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菱形”网纹蜻蜓眼古代玻璃在四川地区存在情况
王滨蜀
一、前 言
2002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策划下，采用质子激发X射线荧光（PIXE）分析，对我馆的22件古代玻璃进行了检测［1］。在受检的器物中属珠子类的有14件、耳珰2件、罐1件、手镯2件、簪子、刀、鱼形佩饰各1件。检测结果显示，除2件器物不属于玻璃范畴外，分别检测出铅钡（PbO－BaO－SiO2）玻璃、钾钙（K2O－CaO－SiO2）玻璃、钾（K2O－SiO2）玻璃3个主要系列。铅钡玻璃、钾玻璃主要集中在管、珠形玻璃上，断代时间为战国至西汉，钾钙玻璃为罐和一些装饰性器物，断代时间为六朝至明代，符合目前学术界的断代标准。从器物的造型上看，也符合考古学定义。
任何文物的存在都有其时代烙印，它们从自身角度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加以诠释，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供其猜想。要破译这些猜想，可以从多方面着手，但找出器物的出土地点、来源却是最基本的条件，不应当被忽视。通过此次检测，廓清了我馆长期以来一些不甚明了的问题，使研究工作得以进一步深化。为了更好地了解、掌握这批馆藏古玻璃的获取途径、源流、制造技术以及它们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用途，有必要再次对馆藏的部分古代玻璃进行详细的探究和分析。笔者从本次受检器物中挑选出部分具有代表意义的蜻蜓眼古玻璃珠和一些与此有联系的管、珠形古玻璃珠，试图从其出土的时间、地点、器物的形态、纹饰以及它们和其他类似文物的关系上逐一进行分析。
因本人手中资料，尤其是第一手材料有限，研究工作中不免出现偏差和错误，还望同行、前辈们不吝赐教。
二、讨论的器物及编号
44－18－36A，蓝色镶嵌绿、白、黄眼蜻蜓眼玻璃珠；
44－18－36B，黄色蚀花玻璃珠；
44－18－36C，黑色镶嵌绿、白色眼有单排“菱形”网纹蜻蜓眼玻璃珠；
44－18－36D，蓝色镶嵌蓝、白色眼有双排“菱形”网纹蜻蜓眼玻璃珠；
44－18－36E，黑色镶嵌绿、白色眼有双排“菱形”网纹蜻蜓眼玻璃珠；
44－18－35A，黄色半透明玻璃珠；
44－18－35B，水晶白蚀花玻璃珠；
44－18－35C，深绿色半透明玻璃珠；
C／18202，绿色仿玉玻璃管珠（一串）；
44－1－94，绿色玻璃扁珠。
三、馆藏蜻蜓眼玻璃珠出土地点的再考证
拙作“浅谈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古代玻璃”一文中［2］，曾对上述部分文物做出了从陕西西安收购的推论，原因为，1944年博物馆曾从西安购进一批文物，而玻璃珠的编号正好为44－？－？。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这3组数字编号中，我们只可以确定第一组是年代，即为1944年，而后面两组却不能确定——是出土地点编号？还是文物分类编号？或者是别的什么？我们都不得而知。
在44－？－？这组编号中，44－18－35（A－C）3颗黄、绿、白单色玻璃珠有出土地点和时间，即为1944年从理县出土，44－18－36（A－E）4颗蜻蜓眼玻璃珠和1颗黄色蚀花玻璃珠至今没有直接材料证明其出土地。为了明晰馆藏编号为44－18－36（A－E）这5颗珠子的来源情况，笔者再次对已知的其他几件文物进行研究、排查，试图从中找出它们的关系和相通点。
在江玉祥先生的《古代中国西南丝绸之路》中有如下叙述：“1949年以前在四川西北理番（今理县）地区发现的秦汉石棺中，曾出土一些管状玻璃珠、盘状玻璃珠和卵状玻璃珠，华西大学博物馆的戴谦和博士（Dr．S．Dye）曾把这些玻璃珠进行分析。”［3］具体地说，文中提到的管状、盘状与卵状玻璃珠，在馆内收藏中确有存在，尤其是管状的玻璃珠在古玻璃器物中占有多数，这些管状玻璃珠通体呈绿色，不透明，外观颇似碧玉，馆内收藏编号为c＼系列和44－？－？系列。戴谦和博士仅挑选了这些玻璃珠中的5件进行钡含量检测［4］。在戴谦和博士的分析报告中，列出了这5件玻璃珠的尺寸，其中一件称之为“盘状”的玻璃珠与编号为44－1－94绿色玻璃扁珠尺寸基本吻合。
我们注意到，从20世纪的20年代初，美国人葛维汉先生就对四川和西藏交界的打箭炉（今康定）进行了考察。以此为开端，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的足迹遍布了中国整个大西南，分别对西南地区的羌族、藏族、彝族、苗族地区进行了考察。其中一条重要的考察路线是在北面顺岷江而上考察了今灌县、汶川、茂县、理县。值得一提的是，在1932—1948年期间，他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今四川大学）教授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并担任该大学考古、艺术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在任职期间的1933年7、8月，他到了汶川县和茂州（今茂县）对羌族人进行考察；1941年、1942年又两次对岷江流域的羌族人进行考察，访问了理番（今理县）附近的蒲溪寨的羌民，并调查了当地人的坟墓［5］。继他之后的又一任馆长郑德坤先生（1941—1946年）接续了这项工作。因此可看出，1933—1948年间博物馆主要是在理县、茂县、汶川一线的羌族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考察的内容为当地人民的生活习俗，其中就包括对墓葬的调查。在他们对西南少数民族居住区的考察活动中，岷江流域是走得最多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出3点结论：
①从华西协和古物博物馆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主要考古地点看，在理县、茂县、汶川的羌族少数民族聚居区，说得广泛一些，在四川省的岷江上游一带，古代玻璃多有获取，因此不排除蜻蜓眼玻璃珠出土于此的可能。
②从馆藏编号的时间看，编号为c＼18202和44－18－35的玻璃珠出土于理县，也说明这段时期博物馆在这些地方有考古活动，馆藏编号44－18－36的5件玻璃珠的时间亦在这个范围内。
③从编号排列的数字看，既然44－1－94与44－18－35均为理县出土，那么，44－18－36（A－E）未尝不可以认为就是理县出土。
四、对我馆收藏的“蜻蜓眼”玻璃珠的看法
蜻蜓眼玻璃珠是古代玻璃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是在珠体表面黏嵌多层环状有色玻璃，因其形状似蜻蜓的眼睛而得名。这种玻璃珠在中亚、西亚及北非普遍存在，在我国主要分布在甘肃、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湖北、四川、广东等地，出现于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它是中西方所共有的一种玻璃品种。就目前国内发现的蜻蜓眼玻璃珠来看，尽管都是在一个有眼形纹的大前提下称之为蜻蜓眼玻璃珠，但仔细加以分析，还是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别来。这些差别应该和它的传播途径和演变有关。
在国内为数不算多的蜻蜓眼玻璃珠中，四川省境内也出土了为数很少的蜻蜓眼玻璃珠，笔者把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蜻蜓眼玻璃珠进行比对后发现：四川省境内的“菱形”网纹蜻蜓眼玻璃珠是一种有着独特造型的玻璃珠(1)，为其他地区所少有或没有。从以下两个方面论述。
1．蜻蜓眼玻璃珠的源流问题
为了认识玻璃在先民生活中的重要性，首先得从玉器说起。中国是个重玉的民族，有着深厚的玉文化。用玉、治玉，甚至服食玉在早期人们的生活中屡见不鲜。玉因其有着光洁圆润的外表、美丽的色泽，历来被冠以“石之美者”的称号。在战国、西汉的墓葬中多有出土：用玉器做成的葬衣、死者口中含的玉、手中握的玉，身体上放着的玉……玉代表着先民今生也是他们来世的财富。玻璃同样因其有着晶莹剔透、光圆玉润的外表而被当时的人所珍爱，人们用它来仿造玉器以图达到异曲同工的效果。在出土的玻璃器物中，可以看到仿玉器制作成的玻璃珠、玻璃管、玻璃璧、玻璃剑饰、玻璃杯、玻璃盘等，大到生活器具小到装饰用品一应俱全，其仿造的程度几可乱真。从一个侧面透视出玻璃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因玻璃有着玉器一样的质感，从它在中国内地出现起，就受到人们的推崇而倍感珍贵，在战国秦汉墓葬中虽有发现，但数量较少。蜻蜓眼玻璃珠作为玻璃中一种特殊的器物，在早期的墓葬中出土就更是微乎其微，与其他单色玻璃珠一起被当作奢侈品和权力、财富的象征。四川青川县的郝家坪战国古墓M13中，曾出土两件蜻蜓眼玻璃珠，在同一个墓中出土的还有陶壶、陶鼎、铜鼎、错银铜带钩、木梳、木篦、漆盒、竹器等［6］，从随葬品之多，一些器物的纹饰制作的精美程度看，应该属于贵族墓；云南晋宁石寨山汉代墓M6号内曾发现一粒蜻蜓眼玻璃珠，据考证墓主人为“滇王”［7］；云南省博物馆的同仁在研究了云南省墓葬出土的玻璃珠后，也给出了如下结论：“数量有限，仅仅只出土于王、王臣的大墓中，普及程度不高。这证明战国、西汉时期玻璃器在云南是极为罕见的宝器，仅为王侯贵族所掌握。”［8］
这些事例都足以证明，蜻蜓眼玻璃珠在战国、西汉时期的弥足珍贵。蜻蜓眼这种珠子，它是本土所固有的？还是由外域传入的？这种特殊的眼形图案来自何处？
笔者注意到，有一种称为“蚀花石珠”的珠子，其图案对蜻蜓眼玻璃珠影响甚大。参考一种名为“肉红色蚀花石珠”的源流及加工，可以看到，这种蚀花石珠工艺最早出现在印度河流域，珠子上普遍蚀有眼圈纹图案（图1），这种图案被当地人认为具有驱除恶魔的神力［9］。根据珠子研究者贝克的研究，蚀花石珠的早期形态为交叉直线间填以圆圈纹，这一时期约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700年（也有学者认为是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1800年），并且在早期大量向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输出［10］。又据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最早的玻璃始于公元前2500年，就是出现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11］。因此，在两河流域或印度河流域出现早期的蜻蜓眼玻璃珠应该不是难事。
图1 蚀花石珠图案
从国内玻璃出土的情况看，中国的铅钡玻璃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蜻蜓眼玻璃珠出现时间在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据检测结果表明，此时已有含铅钡成分的蜻蜓眼玻璃珠。但同期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中也有不含铅钡成分的，比如河北固始侯古堆春秋末年墓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和郑州二里岗战国墓出土的陶胎蜻蜓眼玻璃珠，它们就不含铅钡，而钠的含量较高。钠钙玻璃系统在学术界被确定为西方玻璃系列，因此含“钠”成分的玻璃就不是本土当时所有。于是，有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的蜻蜓眼玻璃珠是一种“有着外来样式的中国古代玻璃珠”［12］。
上面的材料说明，中国无论是玻璃出现的时间，或是蜻蜓眼纹图案出现的时间，都比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晚，那么传入就成为可能。
论及传入得最早、最便捷的通道当为西南丝绸之路。我们知道在西汉时期，西南、西北及海上丝绸之路业已开通或间接开通，而民间先于官方已有往来，蜀地的“蜀布”、“邛竹杖”在身毒（今印度）和大夏（今阿富汗）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3］。交流至此，作为西南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繁荣地区，玻璃珠的传入也是必然的。
总结上述的各个方面，可以作如下推测：蜻蜓眼玻璃珠是一种有着特殊式样的器物，其形式受蚀花石珠的影响。这种蚀花石珠在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早期普遍存在着，并被认为具有某种神力而被广泛流传，能工巧匠将此种图案施之于玻璃上以替代蚀花石珠。通过中西方的交流，这种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从而形成了中国自制的铅钡蜻蜓眼玻璃珠。同时由于它们与玉器一样有着美丽的外表，而与玉器等量齐观。在战国、西汉时期，玻璃的产量小于天然石——玉器，蜻蜓眼玻璃珠就愈见稀少，于是理所当然成为战国、西汉时期的珍贵物品，被王公、贵族掌控，成为权力与财富的象征，与随葬玉器一样地出现在他们的墓葬中，而不被广大百姓拥有，因此现在所看到的出土量稀少。
2．四川地区的“菱形”网纹蜻蜓眼玻璃为四川地区所特有
从蜻蜓眼玻璃珠在国内的出土情况看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为有“菱形”网纹蜻蜓眼玻璃珠；一种仅为蜻蜓眼，眼外无“菱形”网纹连接。再进一步区分，有“菱形”网纹的又有双线条和单线条之分，有线条间隔的一般眼珠分布很规整。另一种仅见眼珠的又可分为稀疏型和密布型、整齐型和散乱型、眼珠等大型和大眼夹小眼型。若就眼圈圈数来分，又可有多至五六层和少到一层之分。
笔者在对蜻蜓眼玻璃珠进行详细分类的同时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四川省境内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和其他地区出土的不同或仅相似。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下面将罗列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资料以便进一步阐述观点(2)。
①1978年3月，在重庆南岸区马鞍山西汉墓出土2件蜻蜓眼玻璃珠（原文称为蚀花琉璃珠）（图2）。
图2 重庆南岸区马鞍山墓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西汉）
②1978年4月，在重庆南岸区上新街电信局西汉墓出土3件蜻蜓眼玻璃珠。(www.xing528.com)
③1979年2月至1980年7月，在四川青川县郝家坪战国墓M13出土2件蜻蜓眼玻璃珠（图3）。
图3 四川青川县郝家坪墓M13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展开图（战国）
④1944年，在四川理县石板墓出土战国、西汉蜻蜓眼玻璃珠3件。
⑤在广东肇庆市松山战国M1墓出土蜻蜓眼玻璃珠。
⑥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曾乙侯墓出土的战国蜻蜓眼玻璃珠（图4，图版35）。
图4 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曾乙侯墓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战国）
⑦1951年，在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战国蜻蜓眼玻璃珠（图5，图版36）。
图5 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战国）
⑧1978年，在山东曲阜县鲁国故城出土战国蜻蜓眼玻璃珠（图6，图版37）。
图6 山东曲阜县鲁国故城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战国）
在上述1～4、8条中，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玻璃珠上都有用小白圆点组成的“菱形”网纹把眼珠间隔开来，有的在“菱形”交汇点上还装饰了一个小眼珠，有的仅是线条交叉。而在重庆马鞍山汉墓中的一件形制粗糙的“蜻蜓眼”与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的两件形制简单者完全相同：珠为黑地，一粒表面无光泽，一粒有微弱光泽，孔两端微平，有小白圆点，呈“菱形”分双排或单排把眼珠间隔开。而另一粒做工较精细，深蓝色地，表面有光泽，有双排小白圆点，呈“菱形”网纹间隔大眼珠，它与四川大学博物馆所藏的一粒基本相同，只是四川大学博物馆那粒眼珠的环数相对较少罢了。与此相同的还有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的两粒、重庆南岸区汉墓的一粒。从外观上看，青川、重庆马鞍山、重庆南岸区的蜻蜓眼玻璃形制更为接近。在重庆南岸区汉墓的发掘报告中还提到“1954年巴县冬笋坝出土的战国船棺中曾发现过两粒琉璃珠，径1cm，球面为眼形纹，与二号墓出土的近似”［14］。因笔者未见器物，不知道这两粒珠子均为做工粗糙者，还是做工粗糙、精细各一粒，但可以确定形制是相似的。
在考证蜻蜓眼珠形体、质地的同时，笔者对出土的地区也加以了注意。理县、茂县、汶川三县毗邻，位于四川省的西北部，青川县也在四川境内，地处四川、甘肃、陕西三省的交界点上，它们都是羌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重庆、巴县仍然包括在四川省版图中，巴文化在这里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蜀王本记》中记载：“蜀之先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后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坠止朱提……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作为蜀人始祖的蚕丛、柏濩、鱼凫原居岷江上游（鱼凫居成都平原的西北边的“湔山”，就是今天的茂汶一带），杜宇为滇北昭通的一支。他们在成都平原定居后，与当地土著人融合，共同建造了古蜀文化。因此古蜀文化的范围当为“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分北与秦，西奄岷幡。”（《华阳国志·蜀志》）作为巴蜀文明的另一组成部分——巴文化，起源于鄂西的清江流域，并沿长江上游发展，到达嘉陵江、汉中等地区。从考古发掘情况看，两个文明都有许多相同或相似处，它们同时辉煌于长江的上中游，共同谱写着巴蜀文明的历史篇章。若以巴蜀文明的中心——成都平原向四周辐射，理县（包括茂县、汶川）、青川县、重庆三地的位置处在西、北、东三方，正好形成一个三角形，分别有岷江、嘉陵江、长江相贯通，真可谓泽被巴蜀文明的光辉。
作为古代文明进程标志之一的青铜器，在商周时期已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青铜器的出现，催化了玻璃的诞生。具体地讲：青铜是红铜、锡、铅等金属的合金。铅矿在中国主要是方铅矿，这种矿藏常与石英共生，石英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SiO2），它是生产玻璃的主要原料。从春秋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铁器说明，我国在那时已掌握熔化生铁的1 350℃的高温技术。青铜的冶炼温度在1 080℃左右，而冶炼温度只要达到1 200～1 300℃就可以制造玻璃。因此在冶炼青铜的过程中，矿渣中出现的拉成丝或结成块状的硅化合物就是最初的铅钡玻璃。
从上面两点可以看出，有着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的西南，生产铅钡玻璃当不是难事。那么，西南地区是否具备生产玻璃的条件呢？1984年阿坝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理县文化馆对四川省理县佳山秦汉时期的石棺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从墓葬中出土了一些玻璃珠（他们称为烧料珠），在发掘清理报告的结语部分曾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选择了IM1所出的几粒蓝色和米黄色烧料珠，经X射线能谱测定，米黄色烧料珠含硫13．7%、钙8．67%、锰7．12%、铁12．67%、镍6．38%、铜6．9%、镉4．86%、铅11．41%、钡21．48%；蓝色烧料珠含硫11．06%、钙10．27%、铁13．26%、镍8．29%、铜15．37%、铅18．37%、钡20．45%，皆属于铅钡型玻璃珠，与我国中原及南方其他地区所出玻璃珠、烧料珠等皆含大量二氧化硅、氧化铝，不含铜或仅有微量的铜相比，佳山出土的烧料珠不含二氧化硅、氧化铝而含铜量高，这种现象当与佳山及四周方圆百余里无瓷土而土质中大量含铜（黄土）有关，也就是说，佳山出土的烧料珠应系当地石棺葬居民生产。”［15］。此结论的出现绝非偶然，是为历史发展进程所必然。因为在说明这些玻璃珠成分含量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相吻合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西南地区已经具备了制造玻璃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
又据史料记载，汉武帝试图打通去西方的通道，张骞奉命派密使分别出“駹、冉、徒、邛、僰”分4路探询通印度的道路。据考证，駹，为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理县；冉，为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茂汶县；徒，为今四川省雅安地区的天全县；邛，为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西昌县；僰，为今四川省宜宾地区的宜宾县［16］。而开通后的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为成都。在官道未通之前已有蜀地的商人行走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上，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看见的蜀地丝绸和竹杖已经说明了问题。在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中提到：“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这里的“滇越”说的就是印度，“蜀贾奸出物者”是指民间的商人。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曾指出：“张骞事实上已清楚地知道，在四川和印度之间，通过云南和缅甸或阿萨密有一条商路。”“从汉代初期起便有迹象表明，除了布匹和竹杖之外，别的货物也曾通过云南和阿萨密的森林山区”［17］。1986年，四川省考古队在成都以北的广汉三星堆对公元前11世纪、前12世纪的蜀国祭祀坑进行了发掘，发现有来自印度和缅甸的象牙、齿贝［18］。
文章前面曾提到，珠子研究者贝克对印度河流域的蚀花石珠进行研究后指出，早期蚀花的形态为交叉直线间填以圆圈纹。而这种有着眼睛图案的珠子被认为是具有驱除恶魔的神力。在西藏至今还有一种被称为“dZi”的黑白两色珠子仍极为流行，这种珠子在外形上多为两头截平的椭圆形，其纹饰有虎皮纹、马齿纹、曲线复合圆圈（眼形）纹等，其中多达9个眼的“dZi”被认为是最珍贵的，并被赋予神的力量。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中也提到，格萨尔王打败大食后掠夺的珠宝中就有这种珠子。这个事实的本身说明眼纹玻璃珠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魔力。
把以上资料串联起来，笔者只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西南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同西方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交通干线，在我们让西方知道“蜀地丝绸”的同时也从印度、缅甸等外域国家输入了不仅仅是象牙、齿贝这一类的东西，也输入了包括玻璃在内的许多外域物品。当第一粒蜻蜓眼珠饰从这条丝绸之路流入时，它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件饰物，同时也流入了它神的魔力，并被我们的先民接纳。现今出土的文物及文献资料表明，在西南丝路的枢纽和繁华地区，已有许多外域商人、手工技能者在此行商卖艺，他们中理应有玻璃工匠的存在。在当时我们也具备了生产玻璃的物资和技术条件。因此，由外域的玻璃匠在西南地区以当地的原料进行生产就不是没有可能。事实上从西南地区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的造型看也不应该排除这种存在的可能性。如果把理县佳山的玻璃珠作为佐证，我们再进一步缩小范围，理县、青川郝家坪、重庆南岸区、巴县冬笋坝出土之蜻蜓眼玻璃珠以其造型特殊，为它地所无或少有，并且，在蜻蜓眼玻璃珠出土数量极其有限的我国，四地相隔之近，出土数量相对之多，笔者据此认为，这些具有独特造型的玻璃就产自西南地区的某个地方，它应该是在西南丝绸之路经济交流比较繁华的地区，并且不排除就是笔者文中提到的其中一个或几个地方。
至于其他地区有与此类似者，比如河南陕县秦汉墓广东先烈路黄花岗西汉前期墓、湖南怀化辰溪米家滩战国晚期墓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有没有可能为流传过去或者照此仿造，还须进一步讨论。
上述在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曾乙侯墓出土的战国蜻蜓眼玻璃珠、在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战国蜻蜓眼玻璃珠，在纹饰与在四川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有区别：在感官上似乎眼珠繁密，眼圈有大有小，或圆或扁很不统一，好像漫不经心随手而为之，有圈圆正者，又密密的布满整个珠体。而在广东肇庆市松山战国墓M1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在山东曲阜县鲁国故城出土的战国蜻蜓眼玻璃珠，珠体圆润，眼圈重环层数较多，且向一边拉伸，立体感强烈，颇具艺术效果，与在四川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更是有本质的差别。其中山东曲阜县鲁国故城出土的战国蜻蜓眼玻璃珠中的一件，珠体圆正，表面光洁，饰花眼圈大小相同，眼珠由内向外作扩散形拉伸，每只眼珠的拉伸方向一致，使眼珠极富立体感，就像蜻蜓突起的眼球。眼珠间夹以黄色的线条，线条柔和交汇，从珠体的一面看好似一条造型优美的鱼儿，这件作品在战国时期出现，不仅具有考古价值，同时也具有艺术审美价值，当为蜻蜓眼玻璃珠的精美者。而另一件在大眼内整齐排列7个小眼，组成一朵梅花图案，就更显出它的独特性，这些都为西南地区所没有。
对上述在湖北、河南、山东出土的条蜻蜓眼玻璃珠进行排他分析，也是想加强笔者上述观点的可存性，探询在中国西南地区是否就是存在着一个独立的玻璃制造体系。
五、结 语
早在笔者动笔写上一篇有关馆藏古玻璃时，就发现四川地区的蜻蜓眼玻璃珠有着很独特的形式，于是试图找出这些独特性，但苦于资料的匮乏，没法深入下去，而使一些问题的讨论始终停留在原地。在我提笔写下这篇文章后，仍感所引资料挂一漏万，有些论点的说服力似乎还有所欠缺，令自己不能满意。但问题一经提出，不管对错它终究是我的看法，希望能抛砖引玉，以此得到同行更有力论点的支持。文章中多处引用同行们的研究成果和兄弟单位的图片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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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江玉祥．古代中国西南丝绸之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四川大学，1995，58
［17］〔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总论”．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75，第2分册，376、456～457
［18］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简报．文物，1988，（10）：1～15．以及：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简报．文物，1990，（5）：1～20
【注释】
(1)之所以没有提西南地区，仅称为四川境内，是因为在云南尚无该种古玻璃珠出土，但就其处于西南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来说，应该有所体现才对，笔者在此存疑。
(2)未列出图片，但可参阅：干福熹．中国南方古玻璃研究——2002年南宁中国南方古玻璃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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