考古》1977年第3期。
[106]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监利柳关和福田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107]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松滋桂花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6年第3期。
[108]湖北省博物馆：《秭归龚家大沟遗址的调查与试掘》，《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
[109]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7年第2期。
[110]荆门市博物馆：《荆门荆家城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
[111]荆门市博物馆：《荆门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1988年第4期；荆门市博物馆：《湖北荆门市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2年第6期。
[112]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113]安强：《湖南澧县都督塔原始农业遗存》，《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
[11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岳阳市文物工作队、华容县文物管理所：《华容县刘卜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5），岳麓书社，1989年。(www.xing528.com)
[115]郭胜斌：《湖南华容县车轱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116]怀化地区文物工作队：《湖南新晃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调查》，《考古》1992年第3期。
[11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118]汤文兴：《淅川下集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89年第1期。
[1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枣阳雕龙碑》，科学出版社，2006年。
[1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分队：《京山屈家岭》，1956年。
[121]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京山朱家嘴新石器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1964年第5期。
[122]荆州博物馆等：《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5期；荆州博物馆等：《湖北荆州市阴湘城1995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
[12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昌放鹰台》，文物出版社，2003年。
[124]刘玉堂、黄敬刚：《从考古发现看随的农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12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金鸡岭》，科学出版社，2011年。
[126]云梦县博物馆：《湖北云梦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87年第2期。
[12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宋家台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南考古辑刊》（7），岳麓书社，1999年。
[12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高坎垅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
[1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
[130]丁颖：《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红烧土中的稻谷壳考查》，《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
[13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大冶蟹子地遗址2009年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0年第4期。
[132]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编：《农史研究》第2辑。
[133]尹栓顺：《湖南澧县鸡叫城史前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9年），文物出版社，2001年；郭伟民：《湖南澧县鸡叫城新石器时代聚落群》，《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年），文物出版社，2008年。
[13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65页。
[135]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136]裴安平：《彭头山文化初论》，《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第88页。
[13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65页。
[138]张文绪、裴安平：《澧县梦溪八十垱出土稻谷研究》，《文物》1997年第1期。
[139]顾海滨：《湖南考古遗址炭化米胚的研究》，《湖南考古辑刊》第9集，岳麓书社，2011年。
[14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
[14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
[142]裴安平：《澧阳平原史前聚落形态特点与演变》，《考古》2004年第11期。
[143]张应桥：《我国史前人类治水的考古学证明》，《中原文物》2005年第3期。
[144]严文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
[14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第2期。
[146]岳阳市文物工作队等：《钱粮湖农场坟山堡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6），岳麓书社，1994年。
[147]魏京武等：《从考古资料看陕西古代农业的发展》，《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14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
[149]李洪甫：《连云港地区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15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
[151]顾海滨：《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水稻及其类型》，《考古》1996年第8期。
[15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
[153]尹栓顺：《湖南澧县鸡叫城史前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9年），文物出版社，2001年；郭伟民：《湖南澧县鸡叫城新石器时代聚落群》，《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年），文物出版社，2008年。
[154]丁颖：《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红烧土的稻谷壳考查》，《考古学报》1954年第4期。
[155]张绪球：《屈家岭文化》，文物出版社，2003年。
[156]吴泽霖总纂：《人类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第225页。
[157]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巴东楠木园》，科学出版社，2006年。
[158]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秭归柳林溪》，科学出版社，2003年。
[159]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湖北秭归朝天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2期。
[160]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江考古》，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161]同上。
[162]同上。
[163]同上。
[164]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宜昌中堡岛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l987年第1期；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2期。
[165]宜昌地区博物馆：《宜昌县杨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166]陈全家、王善才、张典维：《清江流域古动物遗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167]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宜昌中堡岛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2期。
[168]宜昌地区博物馆：《宜昌县杨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16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
[17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第2期。
[171]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172]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17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1956年。
[17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 《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175]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9期。
[17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
[177]湖北省博物馆等：《房县七里河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
[178]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17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枣阳雕龙碑》，科学出版社，2006年。
[180]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的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3期。
[18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
[18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枣阳雕龙碑》，科学出版社，2006年。
[183]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18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
[18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枣阳雕龙碑》，科学出版社，2006年。
[18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
[187]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88～109页。
[18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64页。
[189]施雅风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的基本特征》，《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
[190]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宜昌中堡岛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2期。
[191]湖北省博物馆：《宜昌杨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192]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宜昌县清水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
[193]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宜昌中堡岛新石器时代遗址》附录，《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194]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局：《巴东楠木园》，科学出版社，2006年。
[195]卢德佩：《谈中堡岛大溪文化遗址石器的特点及工艺》，《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一），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1987年。
[196]笔者曾于2002年到该遗址监理，在石器制作场上见到过，现资料在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97]林邦存：《宜昌杨家湾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10月23日。
[198]红花套考古发掘队：《红花套遗址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91年辑刊）；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199]张驰：《大溪、北阴阳营和薛家岗的石、玉器工业》，《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
[200]黄道华：《枝江发现六千年前石器制作工场》，《中国文物报》1990年2月15日；枝江县博物馆：《湖北枝江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2年第2期。
[201]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公安王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202]屈家岭遗址考古队：《屈家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203]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监利柳关和福田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204]荆州地区博物馆：《钟祥六合遗址》，《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
[20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
[206]荆州博物馆：《湖北京山油子岭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试掘》，《考古》1994年第10期。
[207]麻城市博物馆：《麻城金罗家调查简报》，《江汉考古》1992年第3期。
[208]湖南省博物馆：《澧县东田丁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南考古辑刊》（1），岳麓书社，1982年。
[209]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
[210]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0年第4期。
[211]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2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
[213]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3期。
[21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2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
[21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217]林家骏、吴芯芯、郑乐平：《长江中下游典型下蜀土剖面成分对比研究》，《地球与环境》第32卷，2004年第2期。
[218]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湖北秭归朝天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2期。
[219]武汉大学考古系：《巴东楠木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5年第6期。
[220]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宜昌中堡岛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221]张绪球：《汉江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初论》，《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
[222]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京山油子岭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试掘》，《考古》1994年第10期。
[223]屈家岭遗址考古队：《屈家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22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
[22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第2期。
[226]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0年第4期。
[227]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228]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229]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监利柳关和福田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2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
[23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 《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3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 《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9期。
[232]何介钧：《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233]李文杰：《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中国科学出版社，1996年。
[234]袁家荣：《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
[235]国务院长江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秭归柳林溪》，科学出版社，2003年。
[236]尹宏兵：《从三峡地区与东部平原的对比看考古学文化中的环境因素》，《江汉考古》2005年第2期。
[237]林邦存：《论屈家岭文化形成的年代和主要成因》，《江汉考古》1996年第2期。
[238]冈村秀典、张绪球编：《湖北阴湘城遗址研究（一）——一九九五年日中联合考古发掘报告》，《东方学报》第69册，1997年，第478页。
[239]荆州地区博物馆、石首市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湖北石首市走马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4期。
[240]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241]湖南省博物馆：《澧县东田丁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南考古辑刊》（1），岳麓书社，1992年。
[242]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王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24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江陵朱家台遗址1991年的发掘》，《考古学报》1996年第4期。
[244]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27～128页。
[245]湖北省博物馆、武大考古专业、房县文化馆：《房县七里河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1984年第3期。
[24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
[24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24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
[249]张绪球：《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84页。
[250]石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27页。
[251]同上。
[252]同上。
[253]张江凯：《天门市谭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
[254]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上），文物出版社，（1999年），文物出版社，2001年。
[255]张江凯、赵辉：《天门市石河土城新石器时代至周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
[256]湖南省岳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华容车轱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3），岳麓书社，1986年。
[257]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25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
[259]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2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工作队：《湖北均县乱石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90年第1期。
[261]湖北省博物馆：《湖北当阳季家湖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资料丛刊》（10），文物出版社，1981年。
[262]宜都考古发掘队：《湖北宜都石板巷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5年第11期。
[263]湖南省津市市文物普查办公室：《湖南津市市新石器时代遗址普查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264]洛阳地区文物工作队：《河南伊川马回营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1期。
[26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266]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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