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铜元研究成果揭晓

（原作者附图均略去）

一、李维成《陕南纪游》1935年12月印

摘录：“南郑（即今汉中市汉台区）在特殊情况下，鼓铸铜分币一分、二分两种。一百分当大洋一元（现已停造），发行约四、五十万元，流通附近各县，发行时按市值计算，现当二分的只合铜元四百文，即大洋一元可换一百四十余分。计已贬值五分之二矣。”

二、黄文兴《汉中铸造“陕西铜元”调查》《陕西金融·钱币专辑（6）》

摘录：今春由于参加编纂汉中市地方志的机会，翻阅蔡浩丞在民国卅七年（1948）撰写的《南郑县重修县志材料集》，方知南郑（汉中市）过去曾铸过铜元。但铸地何处，未见说明，因进行访问，结果如下：

1.铸造地址。在我访问的老人中都说是在汉中市伞铺街江西会馆（现汉中卫生学校），一位曾在伞铺街江西会馆对门开设伞铺的老人蒋少林（83岁）回忆说：“炼铜翻砂在福建会馆，冲压机器设在江西会馆，两会馆是邻居”。另外，六十年代汉中缺铜，汉中通用机械厂1961年曾在江西会馆挖掘铜渣，提炼后获铜一、二千斤，这就进一步证明铜元厂设在江西会馆无疑。

2.铸造时间。据《南郑县重修县志材料集》记载：“三十八军（按当时扬虎城所属孙蔚如、赵寿山部驻防汉中）设裕汉钱庄，发行铜元枚票，并设铜元铸造厂”。现据退休干部杨福耀（75岁，1933－1949年在陕西省银行汉中分行工作）和汉中知名银匠王九皋（81岁）以及蒋少林老人谈：民国二十年到二十一年赵寿山、孙蔚如所部驻防汉中时，为了筹措军饷和解决市场找零困难，大量收购麻钱（方孔制钱）和老百姓的铜香炉、铜镜等废旧铜器为原料，冶炼后制造铜元。由此可知汉中铸造铜元是在1931－1932年。老人们还说：铜元厂总负责人戴楷亭（河北人），负责冶炼翻砂是（四川人），刻镌模具有银匠赵瑞亭（汉中人），张建业（汉中人），技工何致堂（天津人）。至于制造发行多少，现已无从稽考。流通范围主要在陕西、宝鸡地区，川北、鄂西也有使用。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铜元停止使用后，因历年以废铜回收处理，目前民间所藏甚少。

3.版别和面值。在调查中，个别老人说，面超（值）还有五分，但绝大多数老人反映和看了实物后说，只有一分二分两种。从目前已获得的实物证明也只有此两种铜元。多为紫铜，黄铜较少。限于当时技术条件，文字、花纹、大小、厚薄差别很大，轻重悬殊，如二分最重者18.5克，轻者仅7.5克。

（注：黄文兴（1915～1999年）原中国农业银行汉中市分行会计科长。）

三、汉中　陈显远《晚清和民国时的汉中金融事业》1996年6月《汉中地区文物管理资料》

摘要：民国十九年（1930），张维玺部撤离汉中，陕军扬虎城派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移防汉中，其先头部队第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率先到达汉中，兼任汉中绥靖司令，二十年（1931），赵即在江西会馆设立铜币铸造厂（同时，土匪王三春亦在镇巴设厂，大铸铜元。）……民国二十二年（1933），陕西省政府改西北银行为“陕西省银行”，设分行于南郑（今汉中市），发行一元、五元、十元三种面额的银票。同年，驻汉中的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部，为了充裕军饷，在汉中净明寺设立“裕汉钱庄”行纸币和枚票，并改进本军赵寿山部前设的铜币铸造厂，大量铸造铜币。

（注：陈显远， 1920年生于陕西城固县，一生致力于文物、考古及史志研究，对发掘汉中乡土历史，探微、钩沉，订误纠讹，创新立说，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曾任上海大学生历史学会名誉顾问，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政协汉台区七至十一届委员。）

四、孙仲汇《版别划分举偶》中国《收藏》2005年4月号

收藏铜元是一项有益于身心健康、老少皆宜的活动，并非一定要收到珍品级铜元才算成功，因为这要看每个人的财力及机遇，有些大珍品总共在世不超过10枚，想人手一枚是不现实的。所以说收藏并研究铜元的各种版别也是一项重要课题，一方面它能补充完善这庞大的铜元体系，另一方面有些版别虽比较稀少，因以前未引起重视，所以价格不高，一般工薪阶层都能够承受。然划分版别宜从大处着眼，分得过细则有繁琐之失，常见前人以珠圈点数来分甲乙，而目力不胜者只能望“珠”兴叹了。认知铜元的最佳方案是买入一批前人窖藏的实物，然后在家中分门别类、仔细划分，再对照书本，看看能否找到几个真正出谱的东西。笔者认识的几位铜元玩家常这样拣选到深夜，一旦发现新品，那感觉就和中了大奖差不多。以下就想以陕西二分铜元为例，来具体划分它们的版别。

陕西在清代未自铸铜元，直到民国时期杨虎城主政西安，才开始铸行陕西一分、二分铜元。据说当时公私杂铸，质量参差不齐，版别纷繁复杂，尤以二分为甚。若细分的话，简直可以出一本小册子，今据手上资料简要列举如下：

一、普通版（图1至3略），正面为双旗图案，上端“中华民国”，下端“IMTYPEF”，即“一枚当银币二分”拼音的首个字母缩写。背面是二分嘉禾图案，上端 “陕西省造”，下端“伍拾枚换银币壹圆”。粗看似乎面目雷同，但用放大镜仔细辨认，才知道不是同模所出，如钱径微有不同，“中”字的长短大小不一，旗缨也有区别，嘉禾的叶子、穗芒及“银”字“金”旁之首部有明显不同。按这种标准划分，普通的版式就可以分出百余种来，未免失之繁琐。

二、重打版（图4并文字略）

三、阴阳面（图5并文字略）

四、双面阴打币（图6并文字略）

五、拼音错版，“T”错写成“I”，大致可分两式，第一式厚肉，文字图案浅平不清晰（图7略），存世尚多。第二式薄肉，正面中央圆圈内多一突出星点（图8略），文字图案较拙劣，甚为少见。

六、中五星版，在铜币中央圈内有一五角星，一般是正、背皆有（图9略），也有少数是单面五角星版（图10略）。

……

十九、双旗中间圆点星，中央无星纹，背面左上方有“中华”等字，右下方隐约有“开国纪”等字，乃开国纪念币十文铜元改打（图25略）。

笔者对于铜元并无深入研究，以上仅罗列陕西二分版式之大类，而未及细分。望有志于此的同好不惜赐教，为繁荣铜元研究多撰写佳作，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铜元集藏的队伍中来。

五、江苏　吴榕《陕西铜元分币》《陕西金融·钱币专辑（6）》

摘要：陕西省自满清光绪年间裁撤宝陕铸钱局之后，一直没有铸造过货币。直到扬虎城驻陕时，才委托四川造币厂代铸一分和二分铜币，在陕西境内流通使用。

陕西省的一分和二分铜币，图文相同仅改币值，而一分者币形略小（图1、2）。一分仅见红铜一种，二分币有大小字两种，又各有红铜和黄铜两种，其中心除圆圈外，还有作五星和圈中小圆点的两种，是否还有其它品种，还有待于今后的继续发现来证实了。

陕西省一分和二分铜币的铸造年代，应为一九三一年春到一九三三年夏天杨虎城驻陕时所铸。主要理由有三：

（一）从辛亥革命到二次北伐这十六年间的双旗，是五色旗和九星陆军旗，一九二七年后的是党国旗，由此可以首先肯定陕西一分二分铜币是一九二七年以后铸造和流通的。

（二）一九三五年三月出版的第六卷第三期《新光邮币杂志》中，载有钱币界前辈黄笑凡有关陕西铜币的文章，论断是杨虎城于一九三一年督陕时所铸，黄写此文离铸年代还不到四年，我认为此说应是可信的。

（三）那时正是两与元之争的末期，也以此废弃了以两为单位的计重币，确定了以元为单位的名号币，此时发行的陕西铜分币，可以说是继一九一六年天津圆孔分厘币之后，开四川、云南双旗分币之先河；尤其是云南一九三二年的一分、二分和五分币的图案，与此基本相同，两面中间的圆圈竟如同一辙，这更可说明是一时的风尚了。

据黄笑凡记载，陕西分币当时已很少，所以发现有以十文廿文铜币改铸的一分二分私铸币也较多，也说明了当时铸额并不多，以致民用不足而有私铸。到目前就更少见了，但现在我们尚能见到的一分二分币都很精美，并不像黄所说的叠印、模糊等类简陋粗劣之制。

六、汉中　唐孝华《陕西铜元铸造的时间和版别》《陕西金融·钱币专辑（6）》

摘要：一、陕西铜元铸造时间《中国历代货币》一书中，标记陕西铜元是一九一二年所造，我认为是错误的。根据有二条：

1.《南郑近四十年各种货币流通概况表》附注中说：民国五年（1916年）以后因制钱笨重，日见淘汰，代以当十铜元；民国七年（1918年），四川一百二百文铜元随军流行；民国十七年（1928年），西北银行成立发行纸币三种，取缔私出之油布票，因铜元缺乏，令商会发行流通券。这说明，在一九二八年前，汉中流通的铜元主要是当十及四川铜元。

2.蔡浩丞撰《南郑重修县志材料集》（1948年）说：“三十八军时则设裕汉钱庄，发行铜元枚票，并设铸造铜元厂（同时土匪王三春亦在镇巴设厂大铸铜元）”。这说明，造陕西铜元的是“三十八军”。该军当时杨虎城所属孙蔚如、赵寿山部，于一九三二年四月驻军汉中。一九三一年杨虎城任省主席，一九三三年撤去，杨军的费用就成了问题。所以，孙蔚如在汉中铸造铜元，也就成了必需的了。

陕西铜元的发行，一是为了解决军饷；另一原因是为了找零方便。陕西省行当时小票仅有一角、二角，对于当时交通不便、物价极低的汉中，没有铜元这样低值的货币，贸易就显得极为不便了。

二、关于陕西铜元的版别　从收集到的陕西铜元实物分析，该铜元属于模压成型。由于实物一般都不规整，表面文字与图案一般都不清晰完整，同一比值的径度薄厚都不统一。可见铜元厂设备之简陋，工艺之粗糙。这与当时汉中工业落后之状况相符合。

陕西铜元的材质，一般都是红铜，也有少数的黄铜。红铜币一般较厚，但也有薄片。而黄铜币一般都薄，厚者绝少见。一分面值则只见到红铜币。以我收集到的实物统计如下:（12枚二分币与5枚一分币统计数据表略）二分币：红铜厚板，占96%；红铜薄板，占1%；黄铜币，占3%。一分币：全红铜，厚占99%，薄占1%。现仅就有人说还有五分币，但未见到。至于史料所说镇土匪巴王三春也开厂铸造铜元，有人怀疑陕西铜元之劣品可能是他所铸，但无根据。

七、江苏　殷光中《陕西在湖北、四川造铜元考辩》1992年《陕西金融》第10期

摘要：贵刊九二年三期钱惠《陕西在湖北、四川造的铜元何处有》一文，对《中国机制铜币》一书的陕西铜元“湖北等地搭造”和“委托四川代造”说提出质疑。此书说法据何出处未详，据笔者手头所得资料，两说均有所据，后一说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商榷。

……

二、委托四川代铸说，见于《陕西金融》钱币专辑（6）吴榕先生《陕西铜元分币》一文，转载于江苏省钱币研究会编印的《中国铜无（元）资料选编》，原文为：“陕西省自满清光绪年间裁撤宝陕局之后，一直没有铸造过货币，直到杨虎城驻陕时，才委托四川造币厂代铸一分和二分铜币，在陕西境内流通”。吴榕先生以收藏研究铜元知名，治学作风严谨，此说亦有所据。今从文献资料看，陕西确曾有筹措铜元厂和委托南京造币厂代铸铜无（元）未果的记载，《中国铜元资料选编》收录民国十年十月三十一日，陕西都督张凤翔致财政总长电称：“秦省财政万分奇绌，纸币充溢，市场壅滞，拟鼓铸铜无（元），籍资周转，请饬南京造币厂将存有不用之机器拨借一副，以便运秦自铸，仍请先该厂代秦铸铜元一千万枚，藉应急（需），材料工资由大部协秦项下拨付”。冬、财政部致电西安张都督电文称：“戡电悉。宁造币厂无闲置机器，近来铜无（元）充斥，各省悉已停铸，所请借机代铸均难照办。”民国十一年刘镇华为陕西都督军时，又命李宗祥筹建铜元厂，至十四年，以失败而告终，这些都说明陕西省急需铜无（元），在办厂屡屡受挫的情况下，求助于临近的四川造币厂，委托代造，就是必然的了。再从实物资料看，《中国铜元资料选编》收“陕西省造”二分辅币图采十四枚（2.5.207.1.1.－－1.14图），一分辅币十枚（207.1.1－1.10图），《中国历代货币》收二分、一分各一枚（图41－42）。《陕西金融》所收尤多。但陕西尚有土匪王三春铸钱说。如何区别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由不同人物主持铸造的陕西铜元，联系到文献材料，也还有一些值得商讨的：

1.《中国历代货币》一书中，文字说明陕西铜元二分一分币是一九一二年所造。唐孝华《陕西铜元的铸造时间和版别》已指其误。此说最明显的错误在于，中华民国开国之铸币，由于币制尚未建立，仍然沿袭清制，面值为十文、二十文。这一点已为实物确证，虽然民国元年曾拟订《币制纲要》，但也只规定一分的铜辅币，并且“以金汇兑为本位的《币制纲要》公布后，由于反对者颇多，因此并未铸造”，民国三年颁布《国币条例》，规定铜币五种为二分、一分、五厘、二厘、一厘；至十七年再颁布《国币条例草案》；改铜币五种为一分、半分两种，至二十九年二月修正《辅币条例》才又恢复二分之制，联系前引财政部张都督电和李宗祥文等分析，委托四川代造的“陕西铜元”二分辅币只能产生在十五年至十六年之间，陕西省如自铸二分辅币，则是二十九年二月以后的事了。

2.吴文的杨虎城驻陕时铸铜元之说，是根据“一九三五年三月出版的第六卷第三期《新光邮币杂志》”，吴文称：“钱币界前辈黄笑凡有关陕西铜币的文章，论断是扬虎城于一九三一年督陕西时所铸，黄写此文，离铸年代还不到四年，我认为这说应是可信的”。唐孝华文和黄文兴《汉中铸造陕西铜元调查》均引《南郑县重修县志材料集》记载，证实其说有因。惟时间、地点、人物有异。杨虎城所属孙蔚如、赵寿山部，二十一年四月进驻汉中铸造说似更近事实。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之间无二分铜币之制，因之，笔者认为，二十一年所铸之“陕西省造”铜元，应只有一分的一种。

3.笔都（者）愚意，陕西铜无（元）以时间、地点、主持铸币等项可概分为三类：一是十五、六年间陕西政府委托四川代造，应是二分币、质量最好，二是二十一年杨虎城或其部属于汉中铸造，应是一分币。三是土匪王三春在镇巴县所铸，质量当差。黄文在述及陕西铜元的版别时说：“限于当时技术条件、文字、花纹、大小、厚薄差别很大，轻重悬殊，如二分币最重者18.5克，轻者仅5克”。唐文也称：“由于实物一般都不规整，表面文字与图案一般都不清，同一币值的径度薄厚都不统一，可见铜元厂设备之简陋，工艺之粗糙，这与当时汉中工业落后之现状相符合”。黄笑凡亦作如是说。但吴文声称：“现在我们见到一分二分币都委（很）精美，并不像黄所说的叠印、模糊等类简陋粗劣之制”。笔者认为，是时汉中工业落后因是事实，文字与图案不清晰可以理解，但绝不会造成如唐文所说那样大小、轻重、厚薄的太大悬殊。这些悬殊，正好说明它是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人物主持铸造的产物。

八、西安　王泰初《陕西铜元实物的研究》1992年《陕西金融》第10期

摘要：自《陕西金融》1987年开展对陕西中华铜元讨论以来。余注意了对实物收集整理，并根据近年收集的陕西铜元实物，从铸造工艺，文字图案进行了排比分类。

第一类版式工艺、文字、图案规整精美，大小轻重较一致。这类二分铜元大小重量厚薄与民国初年造的当二十普通铜元基本相同（重量在10克左右），一分铜元较民初造十文铜元略小。这类铜元文字特点，流畅生动，隶书规范。铜元正面嘉禾图两边带稳（穗）麦杆从上第一叶片基部中间抽出，形成三条细线清晰可辨。上海孙仲汇等先生编著的《简明钱币词曲（典）》所收录的陕西中华民国铜元第一、第三图系此种版式。

第二类版式，铸造工艺、文字图案较一式逊色，厚薄大小不一。币文有大字、小字两种，其书体不甚规范，二分的“分”字第一笔如同楷书点，头尖尾圆。陕西省造的“陕”字右侧“人字”撇划与“大”字撇划平行，不成撇呈竖状。文字及英文字母书体欠佳。币面珠圈欠圆。嘉禾图绝大多数麦穗杆从第一叶片边缘抽出，或似是而非交代不清。

第三类型版式文字图案多数模糊不清，币薄而轻，做工粗劣。币形不规整，图案文字滞呆，结构不严谨，文字大小不一。如图6“币”字生涩，头大底小与前几字不协调（一、二式绝无此类现象）。边齿由等同粗细齿组成。

纵观实物。一式陕西中华铜元文字生动图案细致（币式规整必然是技术力量强，机械设备优良的正规造币厂所设计制造），应是陕西最初制造发行的铜元，这一式铜元可能就是一些同志所说，在外省造币厂代造的陕西铜元。依据当时陕西工业发展的落后状况，自行设计制造此等精优铜元恐缺乏能力。

在收集实物中，三式实物发现极少，所见数枚币面文字图案大部分不清，萁（其）粗劣的工艺反映当时造币厂的文化技术水平、机械加工能力均低下。从文字图案造形，加工工艺看，均出自简单的机械加工。可能这三式铜元出自土匪王三春之手。

二式的版别较多，而且相对数量较大，文字图案缺乏生动流畅细腻，与一式相比给人一种形似神离的感觉。从收集到的实物看，一式铜元与二式铜元同系机械模压成型，差别仅是精粗程度不同。二式铜元大小厚薄差异，反映了造币厂设备简陋，机械化程度落后状况。

笔者收集到的二式陕西中华民国铜元，重量均超过当20文铜元及其同时代各地造币厂铸造的二分铜元。其最轻的12.1克，最重的竟达20.7克，平均重量14.5克（抽检10枚），平均重量超常4.5克。这种超常情况充分说明当时的造币厂管理缺乏经济头脑。制造厚重货币必然导致成本费用增大。分析其因：一种可能是受机械设备性能所限；另一因可能制造者急需用币已到饥不择食的地境；再因与主管部门的职业有关。

查民国20年前后陕西政治经济史，当时上述三种可能均存在。当时国民党38军驻军陕西，军队缺乏军费，地方缺少低值铜元，孙蔚如在南郑开设裕汉钱庄，建立造币工厂发行铜元。估计，一式陕西中华铜元是最初扬虎城任陕西省长为解决急需，委托省外造币厂设计，并制造的。二式可能是数年后因费用高或其它原因，自行在南郑建造币厂依样制造的。

九、钱惠《陕西在湖北、四川造的铜元何处有》1992年《陕西金融》第3期

摘要：我是关心陕西造铜元事情的一个老汉。看到辽沈书社所出《中国机制铜币》51页，说陕西自清光绪年间宝陕局停后至民初“所用铜元，除外省流入外，大多在湖北等地搭造”。又说在民国二十年“曾委托四川造币厂代造一分二分铜币，在陕西境内流通使用。”我在陕西未见过“在湖北搭造”和“托四川代造”的铜币，即在该书的附图中也未见这两种“铜币”。为此我访问了陕西省钱币学会，蒙告知，他们也只知有此谬传，未见过“搭造”和“托造”的“铜币”。……陕西钱币学会不知、我又去访问陕西省金融志编辑组，又蒙告知，他们也未见过“搭造”和“托造”的“铜币”，更未见过这种资料，也不知这种资料是哪里来的。陕西这两个专职部门既然都不知，就只有访问原书编者了，但在书上只查到出版社地址，无编者通讯处，却查出了书中所说的陕西改编人，我又去进行访问，又蒙告知，“我只能写我见到的，我确实知道的事，我不能改，也不能写我不知道的事，陕西‘搭造’和‘托造’铜币的事，我不知道，也未见过资料，也不知道资料来源。”在此求教无门的情况下，只好藉贵刊一偶，向《中国机制铜币》编者和一切知情者求教。

十、刘维序《关于钱币问题的说明》1992年《陕西金融》第3期

摘要：《辽宁钱币丛书·中国机制铜币》一书陕西部分的初稿，曾由陕西钱币学会向我征求意见，我给提供过一些有关孙蔚如、赵寿山在汉中，王三春在镇巴县铸造铜分币的史料。但对该书初稿原有的一切内容，我因不掌握史料，都未置可否。而且这在当时只是征求意见，并非“委托审定修改”。

十一、陈启昭《土匪王三春在镇巴造的铜元》1988年《陕西金融》第9期

摘录：三十年代前后土匪王三春，曾在陕南镇巴用汉中铸的“陕西省造”二分币作母钱，铸造大量铜元。我为此事曾在镇巴作过调查访问，并写出报道，发表在《陕西金融·钱币研究》1987年12期上。我在调查过程中还收集到一枚实物，惜在返家途中失落。因此又托人在镇巴搜集实物，现在我接到农业银行赵正同志来信说，几经周折，多方托人，于偶然机会中，由镇巴经洋信用社主任，在农村找到一枚，收藏者说，这是他前辈人留下的。经查对，此枚二分铜元和《陕西金融·钱币专辑》（6）》，唐孝华：《陕西铜元铸造的时间和版别》一文所介绍的图一文图一样，只是经小0.04、厚0.03厘米，重量同是16克（图16）。

十二、商洛　刘长胜《陕西铜元》1989年《陕西金融》钱币专辑）（11）

摘录：我在洛南集得陕西铜元一、二分币19枚，均为红铜质，铸工精细，文字精美。《陕西金融·钱币专辑》（6）》载：陕西铜元为杨虎城所属孙蔚如、赵寿山部于一九三一年春至一九三三年夏进驻汉中时所铸，在此同时土匪王三春亦在镇巴设厂铸铜元。根据此钱规整、精美程度来看，应为孙蔚如、赵寿山部所铸。（注：根据随文列表数据，19枚铜元检测数据范围是，直径2.70—3.40厘米、厚度0.13—0.20厘米、重6.8—13.1克）。

十三、西安　陈润平《英文错版陕西造铜元》1989年《陕西金融》钱币专辑）（11）

摘录；我在西安收集了7枚陕西二分铜元。经与《陕西金融·钱币专辑》（6）所发表的12种二分铜币对照，其中一枚有别。径3.37、厚0.22厘米，重17克、红铜。中心环内平，背有一较深的压痕，边有一缺口。这枚铜币上英文是IMIYPEF与已发表的陕西一、二分铜币上英文IMTYPEF第三个字母不同，经查对英汉词典，只有TYPEF,没有IYPEF。铜币上的英文IMTYPEF翻译为图案的意思，IM两个字母只作为词头用法没有别的函义。根据上述这枚铜币应为英文错版（附图）。

十四、甘肃　西和、辛甫《川、滇、陕西铜元和阴阳版》1991年《陕西金融》钱币专辑（16）

摘录：《陕西省造一分黄铜币》“我集到陕西省造一分铜币一枚，径2.67、厚0.15厘米，重7.3克，黄铜质。因此钱被一老人镶嵌于饭桌上，长期磨损，钱面文字与图案已不清晰。据唐孝华同志《陕西铜元的铸造时间和版别》一文的介绍（《陕西金融·钱币专辑·6》），陕西一分铜元全系红铜所铸，而此钱则为黄铜，足证唐文之说不确。”

十五、北京　汪鸿生《关于陕西铜元上罗马字母的含意》1994年《陕西金融》第1期

摘要：我也收集到一些陕西铜元一分和二分币，但对币上的罗马字母IMTYPEF和IMTYPIF曾百思不得其解，有关涉及陕西铜元的文章，都没有涉及币上的罗马字母的含义。只有《陕西金融·钱币研究（11）》上《英文错版陕西造铜元》一文中认为陕西铜元二分币上的罗马字母是英文。我认为值得讨论，因为英汉词典上只有TYPE(类型、种类)并没有TYPEF， 那么一分币上的TYPIF又作何解释呢。再则英文中加词头一般都是给原词赋于（予）新意或者扩展、限制原词意的，不会无缘无故加上一个词头IM。该文认为二分币上的罗马字母应译为图案的意思，我认为在铜币上印制英文“图案”意思的词却是没有意思的，仔细观察该文图拓可发现该币已严重磨损，所以根本不是错版只是字母 “T” 的上横两头磨损变成“I”而已。

经过多方了解，参考了《大百科全书·语言卷》第397页“威妥玛式拼音”条目，陕西铜元一分和二分币上的罗马字母应是当时采用的威妥玛式拼音字头的缩写，其意思为一枚大圆币当一分或二分。至于当时为什么在铜元上印制这种拼法的字头缩写，值得进一步考察和探讨。

另外，关于地方铜元的正反面的问题，纵观其它地方铜元及有关目录，凡是有中央年号及国旗的一面均为正面。所以陕西铜元也应如此，即有双旗图案一面者为正面。关于陕西铜元的版别问题，除上述许多文章涉及到的以外，陕西铜元一分币尚有中心圆为空心和实心之分别（见附图）。

十六、四川　戈卫华《也谈部分铜元上罗马字母的含义》1994年《陕西金融》第5期

摘要：本刊一九九四年第一期载北京汪鸿生先生《关于陕西铜元上罗马字母的含义》一文谈IMTYPI/EF应读作一枚大圆币一/二分

笔者认为“大圆币”三字有所牵强，应读作“一枚当银币一/二分”则顺多了。字头亦是相同的。

据查，“威妥玛式”拼音字头缩写仅见于陕西造铜币。威妥玛式拼音写法系英人威妥玛于1867年设计，其后大多沿用拼写我国人名地名，近年才确定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我国人名地名与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

十七、北京　汪鸿生《再谈陕西铜元上的罗马字母》1994年《陕西金融》第10期

摘要：我倒觉得四川戈卫华的文章“也谈部分铜元上的罗马字母的含义”值得引起重视，他的建议有独到之处。我与几位泉友研究认为陕西铜元上的罗马字母IMTYPI/EF按威妥玛式拼音可理解为：一枚当银币一/二分 威妥玛式拼音I MEI TANG YIN PI I/ERH FEN 汉语拼音I MEI DANG YIN PI I/ER FEN 理由是：第一，与当时采用的威妥玛式拼音字头完全一样；第二，陕西铜元一分币背面有，而二分币上有汉字“伍拾枚换银币壹圆”，并没有大圆的意思，“换”字的拼音字头不符，而中国铜币上“当”字常见，如新疆红钱、咸丰大钱等。所以，我认为不必拘泥于《中国钱币标准图录》上国外学者的见解，而可认为上述解释比较合理。当然更希望陕西钱币学者能予以进一步考证查实。

十八、四川　戈卫华《又谈陕西铜元的罗马字母》1995年《陕西金融》第1期

摘录；最近就陕西铜元上的罗马字母，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考证热，这无疑是一件好事。对我国近代钱币文化的研究九有脾（裨）益。

陕西铜元上的罗马字母，究竟是英文或是其它什么文字，我认为北京汪鸿生先生的结论是正确的，即威妥玛式的汉语拼音缩写。

就这个议题，我又对我国近代的铸币包括银币、铜币、镍币做了粗浅的探究，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个问题。

自光绪年始所铸银币、铜币、镍币的年号、地区（省）的译音甚至延伸到国号、部门（户部）均有威妥玛式拼写的痕迹。例如“户部光绪之宝”的“光绪”拼作“KUANG HSU”,“户部”拼作“HU POO”。

“户部大清银币”的“TAI-CNING-TI-KUO”（大清帝国）。“奉天当园铜币”的“TAI-CNING-KUO”（大清国）。

另，“北洋”拼作“PEI YANG”，“吉林”拼作“KIRIN”，“云南”拼作“YUN-NAN”等等。

近代我国人名、地名的音译均以威妥玛式拼音拼写，以致一直延（沿）用到八十年代，近年经国家批准才统一改由汉语拼音取代。

钱币中的国号（大清帝国）、部门（户部）以威妥玛式拼音拼写显然是不妥的，但在中西文字交融之初，也无可厚非。只不过为后人留下一个凝团罢了。

当然，陕西铜元上的以威妥玛式拼音字头作汉语的缩写，则是别出心裁，啼笑皆非。

至于西安陈润平先生“错版陕西造铜元”上“T”或“I”的形成，究其两次拓片图均较粗劣分析（《钱币专辑》（11）p37·《钱币研究》1994.6）。我认为似为同时期土匪王三春在镇巴所铸。

十九、商洛　刘长胜《也谈陕西铜元》1998年《陕西金融》8月号

摘要：陕西省造铜元一分、二分币，是继清末撤宝陕铸钱局后，陕西省铸造的唯一的一种地方货币。多年来对其铸造者一直混淆不清，有著者认为陕西铜元中的制作粗劣为王三春铸造，但无根据。笔者带着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想谈以下看法。

陕西铜元的分类

在陕西铜元中，除了按文字笔划可分粗、中、细，旗面的卷波纹卷起的大、中、小三种外，有一个更值得重视的版别，那就是按陕西铜元正、背面中心的图案来划分为二大类。这二大类的确立，将为其铸造者鉴定了基础。

第一类：陕西铜元正、背面中心球内有圆点或素平（其实也是圆点）者为一类。这类版别的陕西铜元存世量较多，制作精美，文字、图案清晰，薄厚均匀。一般一分币直径2.70厘米，厚度0.15厘米，重量7.00－8.00克；二分币直径3.20厘米，厚度0.15－0.18厘米，重量11.00－13.00克（图一）。

第二类：陕西铜元正，背面中心环内有一五角星的为一类。这类版别的陕西铜元存世量少，制作粗糙，部分文字，图案模压不上，倦文字、图案模糊不清，且厚薄不均。一般一分币直径2.70厘米，厚被0.13－0.15厘米，重量7.00～8.50克；二分币直径3.15厘米，厚度0.15～0.18厘米，重量11.00～14.50克，也有厚重者达18.50克（图二）。此类钱和第一类相比（以二分为例）直径小0.05厘米。

陕西铜元的铸造者

第一类版别的陕西铜元为杨虎城所属孙蔚如、赵寿山于一九三一年春至一九三三年夏进驻汉中时铸造。据蔡浩丞《南郑重修县志材料集》载：“三十八军时设裕汉钱庄，发行铜元枚票，并设铜元铸造厂（同时土匪王三春亦在镇巴设厂大铸铜元）。”三十八军是当时杨虎城所属孙蔚如、赵寿山部。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政治、军事影响和经济实力，购置机器设备、精良的技师，大量的购铜料，设厂铸造铜元，以解决军费开支，同时也适应了市场流通的需要。

第二类版别的陕西铜元为川陕边境的山大王土匪王三春铸造。王三春一八八四年生于四川省平昌县长垭一农户家中，曾因与族长王宗标打架斗殴，走上土匪生涯。极盛时期有四个团5000余人。擒过大土匪罗王成，也接受过陕军招安。一九三零年，王三春赶走土匪陈德三在镇巴的驻守，从此坐镇镇巴，收罗旧部，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设税局统一税收，自收自支不上缴，设铜元局制币厂，实行财政独立。据《陕西文史资料·21辑》载：“据老年人回忆，王三春印的票子是布质的印的，印得很好。他造的铜元比一般铜元小，边上印有‘陕西省镇巴县’等字样，中间有圆圈，里面有个五角星，当时流通很广。”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王三春与红四方面军相遇于黑虎山等地，王不敢交战退走。十月十八日王三春以平乐等地出发，一夜之间进兵万源县，意图据为己有，红军闻讯，发动群众，王见势不敢妄动，又急奔大竹河，逼走城口的印占荣知事兼司令，将人马辎重全部移驻城口与大竹河等地。一九三九年四月王三春被国民党军围剿而被捕，后枪决于天水行营（编者注：此说法与《陕西省志》记载不符）。

王三春的造币时间，根据上述情况推测，也应在一九三一年春已一九三三年九月之前，因为一九三零年赶走陈德三之后。坐镇镇巴时是最极盛时期，要筹备铜元局制币厂，造出钱币来，就可能到一九三一年春的时候了。这与蔡浩丞《南郑重修县志材料集》里的“同时”较相吻合。由于王三春经济实力的限制，原料以及机器设备的匮乏，造出的钱币自然就粗糙一些。

在陕西铜元里，尚未发现铸有“陕西省镇巴县”字样的钱币，这是否是老年人回忆错了，但有两点与第二类实物相符：1、他（指王三春）造的铜元比一般铜元小。2、中间圆圈里有个五角星。这与孙蔚如、赵寿山所铸的铜元有明显的区别。

国民党统治时期，由其是三十年代，国力衰弱，军阀混战，遗留下来的资料很少，加之陕西铜元铸造的一致性，给我们研究陕西铜元归属其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本文就这一问题的提出，仅供同好研究参考。

二十、四川　李春泉《陕西铜元及“二分”币版式初探》2005年《利州钱币》第3期

摘要：经过对四百余枚“陕西省造”二分铜元一年多的排比分类研究发现：“陕西省造”二分铜元并非版式单一、图不精、文不美、制作粗劣，而同其它省同时代所造铜元类似。仍具有版式众多，更具设计合理、简洁粗扩、变化巧妙、明快直率的“西北人”特色。

“陕西省造”铜元铸造背景

一九三○年底，杨虎城将军派38军军长孙蔚如驻防汉中，147师51旅旅长赵寿山先期到达汉中担任绥靖司令。第二年，赵寿山受令着手“整顿经济”，设立“裕汉钱庄”，办理存款、贷款、汇兑，发行钱钞，禁止滥发钞票和兑换券，并在伞铺街江西会馆（现汉中卫校）内设立铜元厂，以陕西省名义铸造一分、二分铜元，以解决辅币严重短缺的突出矛盾。因此，汉中油布票大大减少，金融紊乱的局面得到扼制。“陕西省造”铜元随着商品流通和部队的不断更换防区，在陕西、川北、甘南地区广为流通，并被民众认可。这是民国时期陕西省唯一的铜元厂和正式铸行的唯一两种铜元，绝非“地方货币”和钱币学意义上的“私铸币”。

此种“陕西省造”铜元作为辅币，一直在陕西省和毗邻地区广泛流通。至1948年，民国政府仍召令“银、镍、铜、旧角、分币按金元券价值流通使用”。故“陕西省造”铜元一直流通使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作为国民时期的铜元，可谓流通寿命不短也。

“陕西省造”二分铜元的版式特征

“陕西省造”铜元为机器冲压而成，有红、黄铜二种材质，红铜甚多。铜元正面中间我“IMTYPEF”,左右两侧为五瓣花星。背面珠圈内嘉禾环抱，中心为圆 ，上书“二分”，外围上隶书“陕西省造”四字，下铃与流通主币比值“五拾枚换银币壹圆”。正背边沿均有齿纹，铸币虽不算精美，但亦简繁得当。币文汉字隶书排列疏密得体，粗纩豪放，朴实无华，无修饰造作之感。在版式上“陕西省造”二分铜元也不同于其它省、其它地方军阀铸造铜元时在文字的大小用排列、花纹、笔划等方面故弄悬虚，而是在币面背显著位置加以十分易于辨识的简洁星、点、圆等，以示版别的不同。至于细微的旗缨曲直，飘忽左右，文字笔画的粗细、排列的疏密等又是细微之处见奥迷了。

由于川军几次进驻汉中，不少川版铜元流通于汉中。“陕西省造”二分铜元中偶见用四川军政府汉字铜元和双旗铜元改造者。

二十一、西安　房大庆《民国时期陕西省造铜元》（中国《收藏》2008年第6期）

陕西省造铜元始铸于民国20年（1931年），当时杨虎城主政陕西。民国19年，张维玺的部队撤离汉中，杨虎城派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兼任汉中绥靖司令驻汉中以防骚乱，其先头部队第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率先到达汉中，为筹备军饷和市场找零方便，赵寿山与民国20年初在江西会馆（今汉中卫校处）设立了铜币铸造厂，铸造了陕西一分、二分铜币，有红铜、黄铜两种。……

二十二、西安　杨槐　陕西铜元上的缩写拼音字《西部金融·钱币研究》2010年增刊(www.xing528.com)

民国时期的1930年杨虎城主政陕西，其所属三十八军孙蔚如、赵寿山部驻守汉中，于1931年至1932年，即民国二十年到二十一年，曾经在汉中设造币厂铸造过面值为“一分”“二分”的陕西省造地方性铜辅币；同一时期，镇巴县的匪首王三春，在镇巴县城设置造币厂，铸造陕西“二分”铜币[1]。上述的“陕西一分”“陕西二分”铜币，统称为“陕西铜元”。典型的图样可见图1和图2。

仅就“陕西铜元”上的文字而言，在“陕西一分”铜元的正面，其上部有“中华民国”字样，下部则为“IMTYPIF”；背面的上部为“陕西省造”四字，中间有竖写的“一分”二字，其下部为“百枚换银币一圆”。在“陕西二分”铜元的正面，其上部有“中华民国”字样，下部则为“IMTYPEF”；背面的上部为“陕西省造”四字，中间有竖写的“二分”二字，其下部为“伍拾枚换银币壹圆”。本文拟就拼音缩写字“IMTYPIF”/“IMTYPEF”的含义试作分析与探讨，并就教于方家同好。

见诸于刊物上的解读种种

对于陕西铜元上的拼音缩写字“IMTYPIF”/“IMTYPEF”进行解读，是近年来许多钱币爱好者与研究者致力解决的一个问题。现将见诸于刊物上的种种解读汇总于下表。

表1　“IMTYPIF”和“IMTYPEF”的种种解读汇总

汉语拼音的历史回顾

为了解开“陕西一分”“陕西二分”铜元上拼音缩写字“IMTYPIF”/“IMTYPEF”的谜团，有必要对汉语拼音的发展过程作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汉语拼音最早可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首开利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的先河，但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如下的几个方面和阶段[2]，[3]，[4]，[5]：

民国初年的注音字母（一式）　民国元年（1912年），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案”。1913年2月至5月制定方案，最后通过了由鲁迅等人提议的注音字母；拖延到1918年正式公布；1920年起开始为汉字注音。1930年将注音字母改称为注音符号。这种符号式注音字母是一套笔画简单的古文字楷化写法,如ㄗ（z）为古节字，ㄘ（c）是古七字，ㄙ（s）则为古私字。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通过并实施后，注音符号仍然以字母的名称出现并予以保留，而在台湾地区也一直使用着。

威妥玛式拼音法　据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在内的多种资料介绍，T.F. Thomas Wade（威妥玛）生于1818年，卒于1895年，英国人。于1841年在英国驻华使馆任职，1871年升任驻华公使，1883年回国后在剑桥大学任教。在华期间的1859年，他将明清两代传教士所使用的教会罗马字加以整理，编成了一本《北京词汇》；1867年又出版了一部京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这两本书均被称为威妥玛拼音。起初用作使馆人员学习汉语的注音工具，后来因该方案接近英语，用途有所扩大，用于音译中国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称。这个方案依靠外国势力，在一个世纪里曾广泛流传，外国人把它看成标准的“中文”，中国人把它看成是标准的“英文”。在26个英文字母里它只用20个，其最大缺点是未能充分考虑汉语的语音特点，拘泥于英文的拼写习惯，“四声”“送气”及“破声”的处理成为最大障碍。四声采用阿拉伯数码标调的办法，例如，妈（ma1），麻（ma2），马（ma3）,骂（ma4），在书写和打字排印方面字母与数字混杂在一起。又如某些声母使用送气符号[‘]表示，实际应用中为了书写和印刷方便，又常常省略掉送气符号和表调符号，从而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以致出现了“张chang、常chang”不分，“居、瞿、朱、储”（均拼为chu）混而为一的现象。从汉语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西洋人的汉语译音方案中，还有一个跟威妥玛式拼音比较相近的邮政式方案。那是在光绪年间中国开始办理邮政和电报，因为实权都在英国人掌控之中，他们便把英文里的中国地名译音作为了邮政和电报的书写标准，只有个别的方言拼音和习惯用法例外。

“五四”时期的国语罗马字—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

“五四”运动吹响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号角，同时也推动着拼音化之路的汉字革命。鉴于注音符号第一式是笔画式的字母，无法进行国际交流，1928年由当时的大学院（教育部）正式公布了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刘复等11人制定的国语罗马字，即《国音字母第二式》。国语罗马字的主要特点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考虑到现代汉语语音特点的同时尽可能照顾到国际习惯；使用现成的26个拉丁字母表示声母和韵母，单个字母不够用时可用多个字母组合起来；且注重词的连写；由于声调使用拼法变化来表示，其规则相当繁琐。所谓声调使用拼法变化是说，注音字母（一式）相同的字，原来是用代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四个不同符号“ˉ，ˊ，ˇ，‵”来区别不同的字，采用国语罗马字就变得复杂多了。比如，ㄊㄨㄥ的基本式为tong；声调是阴平的“通”拼写为tong，与基本式一样；声调是阳平的“铜”拼写为torng；声调是上声的“筒”拼写为toong；声调是去声的“痛”则要拼写为tonq；又如ㄦ的基本形是el,上声的“而”拼作eel,去声的“二”则拼为ell。

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　这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为侨居苏联远东的十万华工进行扫盲而推出的汉语拼音方案，系由当时在苏联的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和苏联汉学家共同研究制定。1931年这个方案经苏联有关部门批准；1933～1934年上海的语文工作者把拉丁化新文字介绍给国内的群众，立刻引起各界人士的注意和讨论，1935年12月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行知等688人共同发表了《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认为“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此后，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解放区推行并试用。一直到解放初期，全国成立了许许多多团体进行研究和推广。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的具体方案可参见吴玉章先生的“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2]。

正如吴玉章和黎锦熙二老在《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语拼音字母的总结》一文所概括的那样：“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制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大大超越了它们之前的各种同类方案，包括西洋传教士制定的各种方言罗马字、流行很广的威妥玛式方案，邮政式方案在内。如果说国语罗马字的缺点是表示声调的办法过繁，那末拉丁化新文字的缺点就是过简：完全不标声调。”[2]

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二式）的最大贡献，是为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积累了非常有益的经验。

汉语拼音方案　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以后，正式设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对拼音方案开展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工作。1956年2月出台《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并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1956年10月，国务院设立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1957年11月发表《汉语拼音方案修正草案》；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一致同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从此以后，《汉语拼音方案》在注音识字、推广普通话、帮助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学习汉语、为少数民族创制与改革民族文字、工具书的注音、书刊的索引、解决人名、地名和科学术语的翻译、无线电报、聋哑人的手指字母、计算机的中文信息处理，以及开展国际交流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上，以及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均规定中国地名及有关中国事务的名词皆须依照《汉语拼音方案》为拼音标准。

陕西铜元上缩写拼音字的含义

根据前面所列的几种解读观点，首先可以排除表1中的第1和第2种看法。因为第1种看法把字母“I”混同为阿拉伯数字“1”；第2种看法则把“IMTYPIF”/“IMTYPEF”当作英文单词，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剩下来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两种：一是“一枚当银币一/二分”，另一种是“一枚铜元平一/二分”。这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真正内涵并无太大的差别，都是指每一枚铜元对银元的比值或比价。但是，它们到底是何种拼音字母的缩写，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为此，我们将收集到的几种常用的拼音字母[7]，[8]，[9]，分别拼出“一枚当银币一/二分”“一枚铜元平一/二分”，列于表2和表3。

表2　不同拼音方案下的“一枚当银币一/二分”

表3　不同拼音方案下的“一枚铜元平一/二分”

从表2可以看出，上述几种方案对“一枚当银币一/二分”进行拼音的字母缩写组合，均和“IMTYPIF”/“IMTYPEF”有异，说明这种解读是不合适的，应当摒弃。

表3告诉我们：在所列的几种汉语拼音方案之中，能够和“陕西一分”“陕西二分”铜元上的缩写字母“IMTYPIF”“IMTYPEF”逐一同时对得上号的，只有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由表3的最末一行不难看出，台湾当局1986年经过修订后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改变了过去的声调依靠音节字母的变化来表示，并且采用了注音字母（一式）和大陆“汉语拼音方案”中用四种不同的符号来表示声调的办法，从而使海峡两岸的拼音方案愈来愈接近。据有关资料介绍[5]，有人用1990年版《新华字典》和1981年版台湾的《国语辞典》进行注音方面的对比，发现在《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的3500个字中，其注音相同的2711个，占77%，；注音不同的占23%，且主要是在声调上有所差异。

从时代背景上来判断，“陕西一分”和“陕西二分”铜元铸造于杨虎城主政陕西时的1931年至1932年期间，铜元上拼音字头的缩写，不可能是当时尚未推广使用的拉丁化新文字，更不应该是1958年才通过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可能性只有1928年颁布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与威妥玛式拼音这二者之中的一种。

如资料[9]中所说，威妥玛式拼音是旧中国海关及欧美人、日本人所沿用的一种汉语拼音字。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评价威妥玛式拼音时就说：“有许多又不方便又难看的撇点符号,所以有好些人虽然用它,事实上也都是给它改得不像样子的。”[10]1926年11月，即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公布的前两年，当时的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布告中曾有一段论述，说：“鸦片战后，海禁大开，迄于今兹，交通日密，税关、邮局、公牍、报章、人名、地名必经西译，于是留华西人竟事规定，华音字典层出不穷，然其拼切法式迄未画一，其流行较广者，惟前驻华英使威妥玛（T.F.Wade）式所定之威氏式（Wades system）及今邮电所用之邮电式（Postal system），汇编词书，各成巨制，而学校、教会、铁路、报章，仍多自为风气。……此则或因习惯已久，或缘国语未通，果能标准国音，自可归于一致。”[11]言外之意，即威妥玛式拼音虽然在拼写中国地名、人名和其他方面有一定的局部应用，但从来没有被中国官方认定为普遍适用的汉语拼音正式文本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正因如此，“五四”以后，中国新一代以留美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才掀起了一个“罗马字运动”，以代替不适合汉语特点的威妥玛方案。杨虎城作为主政陕西与汉中的军政首领，在铸造陕西铜元时，既然打着“中华民国”和“陕西省造”的牌子，就没有任何理由舍弃当局中央政府颁布的国语罗马字拼音不用，却转而使用威妥玛式拼音，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通过表3的排列对比，我们最后认定，“陕西一分”和“陕西二分”铜元上的“IMTYPIF”/“IMTYPEF”应当是“一枚铜元平一/二分”国语罗马字（二式）拼音字头的缩写。

二十三、山西　武贵平　陕西二分铜元“草头华系列”《西部金融·钱币研究》2010年增刊

“草头华”提法，笔者最早见于曹昳发表于《中国收藏·钱币》的《陕西铜元版式简要分类研究》一文。当时，对于陕西铜元没有入门，所以没有在意。再次见到“草头华”提法，是在《第七届中国铜元研讨会论文集》中，曹昳的《陕西省造铜元主要版式》、何康民的《陕西铜元错版币》2篇文章之中。现在此基础上，对陕西二分铜元“草头华”系列作进一步研究。

一、版式特点

“草头华系列”陕西二分铜元，直径33.7毫米，重14克左右，明显仿造于汉中版空心圈系列，不仔细看，容易混淆。陕西省造这面，除了极个别版式之外，基本相似于空心圈，单看这面极难区别。但是，这个系列，是由极具个性的设计师设计。既模仿了陕西省造这一面，又专门修改中华民国这面，显示了独特的设计理念。版式独有特点，集中于中华民国这一面。具体如下（图1）：

1.中华民国的“华”为“”，字头为草字头，形状“+ +”；一般陕西铜元的华字头为左右二笔短平横，形状“- -”。

2.旗杆下端为实心圆锥；而一般的为空心开口。

3.边花的花心大于或等于周边5个花瓣；一般花心小于周围5个花瓣。

4.其他例如英文T的写法，下垂直缨带，还有许多细微之处，就不列举了。

（一）正版

1.初铸版

根据中国国情特点和铜元铸造，开始精制、规范，随着大量铸造，质量会逐渐下降的一般规律，初铸版的特点：一是正版，国语罗马字（二式）拼音字头的缩写（以下简称“拼音字母”）无错、错星芒（左右旗帜星芒，均为12条）；二是马齿粗细搭配。

（1）四节穗初铸版配初铸正版（A-1）（图2）。

备注：现在还没有找到全品相的。

（2）圈套圈配初铸正版(B-1)（图3）。

2.后铸版

仿造初铸版，正版，只是马齿简化为单一的粗马齿，不存在粗细马齿搭配现象。

（3）四节穗后铸版配后铸正版(左右星芒皆12条)(D-2)（图4）。

（二）错版

马齿为单一粗马齿。分为二种：

1.错星芒

拼音字母正确，只是旗帜上面星芒数量发生差错，少于正常左右各12条。

（1）四节穗后铸版配错星芒（左旗12条右旗11条）(D-3)（图5）。

(2)圈内点配错星芒（左旗12右旗10）(C-4)（图6）。

(3)四节穗后铸版配错星芒（左旗11右旗11）(D-5)（图7）。

2.错拼音字母

其实，有单纯错拼音字母，也有同时错星芒集于一版的双错。

(1)四节穗后铸版配错拼音字母（星芒数量对）(D-6)（图8）。

(2)散麦穗配配错拼音字母文（星芒数量对）(E-6)（图9）。

(3)四节穗后铸版配错拼音字母错星芒（左旗12条右旗11条）(D-7)（图10）。

(4)散麦穗配错拼音字母错星芒（左旗12条右旗11条）（E-7）（图11）。

(5)四节穗后铸版配错拼音字母错星芒（左旗11条右旗12条）(D-8)（图12）。

(6)四节穗后铸版配错拼音字母错星芒（左旗11条右旗11条）（D-9）（图13）。

(7)圈内点配后铸正版（左右皆12条星芒）。直径33.1毫米，厚2.3毫米，重16.6克（C-2）（图14）。

(8)散麦穗配初铸正版（马齿粗细搭配，左右皆12条星芒。）。直径33.7毫米，厚2.1毫米，重14.5克（E-1）（图15）。

归纳笔者所见陕西二分铜元草头华系列，合计14种搭配版式。其中2种为初铸版。

二、面背分版以及版式列表

所见陕西二分铜元草头华系列，可以分出面版、背版各版式。为了使版式简单化，便于认识、区分、收藏，只是分出以下各版，不再进一步分版。限于篇幅，不单独再配图。可以观察面、背版式后面标示。

（一）“陕西省造”面版

A四节穗初铸版——马齿粗细搭配。

B套圈版——圈内套大圈，马齿粗细搭配。

C套点版——圈内中心有点，单一粗马齿。

D四节穗后铸版——麦穗四节，中心圈粗、直径小。单一粗马齿。

E散麦穗——麦穗零散，中心圈细、直径大。单一粗马齿。

（二）“中华民国”背版

1初铸正版——左右旗帜各12条星芒，粗细马齿搭配。

2后铸正版——左右旗帜各12条星芒，单一粗马齿。

3～6错星芒版——星芒数量错误，英文正确，3个版。

7～10错拼音字母版——拼音字母错误，也包括同时错星芒，一共4个版。

今后，我们也许会发现更多的陕西二分铜元草头华版式。因为，面背搭配理论上可以有5×9=45种版式搭配；现仅仅是笔者手中所有的12种，以及何康民先生发现的2种，合起来14种版式搭配。不过，说明一种版式，必须选择特征明显的好品相铜元实物作为实例。

结　语

从版式设计看，陕西二分铜元草头华系列，虽然是模仿主流的汉中版之一空心圈系列，但是，有别于所有陕西省造铜元，版式特征明显、独特，独树一帜。我们不能把这一系列归类于汉中版主流的三大系列（实心圈、五星圈、空心圈）里面，而应该单独分类。

从出现的大量错拼音字母、错星芒版式来推测，铸造这类铜元的铸造厂所

二十四、本书作者近年来公开发表的有关陕西铜元的文章

1.《陕西铜元初考》原载《西安金融》2002年第五期；

2.《陕西铜元初考续——一分及其它》原载《西安金融》2002年第十二期；

3.《陕西铜元初考续——浅析真伪币的特征》原载《西安金融》2003年第八期；

4.《陕西铜元考》原载2006年《陕西钱币研究文集》；

5.《陕西铜元综述》原载2008年《陕西钱币研究专辑》；

6.《陕西铜元异心圆（上、中、下）》原载《西部金融》2010年第六、七、八期连载；

7.《陕西铜元错版币》原载2010年中国《第七届铜元研讨会文集》；

8.《陕西铜元》原载中国《收藏》2010年第七期；

9.《陕西铜元研究》2010年广州·中国近代机制币学术研讨会交流；

10.《陕西铜元一分币的主要版别及特征》原载2011年《广西钱币》第一期；

11.《陕西铜元完善雕版工艺的渐进分析》原载2011年《广西钱币》第三期；

12.《陕西铜元铸造地——汉中江西会馆》原载2011年1月21日《汉中日报》。属上级主管，也是非政府机构。第一，初铸版设计、雕刻精美;后铸版照猫画虎，多出错误。为了偷懒，马齿雕刻单一，虎头蛇尾，管理不严；不像汉中版主流三大系列，从始至终，没有出现错版，马齿一直是粗细搭配。第二，错拼音字母，还说得过去，是由于后来的雕刻师不懂拼音字母；错星芒，那是政治错误，民国国旗、国民党党旗上的星芒数，竟然随意雕刻。这也许说明，是天高皇帝远，民国政府管不着的一方诸侯所为。

从铸造数量、质量上来看，本系列仅仅次于汉中版三大主流系列，它们其实是一个大系列产品。如果大胆推测、设想，把汉中版主流三大系列归于三十八军孙蔚如、赵寿山在汉中所设造币厂，则草头华系列应该是归于镇巴王三春所设造币厂所造。

本文纯粹就版式而言，其他都是推测，并无依据。因为，我不懂民国时期陕西省汉中那段历史，也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

这是我计划所写一系列陕西铜元版式研究文章之中的第一篇。草草而就，敬请指正。

参考文献资料

1.《陕南纪游》

（作者系原陕西省银行总经理李维城　1935年12月印）

2.《陕西省志第三十六卷·金融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3.《陕西的农村经济》

（原载通江县党史办编——通江县经济建设，1984年印）

4.《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　198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5.《汉中市政协文史资料》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6.《汉中金融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7.《汉中地区志》

（三秦出版社出版　200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8.《辞海》

（1990年10月北京第四次印刷的1936年版缩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