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考古学的萌芽与新石器时代的人地关系研究

二、研究现状述评

（一）国内外研究进展

1.国外的研究

国外考古学家对环境的关注自20世纪初就已开始。1905年，罗·普佩利（R. Pumperlly）主持中亚土库曼地区的考古发掘时，第一次对恢复史前遗址的古环境进行了努力，并预言对考古遗址古环境的研究将成为必然。地理学家亨廷顿（E. Huntington）在美洲进行了相似的研究，他的研究展示了怎样利用地形和考古遗存来发现环境和气候的变化^[11]。1926年，拜因（K. Bryan）研究了新墨西哥史前人类生活与现代沉积的关系。朱纳（F. E. Zeuner）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伦敦的考古研究院建立了环境考古部，专门对欧洲、近东自然环境进行描述和恢复。1939年，胡扎因（Huzayyin）在尼罗河流域进行了地貌、水文作用对农业起源影响的研究。1942年，哈克（J. T. Hack）探讨了美国西南印第安人史前社会环境及气候变化对农业活动的影响^[12]。由于受制于传统考古学重视器物类型学和年代分期学的影响，当时的这些研究并没有真正纳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大部分的研究局限于对自然环境的描述和恢复，很少涉及古代文化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探讨。

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图尔德(Steward. J. H.)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文化生态学提出的文化通过内部功能的变革以适应自然环境的观点，以及要求“对社会和社会机构之间以及它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进行考察”^[13]的思想给陷入困境的传统考古学以很大的启发。考古学家们转而对文化与环境关系问题加以关注。20世纪60年代，植根于文化生态学思想的新考古学出现。以宾福德（Binford）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家强调考古学的目的是解释文化的变化过程和规律，而不是描述和重建文化本身。其文化的发展受制于自然环境和周边的人为环境^[14]的观点为环境考古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系统论的引入又为环境考古学提供了研究模式。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环境考古学的产生提供了技术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方法与技术。新的测年技术、孢粉分析法、同位素分析法、粒度分析法、地磁学方法、分子生物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和技术运用于考古研究中，使得从古文化遗址中获得的有关古环境的信息量大为增加，从而使分析古文化与古代环境的能力大为增强。于是，考古学家与地质、地理、生物学等学科的专家合作，开始了有关古文化与古环境关系方面的研究。以布彻（Butzer K. W.）《环境与考古学》^[15]的出版为标志，环境考古学应运而生，并在考古学研究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经过多年的发展，环境考古学已经成为一门交叉学科的“显学”。

按照研究模式的变化，环境考古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1）文化适应环境模式阶段

20世纪60～70年代，受新考古学适应论的影响，环境考古学主要研究文化对环境的适应过程，即把文化看作一个系统，把生态环境看作另一个系统。文化系统由技术、社会和意识三个子系统组成。技术系统是理解文化适应环境的关键，是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发生作用的媒介，从而导致两个系统发生相应的变化。技术系统可以解释许多考古现象，并且可以复原文化适应过程。科伊（Coe）和弗兰纳里（Flannery）对墨西哥高地生态系统与聚落系统关系的研究，标志着文化适应环境研究模式的形成^[16]。由于新考古学派认为文化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一种适应手段，所以在该研究模式中，人总是被动的，文化的发展总是受环境的制约。这也是新考古学阶段环境考古学存在的不足之一。因为文化的许多变化虽然首先发生在技术系统中，并且可以引起整个文化生态系统及任何一部分文化发生变化，但是技术发展并不是文化变化的唯一原因^[17]，也不是造成生态环境变迁的主要原因。

（2）文化与环境互动模式阶段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环境考古学研究皆为文化与环境互动模式，因其受后过程考古学阐释论的影响，十分强调环境与人的互动。费德勒（Fedele）建立了一般人类生态系统模型^[18](图一)，反映了文化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瑞特斯（Reits）等将环境考古学定义为对人类与其生活的生态系统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的研究^[19]。现代的环境考古学者认为，环境考古学不应该仅仅被认为是对古代人类的自然环境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把环境作为古代人类社会中的动态因素，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和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由这种交互作用决定的人类生态系统^[20]。丁考泽（Dincauze）将其称为“以人类为中心的古生态学”(Anthropocentric Paleoecology)^[21]。由此可见，环境考古学的发展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而发展的，其研究内容随着人们对考古学认识的加深而变化^[22]。

图一　一般人类生态系统模型^[23]

2.国内的研究

中国的环境考古学虽然起步较晚，但走了与西方环境考古学类似的道路。20世纪初，西方的传统考古学传入中国。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Anderson）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开端。他在发掘过程中对地貌、气候等自然环境予以重视，通过对仰韶遗址东西两条冲沟的地层及沉积相的分析，推断出仰韶居民生活于平原上浅缓的河流周围^[24]。此后，他还对甘青地区的部分遗址进行了古地貌及古气候方面的分析，并对一些遗址的形成原因作出了解释^[25]。这些研究可以说是中国环境考古学的萌芽。1938年，胡厚宣在《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一文中专设《农业环境》一节，把卜辞所载降雨、降雪、获象、捕兕的刻辞和殷墟发掘出的今多见于南方的竹鼠、獐、大象、圣水牛相印证，推测殷代“气候必与今日长江流域甚或以南者相当也”^[26]。这可谓是第一次以考古材料来讨论历史时期环境问题。此外，还有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德日进、杨钟健、刘东生等对遗址中的动物遗存的研究^[27]。但由于当时中国的考古学刚刚起步，限于西方传统考古学思想的影响，这些研究都还没有与文化联系起来，更不用说文化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考古学家开始利用动植物遗存进行有关人类生存环境的研究。1960年，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曾利用动物化石对古人类的生活环境进行研究^[28]。不久，周昆叔先生对半坡遗址进行了孢粉分析和古环境气候研究^[29]。20世纪70年代，竺可桢先生利用考古、动植物和古文献资料，对中国近五千年来的环境气候进行了研究^[30]，这使得古文化环境研究受到了普遍重视。20世纪80年代，不仅孢粉分析受到了考古学家的重视，而且地质学、地理学、动物学等学科的许多学者也逐渐加入到古环境研究的行列中，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做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1987年，周昆叔先生在北京地区上宅遗址的研究中第一次提出了环境考古的概念^[31]，他在此项研究中得到了侯仁之先生的指导与大力支持。继这项开拓性的研究工作之后，周昆叔先生又应俞伟超先生之邀，把环境考古研究推广到黄河中下游地区^[32]。1990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我国首届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及次年7月出版的会议论文集《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标志我国真正意义的环境考古学的开始。

自20世纪80年代环境考古学日臻成熟以来，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更加深入，区域环境考古逐渐受到重视，并开始了理论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下面逐一加以述评。

（1）环境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

随着环境考古研究的蓬勃开展，越来越多的自然学科涉足其间，各种各样的方法也开始运用到研究中。自然科学工作者往往从文化层中提取相关信息后回到实验室闭门分析，考古工作者也没有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因而造成两方面不能很好的合作，其研究也不能达到最终目的。学者们觉得有必要规范学科体系，以便于引导研究工作。环境考古究竟归属于哪个学科领域？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有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其任务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学者们就此展开了讨论。学者们在学科的归属问题上分歧较大。周昆叔先生认为：“环境考古学是地球科学，特别是第四纪地质学与考古学相结合形成的一门边缘交叉新学科。”^[33]曹兵武先生则认为：“环境考古学通过揭示考古遗存与其赖以产生并保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认识人类行为及其社会、文化发展的规律。因此，它既可以被看作是环境科学与考古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也是最广义的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34]王青先生也认为环境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35]。本人认为环境考古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最终目的也是一致的，只是运用了更多的自然科学的手段，因此应该属于考古学的分支学科。

曹兵武先生认为环境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有二：“一为传统的考古学文化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其原材料几乎都是取诸自然；二为传统考古学文化中的相当一部分（特别是其生产工具部分）往往是直接作用于和干脆就是用来处理自然环境的，这为环境考古学提供了一个切实的出发点。”^[36]袁靖先生认为环境考古学研究有基本原则^[37]，王青将其归为三条：“一是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原则；二是时空概念原则；三是以今证古或将今论古原则。”^[38]这三条可以作为环境考古学研究的指导。关于研究对象，王青先生认为是自然环境^[39]，周昆叔先生认为是：“人类的文化堆积、遗迹、遗存及相关的自然沉积物……”^[40]本人同意周先生的观点，因为环境考古学通过对揭示人类活动遗存所包含的环境信息与自然地层的环境信息的比照，来复原古代环境，其主要依据来自文化层，所以研究对象只能是考古遗存。

关于环境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王青认为由于环境考古学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任何研究方法只要能解决问题，都可以拿来用，所以，研究方法不限。关于环境考古学的分支学科或领域，目前较一致的分法为地学考古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分子生物考古学等^[41]，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后可能还会出现新的分支。关于环境考古学的任务，周昆叔先生和俞伟超先生都作了较一致的阐释，概括起来就是恢复古代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探讨文化发展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机制。目前对环境考古学的理论虽然有了一定的探讨，但总的来说，理论基础仍较薄弱，缺乏系统性，还有很多概念较模糊。

（2）环境考古学研究的实例

本书将从地层环境信息（包括自然地层和文化层）、遗址的时空分布、农业起源等三个方面进行述评。

1）地层环境信息研究

主要指通过对地层的沉积相、沉积物、沉积过程的分析来复原古代的地形地貌和水文状况，或利用从自然地层和文化层中提取的植物籽实、孢粉、植硅石、动物遗骸等进行分析，来复原古代的动植物分布及气候变化。这方面的成果多来自自然科学，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周昆叔的《北京环境考古》（《第四纪研究》1989年第1期）及《周原黄土及其与文化层的关系》（《第四纪研究》1995年第2期）、尹泽生等的《西北干旱地区全新世人地关系》（见尹泽生等主编《西北干旱地区全新世环境变迁与人类文明的兴衰》，地质出版社，1992年）、李非等的《甘肃葫芦河流域的古文化与古环境》（《考古》1993年第9期）、黄光庆的《珠江三角洲新石器考古文化与古地理环境》（《地理学报》第51卷，1996年第6期）、孔昭宸等的《内蒙古自治区东、中部距今8100～3000年的植被和气候》（见施雅风主编《中国气候与海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莫多闻等的《甘肃葫芦河流域中全新世环境演化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地理学报》第51卷，1996年第1期）、陈中原等的《太湖地区环境考古》（《地理学报》第52卷，1997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江大勇等的《浙江中全新世古气候古环境变化与河姆渡古人类》［《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35卷，1999年第2期］、于世永等的《太湖东岸平原中全新世气候转型事件与新石器文化中断》（《地理科学》第19卷，1999年第6期）、夏正楷等的《内蒙西拉木伦河流域考古文化演变的地貌背景分析》（《地理学报》第55卷，2000年第3期）、李月从等的《南庄头遗址的古植被和古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第20卷，2000年第3期）、田广金的《岱海地区考古学文化与生态环境之关系》（见周昆叔、宋豫秦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沈建中等的《下川遗址的古气候环境》（《考古》2002年第10期）、莫多闻等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形成的环境背景与人地关系研究》（《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期）、庞奖励等的《关中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与环境演变耦合关系研究》（《地理科学》2003年第4期）、安成邦等的《甘青地区全新世中期的环境变化与文化演进》［《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6期］、张晓峥等的《试论河北东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文物春秋》2006年第3期）、齐乌云的《从山东沐河上游史前遗址的孢粉分析看当时的人地关系》（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朱诚等的《江苏无锡彭祖墩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地层学研究》（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王海明的《浙江史前考古学文化之环境观》（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李中轩等的《湖北辽瓦店遗址地层记录的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研究》（《第四纪研究》2008年第6期）、黄润等的《安徽淮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兴衰与自然环境变迁关系研究》（《皖西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等。此外《驻马店杨庄》（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编，科学出版社，1998年）、《舞阳贾湖》（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1999年）、《龙虬庄》（龙虬庄遗址考古队编，科学出版社，1999年）、《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洛阳皂角树》（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科学出版社，2002年）、《跨湖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2004年）、《彭头山与八十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2006年）等考古报告中都有相关的研究内容。

上述研究得出如下一致看法：全新世中期为大暖期，气温总体呈上升趋势，年均温度高于现今2～4℃，降水较丰富。适宜的气候条件有利人类的生息和繁衍，因此，各地出现了较繁荣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但其间仍有气候的冷暖波动，温度的高低、降水量的大小及水位高度的变化都会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影响，从而导致文化的兴衰和更替、农牧交错带的位移。气候的变化周期与文化的更替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文化层的缺失现象似乎也与气候的突变导致人类的迁移有关。人类的滥砍滥伐导致了水土流失，水旱灾害增多，资源减少，文化衰退。

2）遗址的时空分布研究

主要是通过对不同时期的遗址在空间上的分布变化来探讨环境要素（如地貌、土壤、气候等）对人类居住与生活的影响，或探讨文化兴衰的环境原因。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吴建明的《长江三角洲史前遗址的分布与环境变迁》（《东南文化》1988年第6期）及《江苏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与环境》（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徐建春的《太湖—宁绍平原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与环境变迁的关系》（《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霍修顺的《青海古代遗址的时空分布特点》（《人文地理》1992年第4期）、邓辉的《全新世大暖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的演变》（《地理学报》第52卷，1997年第1期）、周必素的《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传播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1期）、宋健的《环太湖地区夏商遗址环境研究》（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王青的《环渤海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与海岸变迁——环渤海环境考古之二》（《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赵善德的《论岭南史前聚落分布、文化内涵与生态环境的相关性》（《肇庆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钱耀鹏的《史前聚落的自然环境因素分析》［《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4期］、王富强的《胶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理分布及相关认识》（《北方文物》2004年第2期)、黄润等的《安徽淮河流域全新世环境演变对新石器遗址分布的影响》（《地理学报》2005年第5期）、朱光耀等的《安徽省新石器和夏商周时代遗址时空分布与人地关系的初步研究》（《地理科学》2005年第3期）、徐军的《连云港新石器时代人类聚居遗址分布与海岸线变迁关系的剖析》（《第四纪研究》2006年第3期）、胡金华的《河北省中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与成因的探索》（《华夏考古》2007年第2期）、舒强等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古遗址的分布特征及其与环境演变和人类活动的关系》（《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7年第11期）、赵东升等《从三峡地区史前考古遗址分布看人类生存与环境的关系》（《科学通报》2008年第1期）、徐建华的《辽东半岛金州地区2000年以远地质环境变迁与古遗址、古墓葬分布之特点》（《博物馆研究》2008年第1期）、郑朝贵等的《重庆库区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考古遗址时空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科学通报》2008年第1期）、陈诚等的《基于GIS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时空分布规律的研究——以丹江口水库淹没区为例》（《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8年第1期）、魏峻的《粤东地区考古学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南方文物》2008年第1期）。

通过研究得出如下一致看法：遗址都集中分布在生态环境较优越的地区，多位于河流阶地和两种生态区交界的地方。这是由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所决定的。河流水位的变化、海平面高度的变化、湖泊的涨落都是导致遗址分布发生变化的原因。人类选择居地的趋势是，从山丘向山原、高台原、低台原发展。水旱灾害是导致遗址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3）农业起源研究

农业起源问题一直是环境考古学关注的焦点，其重点是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水稻遗存的植硅石来分析判断是否有人工栽培的痕迹，或通过水稻生长的环境来推测稻作农业起源的地点。代表作有黄其煦的《农业起源的研究与环境考古学》（《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顾海滨的《澧阳平原五个新石器遗址水稻硅酸体的初步研究》［《湖南考古辑刊》（6），1993年］、徐旺生的《中国农业本土起源新论》（《中国农史》第13卷，1994年第1期）、刘志一的《关于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通讯》（《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陈淳的《最佳觅食方式与农业起源》（《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孙声如的《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断想》（《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宋敏桥的《中国原始农业起源之背景分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18卷，2002年第1期）、肖家仪的《水稻的植物蛋白石及其考古意义》（周昆叔《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及《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古稻作与古环境》（周昆叔《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姜钦华的《应用植物硅化石鉴定我国的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及《江西万年县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期遗址的花粉与植硅石分析初步报告》（周昆叔《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石兴邦的《下川文化的生态特点与粟作农业的起源》（《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4期）、陈星灿的《黄河流域农业的起源：现象和假设》（《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赵志军的《从兴隆沟遗址浮选结果谈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问题》（《东亚古物》，科学出版社，2005年）、孙永刚的《西辽河上游生态环境变迁与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9年第1期）。

通过研究得出如下一致的看法：环境与稻作农业起源有很大的关系，气候的转暖、食物的短缺都可能导致栽培食物的出现。

（二）本区域研究现状述评(www.xing528.com)

目前，长江文化研究方兴未艾。“长江文化研究文库”^[42]的推出，标志着长江文化研究正在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向发展。作为长江文化的源头——史前文化的研究或曰文明起源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学界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由黄河流域的“一元论”^[43]发展到长江、黄河流域的“二元论”^[44]直至“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论”^[45]的大讨论以来，就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作为连通上下游的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研究更是吸引了很多的学者，学术成果也比比皆是。在此，拟选取与本书研究时段、空间及研究内容相关的一些学术成果分几个方面加以述评。

1.关于长江中游文明起源的研究

目前，关于长江中游文明起源的研究往往是放在长江流域文明起源研究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的，直接讨论长江中游文明起源的专题研究不是很多，目前所见的论作约有十数篇。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长江中游的文明起源，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①从文明因素的产生、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论述，主要涉及的因素有城市、礼仪建筑、冶铜、埋葬制度、巫术神权等。代表作有杨权喜的《试论中国文明起源与江汉文明》（《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刘彬徽的《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起源问题思考》（《南方文物》1996年第2期）、华觉明与卢本珊的《长江中下游铜矿带的早期开发和中国青铜文明》（《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②从技术产生和发展的角度来论述，主要涉及稻作农业起源、制陶、制玉、冶铜等独立的手工业的出现等。代表作有张绪球的《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因素的发展》（《长江文化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赵辉的《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文明化过程》（《寻根》1996年第2期）、冈村秀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属城市文明吗》（《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③从文明的本质特征来论述，涉及的特征有私有制、阶级、国家形态等。代表作有任式楠的《长江中游文明起源探索——以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为中心》（《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但该文是从农业、手工业、建筑业、古城、埋葬习俗、文化互渗等几个方面来加以综合分析并与文献记载相对照的，其立足点仍是前面的两个角度。

④从社会组织、结构、形态的演变的角度来论述。代表作有王红星的《长江中游地区早期城址管窥》（《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段渝的《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一书中关于长江中游部分的论述（该书第130～179页）、郭立新的《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此外，还有学者从战争、人口增长、环境破坏、治理洪水等方面来论述。代表作有王红星的《石家河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外力作用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何驽的《可持续发展定乾坤——石家河酋邦崩溃与中原崛起根本原因之对比分析》（《中原文物》1999年第4期）、王红星的《长江中游地区城壕聚落的源起、功能及其对文明进程的作用》（《中国文物报》2002年10月11日第7版）。

综观以上论述，大多是从某一学科（主要是考古学）出发来加以研究的。这些研究注重文化、社会、技术的内在发展演化过程，如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与进步性、各个时期文明因素的产生、不同时期社会组织结构的演替、生产工具的改进、手工技术的进步等，主要从考古材料中寻找证据，再用文献加以对照或与中原同期文化进行比较，对于文明起源的过程描述过多，而对文明起源的动因阐释较少。宏观的研究较强，微观研究较弱。研究的角度单一，极少有多角度的综合研究，更不用说对文明起源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整体零散而单薄。

2.关于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开始较早，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长江中游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学者们开始了对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研究。经过近50年的研究，成果卓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对于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的性质、内涵、特征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②基本确立了长江中游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新石器晚期的文化发展序列。

③区分出了新石器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域文化类型。

④聚落形态、社会结构、经济形式、手工艺技术、埋葬习俗等专题研究也取得了可喜成就。

⑤综合性的著述层出不穷，如张绪球的《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孟华平的《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何介钧的《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郭立新的《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等都是具有较高研究水平的著作。

但在微观的研究上也存在一些意见分歧，具体表现在：

①关于某一阶段的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如关于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定名就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称彭头山文化与皂市下层文化较合适，虽然皂市下层文化与彭头山文化有承继性，但两个文化的性质与内涵不同，应该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原来所称的城背溪文化实际上包含了这两个文化的某些阶段^[46]。一种意见认为称城背溪文化，其三期是一个文化三个连续发展的阶段，彭头山、皂市下层的文化遗存只是城背溪文化的一个地域类型，分属城背溪文化的两个发展阶段^[47]。

②关于某一阶段考古学文化的分期问题。这一方面的研究分歧最大，众说纷纭。因本书不涉及具体的文化分期讨论，在此就不赘述了。

③关于考古学文化关系的问题。如屈家岭文化与大溪文化的关系就存在“继承说”与“影响说”之争。“继承说”认为屈家岭文化是从大溪文化发展而来的，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一脉相承^[48]。“影响说”认为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起源于两个不同的地区，两者并行发展，之间只有相互影响的关系，没有承袭关系^[49]。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都是从考古学出发的，主要立足于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如层位学、类型学等。只是每个人的认识角度和对材料的掌握程度不同，判断标准不一，才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但在主要方面如对不同阶段的文化性质、内涵、特征，以及整个新石器从早至晚的文化序列、编年等的认识上，大家是一致的。因此这些研究成果是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和扎实的材料证据的基础上的，是可信的。本书的研究便以这些研究成果作为立论的基石。

3.关于长江中游史前环境的研究

主要成果来自自然科学的研究，涉及学科包括地质、地貌、气候、动植物、水文等。概而言之，在地质、地貌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地质构造运动、地貌变化、第四纪地层的划分、年代的推断、地层沉积类型及成因等，代表作有齐矗华的《丹江上游河谷地貌的演变及其发展趋势》［《陕西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年第1期］，张德厚的《江汉平原西部第四纪沉积物成因类型与古地理问题浅析》（《江汉石油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邓健如、伍维周、秦志能的《武汉市第四纪地层的划分》［《湖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1年第2期］，黄培华、李文森的《湖北郧县曲远河口的地貌、第四纪地层和埋藏环境》（《江汉考古》1995年第4期），罗清、易朝路的《湘江下游更新世沉积环境的初步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4期］，林家骏、吴芯芯、郑乐平的《长江中下游典型下蜀土剖面成分对比研究》（《地球与环境》第32卷，2004年第2期）；在动植物、古气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自然地层的磁化率分析、植物孢粉分析、沉积类型及原因等来推断气候变迁的规律，代表作有李文漪的《湖南洞庭层泥炭的孢粉分析及其地质时代和古地理问题》（《地理学报》第28卷，1962年第1期），文焕然、何业恒的《近五千年来豫鄂湘川间的大熊猫》［《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1年第1期］，康悦林的《江汉平原第四纪地层划分与古气候分期》（《资源环境与工程》1987年第1期），唐领余、孙才明、韩辉友、于革、肖家仪的《长江中下游地区7500—5000a.B.P.气候变化序列的初步研究》（《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第11卷，1991年第4期）,刘会平的《长江流域第四纪孢粉植物群与古环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1年第2期］，杨礼茂、姚立新的《武汉地区全新世孢粉组合与古气候的初步研究》［《湖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4卷，1992年第2期］,张晓阳、蔡述明、孙顺才的《全新世以来洞庭湖的演变》（《湖泊科学》第6卷，1994年第1期），朱育新、薛滨、羊向东、夏威岚、王苏民的《江汉平原沔城M1孔的沉积特征与古环境重建》（《地质力学学报》1997年第4期），张文卿、贾淑琴、李继新、郑军的《武汉地区第四纪以来的孢粉组合及其环境意义》（《地球学报》第20卷，1999年增刊），张人权、梁杏、张国梁、皮建高的《洞庭湖区第四纪气候变化的初步探讨》（《地质科技情报》2001年第2期），来红州、莫多闻、李新坡的《洞庭盆地第四纪红土地层及古气候研究》（《沉积学报》2005年第1期），谢远云、李长安、王秋良、殷鸿福的《江汉平原6000年以来的古降水变化：江陵剖面沉积物粒度记录》（《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05年第3期）；水文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地质构造运动造成的河湖变动、气候变化造成的湖泊的消长、沉积过程造成的河道变化等，代表作有杨怀仁的《荆江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9年第2期］，张修桂的《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周凤琴的《云梦泽与荆江三角洲的历史变迁》（《湖泊科学》1994年第1期），徐瑞瑚、谢双玉、赵艳的《江汉平原全新世环境演变和湖群兴衰》（《地域研究与开发》第13卷，1994年第4期），龚树毅、陈国金的《长江中游地区第四纪河湖演变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蔡述明、赵艳、杜耘、何报寅的《全新世江汉湖群的环境演变与未来发展趋势——古云梦泽问题的再认识》［《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8年第6期］，杜耘、殷鸿福的《洞庭湖历史时期环境研究》（《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第28卷，2003年第2期）。

综观以上的研究，目前长江中游史前环境的研究所运用的是纯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所获取的资料都来自自然地层，所采取的手段也主要是实验室测试。虽然能得到科学的结论，但自然地层反映的环境变迁信息往往是大尺度的，不能反映较短时期的环境变化情况。对于小尺度的环境变化，特别是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环境变化情况则无法体现。因此不能真正达到研究人地关系的目的。

4.关于长江中游史前文化与环境关系的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呈突飞猛进的趋势。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①遗址分布与环境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对不同阶段遗址分布的数量和遗址点的变化来探讨环境要素对人类居址的影响。代表作有王红星《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规律、文化中心的转移与环境变迁的关系》（《江汉考古》1998年第1期），吴小平、吴建明的《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与古环境变迁的关系》（《东南文化》1998年第1期），杜耘的《洞庭湖新石器文化遗址与古环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36卷，2002年第4期］，程功弼的《江汉—洞庭湖区新石器遗址分布与河湖演变的联系性》［《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28卷，2005年第2期］，朱诚、钟宜顺、郑朝贵、马春梅、李兰的《湖北旧石器至战国时期人类遗址分布与环境的关系》（《地理学报》第62卷，2007年第3期），吴长初、吕江明、齐世美、余家树、余沛然的《湖南省西北地区古人类遗址及其生态考察》［《吉首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28卷，2007年第2期］。

②遗址地层堆积与环境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对遗址地层的沉积过程和沉积物的分析，来探讨沉积环境在遗址形成中的作用以及遗址堆积的中断与环境变化的关系。代表作有朱诚、于世永、芦春成的《长江三峡及江汉平原地区全新世考古与异常洪涝灾害研究》（《地理学报》第52卷，1997年第3期），张芸、朱诚的《长江三峡考古遗址文化断层研究》（《地理学报》第62卷，2007年第3期）。

③遗址地层中的动植物遗存研究。主要是通过对遗址地层中植物孢粉和植硅石的分析来探讨气候的变迁。代表作有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孢粉实验室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孢粉分析与古环境探讨》（《文物》1990年第8期），申友良的《全新世环境与彭头山文化水稻遗存》（《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张芸、朱诚、于世永的《长江三峡张家湾遗址孢粉组合及古环境演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第10卷，2001年第3期），顾延生、蔡述明的《武汉部分先秦遗址考古土壤中的植硅石组合及其环境意义》［《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4卷，2001年第2期］，武仙竹、周国平的《湖北官庄坪遗址动物遗骸研究报告》（《人类学学报》2005年第3期）。

此外还有对长江中游或其中某一区域古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的宏观研究，如郭立新的《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9卷，2004年第2辑），王红星的《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地理研究》（武汉大学1998年博士论文），张芸、朱诚、于世永的《长江三峡大宁河流域3000年来的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地理科学》第21卷，2001年第3期），杨亚长的《丹江上游的古文化与古环境》（《环境考古研究》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朱诚《对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以来环境考古研究问题的思考》（《自然科学进展》第15卷，2005年第2期），史威、朱诚、王富葆、田晓四的《渝东峡江区全新世环境考古与环境变迁研究现状》（《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第16卷，2007年第3期）。

综观以上研究，目前对长江中游史前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研究有如下特点：①从单一学科出发的研究较多，交叉学科的研究较少。②注重单方面环境因素对文化的影响，而忽视多方面环境因素对文化的影响。③宏观的、粗线条的研究较多，缺少全方位、系统的研究。④ 没有把长江中游放在华夏文明起源的大环境下来研究，也缺乏与周边地区文化与环境差异的比较研究。总之，长江中游史前文化与环境关系——即人地关系方面的研究略显薄弱。正因为如此，本书的选题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第一次采取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对长江中游史前文化与环境关系的研究。而研究长江中游文明的起源、初期社会复杂化过程与环境的关系及其互动演进规律，不仅对复原长江中游古代的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机理和形成模式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