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新石器时代地文明的人地关系及气候情况

五、相关概念的梳理

考古学文化：专指考古发现中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同一地区，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定数量的遗存。一般是以第一次发现的有代表性遗存所在地地名的最小单位命名的，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过去曾以发现的典型器物命名考古学文化，如细石器文化、彩陶文化、黑陶文化等。同一个考古学文化遗存中，一般应包括同样形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住宅、制作技术等因素。每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内涵都是一有机的整体，显示其背后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52]。

文化类型：本书所指文化类型系考古学意义上的，它是考古学文化下一层次的概念，以标明同一考古学文化中的地域差异或阶段差异。有的文化类型在未确定考古学文化性质归属时，是以类型暂名的。

生态环境：是指影响生态系统发展的各种生态因素，即环境条件（包括气候条件、土壤条件、生物条件、地理条件和人为条件等）的总和。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如生态资源、生物发展和繁殖、森林生态环境、海洋生态环境等)和社会环境（如农业生态环境、城市生态环境、工厂生态环境等）^[53]。

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生态位又称小生境或是生态龛位，生态位是一个物种所处的环境及其本身生活习性的总称。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态位，借以跟其他物种作出区别。生态位包括该物种觅食的地点，食物的种类和大小，还有其每日的和季节性的生物节律。

生态过渡带：或曰生态脆弱带，它最初指两个相邻植物群落之间的交接带，近年来拓展适用于多种时空尺度概念，理解为相邻生态系统、相邻景观或区域之间的交错带或交错区。生态过渡带在地球表层分布广泛，类型多样。

生态平衡：是指在生态系统内部，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非生物环境之间，在一定时间内保持能量与物质输入、输出动态的相对稳定状态。如果生态系统受到的外界干扰超过它本身自动调节的能力，会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生态平衡是生态系统在一定时间内结构和功能的相对稳定状态，其物质和能量的输入输出接近相等，在外来干扰下能通过自我调节（或人为控制）恢复到原初的稳定状态。当外来干扰超越生态系统的自我控制能力而不能恢复到原初状态时谓之生态失调或生态平衡的破坏。生态平衡是动态的，维护生态平衡也不只是保持其原初的稳定状态。生态系统可以在人为有益的影响下建立新的平衡，达到更合理的结构、更高效的功能和更好的生态效益。

孢粉：孢粉是孢子和花粉的简称。孢子植物的孢子和种子植物的花粉，都是生殖细胞。不同的植物产生不同的孢子和花粉，产生孢子的植物包括所有的低等植物（细菌类和藻类）、苔藓植物、石松植物、节厥植物、真厥植物；产生花粉的植物包括前裸子植物、种子厥植物、裸子植物、被子植物。异孢植物的孢子有大孢子（雌性）和小孢子（雄性）的区别，小孢子直径20～100微米之间，大孢子直径大于200微米。花粉是雄性生殖细胞，一般较小，直径为10～50微米，大者100微米以上。孢子花粉的壁分为两层，内壁由纤维素组成，质软易被破坏；外壁质密而硬，可保存为化石。外壁又可分为内层和外层，具饰纹。孢子花粉质轻量多，散布极远，各沉积地层中均可保存，对划分对比地层、恢复古地理古气候极有价值。

孢粉带：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组植物群落，往往代表了某一时间段中的植被分布特征。通过孢粉带的变化可以推测某一时段的气候变化情况。

磁化率：描述物质对外加磁场的磁性响应，通过土层中的磁化率变化情况可以推测某一个时期气温及降水量的变化。

植硅石：植硅石(phyolith)是指填充于高等植物细胞组织中的非晶质含水二氧化硅。由于每一类植硅石常常在各种分类水平上（属、族、亚科和科）代表特定植物类群的特征，并且在植硅石类型和它们的母源植物有很好的对应性，因此，根据植硅石的形态特征，便可鉴定其母源植物的种类，并进而分析和诠释各种沉积环境下的植硅石记录。

【注释】

[1]叶笃正主编：《中国的全球变化预研究》（一），气象出版社，1992年，第1页。

[2]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1999年，第181页。

[3]资料来自全球变化研究信息中心网站：http://www.globalchange.ac.cn/zhishipingtai.htm。

[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全球变化：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5]汤卓炜编著：《环境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9页。

[6]杨晓燕、夏正楷：《中国环境考古学研究综述》，《地球科学进展》第16卷，2001年第6期。

[7][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等译：《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

[8]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9]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1999年，第118、177页。

[10]［美］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著，姜智秦译：《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2页。

[11]Herz N., Garrison E. G., Geological Methods for Archaeology, New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93.转引自杨晓燕等：《环境考古学发展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41卷，2005年第2期。

[12]荆志淳：《西方环境考古学简介》，《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

[13]［美］朱利安·H·斯图尔特(Julian H Steward)著，潘艳、陈洪波译，陈淳校： 《文化生态学》，《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14]Binford L., “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iquity, 1962. 28：pp. 217～225.

[15]Butzer K.W., Environment and Archaeology, Chicage： Aldlne Pub Co, 1964.

[16]Coe M. D., Flannery K. V., Early Cultures and Human Ecology in South Coastal Guatemala, Washington：Washington Smithsonian Press, 1967,P.136.

[17]杨晓燕等：《环境考古学发展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41卷，2005年第2期。

[18]Fedele F. G., “Sediments as Paleo-Lland Segments： The Excavation Side of Study”, In Davidson D. A., Shackley M. L. eds, Geoarchaeology: Earth Science and the Past, London：Duckworth, 1976, pp.23～48.

[19]Reitz E. J., Newsom L. A., Scudder S. J., “Issues in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In Reitz E. J., Newsom L. A., Scudder S. J. eds, Case Studies in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New York and London： Plennum Press, 1996, pp.1～16.

[20]Fedele F. G., “Sediments as Paleo-Lland Segments： The Excavation Side of Study”, In Davidson D. A., Shackley M. L. eds, Geoarchaeology: Earth Science and the Past, London：Duckworth, 1976, pp.23～48.转引自杨晓燕等： 《环境考古学发展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41卷，2005年第2期。

[21]荆志淳：《西方环境考古学简介》，《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www.xing528.com)

[22]Dincauze D. F.,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588.

[23]杨晓燕等：《环境考古学发展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41卷，2005年第2期。

[24]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1923年第5期，第11～12页。

[25]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62～164页。

[26]胡厚宣：《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7][法]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十二号第一册，1936年；杨钟健：《安阳殷墟扭角羚之发现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年；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1949年。

[28]裴文中：《中国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2卷，1960年第1期。

[29]周昆叔：《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孢粉分析》，《考古》1963年第9期。

[30]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31]周昆叔：《北京环境考古》，《第四纪研究》1989年第1期。

[32]周昆叔等：《中原古文化与古环境》，《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一），海洋出版社，1993年。

[33]周昆叔：《〈环境考古学〉序》，《中原文物》2004年第1期。

[34]曹兵武：《环境考古学论纲》，《东南文化》2001年第1期。

[35]王青：《环境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华夏考古》2004年第1期。

[36]曹兵武：《环境考古学论纲》，《东南文化》2001年第1期。

[37]袁靖：《环境考古学研究》，《中国文物报》1997年12月7日。

[38]王青：《环境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华夏考古》2004年第1期。

[39]同上。

[40]汤卓炜编著：《环境考古学》序，科学出版社，2004年。

[41]杨晓燕等：《环境考古学发展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41卷，2005年第2期。

[42]《长江文化研究文库》是国家“十五”重点出版项目，由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任总编。《文库》分综论（季羡林主编）、学术思想（汤一介主编）、文物考古（俞伟超主编）、民族宗教（张正明主编）、经济科教（章开沅主编）、文学艺术（袁行霈主编）、社会生活（冯天瑜主编）等7大系列，共52本论著，集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文学、艺术、宗教、民族、地理、风俗习惯的研究成果于一体，共2000余万字，代表了目前长江文化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

[43]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都力主黄河文明一元论。其原因在于，学者们以夏商作为文明的起点，以及受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中关于社会发展过程的“三段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学说中的“国家形态论”、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的“文字、青铜器、城市”的文明标志论的影响。

[44]［日］贝冢茂树：《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第5、6期，第144～153页；季羡林：《中国古史应该重写》，《谈国学》，华艺出版社，2008年，第51、52页。

[45]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211页；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1999年，第118、177页。

[46]何介钧：《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再论》，《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裴安平：《彭头山文化初论》，《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

[47]杨权喜：《试论城背溪文化》，《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张绪球：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48]李文杰：《试论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仰韶文化的关系》，《考古》1979年第2期。

[49]王劲：《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综述》，《江汉考古》1980年第l期。

[5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

[51][英]泰勒著，连树生译：《原始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52]《中国百科大辞典》编委会编，袁世全、冯涛主编：《中国百科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729页。

[53]江伟钰、陈方林主编：《资源环境法词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