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中新石器时代的人地关系

第二节　生计类型区域的形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生计方式是指一个社会开发利用其生存环境中的资源以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尽管生计方式多种多样，但一个社会存在两大最基本的生计：开发利用野生的抑或家养的动植物^[156]。一个时期或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的生计方式有着极大的影响作用。从气候因素来说，不同的气候带决定了不同的生计类型。高温多雨的亚热带地区适宜水田农业生计，如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四川盆地的稻作农业；温凉少雨的暖温带地区则适宜旱田农业生计，如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以小麦、玉米、高粱为主的旱作农业；寒冷干燥的温带地区适宜畜牧生计，如北方草原地区的畜牧业。从地形因素来说，平原适宜种粮，山地适宜植林，河湖适宜养殖，草原适宜放牧。以上是就今天的经济格局而言的。对于早期人类而言，生计方式受气候与地理环境的限制作用会更大些。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是对以生存为目标的自然经济的最好写照。长江中游地处亚热带，地形复杂多样，平原、山地、河湖相间分布，构成了多个不同的微观生态环境系统。局地环境系统的差异性造就了不同的生计类型区域。这种生计类型区域的格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雏形。

我们对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人类的生计方式的研究主要从考古遗址出土的食物遗存、与食物生产相关的遗迹和生产工具入手。通过对食物遗存及食物生产相关遗迹的分析可以直接揭示当时人们的食物种类、饮食结构和生产方式，通过对生产工具功能的分析来判别与其相联系的生产活动。由于这些材料只能通过考古发掘才能获得，而考古发掘的局限性、遗存在地下保存状况的差异以及考古工作者在发掘中是否会有意识地采集这些信息资料等诸因素决定了这些材料能否完整地再现当时人们的生计方式。但同一局地环境的生计方式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我们可以从同一地区不同遗址中的遗存所表现的共同性来揭示该地区的生计类型。

一、食物遗存揭示的生计类型

截至目前，发现有食物遗存的新石器时代典型遗址共有63处（附表一），我们可以根据其局地环境划分为峡江区、两湖平原区、汉水中游区等几个区域。峡江区指长江巫峡以东至湖北宜都段两岸及各支流沿线，两湖平原区指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及其周边丘陵岗地，汉水中游区指汉水中游湖北郧县至襄樊段两岸和各支流沿线以及随枣走廊一带。

根据典型遗址情况做出的统计图表如下（图八）：

从上图看，长江中游的植物遗存以两湖平原区的为最多，占该区域食物遗存的93%；其次为汉水中游区，占该区域食物遗存的76%；最少的是峡江区，占该区域食物遗存的33%。而动物遗存以汉水中游区为最多，占该区域食物遗存的88%；其次为峡江区，占该区域食物遗存的80%；最少的是两湖平原，占该区域食物遗存的50%。从上图分析，两湖平原和汉水中游的食物遗存中以植物遗存占比较大，说明这两个区域的植物食物在食物结构中占主导地位，而以两湖平原对植物食物的依赖程度更高。峡江区的植物遗存占比不到食物遗存的一半，说明植物食物在峡江区人们的食物结构中只是次要地位。而峡江区动物遗存在食物遗存中的占比大，说明动物食物在食物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其他两个地区动物遗存在食物遗存中的占比都超过50%，说明动物食物在食物结构中仍占有一定的比重。上图数据反映了各个区域生计类型的差异，但不能反映各区域具体的生计类型及特点，下面分区域加以详析。

图八　长江中游食物遗存比较图

（一）峡江区

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遗存，植物遗存少见。动物遗存中，陆生动物以食草性动物较多，主要有水牛、水鹿、麝、獐、麂、貘、苏门犀、苏门羚、鹿等；水生动物以鱼类多见，主要是长江中常见的青鱼、草鱼、鲶鱼等种鱼。早期多陆生动物，晚期多水生动物。出土动物遗存的遗址多分布在峡江区的长江干流和支流沿岸的陡坡地带，如巴东楠木园^[157]，秭归柳林溪^[158]、朝天嘴^[159]，长阳桅杆坪^[160]、西寺坪^[161]、沙嘴^[162]、深潭湾^[163]，宜昌中堡岛^[164]、杨家湾^[165]等遗址。地层中出土的动物遗骸不仅数量巨大，而且种类也较多。长阳桅杆坪遗址大溪文化地层中从早期至晚期都有动物遗骸出土，发现的动物遗骸数量达508件，代表153个动物个体，其中哺乳类动物有5目13科22属27种，鱼类有2目2科2属2种^[166]。又如中堡岛遗址，1993年第三次大面积发掘时，发现5个鱼骨坑。大者长达2.6米，小者也有1米左右，厚达0.3～1.2米，许多鱼鳃和鱼骨成片成堆叠压。还发现有蚌壳坑堆积，长1.2米，深1米^[167]。其他遗址的鱼骨也经常是成层堆积，这种现象在长江中游的其他区域是很少见的，这也表明峡江区的渔猎在生计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出土植物遗存的遗址多分布在东边的峡区及以外的缓坡地带，如宜都城背溪、枝城北、红花套等遗址，峡区内仅秭归龚家大沟一处。植物遗存主要是稻谷，也有少量的果子，如宜昌杨家湾遗址发现有果核^[168]。这说明稻作农业在生计活动中所占的比重不是很大。

从峡江区这些动、植物食物遗存的分布特点及种类来看，峡江区的生计类型特点以狩猎—渔捞型为主，兼及种植稻、果等。东、西区又略有差异，西处偏狩猎，东区偏捕捞。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点，早期重狩猎，晚期重捕捞。

（二）两湖平原区

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植物遗存和动物遗存。植物遗存主要是水稻，还有少量瓜果，及莲实类植物如梅、桃、香瓜、菱等。动物遗存中以家养动物为多，主要有猪、牛、羊；次为少量鱼、蚌类水生动物。陆地野生动物较少，主要为食草类动物。早期野生动物多，晚期家养动物多。植物遗存则从早至晚逐渐增多。城背溪文化时期的澧县八十垱遗址^[169]、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胡家屋场遗址^[170]都发现有少量的野生动物如鹿、麂、兔等，说明狩猎经济还占有一定的比重。到了大溪文化时期以后的梦溪三元宫遗址^[171]、安乡划城岗遗址^[172]、京山屈家岭^[173]遗址等就极少有野生动物了，相反，家养动物如牛、猪、狗等则逐渐增多。说明家畜饲养作为辅助食物经济的地位越来越高，而狩猎经济基本已衰退。从早至晚，稻米作为主要食物的地位则一直未动摇。前面一节对此论述较多，在此就不再论了。

从两湖平原区动、植物食物遗存的分布特点及种类看，该区域的生计类型特点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兼及家畜饲养。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点，早期稻作和渔猎兼作，晚期则稻作和家畜饲养兼作。

（三）汉水中游区

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遗存和植物遗存。动物遗存中，陆生动物以食草和杂食动物为多，主要有家猪、野猪、狗、猕猴、苏门犀、亚洲象、麝、麂、斑鹿、狗獾、猪獾、水獭、水牛、豪猪等；水生动物以鱼和螺、蚌为多，还有少量的龟类。植物遗存中主要是稻和粟，还有少量核桃和杏。仰韶文化早期的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有大量的动物遗存，野生动物占多数，种类达22种之多，说明狩猎经济占有重要地位。到了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时期，动物种类减少至10种，说明狩猎经济的比重下降。而家养动物特别是家猪的数量则显示出从早至晚逐渐增多的趋势。仰韶文化时期的时间跨度较长，发现有9个家猪个体，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跨度短，却发现有15个家猪个体^[174]。在其他遗址的墓葬中也发现了猪下颌骨随葬现象，如邓州八里岗遗址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随葬有大量猪骨，有的一坑出土猪下颌骨达上百副^[175]，青龙泉遗址^[176]、房县七里河遗址^[177]、随州西花园遗址^[178]、枣阳雕龙碑遗址^[179]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墓葬中都发现有大量的猪下颌骨随葬现象。这些现象都说明家畜饲养在汉水中游及随枣走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淅川黄楝树^[180]、郧县青龙泉^[181]、枣阳雕龙碑^[182]、随州西花园^[183]等遗址中发现有粟、稻两种农作物并存的现象，这说明该区域是旱地农业和水田农业并举的。此外，郧县大寺与青龙泉^[184]、枣阳雕龙碑^[185]等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鱼、蚌类水生动物，说明捕捞也是不可或缺的生计方式。(www.xing528.com)

从汉水中游区的动、植物食物遗存的分布特点及种类看，该区域的生计类型特点是以水旱作物为主的农业、家猪为主的家畜饲养业及渔猎兼作的多种生计类型并举。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点。仰韶文化时期以水旱农业和渔猎为重，屈家岭、龙山时期则以水旱农业和家畜饲养为重。

二、生产工具的印证

从生产工具来研究生计类型，主要是由生产工具的形制来判断其使用功能，看它们与何种生产活动相联系，再由生产活动推定生计类型。工具的使用功能并非单一的，一种工具可以从事多种生产活动。对于早期人类而言，工具的形制并不规整，要判断其功能有一定难度，但依据民族学的一些资料对常用工具功能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如石斧主要用于砍伐树木，加工制作木、竹、骨器等工具和建筑房屋；石锛主要用于采掘植物、播种；石铲、石锄，可能用于松土、取土、平整土地，但其主要功能应该是翻地、除草、耕种等农业生产活动；石刀、石镰用于割草，石刀还可能用于切割食物；石球用绳索缠绕可以用作狩猎的绊腿索，或直接投掷；石镞、弹丸既可以用作狩猎的射杀工具，又可以作为战争武器使用；网坠则为缠在渔网上的重坠物，便于定网；石凿主要用于木工加工；石犁的功能同于现在的铁犁铧，毫无疑问为农具。笔者选取了部分典型遗址的磨制工具，列表如下。之所以选取磨制工具是因为，其一，它们形制规整，比较好鉴别。其二，磨制工具相对打制工具来说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同时还要有一定的技巧。因此，它们一定用于一些重要的活动，而且具有使用上的持久性。当时最重要的活动就是食物的生产，显然，这些磨制工具应该是用于食物生产中的。由于其制作精致，持久耐用，因此是十分珍贵的生产工具。当然，当时还应该有很多骨、木、竹等材质制作的生产工具，由于这些材质的东西埋藏在土层中不便保存，故发现较少。但我们在分析中仍会提及。

附表二对考古发掘资料中的石器进行了统计，表中所选取的工具类型、数量都是经过科学发掘出来、有明确地层关系、时代分明的，并见于考古报告和简报之中的材料。但是，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工具如石斧与石锛，石铲与石锄等工具形制类似。由于无木柄遗留，极易混淆。石斧的柄与斧的宽面顶端相贴，并与宽面侧垂直，与现在的斧头形似；石锛的柄与锛的顶端相贴，并与宽面正垂直，形似现在的小镐；石铲是柄与铲身平行成一条直线，形似现在的平板锹；石锄的装柄同于石锛，但石锄的形状不同于石锛，比较好区别，石锄与石铲的形状类似，则比较难区分。本书在录入时对部分石器名称进行了修正。

表中的材料，从时代上看，城背溪文化时期的磨制石器数量非常少，种类也比较单一，仅石斧、石锛、石凿三种工具，但打制石器较多，器形有砍砸器、刮削器等，且制作原始^[186]。这一方面说明城背溪文化时期，人们制作石器的技术，特别是磨制技术还比较落后；另一方面说明当时人们对石器的功能要求还不是很高，只是用于一些简单的劳动。由于打制石器更多地用于狩猎活动，反映了城背溪文化时期狩猎在生计活动中占有一定比重。而磨制石器可能更多地用于建造房屋，因为这时已经出现了地面房屋建筑。如果没有八十垱遗址发现的骨、木、蚌制的铲、耒、镰等农业生产工具，我们甚至会疑惑城背溪文化时期的稻作遗存来自哪里？而这些生产工具的出土则为我们解释城背溪时期存在稻作农业提供了有力证据。反过来，这些骨、木、蚌制的生产工具虽然比较容易制作，但其材质不坚硬、不经久耐用的缺点也说明当时只有少量的稻作生产，需要的生产工具量不大，选择的耕种点可能为河边滩地或沼泽地等土壤比较松软的地方。显然，石器制作技术的落后限制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因此，城背溪文化时期的生计类型为以狩猎经济为主，兼及稻作农业。皂市下层文化时期，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变。其后，随着磨制技术的提高、磨制工具的增多，农业的地位也逐渐提高。特别是仰韶、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时期，磨制工具不仅数量大增，而且种类较多，出现了大量用于农业生产的石制工具如铲、镰、刀、锄等。这些都说明此时的农业生产规模较大，生产技术向精细化发展，而农业产量的提高也带动了家畜饲养的发展。石器在不同时代的发展情况与食物遗存揭示的各个时代生计变化的情况是一致的（图九）。

从区域差异看，峡江区的石器数量最多，其次是汉水中游区，最少的是两湖平原区（图一○）。这种状况与各区域的地理环境是相符的，峡江区、汉水中游区都是多山地区，自然石材比较多，因而制作石器的石料相对容易获得；而两湖平原区主要是水泽和平地，自然石料很少，因而制作石器的石料较难获得。工具种类中石斧、石锛在各个区域的遗址中数量最多，也最普遍，说明各个区域都已开始大规模地开荒活动。开荒的目的，一是居住环境的建设和整治，二是开辟农田，还有就是获取制作工具的原料。翻土工具中两湖平原区以石铲为主，少见石锄。石铲刃部较宽，平直装柄，较适宜松软的泥沼地和沙质土的翻土。在明确为稻作农业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诸遗址中也发现有大量的石铲，两湖平原区与长江下游区的共性特点也说明，该区域以稻作水田开发为特点。汉水中游区以石锄和石铲并主，石锄略占优势。石锄刃部较窄，垂直装柄，使用时由上往下甩动，利用甩力掘土，较适宜含有碎石块的硬质土的挖掘。在明确为粟作农业的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诸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石锄，汉水中游区的这一特点说明该区以粟作旱地和稻作水田开发并举为特点，而旱地农业略占优势。峡江区峡内以石锄为多，少见石铲，峡外则以石铲为多，少见石锄，说明峡内重旱地，峡外重水田。收获工具石镰、石刀在各区域中都有，区域差别不是很大。狩猎工具中，石球多见于两湖平原区，说明这是一种在平地上便于投掷的狩猎武器；石镞和弹丸则多见于峡江区和汉水中游区，说明它们适宜在山地狩猎中使用。就狩猎工具的数量及种类而言，峡江区和汉水中游区相对较多，而两湖平原区相对较少。这表明峡江区和汉水中游区的狩猎在生计活动中所占比重较大，而在两湖平原区中所占比重较小。捕鱼工具主要是网坠，汉水中游区的网坠最多，其次为峡江区，两湖平原区最少。峡江区发现的网坠数量和发现网坠的遗址数量似乎与该区域出土大量鱼骨的遗址数量及不相称，但在峡江区出土的陶器上多发现有渔网纹装饰的彩陶，从大溪文化至屈家岭文化时期都可见到。这种渔网纹为主题的彩陶图案在不同时期、不同遗址中都有出现，说明现实生活中用渔网捕鱼是很普遍的事情。网坠发现少的原因，一是可能与网坠形制简单，无一定的形状，不易分辨有关；二是直接选用了一些小鹅卵石来做网坠，发掘者将其当做自然物而忽视了。网坠并非是捕鱼的唯一物证，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的渔猎物证。考古工作者在峡江区的不少遗址中发现了与渔猎有关的骨制渔猎工具，如在清水滩遗址发现的骨制鱼钩、鱼镖和矛，在中堡岛遗址发现的骨制枪头、骨镞等。这些骨制渔具的出土也说明渔猎在峡江区占有重要地位。

图九　不同文化时期石器数量比较图

图一〇　不同区域石器数量比较图

食物遗存分析的结果与生产工具分析的结果如此吻合，从而说明当时确实已经形成了生计类型的区域性特征。

三、生计类型区域形成的环境因素

峡江区的生计类型与该区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峡江区包括长江巫峡的东部、西陵峡及宜昌至宜都一段。从地形看，巫峡江面狭窄，水流湍急，两岸峰峦叠嶂，很少有较宽广的平地，只是在一些溪流入江口处才有缓坡、漫滩。虽然其上有大量水流带来的泥沙、植物腐殖沉积物，但往往也堆满了从上游冲下来的乱石，时常发生的山洪对其也构成威胁。因此，这些地方不适宜水田种植。西陵峡虽然宽谷相对较多，但乱石漫滩也较多，极少有能种植水田的地方。即使现在，该江段沿岸也不见水田，而在缓坡上有旱地或果木等经济作物，只是在一些溪谷中有少量水田种植，但都是人类后期开发的。然而，西陵峡至巫峡江段两岸林木茂盛，大量野生动物出没其间，果类植物漫山遍野；山涧溪流、河沟蜿蜒悠长，鱼、蚌类等水生动物生息其间。这些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足以为早期人类提供充足的食物资源。因此，在当时生产力低下，人类开发自然能力还较弱的情形下，人类主要以狩猎和捕捞为生，兼或采集野果作为补充，而用不着再去费力寻找地方开荒种地。出三峡后至宜都段的江面豁然宽阔，两岸多低山丘陵，众多的溪流、河沟入江口都有冲积的较平坦的漫滩，可以开垦为小块的水田。此外，该江段两岸的山势虽然不及峡内陡峻，但也是林木繁盛，动植物资源仍较丰富。该江段水流平缓，适宜鱼类等水生动物的繁殖，而这也便利了人类的渔捞。因此，这里的早期人类以最易获取的鱼类等水生动物为主要食物资源，兼或狩猎和种植稻谷为补充。从气候变迁看，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时期，正处在大暖期中的第二个升温期，这时的气温比现今高2～3℃，有利于人类的繁衍和生息。因此，这时在峡江区出现了大量的人类居住点。同样，高温也利于动物的繁殖，这就为人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保障。峡江区这一时期的大多数遗址都发现大量的动物遗存，也说明了这一点。而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所需要的食物资源越来越多。狩猎规模的扩大，狩猎频次的增多造成了陆生动物资源的减少，人类转而以获取水生资源为主。这就是峡江区城背溪文化时期陆生动物遗存较多，而大溪文化晚期水生动物资源遗存多于陆生动物资源的原因。

两湖平原区的生计类型与该区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两湖平原包括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及其四周的丘陵岗地。从地形看，两湖平原区被东西流向的长江干流分为南北两部分，但地形、地貌极为相似，都为下陷湖盆沉积成的平原地貌，中间为长江干流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肥沃土壤，地势平坦，河流、湖泊相间其间。洞庭湖平原在构造上具有间歇性升降的特性，在全新世初，洞庭湖仍处在微弱上升的阶段，呈现河网交错，湖泊相间的平原地貌景观。所以，新石器时代的整个洞庭湖平原都较适合人类居住和开垦。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洞庭湖围湖造田的过程中发现了大量沉入湖底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的遗址埋在湖底7米以下。这些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从早期至晚期的各个阶段。有的遗址发现有从城背溪文化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连续堆积，说明洞庭湖平原在新石器时代非常适合人类长期居住和生活。但由于条件所限，当时没有深入地了解这些遗址，因而获得的关于人类生计的信息资料较少。江汉平原有多个沉降中心，各沉降区的下陷速率不一致，没有形成统一的沉降环境。这里第四纪的堆积多为河流冲积物，江河间的低凹地为湖相沉积，并具有冲积—湖积的多重旋回，具有河湖相间的泛滥平原特色^[187]。全新世初，江汉平原仍处在泛滥期，遇洪水期则现湖沼景观。所以，新石器时代江汉平原的中心地带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目前在平原中心发现有少量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监利的福田、柳关遗址位于古河流的自然堤岸上，仙桃月洲湖遗址、沙湖遗址及洪湖的乌林矶遗址则在湖积层下。这些遗址的共同特点是地层较薄，时期单一，面积不大，系人类短期活动所留。相反，在江汉平原四周的岗地则分布有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些遗址一般分布在穿过岗地的河流旁的二级阶地上或湖岸边的台地上。河流阶地上为沉积土壤，湖岸边为湖积土壤，都蕴含有大量的沉积腐殖质，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由于台地地势相对较高，不易遭水患，因此非常适于人类长期居住和生活。从气候变迁来看，两湖平原地处亚热带的中心区，气候温暖湿润，降水丰沛，非常适宜水田农业。虽然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城背溪文化时期处在暖温期的第一个降温期，当时的年均气温比现今低1～2℃左右，降水不足800毫米，但仍是温凉干爽的气候^[188]。所以城背溪文化时期仍能进行小规模的稻作农业生产。汤家岗文化至大溪文化时期属大暖期最盛期，气温高于现今2～3℃，降水增加^[189]，非常适宜稻作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特别是大溪文化时期的稻作遗存迅速增多，分布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已经进入大暖期的后期，气温时有波动，但由于人类栽培技术的提高，使得稻作农业并没有受气候波动的影响，而是继续向前发展。

汉水中游区的生计类型与该区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汉水中游区包括汉江中游及其支流所涵盖流域及随枣走廊一带。这里实际上是秦岭的东南部山坡延伸地带。山脉南北向的掀斜隆升使得山间凹陷形成众多的山间小盆地，其间又有许多源自秦岭的河流向南流入汉江，大量的泥沙在山间盆地受水流减缓作用而沉积下来，形成局部小平原。腐殖质沉积物形成的肥沃土壤，非常适宜耕种和生活。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就在这些盆地小平原上生息和繁衍。如丹江流域上的李官桥盆地、淅川荆紫关盆地、丹—商县盆地等，其上有紫荆、巩家湾、东龙山、下王岗、黄楝树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秦岭海拔不高，在2000米以下，其南延山地的海拔仅400多米，为低山丘陵区。由于山坡较缓，其上又覆盖大量第四纪黄土，较适宜开垦。从气候看，该区域位于亚热带与暖温带的交错带。由于秦岭山地由南至北逐渐增高，对气流有抬升作用，因此，东南季风可长驱至此，加之秦岭对北方南下的冷空气有阻断作用，因而这里的气候温和湿润。由于汉水中游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该区域气候既有北方特点，又有南方特点。因而农业上是旱地农业和水田农业并举，并以旱地农业为主。而这种生计特点从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形成。由于秦岭山脉上林木葱郁，其间又有众多河流穿行，因此陆生、水生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至今该区域仍有很多亚热带和暖温带动物栖息。而新石器时代晚期为大暖期，气温高于现今2～3℃，当时的秦岭以南比今天温暖湿润，更适宜开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大暖期最盛期，即仰韶文化时期，气温更高，非常利于人类的繁衍。因而在仰韶文化时期，该区域出现大量的人类遗址。食物遗存揭示出，当时的人们主要以稻作农业为主，兼及旱作农业，并以少量的狩猎为食物补充。到了屈家岭时期，进入大暖期的第二个冷期，气温开始下降，降水略有减少，农田面积减小，使得农作物减少。由于动物南迁，再加之人类的滥捕滥杀，使得野生动物食物资源减少。然而，人口却仍在增加。这样，人类无法从自然中获得更多的资源来解决食物的不足，只能通过饲养大量的家畜来缓解因气候变化造成的粮食短缺。表现在遗址中，就是大量的家养动物的出现。这就是仰韶文化时期以水旱农业和渔猎为重，屈家岭、龙山时期则以旱水农业和家畜饲养为重的原因。

总之，长江中游复杂多样的微地貌环境、丰富多样的生态资源为具有区域特色的人类生计类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长江中游多种多样的区域生计类型又维系了人类的生息与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